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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陈东东:我最重要的《世界文学》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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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09  

陈东东:我最重要的《世界文学》时刻




  在忆及怎么会去写诗,去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我曾这样写道:一九八〇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上海师范大学主楼第五层的期刊阅览室里,面前是一本已有些破旧的《世界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我刚过了十九岁生日,考进那所大学的中文系也才一个多月。三个月前,在预备高考的紧张夏日,我曾偷闲翻看过艾略特的《荒原》,终因不知所云而没能卒读。当时,我对诗的理解主要来自《唐诗三百首》之类的读物,我还不曾写过诗或填过词。秋天的阳光照得橘黄色的杂志封面微微泛红,这正是一个宁静安逸,适合闲览的下午。
  但是,突然,仿佛被人在背后狠拍了一掌,我从漫不经心的状态中惊醒——我看到这样的诗行出现在纸上:

姑娘们如卵石般美丽,赤裸而润滑,
一点乌黑在她们的大腿窝内呈现,
而那丰盈放纵的一大片
在肩胛两傍蔓延。
她们有的直立着在吹海螺
其余的拿着粉笔
在书写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文字:

 
  这是李野光译埃利蒂斯的长诗《俊杰》中的一小节,它带来震颤!它那宏伟快捷的节奏凸显给我的是一群如此壮丽的诗歌女神!于是,一次作为消遣的阅读变成了一次更新生命的充电,诗歌纯洁的能量在一瞬之间注满了我,并令我下决心做一个诗人。
 
  黄昏到来,我带着抄满埃利蒂斯诗篇的练习本下楼。在回宿舍的路上,诗歌已不仅是“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了,它是灵魂革命、绝对信仰、肉体音乐、精神历险和真正的生活!第二年春天,在一堂沉闷的哲学课上,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
  ——《诗是一种方式》(笔答《パンと雲》杂志·1992)


