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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连晗生:重读王家新——创作及翻译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6-23  

连晗生:重读王家新——创作及翻译




  几年前,当看到诗人李建春评论王家新的文章时,其标题《我们时代的诗歌教师》令我的心不禁一动,因为它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王家新在我的诗歌历程中所起的作用的追溯,并联想到叶芝的《寒冷的天穹》中的画面:“突然我看见寒冷的、为乌鸦愉悦的天穹/那似乎是冰在焚烧,而又生出更多的冰,/而想象力和心脏都被驱赶得发了疯……”。正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刻,王家新对叶芝这首诗新的译本及充满启示力的解读,让我重新认识了叶芝,并从这首诗中感受那超凡的绝对之美,同时也让我反省以前读过的诗人可能有许多未曾发现的东西。应当说,王家新对包括我在内的年轻诗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他对外国诗人的翻译、解读及“发现”,还在于他的诗歌以及体现在其中的卓越的精神品质,这些在非默、李建春、胡桑、唐不遇和刘春等诗人的文章,以及许多人的言论(如《<偏移>四人谈》)已得到印证。
  而与其他人不同,诗人王家新对于我有一种深在的意义,是他成为我现实意义上的“诗歌教师”。正是几年前我有幸成为他的博士生,让我不仅在诗歌精神上亲近他,而且也在生活近距离的接触中,领略一位著名诗人在“诗歌形象”之外的日常风貌。应当说,生活状态下的“王老师”忙碌又丰富多彩,平时除了上课、指导学生,在写诗、写文章、翻译以及读书之外还参加国内外各种诗会、学术会议及其他社会活动,而我也佩服他总能在这种紧张的节奏中悠然享用片刻的余睱,与友人及后辈共饮同游。在我暂居北京一年多的时间内(我读的是在职博士生),亲切、大度又热情的“王老师”与我等学生吃饭喝咖啡时总是由他慷慨买单,我也曾与他和其他诗友游过香山,爬过野长城,“回访”过他曾写过许多重要诗篇的那个京郊的乡村院子,作为一个南方人深刻感受到北方风景的开阔与荒凉。而与日常状态的“王老师”相对较紧密的接触中,我也深知在这一切的中心还居住着一个“诗人王家新”——一个写过《帕斯捷尔纳克》《回答》等诗篇的诗歌灵魂;深知那些共同见过的风景,那些共有过的把酒论诗时光,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野长城》一诗一样;也许就在我等众人欢笑的某一瞬间,他正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1]
  正是由于与王家新老师更近的接触,以及研究所需,我重读了他那些八十年代末九十代初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并逐渐地迷恋上那些被他命名为“诗片段”的篇章,除此之外一些以前没多加留意的诗与句子也一下子映入眼帘:

重写一首旧诗,
这不仅仅是那种字斟句酌的艺术,
这是冒胆揭开棺材盖,
探头去看那个人死去没有。
这不是与过去而是与一个
错过的未来相逢。
这是再次流泪回到那个晚星乍现的黄昏,
去寻找那颗唯一的照耀你的星,
……
  ——《重写一首旧作》


  这首诗其中的两句“这是冒胆揭开棺材盖,/探头去看那个人死去没有”已被多人在文章中引用,的确,它令人过目不忘,我也早有深刻印象,因为它表现一个诗人直审自身巨大的勇气,然而“再次流泪回到那个晚星乍现的黄昏”却是我重新阅读时得来的“佳句”:黄昏安宁的气氛,目视“晚星”的感动,举头寻找的动作,以及“晚星乍现”中“乍现”的音响和声调一下子撼动了我,而“去寻找那颗唯一的照耀你的星”可谓确切地道出了这位诗人一直的精神追寻。正是这首短诗所凝缩的诗人的语言敏感、精神品质以及审视自我的勇气,促使我对他另外的佳作的寻觅。
  应当说,在几年间,对诗人王家新总体认识逐步深入的理解,除了这种对以往未太留意的诗作的发现,当然还有对他接连不断的新作的追踪,以及对他渐入佳境的诗歌翻译的关注。正是多次的重读,让我对一个诗人的世界有了新的理解。由于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等重要诗篇已有相当多的文章做出阐释,我愿把此文的笔墨更多地放在我感兴趣的、但相对研究不足的“诗片断”系列和一系列近作上,还有他蔚然成风的诗歌翻译。
  正是在对“诗片断”系列仔细的品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 “诗片段”系列(如《反向》《词语》《另一种风景》等)尽管在“时代影响”上未及他的《帕斯捷尔纳克》等“代表作”,在语言艺术上却享有独到的审美价值和深度,更显示一个诗人自如的技艺和姿态,更突显它们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中的地位。可以说,在这些诗篇身上,达到一个诗人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深度及最佳的语言状态,我想,它们完全具有与世界其他重要诗歌放在一起的地位。这些写于90年代初的“诗片断”按照写作的时间,依次是《反向》《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蒙霜十二月》等诗,从年份来看是从1990年到1995年,而从写作地点来看,则跨越中国、比时利和伦敦等地,集中体现这段时期,王家新在不同地点对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风景的敏感和思索,体现一个“承担者”的境界和对更高生命的呼应:

  神性只是在风中到来的一种声音,死亡也是:风云为你翻卷的一刻,空中响起的一个声音//——在那一刻你必须倾听。
    ——《另一种风景·风中的一刻》


  从主题上看,这些“诗片断”广涉命运、流亡、回忆、写作、风景、苦难、时代处境等广泛的主题,但在基调是完整一致的,即那一个敏感的、呼应世界万物的人在其中游荡,疑惑和静思。这些看起来松散但实际协调有度的“诗片断”,似乎是信手拈来,又无比妥贴地处于诗中该有的位置,在这里,世界一步步地打开:

  在北方,冬日比夏季还要明亮,而在它最明亮、高远的时候,我就听到一种歌声……          
    ——《反向·北方》

  走在北京的记忆中的街道上,天空发蓝。我们呼应着这天空时,我们自己的时代就已经到来。
    ——《词语》

                              
  熟悉西方文学及王家新诗歌的人可以发现,这些诗句吸收了米沃什、卡夫卡、维特根斯坦等诸多西方诗人和哲学家的资源,但又是新的、王家新式的。诗人凭藉自身的语言敏感,把抒情性、精神风景和生命领悟融为一体,形成自身沉静幽暗而又激越的语言风格。
  应当说,这些“诗片断”有着王家新所热爱的俄罗斯诗歌的颤栗性,但同时也透出了作者自身的生命质地,他似乎有着一双“灵视之眼”,一切事物在他面前显得透明清澈。在这里,要么是耐人寻味的风景(“当我爱这冬日,从雾沉沉的日子里就透出了某种明亮,而这是我生命的明亮。”《词语》),要么是沉痛的诘问(“从那里出来的人,一千年后还在发问:我们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反向·奥斯维辛》);要么是神秘的反思(“醒来,仿佛是黑暗的一个死者,在让我替他活着。”《另一种风景·替换》);其警醒,其愉悦,其疑思,其精神转化,无不千姿百态。同时,对于诗中那种闪烁不明的、晦暗而珍贵的东西,也应联想它们写作时的历史语境,它们正承受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震颤和余波,并非对现实直接的表现,却是把现实“严重的时刻”深埋于情感和哲思的深度和历史的洪流中,从而达到了在“见证”与“愉悦”之间一种理想的诗学意义上的平衡——

  这即是我的怀乡病:当我在欧罗巴的一盏烛火下读着家信,而母语出现在让人泪涌的光辉中……
  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
    ——《词语》


  对于这批“诗片断”的成就及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位置,需有专文多角度地研究,王家新在后来所写的《冬天的诗》和《变暗的镜子》这两组诗片断更是达到了一种更令人惊叹的境地,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就曾在文章中特意提到王家新的诗片断写作:“他有一种写箴言的天赋,比如《反向》、《另一种风景》和《冬天的诗》这些诗片段,它们令人惊奇,很新鲜,带有明显的他个人的专属性。”[2]应该说,罗伯特·哈斯是非常有眼光的。
  在王家新90年代初期的一批重要诗作和“诗片断”之后,他的诗歌写作在许多人看来像一条河流缓慢而沉静地向前,似乎不显眼,这一方面,由于这些诗歌缄默的品质以及沉潜的姿态,一方面是作者大量的诗学文章、诗歌翻译及随笔越来越引人瞩目,几乎引开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诗作细致检视,那些相当不凡的诗篇和句子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让我们再次聆听到那个不安的诗歌灵魂的深刻颤动,比如,从《回答》这首颇有影响的长诗中看到诗人自我剖白直面人生的勇气,从《简单的自传》和《局限性》中可以目睹那种呼喊和反省的深度,从《晚年》和《12月7日,霜寒》中可以抵达诗人“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的境界,从《写在余震中》和《接站》中体验那杜甫式的暗哑的痛苦,从《田园诗》和《冰钓者》中听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沉痛,等等;诗人保持着他特有的生命敏感和精神定力,并不断深化和拓展着他的写作。除此之外,诗人也不时涉入当代中国诗歌的“重大题材”,对历史进行深切的反思,如《一九七六》重回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无声地鞭挞了那段难言的岁月;而《少年——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则以一个少年的眼光写到“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夏天,写到疯狂、残暴、荒谬的历史对一个少年的心灵刺激,直到这首长诗的最后,“冰山从深海中突然涌现”,给我们带来更深的历史惊异。
  舍繁复而取简洁,弃雄辩而入深沉,是王家新惯有的诗歌运思的基本方式,也让他的诗令人深感亲切,为很多读者所喜爱。近些年以来,他的诗多由日常经历(或记游、或日常、或读书等)而感发,从一时一景中展开对世间一切的关切,在此之中,寄寓着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感受,我们有时看到,即使一种温馨或平和的生活场景,随着诗的进行,往往在中间或结尾顿时转入沉痛,显示了诗人不同寻常的眼光和创造的深度:

在我家附近的水库里,一到冬天
就可以看到一些垂钓者,
一个个穿着旧军大衣蹲在那里,
远远看去,他们就像是雪地里散开的鸦群。
他们蹲在那里仿佛时间也停止了。
他们专钓那些为了呼吸,为了一缕光亮
而迟疑地游近冰窟窿口的鱼。
他们的狂喜,就是看到那些被钓起的活物
在坚冰上痛苦地摔动着尾巴,
直到从它们的鳃里渗出的血
染红一堆堆凿碎的碎冰……


  《冰钓者》这首诗像他的名诗《田园诗》一样,从动物的痛苦中看到人类的残忍,同时也在这种动物的痛苦反观人类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旧军大衣”这样的细节,它一下子使全诗和我们身处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切关联。应当说,在王家新的许多诗中,都可以见到这位诗人关怀万物的悲悯心境和深度,以及看待事物的透彻态度。与此同时,在这些诗简洁的形象和素朴的技艺当中,诗人对语言独特的敏感,对事物真切传神的呈现,灵动修辞的风采,等等,往往在不经意中透露出来,却又使人过目难忘,比如以下那夭折的兔子和小仓鼠殷切的眼睛,以及一条被钓起的小鱼:

——那珍珠般殷切的黑眼睛,
过去是在铁笼子里,
现在是在初春的空气中
与我一一对视。
  ——《清明,陪孩子去“扫墓”》

一条被钓起的小鲅鱼——
那釉光的一闪
那死亡的孔雀蓝
  ——《鱼鸣嘴笔记(节选)》


  历来,作为一个久经训练的诗人,王家新描绘事物的质感的能力有目共睹,看上去不刻意使然,而又非同寻常,我们再看看《傍晚走过涅瓦河》对云朵和光影的描绘:

人们从大铁桥上匆匆回家,留下你和我,
把头朝向落日,朝向暗哑的光,朝向沥青般的彤云,
  ——《傍晚走过涅瓦河》
  

  如罗伯特·哈斯所提示,他那“写箴言的天赋”也在近作中时时展露,有时是那凛冽逼人的寒意:“在这个冬天我最大的渴望/就是阅读一只闪光的冰斧/和它带来的仁慈”(《冬日断章》),或者强悍的警句:“在伟大的诗歌中/有一种尼采式的/对时代的艰难克服”(《在伟大的诗歌中》),或者更痛彻的领悟:“我也只能从我的歌哭中找到/我的拯救”(《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此外还有许多信手而来的妙思:“我们穿过山洞/犹如穿过一千零一夜”(《火车,火车》)、“我们都在歧义中/划桨”(《外伶仃岛记行》),等等。“仿佛一道巨大的冰川从深海中突然涌现,/有一种真理的到来,/使我们目盲。”(《12月7日,霜寒》)——就像在这首诗所呈现的,从王家新的许多诗篇中,我们面临那种新的语言降生的喜悦,体会着汉语诗歌“承受自身降生的阵痛”。
  爱、死亡、风景、时间……在王家新诸多主题的咏叹中,人们不会忘记他对人类精神的灵魂人物持久的追寻、探访和互文对话,这类诗中的《帕斯捷尔纳克》等诗早已就为他树立了名声,自那之后这类佳作也源源不断地出现——《访杜依诺城堡》《塔可夫斯基的树》《给凯尔泰斯》和《晚来的献诗:给艾米丽·狄金森》以及最近的《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旁注之诗》和《癌病房》等诗。这些诗篇除了共有的命运感和灵魂向度之外,其展开的手法和技艺也各不相同,如《给洛厄尔》抓取这位美国自白派诗人的生平节点或他的诗歌意象从容地展开,《给凯尔泰斯》则集中于关键的、准确的象征物,整首诗凝练有力,并留下不尽的余音。如果说《塔可夫斯基的树》通过那棵树追觅着人类恒有的价值,那么在《访杜依诺城堡》中,则出现了一种历史反讽的巨大落差:“游客们在古堡里上上下下/无人能够进入那样的存在”。对王家新而言,不管他对人生的感受和洞察有多么隐曲和复杂,写作者的命运似乎在他人生的起始处早已注定:“我忽然觉悟到一个诗人最好的位置/也许就是那个带铁栏的窗口/在一个落雪的变暗的下午……”(《在大堰河的故乡》)
  应当说,在这些王家新与他心中的精神人物进行互文对话的诗中,不仅有一种“亲人般的”私密感,这位中国诗人也把自己推到接受这些灵魂的拷问的位置。近年来,王家新有多首关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的诗作,如《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在塔露萨》《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以及最近的组诗《旁注之诗》,也以各自的方式呼应着并拓展着他早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因此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在塔露萨》,全诗一气呵成,每一句又都深切动人:

在塔露萨
在茨维塔耶娃纪念馆
只有童年的那个珍贵的小书桌不是复制品
(它来自外婆,它也不可复制)
只有花园里掩映在绿荫中的花楸果依然殷红
(如一个五岁小女孩的嘴唇)
……

  而《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则是以排比句“我看到”展开全诗:

我看到受难的母亲,倔犟的儿子,被枪托推倒在地的父亲,
我看到一场葬礼在树梢融化;
我看到我前世的情人仍坐在长椅上发呆,
我看到人们又在树上张贴诗歌海报;
我看到从这里出去的人,一个个在胸前划着十字,
……

  这样的诗,真正显示了诗人“盘旋而上”,来到了一个“时间之塔”上!
  组诗《旁注之诗》是王家新今年初的新作(诗题的“旁注”显示了诗人真诚而智慧的谦卑),可视为对多年来所敬仰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米沃什等这些“同呼吸共命运”的先行者的“总体性敬礼”,而在这种与不朽灵魂的互文对话中,让诗在多个时空的交叠中进入人类整体的命运:

很怪,因为奥斯维辛,            
我才想起了我从小进县城时
第一次看到的铁路枕木,
(现在则是水泥墩了)
它们在重压之下并没有发出呻吟,
而是流出了粘稠的焦油——
  ——《献给米沃什,献给希尼》


