华莱士·史蒂文斯：来自火山的明信片
李景冰 译
孩子们拾起我们的骨头
绝不会知道这些骨头
曾灵动如山坡上的狐狸；
并且秋天，当葡萄以其气味
使锋利的空气更锋利时，这些
曾具有一个生命，呼吸着霜；
极少想到伴随我们的骨头
我们留下了很多，留下了
许多事物仍是的样子，我们眼见的
我们触摸的。春天的云
吹过关闭的宅邸，远离
我们的门，大风的天空
叫喊一种有文化的绝望。
我们长期了然宅邸的外观，
我们关于它的谈说
变成它所是的一部分……还在编织
蓓蕾光环的孩子们，
会说着我们的话并全然不知，
会说那个宅邸像什么
如同生活在那里的他
留下一个灵魂骚动于空墙，
一个脏房子在一个被毁的世界，
一个憔悴成白色的影子碎片，
被豪华太阳的金色涂抹。
“来自”哪里？这是一个终极问题的日常化/平易化打探。未来的孩子们来自哪里，他们的蓓蕾光环又怎么而来？对于深思的诗人来说，诗来自何方确属一个根本问题。明信片既是公之于众的风景与寄语的平面化展示（及异地移交），又是以一凡常之物由表入里的情景推演。一张普通的、印有火山景观的明信片在某处搁置，被诗人寻获到其上的通灵信息，从而展开时空腾挪，虚拟出这样一张明信片也有可能由诗人这边寄出，寄给未来的孩子们。诗人赋予一张即时可见的明信片某种诗意的头绪，并迅速构想出今日之诗正是寄向未来孩子们的明信片，也可说，诗说白了就是一封公开信，短小精悍，出手不凡，来自“火山”。
诗以标题的形式告知读者，明信片既是诗的头绪、触媒、载体，也是诗本身，不妨设想一首诗就是一张明信片，对明信片想入非非到何种地步，对诗的理解也可抵达同等境况。什么“来自”应许之地呢？仅仅是“明信片”吗？看起来，明信片似是而非地扮演一个主语，却很可能只是一个替身。我们不禁设想这个主语被匿名化了，没有给出，而这个作法也是诗人的惯技，这是他给诗取标题的一个诀窍。他的确是一位标题大师。有一些必要的信息从某地而来，比如早期居民的情感、观念、骨气，但这种奔赴而至的事物又得借助诗的翅膀来承载、托运，于是，它们的来到既是一个本地居民感到陌异的现象，又是一个附带遗嘱性质的礼物。
简言之，它们经过了死亡的折腾、考验，从那里死里逃生似的赶到这里，或者说，它们只在它们的时代生老病死，不需要赶赴某地参加一个精神庙会，当它们的主体消亡时，主体不再是肉身而只是骨头，它们便透过骷髅的形象向后人传递消息。通常，后人认为这些是早期居民的生活痕迹，也极有可能被他们认为不值一提，他们简陋地判定这些骨头无关于灵气与馈赠，纯粹是死的标记。他们不认为这是来自死神的礼物，也不去揣摩骨头与舍利的关系到底如何。
明信片需要一个收信人地址，而这个收信人明显迟于寄信人对这张明信片写下什么而出现。一个收信人收到并看到这张明信片的样子是可以想象的，他将如何审视明信片上的讯息？或许，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合力检视来自火山的信息，于是，就有一种拾起骨头的场景被构想出来，以完成寄-收或授-受关系的交替转换。而拾起骨头的人会是谁呢？可想而知，他们刚好就是收信人，不过，他们不仅仅是明信片的观赏者，还有可能成为明信片的内容之一，也即明信片上同样可以容纳几个孩子拾贝的姿态。这张明信片既可以缩放于一座凝固的火山复制品/影像上，又具有不断吸纳接触到这首诗的所有读者视觉想象的能耐，最直接的感受是，在这首诗中出现的情况/境况都可以被一张已不可见的明信片所包容。孩子们正是骨头的收件人，他们将面对这一历史遗产，现在，诗假装来设计那收到包裹时孩子们的表情：确实，未来的孩子们将经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包裹/快递，这是他们的命运，作为后来者、购物者的必然举措。但诗人避开了具体而言的作法，并没有指明这些孩子的特征，他们出现在诗的第一行，只是“我们的骨头”孤注一掷于苍茫时空之中，总得有一些人得到它们、展览它们，这些人统称为在阅历上比“我们”更为逊色的孩子们。他们“绝不会知道”“我们”已然知道的一些事，可又不得不把意义纷呈的包裹寄给他们。他们不算是被挑选出来的收件人，应该是唯一的得主。
“我们的骨头”必将迎来命中注定的一个时刻：被活人拾到。“我们的X”就这样顺溜地以“我们的骨头”为传声筒，被拾入诗的开端，由被动等待神奇之手的光临转至骨头的意义锦盒的开放，那在以优美风景为展示对象的明信片上，骨头寡有机会，在那个二维信息传递空间，骨头利索地生发出铮铮之音，并引诱拾遗人遐思骨头的前世。于是，“我们的骨头”这种表达方式省时省力地把拾起这个行为幸运化为礼盒的出现：骨头终于等到了适中之人，就好像魔鬼藏身其内的漂流瓶塞子被好奇的孩子打开，这个孩子将得到实现三个心愿的承诺。
“我们的骨头”有一点倚老卖老的架子，但还算得上“我们的X”的最佳举例，确实“X”承担了一项义务，它要引导孩子们追溯“我们”这一主体，而“我们的”只是深不可测的意义锦盒呈现的第一个礼物。不过，孩子们拾起“我们的”，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拥有，也不表示他们与“我们”之间从此就有了一个完美的中介，于是，他们就能越过“我们的X”而体贴“我们”。“我们”的真相分散在“我们的X”之中，希望他们有信心去弄懂“我们的真相”。“我们”可以在任一“我们的”之中伸出援手。而“骨头”就是见面礼，很显然，在无名之地，拾到先人的骨头总比拾到一件烂衣裳或一只手表、一块芯片更具有交流的紧迫意趣。确实，与人用过的身外之物相比，“我们的骨头”是为数不多能切实保存“我们”身世之谜的载体，也即，“我们的骨头”就是“我们”，那被孩子们拾起的正是“我们”而不仅是“我们的X”。这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我们”总算重见天日，等来了“我们的后人”。
“我们的骨头”并不是死亡的唯一对等物，孩子们确有可能拾起一只海螺或一块芯片，这种可能之物被意识到，就可以平抑“我们的骨头”那无所不能的意义旋风。孩子们拾起动作之后会继续发生什么举动？他们如何消除这一基本行为的偶然性副作用？诗接下来如何慎重地应对拾起之后的一连串情感反应？拾起，这一举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一个新-老、生-死二元关系苏醒的新契机：孩子们通过这必然而至（却貌似偶遇）的拾起活动会得到什么教益呢？此举能否增强他们生命的意趣？诗将发展出孩子们的智识面貌，还是仅仅以孩子们的出手相助为一个谈论非关他们利益的开端？“孩子们”作为诗的第一个主语，随后却未得到足够多的演出机会，只是“我们的骨头”在时间机器运行之中触碰到了年轻的手指，以此增强骨头趁机发言的合理性。也即，经由孩子们的捡拾，“我们的骨头”焕然一新，非其所示，趋于更高明的一个感觉范畴，并自忖生命的体验更为壮实。这些骨头的属性、外形、数量并未详加说明，但它们从两个方面同时展示所寄寓的意义何等壮丽：一方面是它们的过去，汩汩而来，意义应有尽有，取之不竭，另一方面，它们吁求理解上的新意，强调自身作为世纪性人文礼物的品质。
骨头作为一个可见之物、一个实情，并不等同于虚无、空，这是扳回局面的老本，的确，“我们”注视到了“我们的骨头”的存在，并耐心审视“我们的心灵”如何等待时机，直到一个异己力量出现，从尘土中轻轻一抠，“我们”就复活了。此时，骨头会争气于“我们的”沧海桑田，并力陈我们不死的心灵与眼睛是旷野之中伟岸的风景。孩子们的出现只是一个“我们的骨头”必将重现的附庸现象，他们把骨头从尘土中抠出来，并不费力气，诗人在此断言他们已极难窥伺“我们”的全部真相/真容，但这仅仅是一个经验判断，在他们看来，这一把老骨头估计也“绝不会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这里的情感逻辑在于“我们知道他们绝不会知道”，这里有绝望，也有虽死犹荣的小小期待。把话说死，虽增强了情绪天平“我们”一方的感觉分量，但同时，理智的“我们”也应估量到孩子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预期的多，简言之，“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呢？
骨头非其所示，而是造成了观感上的色变，“我们”想当然认为这些骨头曾经灵动无比，并要求诗人运用狐狸做一类比。这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对自我形象的一个定义，一次描摹，但这个形象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后人不一定恰巧在这个比喻上与“我们”相逢；但比喻的机制，他们仍然会使用，这一点并不会失传，所以说，另一个比喻的萌生并不会逊色于这只灵动的狐狸。“灵动”确实构成了一次反诉，骨头静默无语，也是一张静物般的明信片，在动-静辩证法之间，“我们”对后人的期许不必过于悲观，不过，悲观的语调却又有润饰文法的功效。明知对方不知道“我们”的由来、背景之时，恰恰是我方尽情诉说之际。
“我们”并非纯然的受害者被遗弃在历史暗角，仍有可能被后代检视/捡拾，总有后来者能从“我们的骨头”这一硬核、灵魂的残迹搜索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就像嬉戏的顽童在沙滩上捡起一只只海螺。然而，“我们的骨头”不一定就是一封由此及彼的信函，也不是一个防摔的包裹，它们作为一个遗迹就滞留在俯拾即是之处，说不定还被一堆火山灰掩埋着呢。所以，诗的第一行要看你怎么看待孩子们的形象、处境和心智。“我们的骨头”这个说法更倾向于一次婉转的说明，并不真的随信寄来的就是骷髅的残片，作为被孩子们拾起之物，这的确含蓄地说到了一个机遇问题，但又不全然是毛骨悚然地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我们的骨头”是一个有效去除腐朽气味而致力于历史经验交接的皎洁说辞，比如它可以代指“我们的诗”，骨头被象征化为诗，或者概括为“我们的X”。同样，来自火山的X，其中就包括诗。作为诗的一个渊源，火山是一道远景，带有摧枯拉朽的破坏力、毁灭一切的强力，看上去沉静美好，一旦爆发，就势不可当。而在火山的强力作用下，“我们”这些过来人只会剩下一把老骨头，后人在捡拾这些骨头的同时，顺便把关于我们的一切，也即“我们的X”，统统捡起来了。
他们来到火山之时，火山也已经死了，成了死火山，唯有如此，他们才有机会拨开沉积的灰土看到人迹。换言之，仅仅身临火山之境还不足以了解火山的底蕴，除非结合被火山毁灭的早期人类活动，才能准确认知火山又相当于一个怎样的机遇。在火山作为历史/情感线索的发挥下，与之保持精神联系的因素除了骨头之外，还有山坡上的狐狸、秋天、葡萄。诗人是否考虑过用尽可能少的因素/意象，来完成意念大厦的建设？或许，他容忍闯入眼帘的事物眼疾手快地变成诗国的边疆，这方面他太有经验了，善于把灵动的狐狸或葡萄的气味按照他的本意摁进诗句之中，为诗所需要的时局提供驿道，确切的说法是，历史/情感线索存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它乐见自身兑现为边界或驿道。毕竟，诗的开端来自一个“拾起”的动作，而这个动作作为诗绪并不是天生的、不可替换的，诗人既要考虑到之后的连锁反应（并利用良性的连锁反应来强化那一开端的适宜性），也要兼顾之前的推动事件出现、抵达某一关键时刻的种种机缘，于是，他就在“拾起”这一动作所规划的风景线左右蹀躞，忽左忽右，忽起忽伏，既评估“拾起”担当的重任能否算得上历时性任务，又要检视与“拾起”匹配的举措如何改造着诗的嗓音。
一旦“拾起”这个动作被轻松化为偶然之举、轻易之举，它所串起的两辈人之间的精神纽带就会迅速变成一个打不开的死结，仅仅是“拾起”还不够，这只是接洽的开始，一个因缘，更为关键的重音在于借助拾起这一举措而形象大变的孩子们接下来到底“知道”多少，在诗句中则体现为“绝不会知道”这个理应重读的谓词。这个带有决然否定意味的词的确欲拒还迎地诠释着“拾起”这个前置谓词的无效。幸好，诗所设计的补语是孩子们绝不会知道“狐狸”的存在，而非关于“我们”的一切。这是很关键的修饰/补救。其中包含着“我们”对孩子们的知情权的“知道”，并通过否定他们某个方面的不知情，而对其他方面产生好奇心寄予厚望。这是一个欲拒还迎的礼仪。
“秋天”，理应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为孩子们拾起某物的那个图像造就了一个更添可信度的时间背景（孩子们总得在某个恰当的时节拾起一个对象，换言之，时间的到来及咏叹是必要的后手），但从创作的立场看，秋天带入诗中的气味也有随意性，或可说，秋天的气味刚好符合诗所需的一个时节特色（诗人想象孩子们拾遗的场面正是如此这般天造地设的一个世界），诗人随手拈来，说不定一张明信片搁置的桌子上正同时并列一碗葡萄呢！秋天不正是字词运思的当下时间背景吗？如果说，“我们的骨头”被拾起之际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但孩子们理解“秋天”这个对象就更为容易了，“秋天”确有一份亲昵，唤起孩子们普遍的感情，并且，也便于基于一个时间轮换交替的原理去理解骨头之中流露的生死轮回。不仅如此，秋天里的“葡萄”进一步搅动着孩子们的神经。拾起骨头与拾起一串葡萄的相似性正有意无意间酝酿着诗节跨行转换所需的芬芳呢！
