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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炜:写作的废墟,或何为“以写作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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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12  

王炜:写作的废墟,或何为“以写作为志业”




  我的题目关于“写作的废墟”,因为活动主题(本文整理自2018年7月7日于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的首场主题发言)与“写作的生态”有关,故我希望所谈的主题更朴素和现实化一些,尝试讨论何为“以写作为志业”。
  显然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问题。时间很有限,所以我的发言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各位讨论,多于发表观点。
  之前,我得知这场活动关涉的其中一个议题是“无尽的写作”。我想问,当我们说“无尽的写作”时,这种“无尽”是怎样发生的?仅仅源于和布朗肖“无尽的谈话”的类似、或者只是一种派生性的概念吗?回想已有的各种有关“无尽”的描述,我首先想起的仍是本雅明对“历史天使”的描述:

  “……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阵飓风,猛烈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飓风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

  这个残垣断壁的废墟,不论怎么看,都像一个被轰炸、毁碎的战场。“无尽”是一个废墟吗?在今天和将来,仍将不乏“精湛”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但是,“精湛”的身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精湛”属于废墟范畴——不如更直接一些:“精湛”是一种垃圾。也许我们并未走出波德莱尔关于“拾荒者”的洞见。“写作者”依然是波德莱尔讲述的拾垃圾者,那个以废物大地为局限的人,打理着作为废物利用的诗或文学。此幸与不幸,也许尚难断言。
  上世纪的一些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写作者不论在知识结构还是与世界的关系上都应该是“反潮流者”。但是,怎样理解“反潮流者”的危机呢?在今天,“反潮流”是不是也已经成为了一种随波逐流呢?虽然马尔罗称“艺术是一种反命运”,但“反潮流者”可能已经不能按照上世纪的人文主义追求那样,例如在谢默斯·希尼的意义上,自我指认其“纠正”的价值(即使这种价值只是阶段性的),并由此显示自己那并不稳定的意义自足性。还应指出一点:这种意义自足性,也包括认为主体可在“德性”层面勇于接纳这一不稳定,以此“德性”姿态作为意义自足性。那么,如果我们是站立在废墟之中,如果我们像布朗肖说的那样,“不把真实当作视野,不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出自《文学空间》),“无尽的写作”的“无尽性”又何在呢?是废墟的“越堆越高,直逼天际”吗?或者我们反过来想,“无尽的写作”,恰好是既有的文学自明性的无尽派生吗?那么,如果失去了、或者放弃了废墟而走向——逃向“无尽的写作”,恰好是写作的一种倒退吗?
  当我们说“无尽的写作”或“超写作”时,我们是在以一个更加权力化的视角(一个意志论的、绝对数值的位置)去看历史中的各种写作,在这种视角下,以往的写作都成为了过时的吗?我们有这种权力吗?是否存在这一宣布的位置,如果存在,它是怎样实现的?它是现代主义终结论和超越论的未经分析的重演吗?因此,当我们说“超写作”、“无尽的写作”时,我们是在模仿什么?
