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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李景冰:陶渊明的诗与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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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1-15  

李景冰:陶渊明的诗与体道


  一

“我要起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岛,
去那里建座小房,泥土和柳条的小房,
我要有九排云豆架,一个蜜蜂巢,
独居于幽处,在林间听群蜂高唱。

于是我会有安宁,安宁慢慢来临,
从晨曦的面纱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一片闪光,中午燃烧得紫红,
暮色里,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要起身走了,因为我总是听到,
听到湖水日夜低低拍打着湖滨;
我站在公路,或在灰色的人行道上,
在内心深处听到那水声。”

  
  这是叶芝早年写的有名诗作《茵尼斯弗利岛》。诗的结尾部分“灰色的人行道”,暗示了现代人的心理焦虑。正是“灰色”所含蕴的那个当下,使茵尼斯弗利岛显现出了天堂般的色泽。如果真的到了茵尼斯弗利岛,歌者又当如何,“晨曦的面纱”还会延续吗?
  叶芝早年的诗多处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缺乏生存经验的支撑。因此,艾略特评论道,“确实,如果没有早期的经验,他(叶芝)决写不出后期作品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东西。但是,他不得不等待一个晚来的成熟,以表达早期的经验;我想这使得他成了一位独特而富有有魅力的诗人。”
  茵尼斯弗利岛并非不存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就是发生在陶渊明身上的现实。在劳作中,在求生存中,自然流露出了本然的美。它不是梦境,而是生存本身。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作者并无意于过程的美与不美。
  于是,我们看到了平衡于这一生存层面的两极。
  超越的一极:“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人回到了婴孩,亲近泥土如亲近母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是谁?我是谁?王国维称此为无我之境。
  凡实的一极(或说超越的底色):“弊炉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生存的催迫,反衬出“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自然。叶芝所想往的独居幽处,一面为“风来入房户,夜来枕席冷”,“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的承受,另一面则为“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响”,“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的自在。
  鲁迅曾说:“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鲁迅强调的是那个凡实的底色,那个可经验的实在。“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做‘秋日赏菊傚陶彭泽体’,我觉得不大像。”
  陶渊明的诗是随着阅历的加深而逐渐展现它的底色的,其隽永醇厚不在于某一名篇和摘句,而在于每一篇和每一摘句瓜葛出的浑全的整体。笔者浸润陶诗多年,准确地说是在生存或精神的某些拐点处,常常不期然地翻开陶诗。一首也许最不引人注目的诗,却在我身上发生了醍醐灌顶的效应。诗是这样开头的:“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信口道来,完全的实录,但“倒裳”(衣服穿倒了或反披着)在这里却是那样触目,什么样的诗眼啊,今夕何夕(作者时年53岁)?是沦落还是自在?是还朴还是浑不吝?这样的句子只有回溯到陶渊明的人格整体,才会蚁穴溃堤。
  这首诗接下来讲,来的是一个老农,他拎着酒壶来会,因为他以为作者一时想不开,才“褴褛茅檐下”的。是啊,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谁人不浑水摸鱼呢?但作者偏与农夫别着劲:说那么多有啥用,我们还是大口喝酒吧。
  真正的旷达恰恰存活在貌似无奈的冥顽中,换句话说,生存没有底限,最强的迫压萌生最强的嬉戏。这就是信念或说价值的持守,在人成就特别的人的过程中激情体验的机括。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艺术的终极指归,在那里生存和艺术合而为一。



