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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傅刚:正本清源——《玉台新咏》的编纂和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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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12  

傅刚:正本清源——《玉台新咏》的编纂和刊刻






  《玉台新咏》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署名徐陵撰,这与现存《玉台新咏》署题一致。至于徐陵署陈衔,当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殆后人之所追改”。全书共十卷,收录汉代至南朝梁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六百多首,许多优秀诗歌赖此书得以保存。
  与诗文并收的《文选》相比,此书专收诗歌,且专收与女性有关的诗歌,既显示其特色,也为这一类诗歌作品的存世做出了贡献。在编辑体例上,由于本书古今作品并收,所以执行两种体例:古代(已故诗人)作品按作者的卒年先后编排,主要体现在前六卷中,时代则跨汉、魏、晋、宋、齐及梁,梁代是编者徐陵生活的时代,在体例中属于今(当代),但徐陵编集时,有些入梁的诗人已经故去,所以也列入古代(已故),如第五卷的江淹、丘迟、沈约、何逊等,这些人的作品全部按照卒年先后排列。虽有身为一代帝王的诗人,也不逾越这个体例,如第二卷的魏明帝,就排在曹植之后。又如第十卷中宋孝武帝,也排在谢灵运之后。第八、第九两卷收录当代作品,体例则按照爵位高低排序。第七卷收录萧氏父子作品,梁武帝自然排在首位,其次是萧纲,因为他当时是太子身份,所以题衔称为“皇太子”。又因萧统以太子身份故世,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如果也收录他的作品,导致一个集子中有两个太子,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从阅读层面看,都极不方便,所以本书未收萧统作品。
  当然,萧纲与萧统的文学观完全不同,萧纲命徐陵编《玉台新咏》,有与故太子萧统抗衡的目的,这样就更不能收录萧统的作品了。再如萧绎的身份为藩王,是梁武帝第七子,所以排名就需在其兄邵陵王萧纶之下。第九、第十两卷按文体编,第九卷收杂歌,第十卷收绝句,体例仍据前八卷,即属于已故诗人的按卒年先后,见存的诗人按爵位高低。如第九卷自古歌辞至费昶,都是已故诗人,自皇太子萧纲始,则为见存诗人。徐陵编集后为本书写了一篇序,即列在卷首的《玉台新咏集序》,徐陵在《序》中说明他编集的目的是选录“艳歌”及“当今巧制”,这说明了本书的特色,但本书是按照什么体例编辑的,徐陵没有明说,以上解释的体例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结果,经过验证,完全可以成立。
  为什么要编这部书?徐陵在《序》中明确说是选录“艳歌”及“当今巧制”,但为什么要选录艳歌和当今巧制呢?徐陵没有说,唐人刘肃《大唐新语》为之做了解释说:“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据刘肃的说法,萧纲晚年对自己为太子时好作艳诗且流行朝野很后悔,故命徐陵编《玉台新咏》,表明艳诗的写作自古就有。
  这个说法中关于萧纲为太子时命徐陵编《玉台新咏》是可信的,但说是晚年就不可信了。萧纲生于梁天监二年(五○三),卒于梁大宝二年(五五一),不满五十岁,且他自侯景之乱(五四九)就受困于侯景,其时徐陵已于前二年(太清二年,五四八)北使魏,直到萧纲被侯景杀害也没回归南方,所以徐陵只能在太清二年之前有可能帮萧纲编《玉台新咏》。因此,根据萧纲的生平,并不存在“晚年”的说法。事实上,已有的研究表明,萧纲命徐陵编《玉台新咏》,时间在梁中大通六年(五三四)前后,下限在大同元年(五三五),因此,《玉台新咏》的编纂不能用萧纲晚年的说法。
  萧纲在中大通六年为什么要命徐陵编《玉台新咏》呢?这与他此时入宫继其兄萧统为太子的政治形势以及他的文学观有关。
  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五○二)被立为太子,中大通三年因病去世。他在太子期间,养德东宫,组织东宫学士做了很多与文学有关的工作,最著名的便是编纂了一部流传至今的《文选》。萧统的文学理想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在他的引导下,梁天监、普通年间便形成了崇尚典雅平正的文学风尚。
  这种风尚显然与萧纲的追求不同。萧统为太子的时候,萧纲位为藩王,历任南兖、荆、江、雍等州刺史。萧纲曾在自序中说自己七岁便有诗癖,但所好是艳体,长而不倦。他的这种爱好受他老师徐摛的影响,《南史》本传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他在萧纲七岁时便作为文学侍读陪伴左右,因此萧纲的写作和文学观都受到徐摛的影响。普通四年(五二三)至中大通二年的雍州刺史之任,是萧纲艳体诗写作的高峰期,《玉台新咏》收录了不少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