但秋天也好，葡萄也罢，只是“当……时”这个条件从句的夹带之物，看起来都是为了弥补一下气氛中所缺乏的某种“气味”，确实，诗人试图引导读者留意到将鼻比鼻地嗅到孩子们拾起骨头时所嗅到的气味。气味的掺杂而入直观上跟骨头带来的腐朽与哆嗦有关，但这种掺杂的做法借助于类比效果而促成了历史经验的显灵，也即，气味既可以是诗人写作之际所撞见的大使，也可以是一种普适的处理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作法，够得上一个写作上、审美上的经验，即便是没有葡萄气味的介入，空气中也会有其他的天使带来必要的嗅觉反应。秋天、葡萄的气味、锋利的空气携手修饰、完善着孩子们拾起骨头时诸多条件未明的匮乏，这些条件所谓与生俱来的因素在引入诗的后续步骤时，既是忠实复原于诗人最初所见的万物一体之局面，也是暗合诗之推波助澜的基本功。孩子们拾起骨头这个实践，被诗人意识到此举构成了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必然发生在一个得体的时间概念之中，也即，孩子们拾起骨头是一个“当……时”的条件从句的缩写，但同时，它作为一个事件，不会孤单发生，在它苏醒的一刻，太多事情也在同步发生，这为另外的“当……时”的条件从句留下了刺激源。时间因素确实在字里行间呈现足够大的威力，足以看出诗人谨小慎微地在时间的牙缝中如何搜寻到语言的微利。
他的确被一个最初点明的事件所吸引，同时，又不得不寻思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可能性，并为此操持出事物曾有的众多面目。“曾”灵动如什么、“曾”具有一个生命，皆在强调事物的既得利益，强调往前追溯的做法合乎伦理，读者不禁察觉到，由于诗人多次受邀于拾起之前的时间，他压抑住了“孩子们”作为一个主体的感受的迸发，反客为主于“我们的骨头”向“我们的X”直至“我们”的回溯。孩子们客客气气地看着打开了的魔瓶飘逸出阵阵青烟。他们被迫去理解诸如“霜”加之于“我们”的价值。
假设这里存在着两张明信片，一张是凡常之物，也许在这张纸片上印有葡萄（于是葡萄也有实物、观念之物的二分法），另一张是意念中的明信片，可堪与诗媲美的纸张之容器，可以带来葡萄的气味，而这个选择不一定是唯一的、精确的，更可能是诗人擅长于扔来一串葡萄的气味，在“秋天”这个时节上，在“锋利”这个拟态形象上。“葡萄”的出现看作是偶然为之时，表明诗人掌握了引入什么的主导权，也预示着“葡萄”的可替代性、非唯一性有可能动摇诗在那个节骨眼上所要求的精确性，而看作是必要举措时，表明诗人所认定的气氛中“葡萄”是唯一可行的或最先跃入眼帘的催情之物，它的来到不是一个生搬硬造的结果，而是诗人只能如此的遵照执行。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我们的骨头”作为一种残留之物、一个遗迹，所带来的不只是孩子们拾起之际所见的图景，毕竟关于它们的过去也是一并浓缩于此的，需要一个方法打开。一个已打开的事件是孩子们的出现与捡拾，这个有待交待的时间一发而不可收拾，也有诸多可以把玩的造化空间，一个将打开的事件在于过去的“我们”凭什么载誉归来。我们如何衡量知与无知的得失，知多知少的利弊？我们出现在孩子们活蹦乱跳的现实时空之中，为这个新鲜的时空注入什么样的历史经验才不辜负我们的青春？一个已打开的事件、一个将打开/回溯的事件一并出现在孩子们新生的时间之中。我们利用孩子们茫然无知的状况来陈述我们的由来之丰茂，这样做，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为何要步入一个无知者的时刻之中来总结我们的价值所系呢？是不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希望，希望孩子们有所改变，从无知走向少知，最终深知我们的骨气？
在“绝不会知道”与“极少想到”之间出现的这个小节（即第二节），小节中的葡萄到底带给诗的运行怎样的便利？秋天-葡萄-霜的组合给拾起这个动作带来了更多有助于诠释它的信息吗？如果说孩子们对这些骨头昔日的“灵动”缺乏了解，那么，对它们曾具有的生命信息并非一无所知，这些骨头其实就影射出它们曾有过自己的生涯，只是这段生涯被埋没了，如今成为一个残留之物。看起来，诗人强调这些骨头对应着的昔日生命之有，是在要求一个与此生的平等相待的权利，同时也在培养一个有助于稳定三行一节节奏感的内在机制。强调骨头的过去所支撑过的生命，就把骨头带给孩子们的负担巧妙卸除了：孩子们不会紧张兮兮于拾起，又匆匆忙忙于抛弃，他们认为在无知的自我世界边缘这些骨头正唤来生命的无辜气流。骨头并不是可怕之物，反而是历史经验的载体，应不难与他人一起达成一个共识：这儿曾具有生命气象。
但是，骨头算不上昔日生命迹象的最好见证，骨头缺乏生命轮回的能力，而“秋天”和“葡萄”具有，二者皆可在后生中再次演绎生命的迹象/气象。不妨说，秋天及其养育的葡萄是骨头所对应的人之生命活力的最好见证。应该说仅仅从骨头上寻觅生命痕迹并复原昔日的活力，是不够的，也不足以产生吸引力，而“秋天”和“葡萄”就不一样，它们具有生命轮回的本事，尽管今日之秋、之葡萄不同以往，但人们不会在意其中的差别而更看重其恒定性。更何况，这是被人用来比拟时间流转的两个道具，物是人非的初衷达成之后，所有人都认可葡萄的气味恒定不变，所以，当有人指出昔日也有生命嗅到过葡萄的气味时，昔日生命的可信性就得以增强，这得益于葡萄藤蔓的牵扯。今日活着的孩子们本来也是昔日生命的轮回、转生，但这不是讲给葡萄听的人类繁衍故事，在此，恰恰要谈论的就是两代人的心灵差别，就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就是谈论前人如何被后人得到理解的可能性，就是一种关于谈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困难。
“我们”这些先人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担心一把骨头在关乎人的意义上的索然无趣、关乎遗产的锐减，还是不做反思就会使得先人的意愿荡然无存，只剩下一把骨头而不及其他了。实际上在揣测孩子们拾起骨头之际的茫然无措、全然无助时，“我们”也觅得了一个反思自己身后到底能留给后人什么的机会。“我们”凭什么信誓旦旦地说除了这把骨头还有更多的遗产托付给了后人？接下来，“我们”就得小心翼翼地证明“我们”留下来的不只是骨头，“我们的骨头”只是“我们的X”的代名词。而且，看起来等不及孩子们练就一副好眼力，凭借他们自身的能力来接纳骨头抛来的沉重信息。“我们”直接说给他们听，为他们的无知划出一条边界。于是，“我们的骨头”只是一个起点，一种伴随物，与之同时来到的事物不胜枚举。如果不说给孩子们听，就很可能遗失在可见之物以外而不可获知了。所以，“我们留下了X”这个清单的列举尤显迫切。
似乎要求孩子们想象“呼吸着霜”的早期生命是一个苛刻的命题，与其等他们认知到这一地步，不如直接道破其中的细节给他们听。实际上骨头是无语的，到骨头这一步，语言活力的变现已显得较为困难。可见，来自“我们”的寄语应该是火山爆发前夕的急件快递，“我们”不妨想象灾后重建自我形象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设计了一场不可抗力的来到，但不去描述这强力的发生过程以及造成的毁灭状况，只是想象一个宁静的人力重现的时刻，这个后发时刻的出现，将承接“我们”事前快递心声的心灵传奇。依然要谈论的是当下“我们”健在的时刻，只不过假设一个灾后重现的场面，在那里，“我们”接着描摹自身处境。借助一个外力——其实即使没有一场灾难，也不可避免于死亡——当事人似乎更方便看清自身的困境。这种预期中的看清，这份期许，正是当事人自认为可以留下来的人生财富之一。
诗并非以“我们留下了X”作为开篇，而是以“我们的X”入手。骨头是“我们”身体上的一部分东西，是肉体所能留给未来岁月的最后残留物；这是一个标记/签名，这也是最初的见面礼，款待最先闯入骨头所应对的贤者时刻的孩子们。但很明显，在他们有心历数“我们”的遗产之际，“我们”不希望他们仅仅驻足于骨头的张望之中，不只是打探一番这些骨头所对应的生命迹象，“我们”索要的好奇心更多。骨头只是一个伴随之物。时光之鼓亟待他们用骨头敲响。“我们”期望后人所发掘到的信息是经历过死里逃生这一劫难的真知灼见。于是，诗人受到了列出遗产清单的诱惑，但他很难做出可信的编排。与其忐忑不安地列举“我们留下了X”中的X子项目，不如侧重于“留下”这个谓词的较劲。除了留下骨头，“我们”还留下了什么？这本来是个不值一提的问题，但诗人偏偏较真于生命陨殁之后还有什么留存在人间这个根本性问题。
孩子们正仔细谛听我们的解答。这也关乎到他们日后留下什么东西的留法。他们不是在看我们的笑话，而是在看我们怎么消化倥偬人生的梗概。我们做得怎么样，其实也事关他们身后利益，至少他们可以在某些方面效法我们的做法。但我们如今迫切于我们的身世之谜的厘清，已顾不上追问我们的先人曾留下什么解题法宝。我们，在这里，被当成了火山的最早原住民，问题生发于我们这一代（而非讨教于我们的祖辈，更何况，骨头从一开始假定为出现在孩子们身边，已免除我们曾为人子的待遇）。正因为我们属于/是缔造者，才始终抱有留下点什么给后人的心愿，这种留下某物的心愿并不来自我们的先人对我们时代的亏欠，而是一种天真的视觉之苏醒：在经验上，骨头是可以留下来的，但血肉不可留，于是，在情感上，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还有多留下点什么的希望。至少留下“信”。
这里当然面临一个自证的进度/难度。我们希望孩子们相信这一点：除了类似骨头这种可见之物，我们还留下了很多不可见之物。对“我们”所拥有的活力下一个定义，肯定不是骨头加血肉这般粗鄙。我们留下的东西中必然包括比骨头更高级的未明/名之物。在数量上，我们希望孩子们得出一个判断：很多，而非唯一。这里所谓的多，考验着孩子们的接受力，并能扭转“绝不会知道”、“极少想到”这种第一印象。由于我们最初抱有对孩子们的不信任，现在，在礼物移交之时，我们也犯怵于他们极有可能对我们的不信任。互信的状况有待实现。于是，诗在留心礼物清单的同时，也在暗自激活我们对孩子们的信任机制。
不过，到底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解答时还是有些含糊其辞，体现为双向的不信：不自信于我们留下了粗实的灵魂与二分法模式，不他信于孩子们会欣然接受我们的如数家珍。但还不至于傲慢得避而不谈，只是谈的方式是“许多事物仍是的样子”：我们并未改变事物们的本真面貌。事物是其所是，这就是我们的遗产之一。这份遗产令人颤抖得不知所以。至少火山已不是以前的火山，所以，修饰“事物”时还有点惶惑于“一切”。这算得上哪门子的遗产呢？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修身心法，而是一个原封不动的原物奉送。至于我们的所见所闻所触并不重要，外加于事物之上的我们之淫威、之蛮力荡然无存，留存的是事物的原貌，就好像我们不曾动过它们。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丝毫影子，它们完好如初地留下来了，可我们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们的感官已经化为乌有。
所以说，“秋天”也是一份遗产，我们不曾损坏它运行的规律，“葡萄”也是老样子，逢时而熟，我们虽然吃了，但不曾独吞它的酸甜。事物是其所是，那么，人呢？人的恒定属性是什么？人可流传不变的禀赋是什么？“我们的X”曾作为可能的遗产被张望，转眼之间，“我们眼见的X”拓宽了遗产的内涵。那么，我们的见识是否混杂了“我们的X”与“我们眼见的X”而统一化为最高礼物？事物是其所是，意味着我们曾留下的痕迹被磨掉了，事物不以附带我们的签名/标记而为荣，我们只是过客，然而，我们的得体性不会任由事物的拒绝而不做更多尝试，我们的见识一旦发生，就与事物并肩而行，并超越骨头的呈现而成为人造事物，进而成为文明盛事以致流芳百世。考虑到这一预存逻辑暂不为孩子们所知晓，事物是其所是的样子极有可能造成一次蒙蔽，好像先人乃匆匆过客，不留痕迹化为乌有了，我们不免生发了撩拨孩子们良知的强烈愿望。我们得叫醒孩子们，以便促成他们理解到事物之所以还是老样子绝不是一个侥幸的结果，而是我们有心所留，是我们的保留。
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见识-我们的保留三合一地奉献了“我们的X”的脚注。与我们经受数十年沧桑却只能留下一把骨头相似的是，我们留下事物之原貌也不是轻易之举，也是要千辛万苦、付出惨重代价的。保留之作为介于不可想象的与足以想象的之间，存乎孩子们一念之间，懂的自然懂，不懂则虚掷人生。恰恰是事物是其所是的样子，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很容易造成遮蔽与欺骗，躲在事物背后的“我们的保留”才更显苦心。其中既包括我们对事物的见识之结晶，又有奔向悠悠我心之捷径。此刻，事物倒也成为孩子们与我们之间的一个中介，见证着彼此之间的隔膜，以事物为例，为何我们不能是其所是，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照常看得见我们的本真面貌？
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们生活的周边环境看不出什么异样，事物如此这般，春秋更替，没什么魅惑可寻，稍有不同的是，几根白骨从尘土里露出来，似是一个见证物，也在实施一个见证的愿望。这些骨头的代言人声称他们把所见所闻所感所触通过当前仍存的事物传递给了我们。事物成为了他们向如今的我们讨好的中介。他们在施以引诱，邀请我们去探悉事物们在照常弹奏的样子/仪式上还有什么伴随之物、之影音。不过，说时迟，看时快，诗人在此并没有激活孩子们立即换入“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述视角/口吻来叩问作为先人的“我们”的知情权到底是什么。他们依然是其所是，保留作为孩子们、后来者的视角，被动于听取我们的呢喃。
