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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臧棣:诗道鳟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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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4-14  

臧棣:诗道鳟燕(节选)




  诗人的智慧,如果可以独立出来的话,它更接近于这样一种生命的智慧:对语言的感觉最终变成了词语的感觉。甚至诗的绝对性也只倾向于这样一种精神的可能:语言的感觉即心灵的感觉。语言来自历史约定,有习成的一面,但在个人和语言的关系中,特别是在个人和诗的关系中,诗的语言绝对是一种主体现象。所以,维特根斯坦会说,我的语言是我的边界。

  严格说来,真正的诗歌进展其实只有一个:诗是否有能力让人类的意识成为一个事件。

  仅仅敏感是不够的,诗人还必须在他的敏感中保持一种强悍的嗅觉:诗,必须好到足以成为语言的第一现场。

  对诗而言,现代,才是传统的第一现场。

  诗的密度是诗歌的植物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不妨说,诗的秘密应该被理解成语言的一种植物现象。诗的密度,甚至会引发一种独特的语言意识,促使敏感的诗人意识到,诗的秘密,就像石榴的内部一样,它必须处于一层透气良好的皮肤的包裹之中。诗的秘密是一种隐秘的语言性感。

  诗和语言的关系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这种关系可以展开一种心灵的领悟。

  想更严格的话,诗是生命的另一种身份。假如还觉得不够过瘾,想更严肃的话,诗是生命的另一种凭据。两种方式诱发两种追求,都很冒险,都必须和无形的命运进行激烈的争辩。

  更理智的做法,诗的可能即人的可能。更无畏的做法,人的可能即诗的可能。

  一种伟大到可疑的洁癖:诗是生活中的生活。一种神秘的平凡:生活是诗中的诗。

  好诗的标志之一,诗的意图必须是由语言能量产生的。换句话说,诗的意图其实是语言能量的一种修辞现象。

  诗人的感觉即世界的真实,敢不敢认同这一点,才是我们鉴别诗的先锋性的最核心的尺度。

  诗除了诗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现实。阿多诺曾经提醒说:那些预设诗必须反映现实的人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整个现实已变得越来也虚假。所以,再强调现实是诗的反映对象,和鸵鸟把头埋进沙子,没什么区别。

  诗和工作本来是最不相容的。但进入现代之后,诗和工作的关系便成为诗性的表达中越来越趋向核心的一种自我建构。从里尔克身上,冯至最先辨认出,诗是一种工作。其实冯至还可以更进一步申明:工作已构成诗的现代主体性中最突出的部分。诗的工作即诗的现代身份。唯一的疑惑是,这会是诗的宿命中不可回避的事实吗?

  古诗的表达中,最令现代诗人羡慕的部分,其实还不是它的完美的体式,而是古诗几乎从不进入工作状态。古诗不工作,但现代诗,要想写得有出息,它就必须进入十足的工作状态。甚至必须同诗的工作这头野兽进行激烈的搏斗,以避免诗本身被工作异化。

  小诗人的写作:用生命来感受世界。大诗人的写作,用世界来感受生命。这一区别不一定直接反映到诗歌本身的好坏,它的更为深隐的标记是,预设的感受的对象不同,导致了诗歌想象力的根本性的分歧。前者,诗歌境界的显露,总体上趋向安静。后者,诗歌境界的呈现,总体上趋近体验的戏剧性。

  技艺即想象力。绝对的技艺即绝对的想象力。高超的技艺即高超的想象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诗歌观念。流行的见解中,诗的技艺被归结为一种语言的外部现象,属于形式范畴。其实,对诗而言,技艺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技艺既表现为形式,也表现为内容。通常,人们习惯于认为技艺解决的是形式的问题;比如,强化表达的审美效果等等。其实,技艺更多的是解决内容的问题。诗是这样的文体:没有技艺,也就没有内容。

