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谢默斯·希尼，爱尔兰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出身于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一个天主教务农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乡村度过。1957年，他考入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主修英语语言文学。1962年，希尼的诗作首次公开发表。四年后，他的第一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出版，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许多文学奖项；同年，他被母校聘为讲师，主讲现代英语文学。1972年，迫于北爱尔兰紧张局势，希尼辞去教职，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威克洛，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修辞学教授、英国牛津大学诗歌教授。
1998年，希尼出版大型诗选《开垦地：诗选1966—1996》，是他一生主要诗歌成就的总结；2002年，三十年文选出版，是他一生主要诗学探求的总结。2013年，希尼在都柏林病逝，享年74岁，遗体被送回北爱尔兰的家乡安葬。
希尼不仅是继叶芝之后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而且是继艾略特和奥登之后，20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并驾齐驱。《希尼三十年文选》如同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是中国读者期待已久的随笔集。
《希尼三十年文选》原名《发现者，保管者》，意思是“谁先找到（发现）就归谁保管”。这是希尼亲自编辑和精选的文集，不仅是了解希尼诗歌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了解英语诗歌和世界诗歌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希尼的文章论述之严谨和细腻，视野之开阔和深邃，乃当世罕见，让读者一窥当代文论可以达到何等精妙的境地。 谢默斯·希尼被誉为“
叶芝之后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也是叶芝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尼在世时不仅是当代最著名的英语诗人（据说其著作销量占全英国健在诗人著作总销量的三分之二），也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诗人。他不仅诗、诗论、译诗皆精湛，其为人之宽厚、谦逊和亲切亦同样出名。
2013年，我刚向出版社交了布罗茨基的随笔集《小于一》中译本，准备开笔翻译《希尼三十年文选》时，便传来希尼逝世的消息。布罗茨基和希尼是好朋友，他们在世时与沃尔科特一起，形成诗界三侠，都才能出众，关注语言。就布罗茨基和希尼而言，他们都跻身我眼中20世纪少数最出色的诗人批评家，他们的书都是我成长的伴随物。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就是翻译以上两本书。希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种级别的诗人批评家了。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也把希尼的三十年诗选《开垦地》译成中文，并且文选和诗选几乎同时出版。
有些作家逝世，我们称之为巨大损失，其实并非总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国，听到某老作家逝世，吃惊的往往不是他逝世了而是他还活着。但是，一些作家的逝世，尤其是诗人的逝世，确实是读者的巨大损失，例如布罗茨基五十多岁就逝世了。老诗人逝世是否是损失，以及是否是巨大损失，要看他们晚年创作的能量。例如影响布罗茨基和希尼颇深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愈战愈勇，晚年诗之解放和开放，令人惊叹。希尼晚年作品真正炉火纯青，更透明，诗意也更深远了。譬如说，他翻阅父母的相册，想起父母之间的爱：
太迟了，唉，现在已没有适当的引语
来形容一种被平稳的凝视证明的爱，
不是凝视彼此而是凝视同一个方向。 不能不说，诗人常常受益于灵感和才能，但是有些体悟确实要等到晚年才能获得，就希尼而言，对父母之间的爱的体悟，“不是凝视彼此而是凝视同一个方向”，不仅要等到父母老殁，而且也要等到自己也为人父母，并且老之将逝，才能获得。这样的体悟，不只是文字千锤百炼的结果，也不只是人生经验千锤百炼的结果，而是两者融合锻造的结果。