  这首诗以其鲜明的形象获得让人难忘的效果,其奇特之处在于把奥斯维辛与夏天铁路枕木流出的粘稠焦油这一貌似无关的意象关联起来(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某种“荒野性”?某种承受重压的苦难肉身?),而正是在这种关联中,作者对接起两个极端年代。与之相关,另一首《献给布莱希特,献给策兰》则从另一角度楔入话语禁忌和人类的“恐惧”这一主题,诗人把策兰的“一片叶子,无树”巧妙地置换成“一朵云,没有天空”,来谈论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天气”,以及我们自己如何“呼吸”。在《旁注之诗》整组诗中,每一首短诗往往在将要说出时嘎然而止,这固然是一首短诗的特质,但实际上也在这种短促中蕴含着作者极大的悲痛和对历史现实的忧思,在《阿赫玛托娃》中他写道:“灾难已过去了吗?我不知道。/当我们拉开距离,现实才置于眼前。”这一切,对人类的苦难的追思和体味,连同在《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录》中那声呼喊——“我们一定要活到那一天,那哭泣和光荣的一天”——一同在我们的心中回响。不仅是苦难,还有那种“苦难中的闪耀”(《帕斯捷尔纳克》),在王家新的近作《癌病房》(这一题目也互文着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得到了更悲切动人的表现:“他们甚至在舞蹈——在那髑髅之地,/在那间索尔仁尼琴也难以想象的/白色的、金色的癌病房里……”作者强按内心的悲痛之情,凭借对一张照片的克制感受呈现了当代中国语境中圣徒般的牺牲,并把他的挽歌变成了一首值得永久铭记的赞歌。而在冥冥之中,这首诗的描述对象和内容也似乎一下子把人们带回到九十年代初也即《帕斯捷尔纳克》诞生的那一年,而“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名句也再次在我的心中响彻开来——它们仿佛为今天而写!
  自九十代年代以来,在王家新勤勉的写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分流”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正形成了他写作的另一个高峰——这就是他络绎不绝的诗学随笔、评论以及译作和翻译研究,这些作品与他的诗相互贯通,相映成辉,也浑然一体。一方面,这些诗学随笔及评论显示这位诗人诗学探索的努力及建构中国当代诗学的责任感,“米沃什有一句话,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3]如很多人已指出的,王家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承担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承担诗学”,也极大地纠正八十年代过于陶醉于语言的“纯诗”倾向,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成。而另一方面,他的诗歌翻译(以及相应的翻译诗学随笔)也日益突显出其重要的意义,对当代中国诗歌翻译及写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多年来他的翻译对象涉及叶芝、策兰、夏尔、奥登及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洛尔迦等多位与他心灵相通的诗人及诗篇,而这其中着力最多当属策兰、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洛尔迦等诗人。“去翻译这些伟大诗人,就是在汉语中‘替他们写诗’”“翻译也是一种‘塑造’——塑造你心目中的那个诗人形象”[4]正是在这种凭借自身独特感悟对异国诗人的“重写”中,在这种“为爱服务”的过程中,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中形成了一个和王家新密不可分的“策兰”、“茨维塔耶娃”,等等。应当说,这些深深印刻着王家新语言感觉、带着他自身精神气息和深刻理解的“创造性”译作,不仅迎来了这些伟大诗人在汉语诗歌中的“来世”,极大地重塑了中国诗人对他们的认知,同时也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深深的刺激和冲击——比如,他所译的策兰对多多等众多诗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正如诗人卢文悦在评价王家新的翻译时所说:“作为一个诗人译者,他在一种最深刻的生命辨认中侧身而行,并以他精确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让我们在汉语世界里听到了‘那船夫的嚓嚓回声’……”(《也许,你遇上了经典》[5])
  “在今天的语言创造中,我们依然需要一个他者,需要某种自我更新和超越的力量”[6],王家新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地申明了翻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意义。他独树一帜的创造性翻译实践和翻译诗学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王家新独特的翻译观源于他对诗歌本源和语言的体悟、也出自他对诗人在人类命运的使命的极大体认,又源源不断地从许多诗人、学者的相关实践和理论论述中得到灵感:这其中,既包括戴望舒、穆旦、王佐良等前辈诗人译者的实践,又接受庞德等人的启发,并吸纳了本雅明、斯坦纳、德里达等哲人的翻译思想——而在此之中,尤以本雅明的影响最为深刻。
  从王家新本人的诸多文章及言论中可以看到,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为他的翻译观、语言观提供了有力的本体论依托,成为他的“创造性翻译”“诗人译诗”等实践的坚实的理论基础。“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掩盖原作,并不阻挡原作的光芒,而是让仿佛经过自身媒体强化的纯语言更充分地照耀原作。”[7]正是本雅明“纯语言”的概念以及缜密而权威的论证,在根本上改变以前译作相对于原作的附庸地位。在本雅明看来,译作和原作是平等的、互补的,甚至他这样认为:“译作来自于原作——与其说来自于原作的生命,不如说来自原作的后续生命。”[8]本雅明把译作视为原作的“来世”和“回声”,让译作在以往的被动过程中解脱出来,从而焕发出新的语言生机。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对翻译的神圣使命的阐述,对译者“任务”的高扬,深深激发着作为诗人译者的王家新,并成为他必不可少的译学资源。
  在王家新对诗歌翻译的探索中,中外众多“诗人译者”的实践和观点也成为他重要的参照对象和样本,“王佐良,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最后一个杰出的代表,在他对‘诗人译诗’的回顾和总结中,有两个着重点:一是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一是对语言的特殊关注。其实这两点又是互为一体的。”[9]——在对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王佐良等前辈的翻译实践的整理和分析中,王家新为当代诗歌翻译实践找到了重要的基点;同时,他对叶维廉、杨牧等台湾诗人的诗歌翻译的“引介”也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例如,在他细致入微而令人信服的分析中,我们清晰地见识到杨牧的《叶慈诗选》“典雅、玄奥、沉雄、绵密的语言风格”[10]的形成过程,以及叶维廉在其译诗集《众树歌唱》中的卓然不凡的翻译风采。此外,不限于中文领域,王家新对波波夫-麦克休对策兰的翻译、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翻译、卡明斯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王红公对杜甫的翻译等案例的分析,极大地拓宽人们的视野,并刷新了我们对翻译的认知。而正是在这种对众多案例的阐发中,王家新既重塑了“诗人译者”的“现代传统”,刷新、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翻译和语言的理解,也为他自身的“创造性翻译”开辟了道路:

  “至于‘我愿与那黑暗的孩子一起生活/他想从高海上砍下他的心’中的‘砍下’与‘高海’,‘砍下’本来用得就比较‘大胆’,‘高海’更属于我的生造。如按原文‘altamar’及其英译,只能译为深海或是远洋。‘高海’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都属生造,带有陌异感,但正也是我想通过翻译给我们的语言带来的一种刺激。”[11]

  这是他在《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序言中的一节自述,从中可以管窥他在这部译作(以及之前的译作)中的翻译策略以及语言的创造力。“最初我还受制于‘忠实’的神话,但现在我更着重于忠实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只不过这种‘创造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对原作的深刻理解。”[12]关于王家新的“创造性翻译”,年轻诗人陈庆的文章《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角逐》以及程一身、远洋、胡桑、李海鹏、罗伯特•察杜梁和梁以军等人的文章有过很好、很具体的分析。如诗人、译者程一身在细致分析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的三个俄文直译文本与王家新的“转译”文本后说:“纵观此诗的汉译,三个俄译本尽管直接译自俄语,但并不占上风,换句话说,借助英译完成的汉译远远超过了它们。”[13]胡桑这样评论王家新的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在他的译文中,那种语言的共振令人动容,每一首诗都具有清晰可辨的强劲的生命力……”[14],陈庆则认为《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洛尔迦,那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强音。”[15]显然,王家新的翻译在无形中也影响着这些诗人译者的翻译实践,如陈庆就在其文中描述他的学习过程:“除了正式发表的译作,我还将他散布在博客上的译诗一一打印出来,并对照一些原文,反复品读与学习。”[16]而对我而言,在几年的博士学习期间,除了从他的译作及翻译诗学文章中得益,他有时貌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也飘入我的耳朵印刻在我心中,如他说过的“翻译最难的是‘定调’”(即翻译首先确立的是音调和气息,之后是字斟句酌的词语的高度精确……)至今仍在我具体翻译某首诗或某个诗人之前回荡。
  “一个伟大的诗的年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翻译的年代”,这句王家新经常引用的庞德名言,多年来一直召唤着这位中国诗人为翻译而献身。正因为王家新在诗歌翻译实践和翻译诗学上持续不懈的努力,对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原著中心论”以及“信达雅”的翻译观构成了某种强有力的冲击或纠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向以来对“转译”的轻视,令人振奋地看到了翻译的新路径,为中国当代诗歌翻译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可能。而同时,他自己近年来的诗歌写作,也进入到时而静水深流,时而奔突向前的极佳状况,从而与他的翻译及随笔写作交融汇合,形成他本人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写作景观。而我自己,自博士毕业后远离京城,当我经常翻阅老师的诗集、译著、随笔集以及他自己的一系列新作如《从阿赫玛托娃的窗口》、《癌病房》、《这条街》等作品时,都再次面临那种经久不息的颤栗和感动,仿佛“再次流泪回到那个晚星乍现的黄昏”。这里,我不仅要献上我的感动,也要献上我的敬意。


注释:
[1]此句为王家新在文章或访谈中多次引用的本雅明论翻译的话。应当说,对王家新来说,“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的说法不仅适用于翻译,也吻合于他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的要求。
[2][美]罗伯特·哈斯:《王家新:冬天的精神》,史春波译,《世界文学》2015年第6期。
[3]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6页。
[4]王家新:《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5]张桃洲编选:《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419页。
[6]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7] [德]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周晔译,载周晔著《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8][德]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周晔译,载周晔著《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
[9]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10]王家新:《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
[11]王家新:《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2]王家新:《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
[13]程一身:《谁已练就翻译的伟大技艺?——曼德尔施塔姆<哀歌>多种译本辨析》,见程一身微博。
[14]胡国平:《“母语分娩时的阵痛”》,《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15]陈庆:《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角逐》,《博览群书》2017年2期。
[16]陈庆:《为了未来的翻译:读王家新译诗集》,《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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