当我们老调重弹于“我们眼见的/触摸的”这一过来人的见识时，诗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倒叙（至少是插叙）的流程，也即，我们不得不打断孩子们拾起骨头这一场景的连贯性要求而插播我们的见闻。这次插播看起来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一方面是“极少想到”这个兜底做法造成的悬念，另一方面是我们自证“我们的X”及“我们眼见的X”之存在价值的必要性一直回荡在字里行间。孩子们没办法从客体位置挣脱出来，并深刻体会到这首诗就是在吐露我们这一方的传奇经历。一股即将开展回忆的强烈愿望随时爆发在孩子们面前，这就是骨头的学问。骨头既是作为死亡的最后见证物，也是一个最可揣度的后发之物，它贯彻着先人曾经历过的贤者时间，总在提醒触摸到它的当事人骨头不只是骨头这般简单，它既不是时间线索的最后一环，也不是重返活着的时刻的唯一信使。我们此刻来不及端详孩子们眼见的、触摸的事物，而是插播由此及彼一以贯之的我们的见闻。这种自我诉说的迫切性日后会得到谅解，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再跟他们的后人讲起他们所眼见的、所触摸的事物时就会使用此刻我们的演绎经验。我们和他们是日后的利益共同体。
问题是，事物为何做不到不言自明于已然携带着我们的见识之信息，反而还需要我们以事物的伴侣身份来阐明曾经彼此之间的交情？事物又是如何紧急分门别类的？许多事物不是以骨头、残迹的形式留存于世，而是“仍是的样子”，面不改色地历经沧桑，甚至逃过火山爆发的劫难，这些事物到底是何等本色？这些幸存者的侥幸真的只是因为交心于我们的临幸吗？在众多依然如故的事物之中，闪烁不定的正是那其中看似附带实则铭刻的我们的见识吗？我们改变了事物，进而事物历经磨难保留下来了，风采依旧，只是，在理解“改变”这个举措时，不宜粗暴地理解为一棵树被我们做成了家具而得以保留吧？“事物仍是”不等于不掺杂任何人为的信息，茕茕独立于人间却不受到人力的侵扰/协助，比如一棵被人施肥的果树或一条被人乘坐过的小舟或一只被人声惊飞的小鸟还算不算“仍是的样子”呢？
对于作为后代的孩子们来说，事物大变样、不再是父辈生前的样子，很可能没有安全感。而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说，留下了“仍是的样子”，就是历经磨难留下了认识真理的火种。除了一些面目全非的事物，我们毕竟留下了足以追根溯源的是其所是的许多事物，而这一苦衷但愿孩子们获悉。虽可怀疑，但仍可信任。我们一方正是评估到这一来之不易的保留养在深闺人未识，才向孩子们屡屡投怀送抱，以便建立起互信机制。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继续演绎我们如何促成了世界被损毁之前人与事物的和谐共存。我们的见识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这里所指的“事物”又是指什么？
即使已损毁的事物也有一个前置状况，本色不改的事物亦如是。我们有权利跟孩子们讨论这一点，毕竟位于前置状况之中的恰好是我们一方。于是双方各司其职，我们一方负责介绍事物之本真、之由来，而孩子们承担着事物今非昔比/今胜于昔的较真任务。二者各持一端，都不能通吃事物的全程/全貌。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见识的事物不见得就是为我们而生，不是我们头一遭碰到的原生态，在这里，有鉴于我们接触到了必要的后人，已经有了继承人角色，所以，就没必要再追寻我们也曾作为孩子们的历史负担。我们只需介绍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事物的样子即可。一个狡猾或含糊的托词是，“我们”已经深刻包含了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父辈也已经是我们思想包袱里露出的馅。
然而，诗人并没有露骨地写道“我们的骨头”接下来将作为什么摆设，有什么下场？骨头会怎么处理掉呢？因为骨头叫醒了仍是的事物，它们涌现出来，成为孩子们生活的场景，并额外醒目于自身的礼物属性，但骨头的使命已经完成，它在诗中还有露面的机会吗？很难想象骨头第二次踏入孩子们的视野，并重拾沃土之中的历史回音。且看诗人怎么划算。单方面宣称“留下”了什么之后，诗的进度不得不考虑到这个得意的——并以孩子们的“极少想到”为配合——声明造成的事理上的波折：大伙等着瞧这个声明的支撑材料。不妨说，这个声明其实制造了时间上的中止局面，接下来，诗的空间由怎样的时间属性来填满？诗人在确信我们眼见的/触摸的事物是其所是之际，要么无所顾忌地演示事物今时之所示/所是，并通过提醒孩子们认识到事物的新颖并非空前（也不可能绝后）的新奇，来阐释事物经历过人海的摸索/漠视并拓展了其所是，要么，返回到他所熟知的早期时间，描绘出一座有待窥探一番的宅邸，以验证事物曾被人之居所所吸收、释放并递延至今。
位于“我们触摸的”这个带有复沓气息的简略句之后的句号，正是诗的第四小节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分歧。忆旧的机会窗口说来就来，这是一个尚存争议的时刻，在孩子们尚未想到骨头的伴随之物弹奏的乡音之时，诗人不是举例说明经我们之手改造过的事物到底是哪些，而是播放了早于孩子们拾起骨头的季节（“秋天”）的一个“春天”画面。可见，“春天”的来到既是一个关键词连锁反应的必然步骤，也是最好的一个概括、一个改口言他的机会，没有谁不知道春天的威力，这个季节包罗万象，太容易授人以柄，拨弄是非，或许，诗人已经被孩子们拾起骨头这一场面压抑得太久，早就想切换到春天的故事，在这里，诗作为信任机制（进而是信念）太期待一次大展身手的演出了：诗早就计划好了一次春天的隆重演出。
而从写作经验上判断，“春天”的提出实际上要求诗切入一个中途位置，至少需要与此前三个小节等量的规模来谛听春天的倡议。诗离它的尾声还远着呢！不过，春天并不是以本真面貌不曾更换的事物代表露面，而是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展现我们内秀的机会，我们将在这个也可能属于孩子们的一个时节历数我们曾拥有过怎样的名分。我们究竟是谁？是一个怎样的贤人组织？我们搬动了春天这个救兵，为我们暖场，为孩子们介绍骨头也曾拥有的前世风雨。但这也是一个分裂的时刻，孩子们将被置之不理，而我们的骨头复古为人恳谈出我们为人处世的哲学观，孩子们难免诧异于我们抢夺了话语权，并冷看我们能摆出什么谱。也正是我们致力于春天的展露，使得春天的用意更明显于秋天，这种明显用意会促成春天更为隐喻化发挥。我们利用春天并有可能掺假于此，假春天之名，行秋天之事。
春天，这是诗自上而下所运用的第二个时间名词，位于“秋天”之后，既可以理解为在做一番追忆/倒叙，也有可能是一个年度的轮回，确属一个秋天之后的春天，来年的一个春天。读者应怎么站位，怎么理解春天的展位才好？与“葡萄”从秋天诸多景象中被选取出来不同的是，“云”来自春天则不具备时节上的严谨，倒有一点不知所云的漂浮感，的确，诗人可从春天的封藏中任取其一，来承担他对春天的附议，但这回选择的是高天之上的云。这样选，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它也可是“风”，对应上文的不是“葡萄”而是“霜”。莫非这里也有历代诗人通常必备的举头-低头的双向选择？如果说春天的上场意味着一个时间分别/分野/分歧的主观生产，那么，春天之代表“云”的选择显示出云的被选举权的偶然性使用曾快如闪电地遭遇过诗人的一念之间。
或许，相比于诗人事先安排好的那座宅邸，“云”是不可多得的俯瞰者。置身于“云”的环顾之中，人之居所才有安全感，才得以成型为一个可资探讨的对象。孩子们品尝到云的跨时空转换虽觉容易，却也难免随后吃到闭门羹。春天的云，这个组合上的偶然属性并未营造复杂的理念悬殊，或可说，得益于春天和云的双重偶然，孩子们/读者才欣然接受诗刻意进入的另一个时空，然而，关闭的宅邸如同确切无疑的某物击溃着探访者的好奇心。宅邸可不是随意的象征，也非明摆着的共识之物，这里装载着故弄玄虚的某物，且以随时奉送闭门羹的威严/冷艳形象拒人千里之外。这座宅邸多像死火山啊！我们能想象火山内部饱含着的熔浆，同样，我们也勾引读者想象这个人之居所是何等壮观的藏身/宝之地。但是，恰恰是高居云端的那俯瞰者形象先被塑造出来，使得宅邸一览无遗的计划搁浅了，宅邸意气用事于自身的黝黑与封闭，不肯开门迎客一一展露自己的结构与底蕴。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意义堡垒。
所以，云只能成为宅邸的过客，成为一个心灵距离的验收者。并不能洞察宅邸为何物，不过，这里所谓的“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又是一种不愿：春天的云彩是更年轻的事物，也是一群孩子，它们本来有机会一睹风采，可是，只是匆匆一瞥，任由自身成为走马观花的游客，换言之，宅邸之关闭是一个早期的、既定的现象，但并非不可改观，仅仅是“吹过”不足以打开它。这里本来有一个一拍即合的招待会，可惜的是，云何曾敲打过那貌似保守的、警觉的宅邸。“我们的门”并没有被拍打。我们错失了一个款待客人的契机。与“我们的骨头”被孩子们亲手拾起过不同，“我们的门”悄无声息，无缘于两代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本来，春天是我们从时间整体中争取到的一次分野，预存了一次生机，但是经过字句的错配，这会儿已经不属于我们这方，反而远离着我们，宁肯保持主客有别的心理距离。且不管宅邸深深深几许，就算是这门，也不曾被触摸。这可是我们生前日日触摸之物，就这样被昔日我们眼见之物中的春云所拒绝。春天的云也曾被我们所眼见，可现在它们身上竟留不下我们丝毫影子，是其所是地高居于空中，不拿我们当办法，我们也拿它们没办法。孩子们自然就不会从云的储蓄中感知到我们曾有过的眼见。
远离-被远离这个不协调的组合模式扭曲了时间的恩典。但也是基本的时间景观。骨头曾一头扎入孩子们的世界，得到他们的捡拾，如此零距离地接触，只不过那时他们所接洽的只是我们的零碎而非整体，跟“我们的门”相比，“我们的骨头”远不能吐露我们之为我们的秘密。此刻，时针转动，另一个时间面孔出现，在这里，门的形象试图率先勾勒出我们的轮廓，然而，不是孩子们没门可寻而是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感兴趣，与打开紧闭之门的热忱不同，他们更追求的是开心。诗试图借此做一次含蓄的纠正/就诊。尽管没有身体接触，但是我们风闻春天的云来过，如风吹拂，浮光掠影，并未增进感情。仿佛这是一个象征性举动，一个飞吻，一个注目礼。却保持着客客气气的远观，导致一个例外现象发生：孩子们成为至今我们尚未眼见、触摸的对象。
我们曾通过残存/浓缩为骨头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被动地、以表面惊悚的形式来赢得孩子们的目光、好奇心及俯拾。但这个沟通渠道是可疑的，骨头的意味太充斥轶闻色彩，很可能偏离了我们的常规诉求。如今我们变身为关闭的宅邸形象已不能唤起他们的探幽发微之壮心。他们远离我们、我们被他们远离对峙于我们有门而他们没门的单相思局面之中。或许，唯有这般咫尺天涯的感觉，宅邸的不可自明性才构成一个永恒的存在，关闭之现状才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未来。要知道根本问题不是我们没门而是我们的门被一时远离乃至荒废，而此般荒芜正是此一时间所不能化解的问题所在，但也算不上一个死结，考虑到骨头尚且得到过一个偶遇，我们的门迟早会被未来的孩子们重重擂响。
也许，由于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孩子们的利益拒之门外，不曾慷慨地把他们纳入利益共同体之中，傲慢地造成了主客之别，使得宅邸只是我们的，而没有他们的股份。故此，他们另觅宝地，再建自身栖身之所。但也请体察我们的燃烧之心，这个时候来不及平等想象孩子们也有一座有待我们去光顾的宅邸，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不起，这时这里，我们先得对付唯一的宅邸之意义丛冢。当诗人选择春天的云这个访客形象时，我们就明白云泥之别是什么滋味，被远离的现况就被预设为难以更改的困境。我们的宅邸牢牢地建造在大地之上，或可说紧贴着泥土而造，可云在天上，不远离才怪呢！如果我们进而想象云遮天蔽日、变幻为雨的种种天性来构建接洽的良缘，就会自食苦果于我们对云的形象设计的不严谨。说不定孩子们会一旁嘲笑我们一会儿云遮雾罩一会儿普降甘霖，并没有内心坚定于想象他们常见的品行。