  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一个可以俯瞰一切“过时写作”的位置,相反,这些“过时写作”因为是“过时的”而成为了我们的废墟,因此,我们才无法摆脱它们,甚至,我们接受了它们,把它们当作再没有比它们更对“现时”构成歧义的东西来接受时,它们成为了我们的责任。只有在这时——在写作的废墟抵达了我们时——我们才发现,我们与写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可称为责任的关系,因为责任命令我们,使我们不可能在走进废墟时,还具有安然无恙的可见性或可读性,使我们必须分担一部分的被损害与不可见。
  晚年的罗兰·巴特称,“写作只有在摆脱了元语言时才是写作”(堪称迥异于在萨特时代提出“写作的零度”的那个年轻人)。如果写作是一种在有限性之中的劳动,是在“写作只有在摆脱了元语言时才是写作”、与写作的消亡两者之间的劳动——一种不无疯狂、朴素的劳动——那么,“无尽的写作”的“无尽”也许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有理由——从超越论中派生的理由——跨越那些作为在有限性之中的劳动的写作事实,正是这些写作事实,构成了写作的意义,不同于堆砌在历史中的各种各样的写作在表面上,给予我们的那种其可能性是“无尽”的印象。“有意义”的只是一次次回到写作——包括了“过时写作”的写作——和写作与写作者自身的消亡。这里提到“意义”,首先是黑格尔式的。黑格尔式的意义是:写作包含了书写在书写中将自己解释给自己的劳动,写作是将以上整体性揭示出来的劳动, “写作者”不完全等同于自然人,同时,也是“可见性”不能使话语停止之后,继续往前走的那个越出了“可见性”的管理的人(瞎眼后进入“非图像世界”的俄狄甫斯,“这些东西他都能亲眼看到,而与视觉的证据无关……它们只能被叙述而不被看见”[F·詹姆逊])。“写作者”在与自然人和可见性的不一致中劳动,从而使人在写作中成为“人”——否则不会真正作为“人”而存在。我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我们在和黑格尔的争论中,常常需要比我们所预想的更多地去理解黑格尔。
  因此,我们才不能适应模仿化的文学,你写得像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帕维奇,像里尔克史蒂文斯布罗茨基,这是你和他们的双重死亡。模仿化的文学,需要自身停留在一种被假设为永久有效的可见性之中,停留在一种可以当即、当场的被文学谱系的辨认中。它害怕它不被辨认。它和自恋有一种共同结构,即:它想要或者假装它所使用的条件可以被无限使用下去。
  可是,越模仿写作,写作越远离我们,写作的可能性即告丧失。越模仿文学,文学就越不被抵达。当我们说“文学性”时,可能正是指那些在模仿写作中产生写作、模仿文学中产生文学的语言。模仿性的语言——不包括作为文学手段的“仿拟”和“戏仿”——本身即导致写作之于写作、写作之于文学的间隔,导致写作和文学的丧失,不论模仿性的语言具有如何激进的哲学话术与审美自治论的态度。(这里我想补充一句:唯美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摹仿论。)
  列夫·托尔斯泰曾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写道:“写作在今后的全部意义可能被破坏”。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持我们认为,它已经被破坏。但是,破坏不是在今天才发生,而是在文学的早期就已存在,伴随着每个时代的写作者。写作的历史如何悠久,写作的被破坏就如何悠久。
  当我们在“历史维度”谈论写作,不是用一个绝对数值去观看各个历史时期中的写作,而是在彼时差异性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理解写作(而非仅仅以今论古),并且,应当同时是在——也不可避免——面对它的被破坏。
  这更意味着,每个写作者必需走出那种可能把事情做“坏”、把东西写“坏”,但有一种从“坏”中产生的价值的一步,也即面对写作的废墟。那被称为“作品”的东西,正是要站在自己的废墟之中,保持其废墟性或者一种“坏”。所谓写作者的生长更新能力,是和自身的废墟同步的。较之“写作诸历史”,我更认同“写作诸废墟”。
  “广义写作”是另一个较为常用的、但我认为更朴素的概念。以“广义写作”为前提,当我们重思“迫害与写作艺术”,仅仅重思“被迫害者的写作”和压迫性的社会条件是不够的。当我们谈论“广义写作”,并非谈论文学写作之外的写作形式例如非虚构、哲学写作、历史写作、艺术写作、科学写作等,而是谈论写作的非写作维度。
  非写作有两种常见的情况。第一种,是一般不被知识分子们视为写作的写作。我们应该怎样重思凯撒的写作、拿破仑的写作、列宁的写作、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的写作?他们是怎样的“写作者”?仅仅把他们的写作愤怒地视为卡夫卡的那台在我们身上刻写指令的机器,显然是不够的,也不仅在于他们的写作——事实上是最为“显白”的写作——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了“隐微”的,而是,他们的写作使非写作的维度介入了知识分子的写作。
  第二种情况,是“不写作的写作”,即那些被哲学化地解释为肉身写作的人们的“写作”,或者说,是人们的肉身存在所产生的叙述。知识分子往往积极辨认和引用第二种,但很少辨认第一种,由此,我们失去了什么样的理解呢?
