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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孙文波:六月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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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6-27  

孙文波:六月笔记




  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人们谈到他们的人品时,会给与一番指责。这种现象是一件很让人感慨的事。像谢灵运,这位被称为山水诗之父的伟大诗人,唐李延寿在其所著《南史》中评论他时说:“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谢灵运做过对门生都痛下杀手的事。连很赞赏他的诗人沈约在《宋书》中亦提到其在任永嘉太守时,对百姓湖产的强取豪夺,只为那片湖水的风景甚佳。还有我非常喜爱的南宋诗人辛弃疾,也有人说他嗜杀、贪财、好色。虽然他的嗜杀是面对敌虏,还有可说之处,但贪财、好色方面,广置房地产,娶妻、妾十几人,则让人只能嘿嘿嗬嗬了。再之像李商隐,为了结婚背叛了对之有恩的老师,娶了老师党争对手的女儿。所以在私德上始终遭人诟病。而在当代的诗人中,则有顾城杀妻。如果看这些诗人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的确有不少可以非议之处。只是这些人的文学成就,虽然让很多人因人因事而不喜欢,但又是大家否定不了的。这让我想到布罗茨基在有人向他谈起弗洛斯特,说弗氏人品不好时的回答,布罗茨基说他并不关心那些东西,因为他看到的只是诗的好坏。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当然会理解为什么谢灵运、辛弃疾、李商隐到今天仍然是汉语中伟大的诗人。那些在一个人活着时的种种劣迹,与留下的诗歌是两回事。就我个人而言,很讨厌一个人品性不好,但这的确不影响我对其文学成就的赞美。
 
  当代诗的文本细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说细读者的能力如何,也不说细读者的学养如何,只从写作者的角度看,在文字的使用上依赖历史语义带来的意义制造歧义,或者从词源学的角度修改词义的走向,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为此,细读者想要真正了解这其中隐匿的,很可能是语言歧义的秘密,其实是需要费大功夫才能大体上有所把握的。所以任何细读文章,哪怕是像布鲁克斯这样的,被称为“新批评”的干将的批评家写出的细读文章,也很难不被人非议。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如批评者硬要辩解,说自己的解读最正确,可能不少写作者都能表达出对其细读的不满,并当然地认为自己对词的使用,其所具备历史意味,是深意广泛的。这些来自于作者的辩解,从障碍的意义上对细读发起了抵抗。在这一点上,乔伊斯可以成为典型的例证,他对阅读做的障碍性设计,已经是世所周知的。而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写作者如何知道自己对每一个词的使用都不单给与了其历史意含,也在创造的意义上发现了新意?对于此,的确需要写作者完成自身的词源学考虑。同时,如果对没有这些考虑的作品提纲挈领进行生硬地解释,最终得到的结果只能让人一笑。问题是现在这样的事情好像太多了。
 
  要求诗提供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并不正确。不过从历史上看,诗歌在最初所具有的启蒙作用是明确的,不然它不会趿身于“经”的行列。也不会引起后世那么多人以注经的方式,写出他们有独立感悟的文字。虽然在很多感悟文字中,不乏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夸张攀援的东西,然而,诗终究不是哲学、伦理学那样的直接讨论人对世界认识和与世界关系的精神生活产品。因此,不将着力点放在专注于思想的形成,对于诗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关注于语言、形式、构成方法的诗,并非不是一种思想的呈现,不是一种世界观。在这里,一种对形式的要求,仍然可以被看作对世界秩序的要求。也就是说,诗的秩序,其内在所隐含着的本身就是一种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或者说,只有建立了真正地对语言秩序的理解,人们才会由此完成对世界的表达。
 
  微信提供的便利之一是,我们会通过观看一些人感兴趣什么样的东西,发现其写作在某一时段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所以我其实是把看微信当作了认识一些人的工具。诗歌,说到底是一个人认识能力,以及一个人趣味的呈现。所以,我的确不相信一个成天在微信中谈论八卦,成天在微信上让人看到其阅读甄别能力低下的人,可能写出什么有趣的诗。当然,微信也让我看到,在诗歌的认识上太多假老练了。说到底,对诗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于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来自于一个人天生的语言感知力。尤其在后一方面,因为包含了人对语言在音素、意义方面的领悟能力,甚至包含了一个人对词进入句子后与其他词的融合程度的理解能力,所以,读一个人的诗,我总是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还要说一点的是,微信也能让人看到一个人的品性,因为在这里有对权威的阿谀奉承,以及对权力的献媚。
 
  什么是文学遗产,怎样的东西能够被称为文学遗产?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文学遗产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对我们的写作提供直接的帮助。从这一点来看,并非所有历史中留下来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文学遗产。或者这样说吧,文学遗产在面对个人时,其选择性的存在是确切的。但这并不是说在对待文学遗产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认识问题。或许有人会说,对某些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的批判,也是一种用。这当然没有错。只是我觉得如果留下来的东西能够以启发性的方式在我们对之的学习中出现。那么似乎更为有趣一些。这就像某些物体的再生一样。如果文学遗产具备再生能力,能够让我们从中看到新作品产生的酵母性的东西,那么这样的遗产应该是更有用的遗产。
 