远离的逻辑如此这般营造也好，接下来就好好分辨一下远离的利弊吧！这种远离情势不是基于深度接触之后有益的疏远——甚至无关于友谊——而是对“关闭的宅邸”之状况的毫无兴致，是一种各奔前程的走法，无意之间，南辕北辙，从而造成我方不动对方愈行愈远的远隔千山的对峙局面。远离之状，又表示当初的“吹过”乃无心之过。远离，既是一种行为/态度，也是一个结果/状况，有对远离之因的追问，又有等待距离缩短的心理预期，悬停于远离之情状之中、之思中，远离的意义因预设了远离这个词于诗行之中而得到了酬答。于是，远离此刻果真如期所约地远离着，尽管从字面上看，“远离”的应用却又表明了这是一种新近发生的现象，远离之物、之人正是以自身之近在咫尺的眼光推算他者的距离，亦可说，自身作为一个远离状态、远离之物，正被一个大地上的赤子远眺，只不过，间隔于二者的空间距离正被心理距离所调节、所诠释。“我们”既是远离之人，又是被远离之人，在这种两可情形之中，独酌我们私酿的苦酒。确立一个远离者形象，或寄希望于“远离”这个词的承诺，之后，腾挪而出的更大空间得以发出一个更惊心动魄的叫唤。
我们既作为固定居民驻留于原地，待人寻访，又作为远离之人，播撒文学记忆与乡愁，若即若离，方可造出我们的原型。一年之计在于春，此刻，我们正在春季塑造我们作为远离者的形象，仿佛甫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古老的、未曾改观的远离状况之中，这新鲜的远离正在被时间所涂抹，正在变得古老、永恒，就好像我们与孩子们所理解的“春天”不是同一片蓝天。孩子们可以是漂浮不定的云朵，但云彩也可以是我们高傲的灵魂。我们拥有自顾自怜的激励机制，又在自家天地摸索出一套登天本领。我们何曾离开，又何曾遥不可及，只叹无情的时间未能及时给予哪怕一个年轻的造访者。一个足矣，足以改善我们差一点真以为身处穷山恶水的错觉。确实，久无应答的状况，已逼迫我们从自然之对象中寻求安慰，云也好，风也罢，无不在明示我们思想的开关久久蒙尘。
唯有远离或扮作（被）远离之人，才可体验到远离的感觉，也可说，远离是一个臆想之物，假以远离，获得审视空间，从而介入伦理的走廊，在那里，（被）远离之人操持被远离所感染的语法，诉说着远离作为一个思想包袱的前因后果。远离，否定着非远离，迟疑于惺惺相惜的亲昵状况，宁肯远离而去，在离犹未离之间，进行远离之原理的编造。正因为远离同时兼顾了被远离，这种同步性传递了外物（包括孩子们）尚未介入其中时的寂寞，远离是一幕独角戏，而独一的看客仍是我们，倘若不是诗有幸记录在案，看与被看的尴尬如何能被如今远离那时空的读者所识别。远离迟早要发生，那是时间链条的一环，甚至是常态，一经发生，就永恒于远-离。
但细细品咂，不难发现“远离我们的门”不等同于“远离我们”：门，现实地摆在大地之上，即便它也是一个象征，但我们要被远离，谈何容易，无论那抽身而退之人、之物何等残忍、迅速，我们都能尽收眼底，我们也能尽快地感受到对方的抛弃之决心、疏远之态度，只能远离所不能感受的对象，但我们始终有能力从我们这一方稀释远离的浓烈情绪，化远离为不可远离，简言之，任何离我们而去的某人、某物，只是单方面地另觅一个空间，但我们仍在无所不在之处，我们的不可远离性如灵魂附体，摆脱不了。
远离，在诗句中，一个谓词（并确立了语法中的一个位置），起到了策略的效果，一个中词，衔接上下左右，以便腾出空间作语义的发散，在“吹过”这个谓词之后，发出这一行动的主体（“春天的云”）需要一个随之而来的机会、下一个行动或就此一行动产生的效果进行凝思，而“远离”天衣无缝地来到，乃至于未使用这一谓词时我们丝毫觉察不到我们确已被远离着。远离作为一个策略的表示，其实，心里没底，因为它极有可能只是对“吹过”的过激反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构想一次合情合理的远离情景时，远离被设计为云泥之别，这种视觉上的远离似乎是可以快速想见的众多远离情形之极限，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够不够远？但这种远离很可能因其想象的贫乏而丧失更具诱惑的语言张力。而且，我们想象的孩子们对我们的远离是一个模仿的结果：我们一度被可见之天空所远离。远离如此，一次，就有远离如彼，再次。
吹过-远离-叫喊，构成的连锁反应是一次惯用的拟人手法，非人的动静背后是我们的无比寂寥，我们被孤立，成为大地之上唯一的仅存之人，如此，只好借助于天空来为我们的姿态摄影，这里确有一点压抑的感觉，但为了塑造出远离的意念与收成，重头戏交付天空也未尝不可，天空所感觉到的远离之况味、之绝望，恰好可与我们交换，我们深刻体会到自身与天空的贸易顺差其因由在于我们的诗歌货币是人间的硬通货。天空代言于我们，叫喊我们所要叫喊的，充任我们的嘹亮喉舌，扮演我们曾已绝望的样态，像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人向未知文明呐喊。叫喊，这是一个挺有趣的拟人法则的兑现，在远离之后得到足够开阔的空间，叫喊才得到施展的机会，可是谁在听？什么是叫喊的内容？一度矜持于“关闭”所对应的自我圆满，如今为何要高声叫喊？风在吼——这正是叫喊这一委婉叫法的前提，看起来，这也是空寂世界里唯一的发声者。
我们的心声就闪躲在风声之中，合二为一，相互验证。风声所达之处就是我们的新生之地，绝望仅在感觉最浓烈的一瞬，之后，耷拉下来的感官将迎接文化奇葩的崭新绽放。因为能意识到空气里有一股子绝望的气息，这种分辨之力正是希望所在。绝望被认出，并且富有文化气息，能被叫出来，既表明绝望可构成一个丰富的素材库，也因其备选性特征显示出它并非唯一的叫喊的内容。绝望，依然是模糊的所指，可以代替，在此，向扭曲变形的希望致敬之后，正在诉求一个更为内省的机制，帮助我们重拾宅邸的碎影，重修自我封闭之居所。绝望总会像风一样停顿一会儿、再一会儿，直至自我定义的改变。绝望的可叫喊性、可辨认性，正涂抹着绝境之中仅存之人的突破之心。这不是一个常态，即便风永恒于吼叫、呼啸、叫喊，但也有其他事物的动静来平抑其单调性，我们只是碰巧听到了风声，塑造/援用风声并甘愿这一下子被风声所塑造/援用。绝望事实上也在被“一种”“有文化”联合修饰，摇曳于多姿也充其量是一种摇曳而已。
叫喊于一种绝望中，这种拟人的动静正在配合“距离产生美”这条箴言散发出一份请柬：请求打破一份宁静局面的可持续状况。绝望已经历史化了、经验化了，已变味为“这种绝望”，无人抵达此一境界已造成了记录上的空白，绝望的主体独白于他们所构造的绝望之空间。而在诗的中途，在这个位置上，绝望的出现也不是首次，之前“绝不会知道”“极少想到”（以及之后的“全然不知”）已经做足了铺垫，构成了一个整全的逻辑上的气氛。绝望于叫喊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之心？不是于无声无息之中任由韶华流逝，而是发出呼啸与呐喊，以促成我们之外新成员的递增，并非绝望于无（的永恒性），而是绝望于有（的未曾来到），在孩子们这一最有可能打破宁静之空有局面的受众来到之前，我们的绝望仍可因其归属于“我们的X”这一思路而得到稀释，还不至于生死攸关，毕竟绝望仍是可以用词去修饰的，比如一种、有、文化的，都可以趁机一窥绝望的腹地。
叫喊于一种绝望中的并不是我们，甚至我们亦可推辞这是我们的绝望；在这看似旷世奇音的叫喊之中，我们几乎是无声的受众，我们并不出声，而是高空之中的风之族群，它可以是我们的代言人，但我们又可以不承认。我们所期望的是一种得体的叫喊，也即叫喊中的一种。天空与我们对望，它也懂这人的矜持与空有，在它看来，戏仿人之绝望（并冒用人的嗓门喊出来）既是一份友谊的渗入，报以同情心，又是对绝望定义的改写，绝望至少可资练嗓子之用。叫喊于绝望的文化中，正是双方面认识远离的苦衷：绝望不是一时兴起之物，应拥有一个绝望史，有关于绝望的一种文化（上的辨识），同时，叫喊也是一个进化史，或可谓叫喊也有等级高下之分，叫喊出绝望（对绝望之叫喊的模拟）、叫喊中裹挟了绝望（绝望既可以是叫喊之目的，也可以是叫喊之效果），都令叫喊有别于另一些叫喊。
绝望于一种叫喊之中，逼迫我们更细致地认识绝望众形式，不只是因后人迟迟未至而定义为绝望，我们所感到的绝望到底是什么又受何力指使？既然它可以用来叫喊，肯定不是一个沉闷的“啊”或“绝望”二字的古怪念出，那么，叫喊之内容是什么？凭什么它们又等同于绝望？如果从风声中辨认出一种奇特的叫喊，并认同这种叫喊又是绝望之等同，那么，人之希望就在于风声的可分门别类的认知上，而绝望或许反之，我们无法从风中听出那感同身受的一个绝望者心声，那样，不绝望才怪呢！风的天性刚好在于持续的叫喊，而我们迫于有文化懂修养而很可能崇尚宁静以致远，我们多数时候是风声的受众/听众，而不是伴奏者/竞技者，大不了，我们通过心智上的移情作用，想象风声为我们所用，某个时候它正为我们代言。有了合适的代言者，我们更可以归入永恒的静默之中。
绝望于一种叫喊之中，并不只是对我们的不被人理解这一境况的揭示，还有对我们即将被毁灭的预言。必须置于这首诗标题已言明的火山爆发之境界，来观察大风之绝望、之叫喊到底于我们有何意/何益，又有何进言。在关闭的宅邸与火山爆发之后仅存的我们的骨头之间，确有一个可用来绝望的空暇：叫喊等同于绝望，而绝望如此真切，已只能拼力一争于叫喊。天空才是永恒的金刚不坏之体，唯有它的叫喊才是永恒的见证。关闭的宅邸是以沉默不语的形象问世的，这个视野里的事业不安分于不被看见，或可说，仅仅是看见还不够，因为这份事业令人振奋之处肯定不只是属于看，更何况宅邸修筑在大地之上，充其量也高不过一座火山，不被人看见是正常的，被误认为“关闭”（自我封闭也好，自视清高也罢）也挺正常，于是，自然就有他者的呼喊，以动听的或撕心裂肺的声响方式来衬托一个静物、一份事业的存在。
然而，务必小心的是，在天空拟人化的喊叫中，我们作为大地上仅存的听众，在这里有过扮演知音的机会：我们认为我们听懂了这叫喊中的绝望。但还不全然就是我们自己的绝望。即便是天空代言，也只是我们的绝望的仿制品。但这已经算是最佳的/唯一的给出我们的绝望之存在的途径，天地之间再无其他够格的信使。有多少次/种叫喊，就会有多少次/种绝望。绝望的品类等同于叫喊的方式，这一点暂不存疑。云/风吹过大地，于是获得了谈论我们生存情况的资格，浓缩于叫喊之中，等待一个积极的回馈，而我们基于这份信任与友情，转而报以谛听、翘望，以得体的人的姿态，顺应了天空的召唤。天人之间完成了盟约的交换。但我们知道，天空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不单单服务于我们的诉求，在它出演过感人的一幕戏之后，我们必须再次把目光降落在地平线附近，与天空的绝对空寂（甚至无后裔属性）相比，我们具备一个生殖性功能/优势，我们拥有自己的子嗣，我们有基于我们这一代寿命上的有限性（以及凡人就有的必死性）而来的未来一代生命，现在，目光就落在这些子嗣身上，我们跟他们絮叨。
倘若仅仅为了两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我们与天空之间互为知音就够了，知音问题解决了，也就谈不上绝望以及绝望的代言。天知地知我知，这已是够意思了。但深情/煽情于“绝望”无非是期待一个“你知”的局面出现，一个“你们”的觉悟来到。我们不为人知的缘由首先在于我们的宅邸这个意义碉堡未曾显示出它的不朽性，而且，它是不可知的，充满了轮廓上、结构上的神秘色彩，既有外观又有内秀，都是不打算简单了事或平铺直叙。由于这座宅邸归属于我们，是我们精神的实体所系，或是我们活动的留痕，展示我们的造化，我们肯定是了然于心的。宅邸外化于我们的肉体这一第一实体而成为第二实体，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差一点连我们也记不清它每一个细节，因为慢慢演化之际，它同时还是天空的宠儿，时间镂刻着它的外观与品质时，我们作为过来人或昔日的主人也无能无力，甚至不免觉得时间镂刻它时远比镂刻我们这些人更为专注。我们在天地之间外放了一个知我者。
但仅仅是做到宅邸知我还不够，严格来说，它只是我们的造化、我们的作品，知道我们的存在、真相不足为奇，作为一个留置之物，虽受到时间的洗礼，但我们可以设想它的寿命长于我们这一代人，简言之，它能够留下来给后人看，并具有三重礼物属性。最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透过它而被我们的子嗣所知，知之四维得到完整地呈现。宅邸外化于我们，以不同于我们的骨头的方式流传下去，很有可能它会获得一种自生性光辉，脱离人的存在，而能凭借它自身的自主性而增益人所不能，甚至导向一个为我们所不知的结果。就像偌大宅邸里存放着我们中一位杰出诗人写的一首诗，作为宅邸的一份子，这首诗为我们人力所创造，但日积月累之中，我们还能信心满满地说它全然为我们所知吗？
更何况，我们对我们的骨头知道得太少，我们并不能轻松指出宅邸的每一个部分对应着我们昔日的一个怎样的愿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并不能完全释疑，我们的不可知其责任不全在他者，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脂肪知之甚少。现在，宅邸摆放在我们经历过的时间序列之中，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熟悉它的外观，但还不能具体而言它的所有组成部分。作为一个隐喻，宅邸并未以结构的丰富性示人，有时，它权当是一扇门而已。它的外观唯一的信息也是“关闭”，舍此无他。当然它不会轻如鸿毛，被风吹走或吹得飘飘然。它还有一股子劲，有重量。同时，还有我们对它的“长期了然”，也即它有人性，有通往我们所在的中介作用。