自《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一举成名之后，从诗歌声誉和影响力扩散的角度看，希尼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但是背后的代价却是高昂的。这得从他的成长背景说起，而他的成长背景，又得先从爱尔兰现代史说起。
1916年爱尔兰爆发反抗英国的“复活节起义”。在文学上，这是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时代。1921年，英爱签订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二十六郡成立“自由邦”，北部六郡也就是北爱尔兰，则继续由英国统治。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改为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爱尔兰共和国宣布脱离英联邦。次年，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拒绝归还北爱尔兰六郡。
20世纪60年代末，北爱发生动乱。动乱涉及北爱的宪法地位和北爱两大社区之间关系问题。这两大社区，一方面是统一派和保皇派，主要是新教社区，主张北爱留在英国，并且把自己视为英国人；另一方面是民族派和共和派，主要是天主教社区，主张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并且把自己视为爱尔兰人。在动乱中卷入冲突的，有共和派准军事部队和保皇派准军事部队、英国国家安全部队和爱尔兰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队，还有各种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行动分子，冲突中三千多人死亡。
希尼所生活的地方，属于北爱尔兰天主教社区，在“动乱”前其实是一个混杂的社区，因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毗邻而居，和谐地生活。他第一本诗集描写的是农村生活，具体、深刻、逼真。他后来回顾成长经历时说，1947年的《教育法案》对他那代人来说是重要分水岭，因为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小农场主阶级的孩子开始从隐蔽、被埋没的生活进入教育王国。就希尼自己而言，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攻读英语，是一个决定性的经验。很多原本潜伏、表达不出的东西，开始在首次遭遇文学世界时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大学提供正式的文学教育训练是一股力量，另一股力量是阅读当代诗人，例如特德·休斯、R.S.托马斯、诺曼·麦凯格、约翰·蒙塔古，最重要的是读到叶芝之后最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帕特·卡瓦纳。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诗人那里，他领悟到，被自己视为古老过时、与“现代世界”不相干的德里郡本地经验是可以信任的。是他们教会他这种信任，并帮助他把这信任表达出来。这种信任，又被他后来读到的叶芝一段话所加强。希尼在第一部随笔集《专心思考》的扉页题词中，引用叶芝关于创造的看法。当时叶芝被人问到写作是否要影响公众，叶芝说完全是为了取悦自己，叶芝接下去说的这段话不仅是希尼的座右铭，而且应该成为所有诗人的座右铭，甚至应该成为任何人做人做事的座右铭：
如果我写作是为了使别人信服，则我就会问自己，不是问“这确实是我所想所感吗”，而是问：“这是否会打动某某人？当他们读罢，他们会有什么感想？”结果将是雄辩术和不诚实。如果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理解那些努力要通过我们的心灵来把自己表达出来的事物，我们就能够打动别人，不是因为我们理解别人或考虑别人，而是因为一切生命都是同根的。
希尼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北爱一群诗人开始渐露头角，形成一个群体，这些诗人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新教徒。回顾这段经历时他说，那代作家并不觉得需要直接处理政治问题，因为“他们的艺术的微妙性和宽容恰恰是他们所能向公共生活的粗鄙和不宽容贡献的东西”。后来，希尼在采访中被要求进一步解释时补充说：“我们大概觉得如果我们作为诗人无能力以我们可调动的一切东西来做点什么具有转化性或创造性的东西，那么这对大家来说未免太可怜了。” “所谓微妙和宽容，是指在文化中、宗教中和政治中有不同的传统和隶属关系。”
希尼本人不站在教派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在动乱爆发后，他受到要他成为天主教代言人的压力，而他内心诗歌的警报系统则发出警报，要他保护自己的诗歌才能。