  事实上,正是这两种写作,才是历来就存在着的“超写作”或“无尽的写作”吗?但是,这两种写作的历史,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争吵和斗争并未结束。评述这一矛盾的历史会超时,我只想提到一点:这些非写作维度的意义,实际上也被遮蔽了。被遮蔽的意义中的一种是:当我们说不懂得、看不懂某一写作时,并不是说不能理解其手法、风格或内容,而是不理解其写作中的非写作因素。
  当我们不理解写作的非写作性因素,并不是不理解它以何种方式迎合并宣布自身或隐或显的普罗大众性,或者说,不理解它如何利用各种非文学的因素来构成自身的资源。而是说,我们不理解写作是如何站在自身的废墟之中,不理解写作的废墟与世界的废墟的同质性。“写作的危机”并不在于写作本身的能力、技艺方面的危机,而在于写作不能处理、或不能再以之前的方式处理非写作因素。
  关于重识今天的非写作因素,我的一个提议是:在世界史与非汉语民族之间,构成写作的处境、材料与方向的诸因素需要被进一步地、重新地辨认。一个写作者仅仅以思想、美学的理由宣称“为未来写作”,是对“为未来写作”的常见误解之一。“为未来写作”,是接受那将要到来或正在到来的非写作因素中最极端的一种:接受异质性的世界介入并成为写作的潜能部分。
  我的另一个提议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为未来写作”,至少应当包括未来中最近的未来——“为下一代写作”意味着什么?“为下一代写作”,首先建立在我们的写作何种程度是抵抗性的写作之上吗?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抵抗诗人”,是“抵抗作家”?在哪里抵抗?在抵抗中所揭示的那个被抵抗者为何?在何种意义上,“为下一代写作”应该是经过了抵抗的写作?我是出生于70年代的人,我认为,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有半个20世纪。这几天,我忙于我的女儿小升初的事务,在我得到的中学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我的女儿属于“2021届”学生,这个数字让我有些愕然——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半个20世纪并不会自动顺延到我们的子女身上,乃至不复存在,而他们会活到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新世纪的后期,对于那个时候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而言,我们就是古人。我们不同于夏多布里昂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20世纪的消逝,也看到了新世纪的希望在我们人生中的消逝,我们从一整个世纪消逝时的黑暗,进入另一个世纪的希望消逝时的黑暗。如果我们没有以抵抗为立场重新分析和叙述过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现实,如果没有对希望的可能性在我们人生中的这一次消逝,进行过斗争性的叙述,那么,我们何以“为未来写作”呢?也许希望会在下一代人的人生中出现,但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平均而言不会活过新世纪头50年的我们(至少是我这一代人)——所可能有的这一次希望消逝了。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这种有限性中——抵抗就是在有限性之中的劳动——对世界说出过真话,在两种黑暗之间服役于并提炼出一种更新了的美学事实,那么,我们的孩子——这些被我们带到世界上来、面对世界的凶猛异质性的人——会说,我们只是沉浸于“超写作”和“无尽的写作”这种也许在任何时候都最容易在知识中所派生出来的东西,因此,世界的凶猛异质性其实是顺利地经由我们,顺延到了他们身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没有做出过抵抗,没有在有限性之中进行过任何反常化、阻挠和袭击——我们只是自私地想要通过“无尽的写作”进入历史。