  雍府时期的文学写作使萧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学观,其与在京城的萧统所推行的典雅的、文质彬彬的文风大不相同。因此,当萧纲入宫继位太子时,他显然是踌躇满志的。他在《与湘东王书》中充满豪情地批评了当时京城流行的文风说:“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显然是针对萧统所倡导的文风。萧纲入宫之后就将他在雍府推行的艳体也带到了京城,形成了所谓的宫体。
  不过,这种写作引起了朝中群臣的反对,本来梁武帝选他为太子就充满了争议,而他又推行艳体诗风,朝野的议论就更多了。侯景在软禁了梁武帝后,上书批评梁武帝政治之失,其中便有对萧纲的指责:“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侯景这个批评应该是当时朝野的普遍意见。《梁书·徐摛传》记载有梁武帝听闻东宫写作艳诗的事后大怒,遂召徐摛责问的事,虽然史书说徐摛应对得体,萧衍没有进一步追究,但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徐摛便被外放为新安太守,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萧纲命徐陵编撰这样一部《玉台新咏》,表明此体自古便有,以此挽回萧衍对他的不利看法,应该大体不错。
  这部编辑目的是“大其体”的诗歌总集,却收集了自汉代以来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流传至今。除了第七、第八两卷所选基本以艳情题材为主外,其余作品内容大多健康,风格明快,多为名篇佳作,不可一概以艳情而否定之。尤其当我们从文学文献角度审视,其价值更无可估量。即使是第七、第八卷的艳情诗,也是我们研究南朝文学非常宝贵的材料。而艳情诗中也不乏佳作,其声色之美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南朝诗人巧妙的构思和工丽的笔触,也都在艳情诗里得到很好的表现。《玉台新咏》与《文选》一样,作为现存最早的两部文学总集,保存汉魏六朝时期文学作品有功,其对后代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玉台新咏》编成于梁,编者徐陵由梁入陈,正是南朝最后两个朝代,五八一年,陈被隋所灭,后人总结陈人灭亡的教训,自南朝宋以来流行的华丽绮靡文风也为原因之一,因此,作为宫体诗代表的《玉台新咏》一直受到批评,这也是《玉台新咏》流传不显的原因。
  《玉台新咏》的流传有些不绝如缕,我们目前能够见到最早的《玉台新咏》版本,也就是明本,事实上,宋代已经刻印过,而在敦煌出土的卷子中,也有《玉台新咏》残卷。而自隋唐以来的公私藏书目录亦著录不阙,但流至当代,竟然不见明以前版本,还是说明这部总集的尴尬地位,这与《文选》的盛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传世的明、清《玉台新咏》版本可归为两大系统:一是明代通行的版本,主要有明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嘉靖间徐学谟刻本、嘉靖二十一年张世美刻本、万历七年茅元祯刻本、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以及不明年代的陈垣芳刻本等;一是明五云溪馆活字本、明末赵均覆宋陈玉父本,以及清康熙五十三年冯鳌所刻二冯(冯舒、冯班)校本、康熙四十六年孟氏刻本,以及民国时期徐乃昌翻赵氏小宛堂本等。
  明代通行本底本来源已不明,而赵均覆宋本的底本则明确为宋陈玉父刻本。因此,《玉台新咏》这两个版本系统略可分为明通行本系统和宋陈玉父本系统。五云溪馆本出现在赵均覆宋本之前,但在明代似乎流行不广,所以没有多少影响,以致明人对五云溪馆本了解不多,所以尽管对明通行本的体例不理解,也没有引证五云溪馆本。宋陈玉父刻本是赵均的父亲赵宧光得到的,当时即在学林引起震动,冯舒随即带人去赵均家里钞写四天,后又细加校定,其校本后由其裔孙冯鳌刊刻印行。
  陈玉父本解决了明人对通行本的疑惑,赵均《玉台新咏跋》说:“冯己仓(舒)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关于《玉台新咏》编于梁时还是编于陈时,学术界最近有所讨论。明通行本合于编于陈时的体例,陈玉父本则合于编于梁时体例。其实,《玉台新咏》编于梁时有充分的证据,不知为何还会被视而不见。
