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诗人和朋友们，
既然
这次诗人大会（
本文为王家新应韩国诗人协会之邀，在2017东亚诗人大会上的主题演讲）的主题之一是“治愈”，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意味着有需要“治愈”的东西，那是什么？
1998年夏，在我做访问作家的斯图加特的一个古堡前举行了由奥迪公司赞助的露天音乐会：阔大的场面，上千身着晚礼服的中产阶级听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是斯图加特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而指挥却是特意从以色列请来的犹太人！当音乐达到高潮时，绚丽的礼花从舞台两侧飞向了夜空，人群沸腾，香槟也开得呯呯响。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夜却是我最痛苦的一夜。我自忖，我是一个中国人，不曾经历过“奥斯维辛”，是什么在我身上痛苦？
是啊，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不由得这样发问，纵然这有点“明知故问”，纵然我还知道这样问得徒劳。
而现在，我不再问了。不是我累了，而是当历史的迷雾过去，我们已渐渐看得更清楚了。创伤？是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诗人，这种创伤经验是个人的，但也是一代人的。它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核心。它就内在于我们的身体。无论我们显得多么超脱，它定义了我们。
问题还在于，这种创伤不仅没有得到治愈，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艺术揭示。我们的文学和诗歌，或是回避这种创伤经历，或是只触及到一些表层的东西。我们很难进入到“灾难的现场”。我们的见证、哀悼和治愈都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了遗忘。
匈牙利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说他不断要求自己“重返自己生命中决定性的事件”。他所说的“决定性事件”，主要就是他在死亡集中营的经历。而在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决定性事件”？如果说有，对现在很多的写作者来说，他们还能回去吗？他们差不多已完全被这个消费时代给消费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到一些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作品后，便有某种无法摆脱的东西笼罩住了我。犹如创伤复发，无法从疼痛中恢复过来一样，我一次次沉溺于这样的文字之中。我震慑于它们那难以形容的力量。我知道在接触它们的一刹那，它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刻痕。
如果说到“治愈”，我看这就是治愈。它不是安乐椅上的按摩。它是迎头的痛击，是良心的折磨，是黑暗中的歌哭，是泪水的重新涌出。它还是一道光，照亮了我们自己长久以来所盲目忍受的一切。
这就是我想说的：艺术当然具有某种“疗伤”作用，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功能功利化、庸俗化。比起廉价的“安慰”、虚假的“解决”，彻底的思想更为可贵。最起码，这种“治疗”是会带来疼痛的，在我前几年写的《写给未来读者的几节诗》中就有这样一节：“玛丽娜用鹅毛笔写作，／但有时她想，用一把斧子／也许可以更好地治疗头疼。”
当然，这只是个隐喻。在我几年前的一首《冬日断章》中，也再次运用了“斧子”这个隐喻：“在这个冬天我最大的渴望／就是阅读一只闪光的冰斧／和它带来的仁慈。”
在我看来，如果说有什么“治愈”，也许就在这把“闪光的冰斧”带来的劈砍和“仁慈”里。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总是有人在告诫要向前看。但是，正如保罗•康纳顿所指出的：“创伤后的沉默痛苦而深刻，因为创伤经历的一个关键特征便是延迟”。那么，为什么会“延迟”？是我们不得不一直携带着它（“捂着伤口生活”），还是它自己不肯愈合？
不管怎么说，只要是“创伤”，它就会指向当下；只要是“创伤”，它就是终生性的。因而这一切，这看似过去了的一切，正如凯尔泰斯在谈论“奥斯维辛”时所说：“都无法用‘过去式’表现”。
而我之所以数十年来不断翻译德语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现在也有答案了，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创伤还没有完成。
有一种“治疗”，试图遗忘、化解和取消创伤，但还有另一种，就像保罗•策兰，不仅忠实于他的创伤，挖掘他的创伤，还以他的全部生命喂养创伤，以让他的创伤生出翅膀。“创伤之展翅”，这也许就是某种可能意义上的“治愈”和“拯救”，纵然这往往也是徒劳的。但不管怎么说，策兰最终以他的创伤飞翔，而他的创伤也造就了他：它携带着他在人类的痛苦中永生。