然而，宅邸的封闭性仍然未能削弱。作为缔造者、知情人的我们，在这里所谈说的也只是“宅邸的外观”。为什么诗人不趁机发展出宅邸的构成，以显示我们这些人的非凡成就？止步于外观，放弃了内部结构的打理/审视/导引，我们要博取一个怎样的名声？我们早已不在宅邸之内，而在一个可视范畴之外，说起来，好像不是直指宅邸讲给未来的读者听，而是在回忆一个不可见之物。我们长期在宅邸之外徜徉、跋涉，也许又在同时建造其他的宅邸。了解宅邸的外观，只是一个位置上的初步辨认，是对它在哪儿、它是什么的、它的标记是什么的应付，但还不曾深入到它有什么、有什么用。我们确认了我们的知情权，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它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这一点我们尤其熟知，就好像它是我们体外的一个伴侣，日日相随，天空投下的光芒既在我身也在卿身。（但不便说，它是一个分量匹配于我们的情侣。）
与高天相比，宅邸就近在咫尺，可见、可触、可谈。它的封闭性外观足够诱人吗？不见得。但我们试图先从外观这个方面入手，无需自证我们是它的主人。我们确信我们是看着它一点一滴长成的。即便是天空/风/云/春天这些伙伴，在诗中，诗人也不曾纵论我们与它们各自的交情如何。这真是一件怪事，读者初次见到这些自然之物在诗中显身从不生疑于诗人只谈起它们的外观，而未深入它们的内里。然而，在这里，诗人说到我们长期了然宅邸的外观而不是宅邸这个整体，看上去“的外观”这个补充带有一点谦卑的语气，也见到诗人以貌取人的娓娓道来的表述策略。外观到底值不值得花长时间去了解？“长期了然”这个词组是想增强说服力，显示我们的经验与合法性吗？很明显，“长期”这个时间副词很不老实，它似乎暗示上述吹过-远离-叫喊一连串动作的短暂性，而它磨蹭于一种并不感到绝望的耐心之中。实际上，面对这样一座宅邸，谈得上了解它的舍我其谁？为什么诗人要在这里——尤其是在叫喊-绝望组合尚未显示出经常性举措这一特性之际——点明我们对宅邸的知情权？这本是我们已然知道的，但为何还要复述一遍呢？
外观的可视性算得上同义反复，宅邸无论怎么看、给谁看，所能看到的都是外观，即便是入得厅堂，所见到的仍是外观，也即宅邸这个象征物把不可示人的我们的价值观形象化为一个可见之物。并引诱读者去理解有别于外观的内秀到底是什么。去理解一个二元框架中的意谓面积。同时，宅邸作为一个可供了解的对象，也外在于我们，与我们并非一体化为不可分离，只是在产权上，它是属于我们的，但这种权利的获得并不是凭空而来，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有效的行动/劳作：了然。而且，加在这个谓词之前的时间副词“长期”也表明了此举来之不易。我们创建了我们的宅邸（我们创建了“我们的X”），旷日持久，二者本是同根生，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正是人的行动——一个有别于促成宅邸从无到有的创建活动的既后行动——以及时间中的人之现象。宅邸不仅关乎“有”，而且还涉及“外-内”之别，以及它的可见性/可理解性所营造的对立意识。
我们对宅邸的认知有一种先天优势，且因共存一条时间长河之中，相知相恋，但这种亲密性又因外人的知之甚少而平添些许寂寞，这也表明宅邸造出来肯定不只是服务于单一方面的赏识，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它力图纵横左右，找到其他的知音，也可说，只有从他人的目光中验证其存在的价值，它才避免了等同于我们的价值观的窘况。宅邸甚至拥有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它的生年足以超过它的创造者的阳寿。而这种延展持存的可能性正是我们为什么要一而再付诸行动的缘由所在。继创建-了然之后，第三项行动即是“谈说”。不过，在这里，并没有许诺一个谈说的清单或记录，只有一个“关于它的谈说”的言明，它被谈说过，或可说，我们有幸（也有能力、资格）谈说它，但请勿追问到底是怎么谈说的、谈说的内容如何，有的只是谈说的所有权在于我们这一事实。
我们谈说过太多事物，其中就包括宅邸以及宅邸的“外观”。宅邸不只是它自身的建筑构件，或外观与内秀的简单拼凑，还应囊括关于它的谈说，也即，谈说也是宅邸的组成部分，不妨说，经过有缘人/见证人的谈说之后，宅邸的整体蕴含会有一个递增冲动，它总有办法将关于它的谈说统括在内，变成它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办法也包括对可能的谈说的预留空间。与天空的叫喊不同，我们的谈说包含了对外界之叫喊的省视，并通过我们的谈说使之更具文化的形象，但同时我们的谈说也是非凡的探索，哪怕承担着语言的坍缩、孤寂也无妨。我们总得有言在先，总得说点什么，除了眼见的、触摸的，现在还要加上谈说过的这道戳记。我们的谈说甚至是预留一把开门的钥匙，但这也可能造成了更深的隔阂：后来者要理解我们的谈说也得另觅一把钥匙。我们在谈说之前，宅邸如此这般，谈说之后，宅邸的意义曾经松动过，在这里存有过一次意义上的分野，要理解到这一点，已变得不合时宜，也充满挑战，换言之，后来者要从整一的宅邸中剥离出我们关于它的谈说，这一做法十分艰巨。
当然，宅邸本来就富含我们所谈论的成分，只不过我们的谈论起到了复述的效果，无论我们曾怎么谈说，宅邸的内涵岿然不动，未见一丝一毫的损益，这就是它的宿命，我们所有的，它也从不匮乏，它与我们等量齐观，不只是我们的谈说是其所是，我们这些肉体凡胎也是其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宅邸可以是我们的倒影，也可以是更真实的我们本身。但谈说永不止息，只要后来者靠近这宅邸，就不难辨认出我们仍在谈说什么。乃至于宅邸的可理解性就孕育在我们的健谈之中、我们的谈锋之中以及我们的可谈性之中。我们关于它的谈说，等同于它关于我们的谈说也未尝不可。我们造就了宅邸的可谈性。不过，在我们的谈说与宅邸的所是之间，还存在一个诡异的变化，一个谓词的考察：变成。这个词关乎我们的禀赋、尊严与权益。甚至，这个词还会搬起石头砸“谈说”的脚，也即，它会成为“谈说”何谓的注脚。口说无凭之际，我们意识到了自身因谈说而有所改观、增益，这一点很重要，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有资格说我们的嬗变促成了推己及物的善变。
谈说，可以说奉行述而不作的君子之风，但也可以包括写作在内的诗人本性萌发，这是语言在振翼，在一次次臻入化境，我们把诗人的全部作为概述为“谈说”，从而完备了自身，继而反哺万物。我们经历过谈说之旅，我们在谈说中穿行，变成了谈说的一部分，我们也经过了宅邸，宅邸之中有我们活动的轨迹，从而宅邸就包含了我们的真心实意，我们变成了它意义迸发之际的一份子。仅仅是谈说还不够，还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意识到我们在谈说，我们是谈说的主题，我们懂得谈说的命运，第二步，我们还观察到了谈说对事物的促成作用，也即谈说也是行动，也是变化之由头，在谈说是行动，谈说所形成的作物也是行动，共同产生积极的力量，推动宅邸的意义更新。倘若他人对我们的谈说知之甚少，就会有损其理解的精确：宅邸只知一部分，变因只知一部分，谈说也无从谈起。
我们在谈说，在开展，而你们未至，这里有时机上的尚未成熟，等不到你们及时赶赴，但备选方案在于我们让宅邸变成了录音机，只要你们将来来到宅邸跟前，就有机会找到我们昔日的谈说。我们预留了我们的一部分，除了一把骨头，还有谈说，故而请好生理解“我们留下了很多”这半句话的含义。谈说已把我们留下，尽管天空曾为我们叫屈，认为我们不可能留下希望。我们留下的不是表面的条陈，而是层层递进的意义吹拂。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文字/语言，那被我们谈说过的、征用过的词句。因为日后宅邸也将被你们再次谈说，这是语言的命运，也是你们必经的命运，在那时，你们自然懂得谈说的弯直得失。试想，被我们用过的词句，你们再用时，还能辨认得出我们的谈说之轻重缓急吗？于是，我们的谈说言犹在耳，知音可觅否？
但宅邸肯定也抵抗过我们的谈说，拒绝接纳我们的“非-谈说”。这一点也请孩子们注意到。可谈性的对立面是不可谈性，是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的那无奈的时候，我们无话可说之际，宅邸选择了沉默，就好像我们也曾来到先人的宅邸跟前，理解到他们得体的沉默与优雅的谈说之间的分界线。关于它的不可言说，我们选择了沉默，故而，这一部分的嬗变有其他的形态，不一定进得去宅邸之中，要知道，不变成它的一部分也是一份荣耀，也是值得你们在宅邸附近探索的人生奇缘。但宅邸的显示/显灵恰在人的谈说之际，而非它的外观自行其是之中，但你们在理解宅邸的进度中，不宜仅限于显示/显灵状况，还要兼顾这一状况的对立意识。所以说，变成它“所是”，等同于变成它“所不是”也无妨，在接受“是”的遗产之际，同步领略到“不是”的意义震颤肯定是必要的。
我们的谈说后来变成了宅邸所是的一部分，这既表明谈说是一种添砖加瓦/锦上添花的行动，包含了“了然”这一行为并呈现了自身作为一个建筑物（一个遗世独立之物）的笺注性能，又暗示了宅邸在未经谈说之时的永恒匮乏状况，一物不是它本身，在它经人谈说之前。谈说也是一个建造活动，类似一个建筑物的封顶环节。这里所说的“谈说”不分好坏，也不特别声明我们中每一个人谈说的差别性，几乎不可逆地滑入了宅邸变革其体貌的趋势之中，因为此后对这加入其中的谈说详情的调查已无必要，宅邸收下了谈说的股金，再无退股之可能，后世读者已无心也无力去分割融入宅邸之中的昔人谈说之画风/话锋，除非孩子们接着模仿这种谈说，也开始自言自语，以自身谈说某事的禀赋来追思先民的谈说天地及得失。
这也提醒读者：宅邸面临着至少两个时段，一是经人谈说前，二是经人谈说后。这种分类标志似在暗示宅邸是难以言表的，也即宅邸本身不具备谈说的能力，它需要人的襄助，把人带来的可谈性据为己有，从而体面地予人可复述性能，也即，它寄托了一种促使后世读者谈说它的故事的激情，就好像它充任了一个中介：未来读者的谈说借此可以与先民的谈说合为一体。谈说的考古学就依存于宅邸深深深几许的悬疑之中。实际上，我们的谈说经此一变，已舍弃了我们的主导权而变成了自由落体运动，我随之离场，归入虚无。由谈说保存我们的音容笑貌，保存“我们的X”。幸亏我们有过一系列谈说，就好像它们已变成一只优盘可以插入宅邸这台智能机器之中，待人识别。
但是，变成宅邸所是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是一瞬间完成的，还是一个变变等等的冗长时段？未来读者将如何验证我们确实痛痛快快地谈说了一番？为什么不是首先拿我们的沉默给宅邸添光加彩呢？谈说-沉默的二元关系于是凸显在理解的进度之中，谈说看起来比沉默更像是作物/作品，更具有附带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作为创作者人性的能力，不妨说，谈说即是我们的作品、我们的诗（论），我们所期盼能够传世之物，这份心思甚至把宅邸变成了谈说本身，宅邸无一物，除了我们的谈说。但谈说的不确知性——连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曾经谈说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又使得沉默也变成了谈说的一部分，也即非-谈说的其他可能也并入谈说的范畴。比如，我们不禁自问：我们关于它的谈说，包括对它的批评吗？也即，我们发现了宅邸的不足之处，而这种评议切中要害，正当而中肯，可不要说我们从未思虑到这一地步。同时，我们从宅邸的身上审视自身的缺点，这也有可能。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劣根性也交付给了宅邸。
事实上，我们能够通过宅邸留下来的只有我们的谈说。谈说即作品，即文学。我们喜欢那个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或条分缕析、层层推进的谈说中的自我形象，我们的沉默形象也被谈说在内，谈说包孕了非-谈说的一切，这也是我们的雄心，我们毕竟谈说了一生/一回。我们致力于谈说，并以谈说作为一个人生的礼物/结晶为荣。而后人要接近我们，舍此别无捷径：孩子们得懂得我们曾经如何谈说过。而且，谈说的遗存形式并非一种宅邸的装饰物或一种氛围，而是作品，是诗，这对于我们曾为诗人身份这一情况来说，诗就是我们全然的谈说。诗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宝库。
一部分，这个不确知的成员，这个谦逊的统计员，位于宅邸意义集团的哪一个部门呢？我们的谈说无穷无尽，而被记述下来的也只能是一部分（但也可说，诗，部分地呈现了文学的全貌），但我们奢求着全部的谈说都倾倒在宅邸的基地上，成为那脱离我们阳寿限制的意义混凝土。我们即宅邸，谈说是我们的一部分，也是宅邸的一部分。在宅基地里你们找不出我们的骨头，但可以轻松找到我们的谈说。然而，这种获得感又算什么东西呢？正如我们好不容易促成的一个变故又算得上什么环节呢？谈说-变成这股合力正把这首诗的递延推搡成什么样子？变成了之后，谈说就重归沉默，归入不可谈说的漆黑范畴了吗？谈说有没有止境，变化之进度何时会中止？谈说的含义是在下一次谈说中启齿，还是交付沉默来浇铸成意义的丰碑？这一连串的疑问都变成了轶闻般的省略号，这首诗确实很不容易换取了一个省略号，这通用的标记又在谈说些什么？