  作为诗歌观念的先锋性,也许已被耗尽了(但也可能是幻觉),但相对于汉语的诗歌实践,作为语言能量的先锋性,其实还远远没有被激活。

  与其说诗是写出来的,不如说诗是扛出来的。反正老臧的诗是扛出来的。

  对诗而言,比喻绝不只是一种修辞现象。比喻是语言的一种能量。我们使用比喻,不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书写行为,一旦比喻作为语言的能量被引爆,比喻也会对诗人的写作产生一种引力。而意义的生产,可以说逃不出这引力的牵制。其实也不妨这样理解,诗人使用比喻,意味着我们主动尝试建构一种更新颖的人和语言的关系。

  对诗人而言,孤独不是一种宿命,而是一种可贵的勇气。唯有诗拥有这样的幸运:越孤独的,越会产生伟大的共鸣。诗的孤独,其实是完美的共鸣。

  最现实的,诗就是宇宙。但最神奇的,还不止如此。最神奇的是,诗不大于宇宙,诗也不小于宇宙。如此,诗的深刻在于,诗足以激活一种强烈的置身感。

  大多数情况下,诗人的个性并不能让诗获得个性。真正能让诗获得个性的,其实是我们如何自觉于我们和诗的关系。一方面,这要靠运气;另一方面,这需要扎根于孤独的勇气之中。

  诗和精神的关系,比小说和精神的关系更紧张,更激烈。对有些人来说,这很棘手,甚至是一种晦暗的麻烦。但运气好的话,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仁慈的安排,出自看不见的手。在小说的方法里,精神性往往会被经验所稀释,以便我们对人生的洞察能获得一种喜剧的深刻。而在诗的方法中,经验的作用越大,它就越会被精神所稀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诗歌中,精神对经验的稀释,是为了更好地显示语言对人的一种作用:语言的获得最终体现为生命的气度。

  在诗中,情绪是和经验相对应呢,还是和理智相对应呢,本来已不太容易辨析。从诗歌动机看,情绪和经验都分别能造就一种诗意的强度。这意味着,它们都可以从诗的想象力内部支撑一首诗的进展。但如果偏听现代主义的诗观,我们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诗的经验比诗的情绪要复杂,而且好像前者比后者在诗的想象力的等级上也属于更高级的范畴。其实,这都是一叶障目。

  就复杂而言,在优秀的诗人那里,情绪的复杂绝不亚于经验的复杂。就高级而言,在大诗人那里,诗的情绪往往高于诗的经验。但从情绪和诗的现代修辞的关系看,要在诗的进展中维持情绪的强度,确实需要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诗的经验凭借起来,相对要可靠一点。所以,里尔克说,诗是经验。其实,这句话的有效性还是要讲求一些语境的。诗是经验,作为感叹来听听,挺不错。作为教训来听听,也还算不太离谱。但如果作为真理来听,作为诗的法门来听,后果其实很严重的。所以,在诗的观念的传布史上,怎么去咂摸好话中的意义,也是要讲究悟性的。而在其中,运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对诗人来说,观念的陷阱是始终存在的。但假如我们设想,在我们和诗的关系里,完全剔除观念的侵扰,那不仅不现实,而且实属愚不可及。

  回到情绪和经验在诗歌中的关系,人们通常以为,经验对情绪的克制,属于诗的想象力中比较高级的范畴。而且在创造过程中,这种感受似乎还很容易得到印证。但假如我们因此就下结论,断言诗的理智高于诗的情绪,就有片面之嫌。对真正的诗人来说,我们必须敢于体验另一种真正高级的情形:诗的经验反过来也是需要诗的情绪来打磨的。