  《玉台新咏》编成后,对唐人还是有影响的,唐李康成模仿《玉台新咏》编有《玉台后集》,明确说收录诗人的时间体例是从太清以后开始。《玉台后集序》说:“太清之后,以迄今朝,虽未直置,简我古人,而凝艳过之远矣。”这是明言上接《玉台新咏》集的意思。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玉台新咏十卷”条引李康成《玉台后集序》称:“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及“玉台后集十卷”条所记:“《玉台后集》十卷,右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序编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唯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云。”所言更为明确,即谓李康成编《玉台后集》,时代继徐陵《玉台新咏》之后,采萧子范以下至唐张赴共二百零九人,其中庾信、徐陵二人虽已收录在《玉台新咏》中,但二人后来分别仕周和陈,其仕于周、陈时的作品与二人在梁代所作不同,既为异代,故亦收录在《后集》中。论者或许强辩说,虽然据李康成的《序》证明徐陵《玉台新咏》收录作家作品限于梁太清之前,也并不影响徐陵在陈时编此集就是如此体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徐陵在陈时编此集,为什么要采取仅限于梁太清之前的体例呢?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至于李康成说《玉台后集》的性质是乐府歌诗,有研究者据此论徐陵《玉台新咏》亦是乐府歌诗,我们认为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已佚,不好讨论,但徐陵的《玉台新咏》绝不是乐府歌诗集,集中所收诗多为不能入乐者,如阮籍《咏怀诗》、张协《杂诗》、陆机《拟古》、江淹《杂体诗》等,从未有材料证明其为乐府。
  《玉台新咏》除明版以外,再早的版本已经难以见到了,但是我们在宋人所引《玉台新咏》中证实了宋人所见与陈玉父本完全相合。这些材料可见宋初晏殊组织门客所编《类要》,我在《由〈类要〉见玉台新咏原貌》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见出。一是《类要》所引作者署名与陈玉父本相合。《玉台新咏》这两个系统的本子,最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对萧纲、萧绎的不同题名,一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所置卷的不同。明通行本将梁武帝父子作品排在第五卷,并对萧纲和萧绎分别题作“梁简文帝”和“梁元帝”,陈玉父本则将梁武帝父子列于第七卷,对萧纲和萧绎分别题作“皇太子”和“湘东王”。此外部分诗人入卷不同,如陈琳和徐干,明通行本入于第二卷,陈玉父本则入于第一卷。又如傅玄,明通行本入于第三卷,陈玉父本则入于第二卷。这两个版本系统的不同,哪一个才是徐陵原貌呢?我们曾对这两种不同的体例做过细致的研究分析,证明陈玉父本是合于徐陵原貌的,即陈本的体例可以贯穿全书,但明通行本的体例却不能。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研究,如果能够找到明以前,甚至宋以前的《玉台新咏》版本,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目前宋版是不可能见到的,但若宋前有引用《玉台新咏》的材料,且能够见到版本特征的,也同样可以解决问题,很幸运,我们在宋初晏殊所编《类要》里发现了材料。《类要》引《玉台新咏》材料有不少,涉及版本特征的材料有十余条,略引几条于下:
  关于萧纲、萧绎的题名材料:
  (一)《类要》卷二十八“马脑钟”条:“(《玉壶(台)》湘东王《栖乌曲》云:‘掘申(当作“握中”)清酒马脑钟,(裙)边杂佩琥珀龙。’”
  (二)同卷“雕胡”条:“《玉台》皇太子《紫骝马》云:‘雕胡幸可荐,故心君莫违。’当考。”
  (三)卷二十九“挽强用牛螉”条:“《玉台》皇太子诗曰:‘左把苏合弭,傍持大屈弓。控弦因鹊血,挽强用牛螉。’”
  以上湘东王诗见赵均覆宋本卷九,题作《乐府乌栖曲应令》,萧纲诗均见赵本卷七,前题《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后题《艳歌篇十八韵》。这些足以说明徐陵原本确是题“皇太子”和“湘东王”。
  关于《玉台新咏》所录诗人入卷的材料:
  (一)《类要》卷二十二“堕地自生神”条:“《玉台新咏》二傅玄曰:‘若恨(今本作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案,此最能证明赵均覆宋陈玉父本合于《类要》所引,因为赵均覆宋本以傅玄诗置于卷二,而明通行本如徐学谟本、郑玄抚本皆置于卷三。
  (二)《类要》卷三十六《总叙边情》“独不见,长城不(下),死人骸骨相撑柱”条:“《玉台新咏》一陈琳《饮马长城窟侍(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腑。’”案,赵本以陈琳此诗列于卷一,与《类要》引用本合,徐本、郑本则列于卷二,与《类要》引用本不合。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陈玉父刻本最合徐陵原貌,明通行本当是后人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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