A变成了B，这种进度表述之余，接下来怎么办？在诗中使用一次变更手续，是需要一个见证人的，那省略号实施了一次召唤、等待，最终自然而然地迎来了关键人物：孩子们不正是最好的见证人吗？但看起来，他们对做见证这回事并无兴致。或许，我们对孩子们充满成见，比如从修饰“孩子们”的那个短语来看，我们设定了孩子们的局限性，他们会接受这一点吗？编织-说着-不知，这一连串动作正是孩子们留给我们的印象，与我们留下的东西相比，显得有点轻率、稚嫩与茫然，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个“蓓蕾光环”，一个尚未完成的编织物，与我们已然定型的宅邸不同，它看起来不显得有文化也感觉不到深沉的绝望。但这个幼稚的光环又跟他们的身份、能力相称，正如他们对正在沿用的语言——上一辈人使用的语言、“我们的话”——缺乏深刻的认知。但这就是遗产交接时的真实场面，很难说服孩子们放弃编织蓓蕾光环，猛地塞给他们一座宅邸，叫他们怎么消受得了？
或许，宅邸内化为语言，已悄然鸣啭于孩子们的喉舌，他们也得说话，尽管不是关于宅邸的谈话，更可能是针对光环而言，但是，我们依然能辨别出这是“我们的话”。如此，“我们的话”弥漫在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之中，我们曾用来叫喊的、低吟的、呢喃的话并未死亡，仍在他们的舌尖跳跃。难道我们的礼物就藏在这些经久不灭的话中？虽说我们的谈话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有别于语言自身的遗物/异物，但他们懵懂无知，仍在使用我们使之变化之前的语言。换言之，对于蓓蕾光环这般美妙的对象，确实需要与之媲美的语言来叙说，但孩子们是不可能另造一门语言来应对他们的编织工作，他们也丝毫不在意被我们使用多年的语言会不会变质/贬值。“我们的话”依然能够承托蓓蕾的召唤，仍然是对应光环的可用之才。或许，编织光环中的一个孩子突然起身，吟诵起我们所写的诗句，虽然不知大意，但他仍能体会到这些诗句在数代人之间承接有序的表现。说着的意义远大于全然而知，这种姿态实际上也有意削弱了我们在知晓我们的话这一问题上的权势，他们宁可知道得不多，也不焦虑于比我们知道得更少。
这里还需做一次互为知音的普查：凭什么断定他们说的全都是“我们的话”？他们的话在哪儿？他们说着我们的话还是我们原封不动的话吗？对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新情况，我们又是何等程度的知情人？与其苛刻于全然而知，不如反思我们对“我们的话”以及我们留下的融我们的话在内的宅邸是否做到了百分百的了解。仅仅是我们对孩子们形象的勾勒就看得出我们的偏心，我们一次性地将万千孩子们的差异性消除掉在一个统一的光环之中。我们甚至低估了孩子们复述我们的话的能耐，并想当然地判定孩子们所说的话是没得选的一个结果，必然是属于我们的话的这个范畴。好就好在我们没有断言这个在编织的蓓蕾光环也是“我们的”，事实上，一群太乖巧的孩子、太懂我们的话意的孩子、知道得太多的孩子，又有什么趣味呢？将心比心地看，我们对孩子们的全然不知恰恰蕴含在孩子们对我们的话全然不知之中，这是公平的，全然不知的现况并不等于一个谴责的入口，也不是绝望的兴风作浪，这就是一个是其所是的现况，理智一点看，“我们的话”仍在鸣啭之中，被弄懂并出现知音是迟早的事！
编织-说着-不知这三个行为之中，至少有两个出乎我们的意料，得益于孩子们令我们感到手足无措的奇异性，我们的话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之中，它不只是一个凝固的礼物，而是不断涌现并与新事物结合的真相。我们应庆幸孩子们的全然不知，哪怕是他们故意装成这个样子，我们也要感到欢喜，他们以我们的话为诉说的内容、方式却又做着不同于我们的工作，这不正是激活我们的语言的基本手段吗？他们不曾区分他们说的话里面有我们怎样的黎明之感慨黄昏之叹息，这不正是一件幸事吗？我们的话广泛地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之中，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标记出这是我们说过的，这将更妥善地保存好这门语言，并巧妙地将我们的音容笑貌转化为他们生活与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或许，这就是我们留下的礼物最合理的展开形式。
只不过，我们有时会变得更为贪婪，不仅要求我们的话孩子们接着用，而且还奢望我们的沉默他们也懂得利用。宅邸之中除了那话题的无穷无尽，剩下来的就是沉默吧！我们的骨头也是沉默的，这些情况孩子们凭什么介入其中呢？在蓓蕾光环与我们的话之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蓓蕾光环编织好了，完工后，会用来做什么，跟我们留下了的宅邸将发生什么联系？难道除了这些编织光环的孩子们，还会有另外一群沉默的、无所事事的孩子？这些孩子要么不说我们的话，要么说着我们的话却知道我们的曾在？确实，孩子们定格于一个尚未完工的处境之中，有意无意地削弱了全然不知我们的话中之话的消极色彩，这就是诗的讲究，也是向这首诗未来的读者示范全然不知这样一个貌似贬义的词如何因孩子们的一个尚未完成的状态而不固执己见，而预存了较真/矫正的希望。
于是，在两代人之间就有了彼此体谅的开始。知道对方的存在，不只是一个心智问题，还是一个心情/心愿问题，当其中一方略有埋怨地判定对方不知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好时，其实首先要考察的就是自己的能力问题，这也是圣人的教诲。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其一，我们对我们的话是否做到了十足的把握，全然的知晓？我们对我们的话我们的语言到底做过什么？还能再做点什么？其二，我们如何理解年轻人的存在感？如何唤起他们的激情？如何产生足够强大的吸引力？简言之，我们如何做成他们的知音？说着话的孩子们，也许我们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连他们的无知形态也为我们全然知晓，然而，沉默的孩子们呢？我们又知道多少？
孩子们对我们的话知道得太少，这一情况还不是一个结局，对应于蓓蕾光环的未完成，我们尚可接受，也必须容忍和体谅。从心智上看，他们迟早会知道的，除了知道我们的话的由来、底蕴和前景，还会知道我们这些人的种种作为，他们中的佼佼者肯定不会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只要有一人知道，那就代表他们全然而知。更何况，他们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成为我们的知音，他们也得开展一个接一个的工作，在开始-完成-开始之间循环往复，而蓓蕾光环正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宅邸在诗中的效力已见衰减，蓓蕾光环太醒目了，正在默默取代它。而全然不知这个否定性定论更加催快了宅邸的转化。幸亏孩子们说着我们的话，语言不灭，而诗得以长存；幸亏孩子们全然不知，而反推出我们的无所不知，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沾沾自喜于我们对孩子们的知情了。
我们塑造出的孩子们的形象能与诗之上文产生联系的正是“知”这个词。我们在反复唠叨之余，我们的谈资已经变成了宅邸的一部分之后，太需要一个验收手续，要么，我们勾勒出验收人的欣然接纳，他们就是识货人，要么，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鞭策他们的无知，并把我们的命运系于这一全然不知的定性说明之中，为诗的继续腾挪做足铺垫。我们冷不丁地把孩子们拽入“不知”的绝境之中，为我们的话这一瑰宝的可开展性留置悬念。我们并不是孩子们本人，怎么知道他们的心思呢？孩子们日后读到这里，也顿生反感，凭什么断定不知呢？诗人这种连缀上下文的做法到底接下来还要干什么？
现在回头来看，此前诗的部分中孩子们占据舞台的机会有哪些？其中我们凭什么功夫占据了诗从一开始孩子们就搭建的舞台？我们是怎么徐徐抛头露面并口述历史的？就在这时，一个省略号无辜地逊位似的，再度将舞台的主导权交还给孩子们，尽管在这时，孩子们还被我们蒙住眼睛。但在说完我们的变化之后，我们的历史舞台确实碰及了边缘，纵使无知的孩子也够得上这出戏的主角，他们眼里的世界才是这首诗力图展示的毁灭-重生的世界真相。我们只是在他们打盹时追忆了一番我们的身世而已。我们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借助“绝不会知道”这类说辞来达成剧情的反转，我们太需要孩子们的无辜与迷惑了。眼下，我们在孩子们的屋檐下播撒了一阵烟霞，并心存贪念地希望他们能瞅一眼，进而懂得我们的存在。我们通过把话说绝来诱惑他们。我们在诗中的位置恰巧是孩子们沉默的时刻。
他们容忍了我们的沾沾自喜、唠唠叨叨。甚至假装不知我们刚刚说过什么。但他们依然拿回了这首诗应给的主语资格。既然他们重现舞台，不再沉默，那么，他们会说着什么，接下来的交待才是诗的另一个侧重点。读者都很好奇，与我们的诉说分量对称的他们的说话到底是什么，即便诗人笼统地说到他们说着的只是“我们的话”。他们重返舞台的中心，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诗的前景、落脚点。他们要来验收了。已任由我们说出了太多。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编织的蓓蕾光环干什么用，这超出我们的话的举动接下来会变成孩子们说着的什么信息呢？我们-诗人-他们所构成的三者关系中，诗人心思到底更属于哪一方？
孩子们这个词、这个主语再次出现，已经添加了修饰成分，这跟第一次出现在诗的第一行不同，在这里，孩子们的现身起到了复沓的效果，表面上看，舞台交还给了孩子们，但这是成人世界的变化几近枯竭的一个主动求变的策略，诗确实在这里渴望一个转机，一块转圜之地，同时，在上下文关联中，“我们的话”也有着复沓的表现，这是一个生硬嵌入孩童世界的装置，正因为我们把这个玩意扔进了孩子们的世界，诗走到这一步，就不显得存在什么断裂之感。确实，只要在紧要关口念叨一下“孩子们”，世界的舞台就旋转起来，词语的蓓蕾就绽放出香气，就好像几个小节的刻画渐见颓势之际顿时拥有了一个光环，再不启用这个主演，好戏就没有嚼头了。带着光环而来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干纯属自己的活计了，但诗人又设想他们一个最大的可能性：说着我们的话！请注意，这个说字，正是一个说客，把“我们关于它的谈说”中那绕梁之语音带进了孩子们的世界，并致力于塑造出一群听话并说话的孩子形象。
孩子们将要做的不是欢欢喜喜把蓓蕾光环编好，进入一个光环完工的状况，而是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我们的话。语言一直被重复使用却不见丝毫感伤气息，没有使用时的缅怀，没有遗物之沉重，这一切关于语言的权利他们竟然懵然无知。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在重复使用的“我们的话”，看起来，我们对此略有不满，用法上的毫无新意将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语言作为一个先天性礼物无法被孩子们感知到。他们用得很轻松，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话而不是上一辈人的，为什么他们在用这门语言时还要求他们知晓用法上的不当呢？我们还期盼他们知道语言的全貌吗？
幸好那蓓蕾光环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据为己有，那是有别于“我们的话”的另一个活学活用的体系，也是语言尚未开垦的一块不毛之地，或可说，蓓蕾所在，正是沉默所在，而这是我们尚不熟悉的范畴。孩子们定然懂得一些编织光环的尝试，也即，他们并非在所有事物上都是“全然不知”的状态，于是，语言作为一种事务为他们所不知，成为了我们描述他们形象与心智的资格，我们用我们极为熟悉的“我们的话”来挑明彼此之间存在的罅隙，与他们很可能热衷的光环不同的是，“我们的话”目前尚未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连对这门语言的知情权都毫无兴趣似的。但诗到了这一步，需要孩子们继续扮演一个说话者形象，借助他们的言说来弥补仅凭我们自导自演的戏剧的不足与盲区。
就像孩子们当初拾起我们的骨头之后被认定为“绝不会知道”，从此关于骨头的调查就中止了一样，在这里，蓓蕾光环的闪闪发亮也中止于孩子们再一次的“全然不知”。一些词被使用，但很快就销声匿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会是什么呢？我们暂时相信不了孩子们编织的光环是用来为宅邸增添光辉的，这个光环几乎不产生任何的遐想，仅仅是为了给手足无措的孩子们安排一个差使而在意象上、字根上或谐音方面的临场发挥。这个再无他用的光环已经戴在孩子们的头顶上，挥之不去，但他们接下来“会说着”一些话。这些话肯定不同于我们蓄谋已久的谈话。整个的诗在这一刻侧耳倾听，这些无辜的孩子到底会说出一个什么子丑寅卯来。诗的视野将转向一个被叙说的环境之中，也即属于孩子们眼里看到的一个世界，一个劫后余生的世界将被孩子们怎样脱口而出？在这一行，说着，以及说着的是“我们的话”，都不曾明示孩子们说的究竟是什么，笼统而蛮横，但已抵挡不住诗接下来不得不说出的孩子们的无心之言。