请容忍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谈论如此沉重的话题。我被要求谈谈“治愈”，却更多地在谈论“创伤”。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丑并存、善恶难辨、绝望与希望皆为“虚妄”（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世界上，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应该感激，应该像奥尔菲斯那样歌唱，也应该学会跳出自我，从真理和存在的多样性中来把握世界。但是创伤，我们经历的创伤，这却是最个人、最私密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能够造就我们的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诗人，我们不仅忠实于它，还要感激它。一个隐秘的、燃烧的、时时发作的伤口，这其实是命运对一个写作者最仁慈的馈赠。
最起码，在一个虚假和自欺的世界上，正是创伤，使我们保持着对痛苦——自己的和他人的——敏感，使我们保持着爱、同情和赞美的能力（其实真正的爱都带着创伤）。更深一层看，创伤，在我所认同的诗人和艺术家那里，从来都是“源泉性的”：血与泪、热和力就从那里涌出。
创伤，不仅使我们的写作有可能成为对真实的揭示，它也有了治疗、净化、甚至自我救赎的功能。我当然也迷恋文字的美丽，我也希望能写出具有时代超越性的纯粹诗篇，
但对于我来说，正如我在《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一诗的最后所说：“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
不要忘了，我们的杜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哭诗人。
当然，这一切都很艰难。忠实于自己的创伤不易，而怎样表现创伤，这对一个诗人同样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正是在1990年代初期那段艰难的时期，我写有《见证》这样一个诗片断：“当我想要告诉你什么是真实时，我发现，我不得不用另一种语言讲话。”
这“另一种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我们又怎样才能获得这样一种语言？
多年来，我们中国诗人其实一直在探讨这样的诗学问题。
但是现在，正如我在一开始说过的，我不再问了。因为“创伤”无需刻意挖掘，它就在那里，就看我们能不能感到它并接受它痛苦的注视。它就在那里。它会作用于我们看世界的态度和方式。它甚至会训练我们的诗歌技艺。疼痛时，有人尖叫，有人会咬住牙关，有人拼命捶打，有人则试图转移痛苦。同样，当我们试图安慰一个痛苦的人时，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或是握着她／他的手，或是看着她／他的眼睛，当然，我们也可以试着给她／他讲一个好玩的笑话。
当我们受到充分的训练，创伤就会对我们说话了，同时也会提出它自己的艺术要求。
说实话，我们已经历了太多，也遗忘了太多。在晚年的自述中，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曾这样写到：“不可能像有日益增长的遗忘那样也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回忆。回忆总是一种降临于人的东西，向人们袭来的东西。”
的确，回忆，如同创伤的复发，总是一种“降临于人的东西，向人们袭来的东西”。说到这里，我又回到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开始飘雪的初冬下午，当我在北京郊外乡村公路上开车开到一辆卡车后面时，我不由得骤然降慢了车速，一首诗就在那样的时刻产生了：
田园诗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良，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诗写出后我一直被它笼罩着。“田园诗”这个诗题是诗写出来后加上去的，而它的出现似乎照亮了更深远的东西。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把该诗放在一个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读，使它和“田园诗”这一古老的传统发生关联。如果这样来读，他们不仅会读出一种反讽意味，可能还会读出更多。
历史和文明一直在演变，羊依然是羊，它们一直用来作为“田园诗”的点缀，似乎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田园诗意”。事实上呢，羊不过是在重复它们古老的悲惨命运。诗中写到它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依然怀着几分孩子似的好奇。它们的注视，撕开了我们良知的创伤。
我甚至想问，这种注视是谁为我们这些人类准备的？
有人说这首诗体现了对动物的同情，但我们有什么资格同情羊呢——它就是我们自己的伤口！请大家注意诗一开始“像不化的雪”这个意象。它很重要，甚至具有为全诗“定音”的性质。它一出现，接下来的一切都要依据于它来进行了。
这个意象，其实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不肯愈合的创伤。（也有人早已读出来了，说这其实是一首“反田园诗”，甚或是一首“后奥斯维辛时代的田园诗”。）
诗的最后，是一双掩映在挡风玻璃后面的悲痛眼睛。读者通过这双眼睛会看到什么呢？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在飞雪中消失的运羊车，还有我们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命运。在这种命运里，人与羊、大地上所有的生物已被纳入了某种相似的神秘而又残酷的“程序”之中。
这首诗写得还算克制。但用凯尔泰斯的方式来表述，在我写这首诗时，“奥斯维辛神话”就在我的心底无声地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