  “无尽的写作”这样的提议,给人一种“旧先锋派”的印象,如果把它放在“以写作为志业”这样一个层面去检查,它需要经受韦伯式的批评吗?在文学写作中,我想,和韦伯所批评的那种不该在课堂上出现的先知和政治煽动家作风可相比较的是:文学写作中的一直被认为是无需讨论的自明性。
  几种传统的文学自明性中,比较内在和有意义的一种是:认为不论你以何种伦理、立场、价值观去写作,不论你傲慢还是谦逊,左还是右,你都必须提供一个更新了的美学事实。美学事实在成为文学领域的“绝对精神”方面优先于概念,这种立场的一个突出代表,是纳博科夫。随着时间过去,我不再是一个完全的纳博科夫主义者。完全的纳博科夫主义和它的反面——完全的反文学——一样是无意义的。但部分的、或者说灵活的纳博科夫主义——一种接受“弄脏双手”的纳博科夫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激活作为文学写作的前线部分的美学能力方面的尺度,这一美学尺度,会使文学话语显现它对逻各斯的袭击能力,会使概念论者不适。有时,一个文学笨蛋比理论家更像概念论者。有时,一个唯理论者比文学写作者更像文学笨蛋。从未有过“反文学”产生过值得严肃对待的文学成就的案例。塞利纳、“垮掉的一代”、以及关于古拉格时代的作家们也不是,他们更像一些文学使徒。
  文学的自明性有时表现为审美自治论,有时表现为某一写作者自我特殊化的、本质主义的自我叙述。两种情况,都可能表现为“反潮流者”。我还想补充,这两种情况,常常更庸俗化为完全是利己主义的。
  利己主义化了的文学自明性,是今天的间接官方文学的暧昧容身之所,因为,文学自明性使它有一种预先的、拒绝讨论的理由。我需要挪用去年夏天在“纪念布朗肖——写作的任务:朝向未来的文学”这次活动中的一句发言:

  “间接官方文学意味着一种言说系统是被预先允许、等待收割和承认的,具有等待性,它是官方语言体制‘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布朗肖语),并且在和官方语言体制的关系中‘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

  但是,即使脱离了直接或间接的官方文学,文学写作仍会得到一个其自明性“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并“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不能立即说,文学写作者的自明并非不适合应对世界的凶猛异质性,需要辨别的是,文学写作者的自明,也许是他们与异质性之间的虚假距离的表现,并且,由此“正在到来的世界”正好可以通过这种文学自明性,顺利捕获他们。这一捕获,绝非“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而是“文学空间”的新生可能性的完全失落。失落得越彻底,越表现为一种文学自明性。失落得越彻底,文学写作面对“正在到来的世界”重新揭示其自明性,就越无可能。
  因此,我们不能以是否持反抗当权者的立场来辨认写作者是否“以写作为志业”。一个持反抗立场的作家——以及被过份优先地从道德上看待其意义的“持异见者”——可能会在审视文学写作者的自明性方面缺乏能力。另一方面,文学神话迅速掩盖了世界的凶猛异质性,这也是文学神话应该继续被反对的原因——即使它曾经有过区别于“单向度的人”的功能——在今天仍然继续利用或自我生产文学神话,是文学写作者在应对“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异质性方面无能力的表现。因此,还需进一步观察:异质性的到来是“元世界”催促文学写作者同质化的信号,还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抵抗/抗逆的开端?