“我们的话”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信息综合体，它既可以是代指那座宅邸，也可以是属于我们一代人（先民）的文法与情感模式，孩子们将继续使用这套语法与模式，但他们很可能错失话中有话的探听机会，也即，他们并不太了解在“我们的话”中还有一番专门针对他们而言的心思，看起来这些珍贵的信息尚未引发他们的注意，眼瞅着话到他们的嘴边却不被他们的大脑所识别，在他们所知与未知的两股信息之间，我们捏一把汗，既希望又失望地等等听听。“我们的话”脱离我们肉体的腐朽性而延展下去，仍可使用，仿佛这就是不朽的宅邸化身，但仍不放心的情况是，孩子们那一代人当它们只是一个诉说的方式、一个交流信息的工具，却全然不知这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语言或诗句充满了我们的情感与期盼。
作为过来人，我们交付了我们的创作/创造之物：我们的话。甚至没有一个郑重其事的仪式，孩子们就接管了我们的语法。现在，我们只能呆在冥冥之中谛听，从他们将要说出的任何语句之中甄别哪些仍属于我们哪些已被他们有所改造，我们谛听着，现在就扮演着这个形象，听取孩子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语言，并心存侥幸地等待着他们有朝一日在语言的腹地/福地与我们摩肩擦踵地相逢。我们头脑里一种深刻的印象是，这是来自我们一方的东西，语言、情感和心智，是我们对孩子们的馈赠、寄托与期许，在交付出去的前夕，我们略有不安，甚至怀疑孩子们一时不能理清头绪，低估了这份礼物的价值。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来安慰自己：最初，最大限度地低估孩子们的能力和兴趣，然后，通过我们自身的价值观的反复讲述，来增强礼物的宜人性，从而达成诱发孩子们兴致的目标，最后，双向欢喜地互认对方的地位与尊严。
我们自忖我们知道孩子们的不知道，但孩子们似乎还不知道这一点。孩子们仍处于一个未知的状况之中，但幸运的是，这个状况为我们所知。于是，我们承担了造就“我们的话”以外的其他责任：推动伦理之轮，促成孩子们从不知道向知道迈进。尽管在这里，我们未曾展开回溯之旅，介绍我们自身是如何受益于我们的先人，但检讨孩子们无知状况下的我们的话、我们的形象，仍是可能的举措，通过将孩子们置身于无知状况的做法，我们自身赢得了一个短暂的自估自顾的机会：且不管孩子们将来如何受益，至少当前我们仍在受益于我们自身之知道，这种知悉权益肯定是有渊源的，而且可以作为遗产被植入我们的话之中带给孩子们。
于是，当前的处境是，一方面我们斩钉截铁地肯定着孩子们“会说着‘我们的话’”，另一方面又绝对地否定了孩子们的知情权，在我们的知与孩子们的不知（实际上孩子们的不知也是我们的一种想象）之间，我们获取了一个宁静的贤者时刻：这首诗接下来是去探讨孩子们如何获知我们的本意，从无知走向有知、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进程，还是继续坚守在我们固有的领地，无非是借孩子们这面镜子回看我们的宅邸我们的话的末日形象？这个时刻是尤为饱满的过渡环节：我们处于最炽热的状态，感受最丰富的时机，而孩子们一无所知，绝对地无辜与茫然，还不足以成为我们基本利益的守护人。好消息是语言不灭，下一代还会用上它，坏消息在于诗走到这一步已丧失了对孩子们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进度把控与交待良缘。
或许是，“全然不知”这个词说得太重了，以至于听不到丝毫杂音（反对之声），否定语气又一时背过气去，就只好留在自知之明之中来完成我们末日形象的描摹。确实，“变成”这个词过于委婉和好面子，不是直言我们死去只剩下骨头，我们变成了虚无，而是体面地说及我们关于宅邸的所有言说都变成了宅邸的一部分，这真是死亡的避讳，我们避开了死讯，我们知道这一点。于是，我们急切地想通过遗留什么来保存我们的价值观。哪怕是这阵子冒犯孩子们，认为他们一无所知。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一个叙述策略，在全然无知的纯粹黑暗之中，诗随后会播撒几点曙色，这是无疑的也是有益的，诗这个时候愈加倾向于偏袒我们这一方，就愈发接近诗的尾声，而不可避免的是，诗的尾声恰巧跟我们的末日形象不期而遇。
可见，“会说”这个揣测的说法有一点盲目乐观，但也是情势所逼，我们唯有置身于一种对“我们的话”的自信气氛之中，才可信手描绘我们死后的可能的景象，也即我们的末日。于是，我们的末日形象不是客观地呈现在事物并肩而行的丛林之中，而是藏在孩子们的眼里，尤其是孩子们使用的“我们的话”里。我们将被我们的话所描绘。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当诗中再次说出“会说”这个词时，我们深知我们在编织另一个蓓蕾光环。我们从孩子们的眼里嘴边寻找我们自身的光环。我们通过继续扮演谛听者形象来描绘我们的末日光景。孩子们将来“会说”我们的话，这是肯定的，但这里的“会”更强调一个时间上的虚拟状况、一个未来式，却不是指领会、精通，所以，“并”全然不知附带说明出来，是想立即设定一条边界，引诱未来的孩子们参与一次无尽的辩解。
说者无心，这就是我们最初设定的孩子们无辜的形象。“会说‘我们的话’”，这是一个笼统的结论，同时也承接了上一节“我们关于它的谈说”（以及之前小节里的“留下”）的寓意，但继续借助“会说”这个词开展另一个小节的布局，就明目张胆于未来一代人的需求与期盼了。会说我们的话还不够，还得举例说明到底会说什么，这个趁势发展诗节的做法转眼间就营造了一个结尾的解围之法。于是，我们将变成孩子们嘴边之物，变成孩子叙说之中的宅邸的一部分。我们将委身于孩子们的讲述之中、话题之中。难道我们已经无话可说，理屈词穷了吗？把话筒交给了孩子们，我们失去了言说主体的权限，变成了孩子们的眼中钉：我们想象日后孩子们怎么看我们的遗像/遗产。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些被言说之物如何成为诗的关键环节，尤其是事后被裁定为诗的倒计时？他们会说“我们的话”还不够，还会说一个例子，我们手把手地教他们说一个例子，那么，在这样的会说话的孩子们中间，他们仍是无知的，还是在减损“全然不知”的预估之淫威？难道我们乐意看到、听见孩子们所看所说之时仍是无知的？“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个瞬间被诗所估摸的问题，已被“会说”这个词复沓出模棱两可的答复。换言之，会说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说法还可以同时开展评判，诗到这一步，其实面临着不少诱惑，比如通过会说之物——借孩子们的未来之言，吉言也好，凶兆也可——的一一列举，来检讨我们的话我们的宅邸到底有怎样的内秀，会说甲，又会说乙，诗一旦受到这个思路的招惹，就会增强孩子们救场的作用，在篇幅上也会拉长。
通过“会说”一例，实际上也微妙地平抑了“全然不知”这条断语的蛮横效果，毕竟我们的孩子“会”说“会”看。一群绘声绘色的孩子怎不叫人放心呢？至少他们还会编织蓓蕾光环呢！可见，在孩子们的目光之下，我们显得暮气沉沉，我们精心打造的礼物也不知他们究竟会怎么看又会说什么。我们注定要被他们拾起、打探、刮擦、涂抹，无论我们以怎样的变体出现，正是这个必然要来的境况，烘托着明确的意识：我们终究是一个待解的礼物。我们认为了不起的宅邸之象征，终归要让孩子们来解释/解放。实际上，现在属于一个交接仪式前夕的特殊时刻，我们通过设想孩子们对我们的宅邸的第一印象来再度观察我们的礼物属性。宅邸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之物，它是可以被量化与代指的（“那个”），也可以被形象化、口述化（“像什么”）。
看起来，孩子们不会说“我们的话”像什么，但他们会从“我们的话”里筛选一些言辞来说“我们的X”像什么，其中就涉及我们留下来的、苦心经营的宅邸。我们预感到孩子们的陈述方式倾向于比喻，尽管这方面的修辞也属于“我们的话”，但是，从情感上判断，孩子们拿捏我们的感觉还不够珍惜，他们不是准确地言明“是什么”而是漫谈于“像什么”，这确实让我们担心我们和他们之间欠缺一个增进理解的中间人。而且，他们将看到的表述出来，不是一个当代化的景象，而是一个仍然徜徉在古旧气氛中的影子。他们将看到的是我们的末日景象，而不是我们的全部历程，这个预判加重了我们对他们“全然不知”的疑虑。
展示在他们眼中和说法中的“宅邸”是特指的一个，是那一个，还存在心理距离，看起来他们并不用力冲破时光的阻扰，看到覆盖在宅邸之上的多重时间（进而认知我们的进化史），很可能，粗率地以比喻的方式将我们的宅邸错放在一个意义单一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宅邸乃至我们的X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冷漠得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即便用来描述宅邸之余存的比喻，也是“我们的话”，那么，他们的话呢？诗人确实在这里没有释放更活泼的孩子们的形象。为此，我们付出了代价：一旦我们将孩子们的形象与能力单一化，那么，孩子们将原物奉还似的，并无促进地任由我们的形象也是类似的单薄。
继而，宅邸空无一人的现况，或作为一个物质实在、一个意义总体的不确定性，被比喻所洞察，也被弱化，孩子们并不钻研于“我们留下了许多事物是其所是（仍是）的样子”，而是空灵于“一个灵魂”的委派。宅邸作为一个生活现场，似乎这时缺乏可供人追忆的引力，而浓缩为一个故居/遗迹，一个堆积了旧时光之物此刻濒临于游客来到的新时光，它已经显得弱不禁风，缺乏可持久描述的胜境，而利索地变成了游客随口说出的一个场景，正如一个孩子说他看到了一个灵魂。宅邸的可观程度被削弱了，但灵魂这个词好歹也通达，说得过去，毕竟灵与肉的交织随后仍可追溯。应该说，宅邸是什么比像什么在表达上会更困难，更何况，诗如果此时引进“是什么”的探讨，就会推迟这首诗的尾节出现，而“像什么”很方便得到应有的慰藉，像模像样地拐进了诗的死胡同。
不撞南墙不回头，诗于此触摸到了诗的围墙似的，一条边界约束着灵魂活动的场域，也约束着游客的浏览路线，也即，宅邸从外观上看已然等同于（空）墙。或者说，孩子们将来放眼望去，得到的确实只有墙，也即宅邸的外观，或一些通用的建筑材料（成分）。至于宅邸所盛放的谈资、人文信息及种种礼物，都是一眼看不出来的，简言之，唯有托灵魂的名义，方可盖过空墙之虚无。但灵魂也是不可见的，能感觉到的是“我们的话”中曾为灵魂所用的骚动之虚实。空墙之中，灵魂骚动，这个说法挤兑着我们的灵感银行。我们留下的东西很多，但最终统一化为宅邸一座，现在，宅邸作为可供理解之对象，又在做意义的衰减：宅邸像一个灵魂的骚动，或宅邸等同于空墙。但这个衰减趋势是从孩子们嘴边获知的，怪也只能怪他们无心无力，对宅邸的观测搁浅于空灵一瞥。当我们要设想出孩子们见到宅邸的第一印象时，手上的法宝也并不多，谈论宅邸或谈论我们的X，就意味着被谈论之物不再是完整的，只是全貌之一份，只是影子碎片。这也是谈论、言说的一个缺陷，不可避免，但又不得不为。
但问题是，这个被孩子们一眼相中的个体——曾生活在宅邸中的一个他者——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我们中的一份子、一个代表吗？孩子们想象的这个居民是明信片的寄件人吗？为什么他们想象的不是一群人而仅仅是一个他？宅邸的单数性摆脱了众人心血结晶的既定印象，这只是一座宅邸，言下之意在于，还有更多的宅邸，在可见范畴以外。宅邸之外还有宅邸，宅邸的无限性意味着馈赠的或然性。不是所有先民的心血都汇聚在一座唯一的宅邸之内吗？如果存在众多宅邸之间的差别性，我们是否此前均已获悉详情？可是，宅邸在前述中是以单数“它”的形式出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里，取巧的办法是，我们锐化为一个他足以担负起宅邸意义大扫除的责任。那个他，正是我们中意的且已中和的我们的化身。
从策略上讲，我们所有人不可能挤在同一个镜框中或同一张明信片上。我们派出代表，委派差役，匿名之他、未定之他，正是合乎我们所有人心意的那个人，这个人并无任何个性化的举动，他所呈献给孩子们的个体信息单调乏味，无非是“生活在那里”以及“灵魂骚动”，这两个特征符合我们每个人的原型。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咬定孩子们看到的那个人正是自己。或可说，作为馈赠仪式的布展，一个灵魂的表演才像那么一回事，才起到一对一的帮扶作用，毕竟孩子们在看在说在接受礼物时也会以一个他者身份出现。所以说，“那个”宅邸就是唯一的宅邸，一个灵魂就是唯一的灵魂，在此讨论并呈现的不是宅邸的差别性或灵魂的多样性，而是共通性。用肉眼去看，这只是一张照片/明信片而已，媒介上呈现的只是一座宅邸，看得到的是墙，以及墙附近的空无，但用心再看时，就不难发现一个灵魂在走动，这个灵魂是与墙、空一块被遗留下来的，是一个谕令，是叩问“留下了什么”时理应得到的回馈。