  把诗和智力对立起来,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末流的浪漫主义诗观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观念有非常庞杂的富有诱惑性的变种:诸如诗的直觉高于诗的理智。现代诗歌史上,最富有智性的诗人史蒂文斯却说过一句貌似贬低诗的智性的名言:“诗必须抵抗智力”。如何印证这个观点,对诗歌批评而言,的确是一种不小的考验。其实,史蒂文斯说的——诗必须警惕智力在诗的意识中扮演的角色,并非是要在诗的创造性活动中彻底摒除诗的智性。史蒂文斯的意思是,诗和智力的对峙,首先是一种诗的内部情形,它只存在于诗人的意识深处。其次,抵抗的意思,指的是警惕诗的智力在诗之思中固有的独占倾向;优秀的诗人应该有能力把“对诗的智力的抵抗”锻造成诗人的想象力的一部分。假如把诗和智力的对立,理解为一次清除行动,甚至乡愿为一种对来自诗歌外部的智力的排斥,就离题万里了。

  对生存而言,天真和复杂互为警戒线。在天真那里,复杂遇到的没法跨越的边界;在复杂那里,天真也遭遇了无法冲破的边界。但在诗歌中,情况往往会发生逆转:真正的天真充满了真正的复杂。换句话说,诗的天真是一种独特的复杂。诗的天真不完全是一种经验现象,它也不可能以经验为镜鉴,获得自身全部的映像。

  就诗和生命的关联而言,诗的情怀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情怀。诗以自由为尺度,内在而复杂地展现了生命关怀的可能性。

  诗的情怀很重要,诗的技艺也很重要。完全可以这么直觉,诗在我们的生命感受中造就一个礼物就是,诗的情怀即生命的技艺。所以,在谈论诗歌的时候,要切记一个底限:不要妄议诗的情怀比诗的技艺更重要。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

  对诗而言,没有技艺的情怀,比虚伪的道德更无耻。同样没有情怀的技艺,也不可能存在。就诗的精神性而言,经过了漫长的语言演进,诗的技艺已是诗的情怀的一部分。诗的情怀也已是诗的技艺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诗歌场域里,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可笑的情形:要凸显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去谈论诗的情怀高于诗的技艺。诗的秘密不应该沦为一种表态。真把诗的技艺比下去了,剥离开了,剩下的,诗的情怀就高级了吗?这其实已近于一种无耻的表演了。

  诗人最大的情怀,也许只是他必须对语言有一个交代。如此,诗人的新生即语言的新生。

  诗的事实必须大于诗的真相。也可以这么理解:诗人的工作就是创造事实。

  诗的境界高于诗的技艺。听起来很舒服,也很政治正确,如同一种道德感的自我抚摸;其实,它不过是一种道德的幻觉。对诗人的灵魂而言,真正的精神挑战在于,要敢于想象,诗的境界即诗的技艺。诗的技艺即生命本身的精神成就。何况,它远不止是一种想象呢。

  就写作而言,一个人在诗歌上的局限,其实是很难抵达的。抵达自身的诗歌局限的诗人,都已非常优秀。换句话说,对一个诗人来说,诗歌的局限,恰恰是其自身成熟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对诗的交代,最终也是生命的交代。刚开始和诗发生个人关系的时候,也许对这种情形,还体察不深。但随着诗和生命的关系在个人的时间中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异样,对诗的交代也就变成了对生命的交代。套用一个德里达的表述:诗之外,别无生命。与其说这是一种观点,莫如说这其实是一种体会。所以,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尽管前提有些模糊,但诗的确涉及一种道义。诗的道义,就是提供生命的友谊。

  一种伟大的技艺,从自然中收集到足够的线索,然后在语言中抹去所有的痕迹。

  一种私下的衡量:从语言的爆发力追溯诗的能力。

  诗的最根本的能力:把时间带进心灵的能力,把心灵带进空间的能力。换句话说,过程的突然性即语言的突然性。

  仅仅写出漂亮的句子,是不够的。因为诗的要义是,通过句子的舞蹈,在语言中形成一种情感的氛围。

  区别还是有的,在大诗人的写作中,一首诗就是一幅心灵的地图;在小诗人的写作中,一首诗往往止于一副灵魂的面具。

  对诗的氛围而言,词语是一种微妙的核能量。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理会诗人触及的控制力:使用词语即意味着利用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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