  这称得上是我最重要的《世界文学》时刻。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期《世界文学》被打开时的晃眼。这当然不是我诗歌认知的起点,但它多么像一个起点!正是从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世界文学》出发——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经由这次关键的阅读——我走上了直到眼下仍在自我进程中的这么一条写作道路。感激《世界文学》的同时,我知道,在此谈论我自己的写作并不适宜。那期杂志上,李野光先生所译埃利蒂斯《俊杰》里的两句诗我一直不忘:“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表示对您的最高敬意。”后来,李野光先生更为恰切地将《俊杰》译成了《理所当然》。那么,在此,评述我进一步阅读的埃利蒂斯,尤其他的《理所当然》,更能表达我的敬意——
  一九七九年,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时,埃利蒂斯讲了一句在我看来对一个诗人及其写作最为切中肯綮的话:“……物质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材料而已。”一个诗人的物质世界,不会止于自然、物理和现象界,它至少得扩展至包括诗人自身在内的人之现实,其中诸如意识、心理、神话、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记忆、语言和梦想等等不胜枚举。要是将作为诗人之材料的物质世界以“现世”名之,我想,埃利蒂斯这句话的意思就更为鲜明——在那次演说里,他要人们留意“世世代代一脉相传使我们得以立身于世的连环链条。这些环节,这些联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耶稣,以不同的形式一直传到我们。它们令人信服地说明一个不变的真理:来世包含在现世之中,正是现世的各种元素将重新组合成另一个世界”。无疑,埃利蒂斯和他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已经成为他所指出的连环链条的重要一环。那样的一环除了是一个承上的结果和启下的开端,也是一个自足的圆满——阅读埃利蒂斯,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印象。而最能凸出这一印象的,是他酝酿了十年,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伏案写下的现代史诗《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将埃利蒂斯身在其中的希腊现世置于一个基督教的框架之中,其意图却不是宗教上的“另一个世界”,而在于凡尘里个人意志的升华和深化所导致的新宇宙论、命运奥秘的揭示和神话的普泛。有论者谓,埃利蒂斯“利用基督的意象作为一种神话的来源,并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理所当然》里这样的诗句:“最初是光在第一个时辰/嘴唇依然黏着陶土/吮尝着世间万物”,或这样的诗句:“看哪,这就是我,/为少女和爱琴海岛屿造出的我”,或这样的诗句:“理所当然应该赞美光明/人类镌刻在石头上的第一声祈祷”,以及更多同样美好和千差万别妙不可言的诗句,正可以用来充作论据。
  一眼就能看到的,是《理所当然》在视觉方面展现给读者的醒目的力量。仍然是在那次受奖演说里,埃利蒂斯赞许“建造圣堂的赛克拉德斯人”,说他们“曾为每一种环境找到最佳的建筑方式”,而他自己,“感兴趣的是按不同的结构形式处理材料”。作为一种时间艺术的诗歌,《理所当然》的外观却呈显伟大的空间感,这得归功于埃利蒂斯从赛克拉德斯人那里得到的启示和他在诗歌里处理材料的结构能力。这部作品章节诗行的排列方式,对位于教堂的恢弘布局和高耸企望,令诗歌音乐的冉冉升华被直观地目击;而这座纸上教堂以其开篇第一章“创世”为基座,中间一章“受难”为主殿,最后一章“赞美”为穹窿和尖顶,于是,看上去,《理所当然》的诗歌音乐就又以倒着向下建筑的方式,获得了不断钻探的深化。
  这种结构上显而易见的匠心,不是为了相应于埃利蒂斯赋予《理所当然》通体可见的纯净和圣洁吗?而纯净和圣洁,跟他反复申说的光明和清澈并无二致,它们正是这位希腊诗人贡献给现世的来世。它们的成立,则有赖于埃利蒂斯在一篇集中反映其诗学思想的访谈稿《光明的对称》里所说的,“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引入诗歌”。这种认识的方法,会强调光明和清澈义中应具的去蔽与鉴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果然,同一篇文章里,埃利蒂斯提起了他一向崇尚和竭力要在其诗歌里实现的“透明”——他承认,透明可能是唯一占据其诗歌的东西:“我讲的透明的意思,是在某个具体事物后面能够透出其他事物,而在其之后又有其他,如此延伸,以至无穷。这样一种穿透力,正是我努力追求的。我认为这体现了希腊的某种实质。”换言之,希腊的某种实质——那个希腊之来世?——便在于“透明”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希腊现世的运用。
  理解他所谓透明的最佳途径,是从对埃利蒂斯的阅读和吟诵去充分意会和体察。《理所当然》便是一个将透明引入诗歌去观照希腊的范例。你会发现,在《理所当然》里,正像在他的众多诗篇里,光明和清澈,纯净和圣洁,埃利蒂斯个人化了的那种透明,相距逻辑和理性都甚远。不少人觉得这部现代史诗难以读懂,不好评价的原因或即在此。然而,这却刚好是埃利蒂斯把“透明,这个以物理观念来看仅存于自然界的东西……移到诗中”的重要缘由:“透明的东西同时又完全可能是无理性的。”——他的运用里,这“可能”二字始终被改为了“必须”。
  埃利蒂斯诗歌写作的指归,不妨引用《光明的对称》里的这样两句话:“……根据自己对希腊现实的理解来进行一种革命……使我们能够创造一种纯希腊成分构成的文字形式并以此进行表达。”这一指归的前提,便是反抗和摧毁理性主义。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成见之下的希腊,在埃利蒂斯看来,只是一个冒充的希腊,“为了去伪存真,就必须废除统治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他的腔调,会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并非毫不相干的另一项指控:“我们在物质问题上被蒙蔽了,真正的世界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而我们关于空间的概念是错误的,我们制造的时间是错误的,光以曲线传播,物体的质量是可变的。”——去除了逻辑理性蒙蔽的透明,或许,可以是看待作为材料的物质世界之眼光的纠正,但在埃利蒂斯及其《理所当然》,就更是这种眼光的塑造。那个来世,那“另一个世界”,因为透明而得以显现。
  回想起来,对我而言首先来自《世界文学》的埃利蒂斯,简直成了一种命运——在那个八十年代之初,在我十九岁的年龄,如此决定性地出现……我不知道应该欣喜抑或懊恼的是,在读到这期《世界文学》之前,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文学性阅读,对于现代诗,我只有一个空白的观念。所以,埃利蒂斯就理所当然地在我这儿援建起了最初的理想、观点、趣味、标准和雄心。许多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那么多阅读,尤其还经历了那么多写作,而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多的境遇、遭际、经验和折磨——它们总是同时相伴着欣喜和懊恼,又会将那些阅读和写作(合着自身那股子劲儿)强行扭送到一个仅为这个人的命运而升起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首先来自《世界文学》的埃利蒂斯所援建的理想、观点、趣味、标准和雄心,必然已经大为改观,甚至面目全非——添筑、移构、倾颓、重修、破墙开户、推倒再来、焚作荒地、又起新厦,这些全都可以料及;然而,那幅曾经的蓝图,还在记忆里,还会是那个境界得以升起的一种力量。于是,的确,三十多年前那个下午的《世界文学》阅读,仍然称得上是我最重要的文学世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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