看起来，仅仅留下空墙/宅邸还不够，还不能深刻领会“留下”的真谛，还得多留下一样东西，而肉体是没办法留下的，骨头则不会在宅邸内更可能在荒山野岭，于是，能留下的几乎只有灵魂。但我们提及灵魂的目的不是揭唯物主义的短，而是一个忠告：孩子们务必看得出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留下了许多事物仍是的样子”，此前的告知如此，因为事物是其所是，看起来没有异样，没被动过手脚，很可能孩子们会误以为这些东西不是遗产，不是馈赠，那么，现在用一个灵魂来警醒一下。我们既留下了“样子”，也留下了“事物”，同时留下了关于事物是其所是的价值判断（价值观、方法论），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有。这种种留下，并不是无心之举，得过且过，而是“我们眼见的，我们触摸的”，上面预存着我们的体温与感觉。灵魂最初是一个醒目的提示，最后又是极难对话的伙伴，从一个灵魂中入，还得从一个灵魂出，孩子们能准确领会灵魂的骚动才对得起我们的苦口婆心。
那么，灵魂在哪里？请给它一个最恰切的落脚点：空墙。这里所言的“空”与前述绝望的天空、锋利的空气不同，强调的是实存之人肉体的缺位，并不等同于虚无或不满足，而是致力于塑造出灵魂的形状与属性，或许，灵魂为人所获悉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善于对“空”的闯入、占据与满意，我们的确接受过一个关于灵魂与空的关联的传统教育。因为空是一种人的基本感觉，而且很容易体验到的一个存在状况，但活人去占用这个空之空间会得不偿失，而灵魂寄托于此，则里里外外都显得格外舒适，所以，灵魂渴望并利用了墙的非实体性特征，以完成它的一个基本动作、形态：骚动。灵魂不安于空之空间，作为一个遗留之物，等待被迎接、打开的礼物，它不晓得未来感知这份留下之意趣的孩子们将如何揣摩一度的骚动。或许，唯有灵魂骚动起来，才被后来人所察觉，也即，在空墙逸动的空气之中，孩子们要善于体验到灵魂的骚动，不止于先民的灵魂之活脱，还包括自身携带的灵魂因素的充实，在这个空墙所构建的空间之中，灵魂的一对一的捉对互认是接受留下之遗赠的前提条件。
不是说留下一项不动产这般硕大无比，而是留下空墙，继而是一个魂灵，空间感在缩小的同时，馈赠的意义却在倍增。然而，空墙之于宅邸来说显得过于瘦削、嶙峋了，好像发生过什么灾难，只剩下宅邸之结构、之框架，也即几堵空墙而已，于是，宅邸的全然特性，包括我们一度通过谈说赋予其中的信息，都急切地锐减为空墙，这里传递的讯息在于宅邸由无所不在的全体变作残存之物的局部，这个趋势正是灵魂使然，尽管我们并不同意“那个宅邸像什么”所造成的想象图景，但宅邸的整体意蕴已锐不可当地弱化为一个灵魂骚动的必要条件。整个的宅邸就这样被体验为一个灵魂的骚动，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既属于代际交流方面的迁就，好像一打出灵魂牌，孩子们就心有戚戚焉，又属于宅邸的不可咀嚼的繁杂属性入乡随俗，自降身价，迎合后来者的感觉需要。应当说，宅邸视觉化为一个骚动的灵魂模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最后挽留先民体味、经验的措施，简言之，我们唯有留下一个灵魂代表，其他的事物与言辞，无论是我们眼见的还是触摸的，也只好借助灵魂这个入口来供人端详、养人眼目。
确实，灵魂的独舞难免造成一个幸存者角色，这唯一的留下之物甚至遮蔽了宅邸作为更绝对的馈赠之物的可见性，灵魂吸引了孩子们的眼光，同时，诗人也感知到了经此骚动之后，宅邸的称谓发生了变化，更名的一幕出现在诗的最后一节：一个脏房子。不是心脏也非心房，而是无法保持原貌（却被外界力量侵扰），呈献给孩子们的是一个更为不济的形象，不是一个更好的健康形象。脏，取代了曾用来修饰宅邸的那个词（“关闭的”），更为醒目地以貌取人，一定有什么发生了，生活在此的先民死亡后直至孩子们发现时，在这段时间，这个无名的阶段，宅邸非其所是，出现了一定的变故，它弄脏了自身。灵魂的骚动没办法对抗促成脏的力量，反而，在肮脏的无名阶段尤显灵魂之孤傲。这加大了这笔遗产的独特性，并使受赠变得更为紧迫，同时暗示着清除污点、恢复原貌的督促同在。宅邸看起来完全地归属于一个早期阶段，现阶段摆在眼前的是“一个脏房子”，这个称谓上的更替预示着在授予人与受益人之间对同一事物理解上的巨大分歧。
宅邸不可自保地更名为脏房子，作为一个交代，同时作为幸存者、无辜者，面临的是一个被毁的世界。这是一个体面的解释，脏之由来正是世界之损毁，并且促成看到这一因素这一场景的人士意识到“一个脏房子”在“一个被毁的世界”既不是先民的过去，也不是孩子们的现在，而是一个中间状态，等待命名的一个无名阶段。曾经伴随宅邸的是春云、长风，而在这个中间阶段却是一个关于世界被损毁的消息。曾经宅邸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在这个中间阶段，宅邸只是世界被毁的一个见证。这真是一个移形换位的妙诀，通过把房子污名化、地位化，从而剥夺了宅邸的无所不在之性能。现在，宅邸的不可一窥的繁杂性被浓缩为一张照片或一幅画（印在一张明信片上），变成可见的一个现象，只是世界的一个景点，不再是世界的感觉全体。可见，“世界”这个说法太厉害了，它提供了一个远大于宅邸的所在，比春天、天空还要霸道，力图将宅邸内化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足以抗衡世界的平行宇宙。
只要把宅邸这个事物从感觉上、感情上变成世界的一部分，就可以见到它了，这是一个策略，但也是一桩命运，孩子们兴许就是这么干的，无非是他们可以把世界装修为一个托词：被毁的。还不让这个被莫名其妙弄脏的房子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而是仅存于一个可见的被毁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而是被毁的，仿佛谁都不必为此承担罪责。通过印在明信片上供人观看，告诉孩子们他们的世界以前曾有过一次被毁，但能否由此激发出孩子们进一步探究的热忱，促使他们去弄明白房子为何脏了、世界为何被毁，尚未可知。而且，被毁的世界所采用的视觉形象肯定不只是一个脏房子，其他的信息挤占了孩子们的眼力，他们很可能被被毁的世界所吸引、所震撼而忘却了那个脏房子才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说，那个脏房子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被毁的，这个修饰词太够魅惑了，它既可以是房子脏了的成因，也可以是一切问题的重点所在。宅邸被平面化为一个二维的可见之物——世界上的一张明信片上的一部分——之后，并不是意味着一个终局，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解释得太多，唠唠叨叨，用了一首诗的八分之七来讲述宅邸所在，对孩子们来说，我们的希望是，这是一个开局：追溯之旅有待启动。这个被表面化的被毁的世界隔在我们与孩子们之间，欲说还休，我们多么渴望一股春风重塑我们昔日的宅邸，然而，这个愿望随同脏房子的可视情景一并掷入孩子们现今的世界，可有可无之际，还有什么力量打动孩子们的心？礼物作为我们曾已理解之物，透过被毁的世界半径，向孩子们的光环投掷而去，它的完整性展示还差最后一步：经孩子们的检阅与理解。宅邸不可避免地蒙蔽着，脏了，口语化了，习语化了，边缘化了，而今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憔悴不堪，只是一个影子碎片。
宅邸的外观曾是不可言的，仅是“外观”一词的表述，而现在为脏房子所呈现的外观至少还可能是白色的。此前全凭意念来推动、塑造，我们沉浸在宅邸的可能性的钻探之中，审视之余，尚未用醒目的形象来慰劳自己，唯有在交付后来人时，我们才吝啬地挤眉弄眼于它的白色，但如今它已变样为一个摆设，一个影子，例外于“事物仍是的样子”，孩子们实际上将面临探索的困难，他们要弄明白的事项实在太多，在我们定性的表面之下，每一个说法——脏、被毁、憔悴、碎片——都将麻痹他们的神经，能不能绕开这些说法的陷阱，奔赴事物是其所是的本来，我们不得不评估这份希冀。
回头来看，当孩子们陷入“那个宅邸像什么”的文法结构时，宅邸就在彼此之间平添了诸多的隔膜。孩子们要为他们轻便的说法付出代价，但我们又操心他们对这个代价毫不在乎。现在，我们不得不利用一个共识来保留一份希冀：他们所见到的正是我们此刻所描绘的，就这个憔悴的形象来看，彼此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我们的宏愿是，这是被毁的——被遮蔽的世界的假象，孩子们定有办法看出破绽来。一个改造的现象是“一个影子”在视野里令人眩晕，其重要性已削弱，很可能缺乏吸引力，只是孩子们日常所见的一件灾难新闻而已。透过影子还能看到什么？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悬置。他们罔顾我们的记忆，甚至对语法中我们的建设也丝毫没有察觉的兴致，这才是可怕的被毁的世界。这里有一个灾难信号，也即在此之前，先民的豪情曾为宅邸所暗示，这是必须去打探一番的，唯有如此，礼物才成真。既不对外在于他们的灾难麻木不仁，也不止步于捡起某物（骨头或明信片）来忍受自身的全然不知，他们得想尽办法跟我们成为同时代人。
我们所留下的东西粗陋得只是一个影子，平实、简单、无足轻重，一个被毁的世界之碎片，文明的脉络已无处可寻，扎眼的白色像死去事物披挂的麻衣，本来无所不在的、偌大的宅邸现今一眼望去竟然变成一个白点，在两代人共同的视野里，浅薄而明显，看起来不值得深思即可得知，毫无层次上的底蕴，甚至连灵魂也难以集聚于此，只有一个点与其他点的并存关系让人顿生爱怜，看不出这个点与事物的全面存有怎样的深刻联系，这个点位上怎能藏得住稀世珍宝，所谓的馈赠/礼物无非是一张载明历史信号的卡片而已，一份携带着灾难记忆的经验之谈，很可能触动力比不上孩子们在沙滩上捡拾到的一只海螺。不得不再次质问孩子们：“那个宅邸像什么？”敦促他们检讨比喻机制之余，避开空间上那逼仄的恶浪：从被毁的世界之空间往返至空墙之所在，从脏房子的平面化形象转入灵魂之语的听取，竭力返回到一个令比喻机制反悔的空间，在那里，认识到被毁的世界之前身，并欠身于一个灵魂之后接洽到更多先民的拱手相让。
世界之被毁、房子之脏乱，一大一小的两个空间铭记着末日景象，定格于劫后余生的情状，现在，它们飘然而至，进入了孩子们的天地之中，并不乞求收件人寻找毁灭之力，那造成末日景象的罪魁祸首，而是以孩子们尚不能体验到的惨状，以一种后见之明的体贴心思，向他们发出邀请：哪里才有一个命运的渊薮？哪里才有一个精神故乡？向后看，力透纸背之后，他们就懂得宅邸之奉献来之不易，或可说，生死之间先民的尊严/体面从未改色，哪怕是到了只剩下一把老骨头的境况，命运之旋律依然在弹奏，这是一个感知问题，而非虚无现象。目之所及并非全然的真相，妥善的教诲还包括落败的影子仍可以得到金色太阳的照拂，在白色-金色的交相辉映之下，灵魂之舞跃然纸上，可观可探，可歌可泣。要知道，太阳几乎是世界最好的见证人，而世界的沉浮兴衰要么是可观的遗产目录，力拔山河即可获知，要么是晦暗的影子碎片，稍加拼凑不难复原出太阳也曾领略过的风土人情。确实，太阳也饱含着希望，并分享给诸位，这颗恒星对应了世上有缘人的恒心与信任，放之四海而皆准，经它涂抹的既有人之生前光荣也有事后定论，即便是毫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不招人注意的一个点，也难逃它的法眼，也能得它的光阴庇护，如果说灵魂骚动于空墙只能凭空想象，那么，太阳高悬于天空人见人爱，可谓是最佳的、永恒的灵魂在陪伴后世之人。幸好有这源自太阳的浓墨重彩，使得与之并存的人间事务蒸蒸日上而不会因灾难的频发化为青烟。于是，可以想象我们的宅邸正在太阳底下的某处，它至少展示出三个形态：其一，不会因此刻不可见而不可知，作为礼物，仍可为后人感知，不妨说，宅邸能得到后人认可意味着先民的存在不枉一生，况且，要切实认知早期文明诸现象，非得取道我们的宅邸所在不可；其二，保留着得体的末日景象，致力于中间阶段的意义奉告，算得上一根可供追溯的线索，也可谓一支警示之锤，提醒着后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以及兴衰规律的举例说明；其三，这也是孩子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同存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即便是一张明信片的诤言相托，即便是往坏处多想多看，也不应理解为这是例外之物，简言之，这是一个郑重之约，赐福并受压，要完成一个转变，将我们的宅邸变成他们的宅邸，认祖归宗之际，重启宅邸的装修与涂抹之事务，海誓山盟于金色太阳底下，最终不再说“那个宅邸像什么”，而是说“这个宅邸有什么、是什么，还可以添加什么”，言下之意当然是，他们也得精心预备着一个宅邸，遗留给他们的后人。而预备之法则、建造之原理、珍藏之条目，不正好有我们的宅邸可供参照吗？情到深处，他们就自然懂得，在那被毁的世界之中，我们为何仍有金刚不坏之身。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