  陶渊明甘愿成为地垄里的农人,并在其中体道。但在世人眼里,农人就是农人。至于他心里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感觉或心思,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意义那也是讽刺性的,人们不是常以“精神胜利法”在谈说这类心理效应吗。
  陶渊明身上至今未散尽的魅惑性张力,在于他的躬耕结晶在了诗句里,农人的凡实乃至寒伧成为诗中神圣的要素和辉光。本真,与生活的实相不相违,为陶诗特殊的品质。艺术与生存之真合一所呈现的况味,逼问飘忽人生的终极意义。世俗层面的“精神胜利法”等是不能把这样的现象轻易打发掉的。
  由此我们回到陶渊明的符号意义。陶渊明辞去官职,返回故里,以躬耕为标的,依当今的说法,或可称为行为艺术吧?
  有那么点类似,即陶渊明的所作所为确实处在某种思想的潮流里。对于他来说,躬耕是实在的躬耕,“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但这种活法在他也可视为道具。这潮流就是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或曰魏晋玄学。泛论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时代,据学者称绵延三四百年,但依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活动年限为据,高潮期在正始(公元240年)前后,到东晋(公元318年)前后,约百年。它的主要特征为老、庄哲学的生活化和世俗化。不过,今人的行为艺术,更注重于外在的形式和表演,而不是生存本身。或许有人会说五六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代表性人物不能说不本真。这与魏晋时期流行的许多奇态异行确有相似,但与陶渊明仍不在同一层次。因为陶渊明的躬耕不存在行为的特殊性,他只是回到了普通的生存样式,将自己混入更渺茫的人群之灰中。
  谈到魏晋风度或曰魏晋玄学,第一个高点当是24岁便流星般殒灭的天才哲学家王弼。玄学本体论之端绪便是由他开启的,清谈宗风也因他而盛。这里且不论他注的《易》和《老子》,只看他清谈时的遗风。裴徽问王弼,虚无确实是万物所从出的根本,可是圣人对此避而不谈,老子为什么说个不休呢?王弼回答,圣人体察虚无,只是虚无无法用言语解释,所以不去说。老子是肯定存有的人,所以总是言说存有所不能涵盖的。这段含义微妙的对话,透出了王弼合儒、道第一义为形上学的核心理念。王弼的另一段清谈,应该说暗示了陶渊明体道的生存抉择。“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圣人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在情感上与常人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顺应环境,不像常人那样为外物所累。换句话说,圣人的自由对生存和环境是无挑剔的,任何境遇都应证成“应物而无累于物”。
  风度与玄学并称,可见行为在其中的意味。上述引文提到的何晏,与王弼同时且在玄学上相互辉映,只是比王弼年长位高,因为他恣情酒色,虚劳过度,服食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何晏服此药感觉神明开朗,但药性酷热,需要冷浴,饮酒,外出溜达“行散”。时人形容何晏的体像为“鬼幽”,大烟鬼的形象吧?但在当年,王朝更迭,名教崩解,何晏的这种颓废行为与他显名于世的才辨清言一并为时代所追摹。鲁迅戏称:“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
  如果说何晏的颓废是无意为之,那么其后嵇康、阮籍等的放达甚至怪诞的行为便不仅有意,而且用心良苦。他们深感名教沦丧,当朝黑暗污浊,然而却徘徊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自己。放浪形骸并非出于自然,而是出于某种不平某种义愤,或是蒙蔽他人全生保命。因此,所谓的魏晋风度,在这些个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代表人物身上,无疑包含着诸多与求道证圣不完全相合的性质。
  也许与功名利禄相伴生的权力场就不存在求道证圣的可能,因而老、庄哲学才演化出出世的一极,所谓的道家、道教,并与外来的佛教相衍相生。
  陶渊明尝试了在世求道证圣极端的一极,即在凡实的生存中,达于一种“应物而无累于物”的自然。这其中并不回避甚至含蕴时代所有的忧苦,正是这实在的本真,构成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的超越性诗意。
  大隐隐于世。这样的隐者如果真的存在,在中国似乎只有陶渊明一个。



  千年之后,即1845年,地球的另半边,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美国,28岁的梭罗提着一把借来的斧头,独自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伐木筑屋,在小木屋周围开地,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然后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这样生活了两年多,也如陶渊明一样,他体验到了某种“道”,这“道”记录在了传世之作《瓦尔登湖》这部书中。
  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做过数年教师;帮助父亲制造铅笔,且发明了一种研磨石墨的方法;到瓦尔登湖筑屋之前的两年,给爱默生当管家(他在写作上得到爱默生的提携),后又给爱默生弟弟的孩子们当了半年家庭教师。为了谋生,这期间他曾琢磨买一处农场。
  到瓦尔登湖筑屋,种地生存,对他个人来说,是在尝试“如何使我老实的生活并得到自由来从事我的正当追求”的底限,这与陶渊明当年躬耕田亩的抉择多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思想背景,即对“道”的领悟方式却不尽相同。陶渊明的“道”,源于自上而下的中国士大夫传统,在当时被称之为魏晋玄学或曰魏晋风度,这样的体道过程,不论其境遇如何,贵族心理是不可否认的;梭罗的“道”则更多源于自下而上的古希腊斯多噶传统,即在美国正兴起的所谓超验主义,它强调个人意志与宇宙秩序的和谐,人的自我完善。
  梭罗与马克思是同时代人物,他比马克思早出生一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初,与大机器生产相伴随的手工业者的破产,两极分化加速,人口爆涨,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机器零件似的不能自主的被压榨状态。梭罗称“我在康科德旅行了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服役着成千种的惊人苦行。”他在这幅悲惨的图景中,透视出的并不是马克思所深思熟虑的隐含在生产关系里的人剥削人的罪恶,而是人们生存观念的盲目。“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之所以如此,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人们生活中许多追求衣食住行的努力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并非“必要”。依现在的眼光,梭罗更敏感的是资本主义初期已见端倪的消费社会人为物役的生存时尚。
  人们果真找不到空闲吗?梭罗提着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筑屋开地生存,意在向世人证明,人们可以在只有很简单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情况下,过上健康、充实的生活。他在《瓦尔登湖》中将自己从筑屋到种地生产的费用和收入,以及最必要的消费品一一列出清单。他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的生活费用是27美分,而换取这样的生存,每年用于劳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六个星期。
  梭罗对生活必需品的设定,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的:“大部分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这与中国传统的说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倒是有些相近。
  由此换来的空闲或说空白,梭罗怎样打发呢?经济学探讨过这样的观念,即劳动和无所事事相较,人更忍受不了后者。梭罗显然是在进行着世人眼里最奢侈的劳动,《瓦尔登湖》记录了这一切,整个的自然,在他眼里纤毫毕现,其凝神,其专注,最终形成了文字。《瓦尔登湖》的草稿,耗尽了小木屋里的诸多时日。在小木屋伴随梭罗的还有荷马的《伊利亚特》,并且是原文的。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小木屋生活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便放弃了这种生活。他虽以这样的生存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特例,但“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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