  有人说当代诗人总是刻意回避政治话题,不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与政治发生关连。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就诗歌写作而言,进入到具体作品,一直存在着“隐政治”与“显政治”的不同。“显政治”的特点是直接面对政治说话,谈论属于政治性的话题,面对具体政治表态;而“隐政治”在诗歌中的存在,我将之看作是对基本政治伦理作出呈现,即在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中,贯穿在其内里的,应该有一种与社会正义、道德有关的基本态度。实际上这是写作最根本性的要求。也可以被认为是诗歌成立的前提。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回避不了的。因为语言在历史发展的清理下,已经携带了基本的,被分类的政治成分。而另一方面,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所受到的限制,更是让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围着它转圈。要想在诗歌中回避政治,本身亦成为了一种政治策略。
 
  审视中国诗歌史,不用费力气就能看到,从屈原数起,政治其实始终贯穿在诗歌之中,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国古代诗人没有在官僚政治中担当过官员的几乎没有,即便像杜甫、孟浩然、李贺这样科举不第的诗人,也多多少少在官场里混过,所以,就此说中国古典诗歌是官僚政治文化的构成部分,也许不是全然说不过去。当然,由于其中的因缘太过复杂,说清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过我个人才觉得,很多时候,官场际遇,其中的升降沉浮,不能不左右着人的心情,以及不能不影响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甚至就此获得十分具体的看法。这些怎么也会在诗歌写作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就像陶渊明这样的辞官不仕的诗人,好像写出了做一个逍遥民间的诗人的惬意自得,但仔细读读,仍然能感受到很多作品实际上不过是做一个政治情怀的表白。而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古典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恐怕是纠缠最深的了。
 
         看到人们开会谈论“诗歌建设的方向”之类的问题,不免心生滑稽之感。这种貌似很高大上,很有时代使命感的话题,在我看来完全就是忽悠人的话题。什么叫诗歌建设,如何建设?不就是每一个写诗的人,以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现实中各种问题的认识,写出作品来吗?不同的诗人,因为才华、学养、性情的不同,必须选择的,亦只能是符合自己所长的写作,古人有“扬长避短”之言,对于具体的写作来说,无非就是写作者扬长避短的过程。这种东西从来不存在共同建设的可能性。如果真的有“方向”这样的东西存在,并以此成为共同努力建设的东西,还谈什么诗歌的独立形态呢?所以啊,凡是谈论这种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不是隐含着意识形态控制的阴谋,便是谈论者根本就没有搞明白诗歌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对于写作者来说,真正让其作品产生意义的,只能是他对于诗歌有没有历史主义的、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包含的精神性,在于写作者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对已知过去的辩识力,被真正运用起来。诗歌终极的意义,正是在于如何满足于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关于古诗与现代诗的分辨,作为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是不存在的。而谈论这些问题也基本上是在浪费精力。文学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说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为什么到了今天,现代诗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主流形式,而古诗尽管统计表明写的人仍然众多,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关注对象。这里面一定有非常具体而深入的原因。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对古诗与现代诗在今天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不同不做发言,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谈论这种已经成为基本事实的问题。有什么好谈论的呢?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只要把握住一点就行了,我们必须相信,任何应运而生的东西,都必然有其内在的道理。这种道理,多半与宿舍的进步带来的文化发展必定存在深刻的关联。是的,在表现当代人对世界的认识方面,现代诗因其自由的、开放的形式,能够更好地呈现人们复杂的感受。

  “诗歌为人民服务”,是近日出现在某个诗歌会议上的宣传口号。这种冠冕堂皇的号召,初一看会让人觉得提出者很有责任心,将诗歌写作看作了某种可以服务于社会的工具。但其实这样的口号是不能细究的,一细究就会发现,它根本就是一种宣传型的忽悠人的玩艺。原因在于,诗歌,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产生。从古到今,诗歌的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均来自于人内在的精神需要。哪怕是被历史研究者所说的诗歌的最早起源,来自于人们劳动中的号子。它是在人解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一点,就算是《诗经》中的那些具有颂君色彩的作品也不例外。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口号会被提出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媚上,再一个是欺下。所谓媚上,是指这种口号实际上是打着人民的名义向当权者表白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以及对制度合法性的赞美,最终成为了当今权力拥有者固化权力的帮忙者。而为人民服务,不过是迎合了这种帮忙。正是因为此,它的欺下的便成为相当明确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口号注定是与诗歌写作没有关系的,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根本找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撑。譬如说,哪怕抬出杜甫来论证,也不行。更不要说陶渊明啊,李白啊、苏东坡啊,这些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他们的作品当然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当他们在写作时,又有哪首诗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完成的呢。
  
  我们必须致力于的伟大工作,是尽力发掘自己身上有可能存在的,对人类精神性存在的理解,并就此趋近伟大本身。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尽可能在面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社会、人,以及我们自身时,深入地去挖掘、寻找、发现,并有所理解地认识其中的存在逻辑,和出现的每一个事件的后面所隐藏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带来的更多的问题。当然,在理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找到解决的方法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对那些小打小闹,总是纠缠于事物表面的描述的诗歌没有兴趣。我觉得,它们能够呈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人类的智慧,而仅仅是一种将人生理解成一种现象的肤浅的认识。它们总是在现象的表面玩弄自己的聪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些情绪的发泄。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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