  文学保守主义者的保守,不仅是对未来的,也是对过去的保守,因为文学保守主义者不仅排斥未来,同样也对文学传统中的不同成就进行排斥。于是,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犬儒主义:文学保守主义者可能同时对文学传统缺乏兴趣和理解从而予以否认,可以被称为一种“清醒的”反智主义者。进入21世纪,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作家都带有某种“文学价值可疑”的阴影,对此嫌疑性的裁定,可能是文学保守主义者最后的暧昧。但这些在文学自明性的视角下显得可疑的作家,往往是这样的作家:他们敏感并致力于探索那种越来越突出的,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凶猛异质性。我把这些作家称为“彻底作家”。时间有限,这里我就不例举这些作家。关于这些“彻底作家”,我只提到两点:一方面,好比荷尔德林所说:“非诗也变成诗,但最需要敏捷的把握”(《反思》),文学对“非文学”的需要也与此相同。另一方面,文学的“艰涩”是一种深度内化了的流言。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理解何为“以写作为志业”:其一,是在“非文学性”方面的“敏捷把握”,其二,写作者们从起初的被“理解困难”,进入到一种个人的狂飙突进,但首先是面对并置身于被“元世界”书写之下的共时性之中。这种共时性,几乎具有重设时空般的力量,使写作得以被彼此看见。同时,“以写作为志业”应当促使我们,不去类比以往的文学性、或关于“文学力量”的艳俗修辞来理解:“以写作为志业”是一个并不对“力量”作出允诺的创作事实。
  “彻底作家”使写作与世界之间的悖论的实现,如此不懈,如此反对自己的傲慢,以至于像在用本雅明提到的那只努力抬起挡住绝望草草记录的手,那只废墟中的手——同时也是希腊戏剧导演提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所说,是诗神越过公众、遥遥指着诗人的手——它区别于公教语境中所有一般化的起希望作用的东西。
  “哪怕它们使用同样的词汇,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集体语言与个体语言……从它们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可以推断,两者绝无任何共通之处。”这是薇依的一个句子。引用它,是想说,一个“以写作为志业”者不会为“无共通之处”提供虚伪的客观立场,不会从美学的预备方案中,再次为自己许诺“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并且,“以写作为志业”者不会以“人文危机”这一使问题公教化的工具,来应对“文学之死”,而是从自身回归文学傲慢的传统主体的不可能性之中寻求边境,“不把真实当作视野,不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
  我们必须把“以写作为志业”者的严峻处境再推进一步——因为文学的必然命运因“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异质性而呈现得越来越剧烈——一个“以写作为志业”者,必须像偷渡者逾越社会区隔那样逾越语境——区隔并非以显而易见的、等级主义或阶级论的方式,而是以多元价值观的方式存在于当今的文学观念中。并且,他要提供很难被立刻理论化,以及可能需要一代、两代人的不断廓清才得以准确表述的新的区别,理解它的人,无法再将其还原到应用语世界和既有的文化制度以内。这是从卡夫卡以降的“以写作为志业”者被销毁殆尽,但只要其作品在世即无可替代的原因。
  我希望,今天我们的诗人、小说家和其他门类的“以写作为志业”者,能够与这种彻底性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彻底性是文学的必然命运。那么,把我们的写作,置于文学价值纯粹性或自明性的谱系之中,或者,渴望被置于“世界文学”的万神殿中并且走向文学的诺贝尔奖化,这是写作者最容易喜爱的系统,但很可能,最不是我们的系统。
  在“元世界”——如凯尔泰斯·伊姆莱所说“一切都变得更真实”的世界——对我们的书写中,“以写作为志业”者所贡献的异质性也赤裸化为“一切都变得更真实”。并且,“以写作为志业”者,不是英雄主义和绝对论的——他是在“文学空间”被“元世界”的毁灭中认领一份毁灭,是一种余烬状态,因为那加速了他的消灭的风而白炽化。
  “以写作为志业”,就是在摈除了我们身上、我们血液中的全部直接和间接的官方文学性之后,接受战场来到我们身上,接受本雅明所说的那个废墟来到我们身上,是在“文学空间”被“元世界”的毁灭中认领一份毁灭,是成为余烬。
  最后,与其再辩论什么是中文写作的“中国性”,不如谈论什么是既非国学论的也非黑格尔范畴之西方化的中文写作,去寻找和走向那既是西方的反面,也是东方的反面的东西。这种双重自反,是写作在今天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要路径。当我们说一种写作是世界性的,不是在说它“是民族的所以是世界的”或者“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样的废话,而是写作的分殊性与它在双重自反中发现的非写作因素同步,并且,我们还应该重新讨论,在柏拉图的那句老掉牙的断言之后,什么是后放逐期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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