为了避免成为代言人，也为了开拓自己的诗歌疆域，他于1972年决定移居南方也即爱尔兰共和国，后来又去了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恰如在不同的、后来敌对的教派的大背景下，作为个人的邻居依然是深情友爱的邻居一样，希尼在诗歌与政治的大背景下，选择站在诗歌这一边，而且是站在诗歌那幽暗、微妙、私人的一边。在北爱与英国的冲突中，希尼不用说是向前者倾斜的，但当北爱激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一名同情者要求他写政治介入的诗时，他拒绝了：
“看在他妈的老天分上，你什么时候愿意为我们写点什么？”“如果我写了点什么，不管那是什么，我只为自己而写。”
当然，这自己，如同叶芝的取悦自己一样，并不是自私的，而是诗人努力铸造的自己。就希尼而言，他这是不断审视自己和周围环境的结果，又是消化至少两种文化的结果，最终是融合人类文明尤其是诗歌精神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那种“双脚踏地，同时脑袋伸入空中”的诗人。无论是在北爱教派冲突还是爱尔兰与英国的冲突中，希尼都维持微妙的平衡，并在适当时候维持适当的倾斜。毕竟，英国语言、文化和文学是他精神成长的奶汁，而爱尔兰则是他土生土长的父母。他在《界标》一诗中说：
两个桶比一个桶更容易提。
我在两者之间长大。 考虑到他的背景，这两行诗实在意味深长。他并非只是提两个桶这么容易，也不是提一个桶这么困难，而是维持两者本来就几乎不可能的平衡。根据爱尔兰评论家芬坦·奥图尔的说法，希尼的伟大既不在于北爱尔兰各类事件的压力对他的作品施加的重负，也不在于他作为个人和诗人承受这种压力时所表现的非凡优雅，而在于两者合而为一这个事实：“一方面当他从家乡暴力的现实退入纯粹的美学快乐时，他感到内疚；另一方面当他太过远离那美学的感官快乐，并太过贴近理性的政治声明时，他感到丧失。”结果是，诗人通过在分裂和混乱中创造出某种美妙、完整和清晰的东西，帮助读者能够在一个常常是黑暗和暴力的世界中找到意义。如同希尼的后辈、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在希尼逝世后所说的：“在燃烧和爆炸的年代，他利用诗歌提供一个另类世界；他以他的严肃、诚实、遣词造成的机智、对语言的关心、深思熟虑、谨小慎微树立榜样。”
希尼的诗论之卓绝，不逊于他的诗。甚至那些对他的诗有所保留的读者，也不能不由衷赞叹他的诗论。杰出的20世纪诗人多不胜数，但杰出的20世纪诗人批评家则寥寥无几。希尼在这寥寥无几中占有一个独特位置：布罗茨基逝世之后，他成了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他主要是围绕着诗歌及其语言的独立性和微妙性来铺展他的论述，他关于诗歌最著名的论述是：“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诗歌的功效又是无限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新约》中耶稣在地面写字的故事。当时有一群人抓来一个通奸的妇人，准备用石头把她打死。他们征求耶稣的意见，其实是要趁机拿到告发耶稣的把柄。耶稣在地面上写字，过了颇长时间，才说，你们当中谁是无罪的，就先站出来拿石头打她。暴民扪心自问是有罪的，相继离开。
《新约》中并没有记载耶稣写了些什么，因此等于零。耶稣不按照提问者的思路来回答问题，而是弯身默默写字，这就是一个空间，为那些指控者在稍后听到耶稣的话后反省自己的道德立场做好了准备。耶稣这个空间，或者说空白，不仅救了那妇人，也在精神上救了那群暴民，还救了他自己──而就他在此后千百年间救了多少人的灵魂而言，他可以说是救了世界。所以说这功效是无限的。
英语及其文学、文化培养了希尼，英语是他使用的语言。在谈到“征服者的价值观和语言”时，他的观点绝不是扁平的，而是圆通的，但与其说是圆通的，不如说是自信的：“我们也了解征服者的价值观和语言如何毁坏和排斥本土价值观和制度，把它们变成野蛮和低人一等的，把它们踢出有教养者的同情和尊敬的范围。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似乎能感到，这些极其操劳过度的纠正，已使文学责任退位，并把它贬至想象性文学仅仅被简单地当作一种仅仅具有压迫性话语的作用，或一种应受谴责的遮掩。”
诗歌的能量，不仅是正面能量，哪怕是负面能量，诗歌也同样能够使之转化。在谈到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那首伟大但悲观、痛苦、厌世的《黎明曲》时，希尼说：“当一首诗押韵，当一个形式自我生成，当一个格律诱使意识进入新姿态，这已经是站在生命一边了。当一个押韵词使人意想不到并扩大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固定关系，这本身就是对必然性的抗议。当语言做到不只足够，如同它在所有好诗歌中所做到的，则语言就会选择活得更长久并反感限制。总之，以这样深刻的艺术方式，拉金的《黎明曲》并没有跑到敌人那一边去。”而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说，希尼本人则是越界跑到与非生命、非人性、非爱、非同情、非宽容敌对的那一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