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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敬文东:欧阳江河的诗学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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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2-09  

敬文东:欧阳江河的诗学之问




  1985年,被认为成功抵抗过“红色诗潮”①的“朦胧诗”②高潮殆尽③,“第三代诗人”④仓促间粉墨登场。是年岁杪,欧阳江河在以阴郁、潮湿、颓废和腐朽闻名的成都,写下了一首对他而言并不起眼的诗歌新作,篇幅短小,名曰《打字机》。据欧阳江河彼时的同道钟鸣披露,此乃欧阳江河在阅读过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传播工具新论》后的即刻之作⑤,展示了欧阳江河直接从书本迅速汲取词语的高超能力⑥ 。站在喜剧的层面观察,这有点类似于黄山谷对词语实施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术⑦,却基本上可以免于诋毁性的“特剽窃之黠者耳”⑧ 。但此处更值得,也似乎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打字机》一开篇,作为“第三代诗人”大群体中少数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欧阳江河就指名道姓地提到了词语,这新诗的肱股之臣,并且有意识地直指新诗写作的腹心地带:

整个秋天我写一首诗
为了救出几个字。


  紧紧追随“为了救出几个字”的,乃是标点符号大后宫中作为“答应”和“常在”的句号。古人有云:“仄起者其声峭急,平起者其声和缓。⑨” 对语调、语气、声音和口吻有如此敏感者不难获知:句号在此比叹号更管用,更有力道和嚼劲⑩,暗含着四川话咬牙切齿、断金碎玉的刚猛劲⑪。从纯粹诗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这两行诗满可以溢出《打字机》划定的势力范围,向《打字机》索讨治外法权,用以充当欧阳江河的诗学之问:堪与新诗相匹配的词语究竟长相为何?新诗操持者在漫无边际的词语库存中该怎样挑选词语,以致于可以将挑选上的精心程度,视作对词语的拯救和救赎,甚至是救赎和拯救的完成状态(亦即“救出”)⑫?时隔三十年后(亦即2015年),欧阳江河对新诗的词语品格有更明确的追问、更具体的明知故问:“诗歌的状况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词语的状况。在今天这个时代,微信、微博、手机语言,不同的翻译语、科学用语,包括媒体语言,都对汉语的形态塑造有很大影响,带来了巨大的语言变化。当代诗歌对这种语言变化的敏感度如何,吸收能力如何?在终端的诗意或者反诗意上,又有怎样的综合能力?这是考量一首诗层次高下的重要标尺。”⑬ 时间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欧阳江河有意识地强化了当年的诗学之问:诗人的唯一现实、诗歌写作唯一的践履之处,只能是纸和笔(或者是作为纸和笔之替代品的电脑屏幕和键盘);词语不仅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其状况和命运,将直接等同于诗的状况和命运。此间情形,有点类似于晚年的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在回顾平生功业时,说过的那句骄傲之言(称沧桑或肺腑之言可能更准确):“我品尝过众多的词汇。”(博尔赫斯:《我的一生》,陈东飙译)在欧阳江河那里,词语早就不甘心于新诗肱股之臣的地位,大有僭越之心,顿生篡位之志;词语不仅仅是用作编织诗的丝线,它本身就等同于诗(亦即直接认词为诗)。欧阳江河的几乎所有诗作,都是对这个观念的不断强化和推演,直至将这个观念极端化。
  诸多迹象足以表明:词语问题大有可能成为新诗面临的基础性问题,甚或根本性难题。只是这个问题在较长时间里不被彰显、不受待见;更多的新诗诗人和理论家倾向于聚焦诗句和诗篇,视词语为渺小之物,认为词语可以被诗句操持,被诗篇调遣。首先看到和重视大尺寸而忽视小角色,然后再被迫聚焦于渺小、低矮之物,既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认知有限性或局限性之所在⑭,亦即郭璞所谓“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⑮唯有新诗长大成人,词语问题才可能被敏感之士有意识地提出来,宛若梅毒在人体中度过漫长的潜伏期才能被发现、被重视。从新诗史的角度观察,欧阳江河的杰出疑惑,至少称得上对闻一多的下意识呼应。闻氏写于1930年代初期的《奇迹》——它本身就有资格充任新诗史上的“奇迹”——有如下两个光棍般响当当的句子:

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
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


  因为句号先天的干净利落特性,这两行诗应该和《打字机》中的那两行诗一样,认领同等程度的坚定与沉着,甚至在从容中,显得更为急迫。从纯粹诗学的角度观察,闻一多这两行诗同样可以逃脱《奇迹》的管辖范围,在象征或隐喻的层面,化茧成蝶为“元诗”(metapoetics)一类的东西。“元诗”不会像其他东西那样,因“东西”一词暗含的日出、日落之意,饱含自身的存亡、成毁之忧⑯,因为“元诗”意味着对诗本身的定义或凝视,先天就具有不朽的特征。就是在不朽性这个稳固的层面,闻一多的深切渴望更有可能是:究竟是哪一个具体的词语,才有资格充任新诗用以准确表达某种特定状态、情态、物态和事态的唯一一个词⑰?这唯一之词如此难觅,却必须被寻觅,必须被“救出”,即便是耗上“整个秋天”,也在所不惜⑱。只有被“救出”,唯一之词才能准确应对和农耕经验(farming experience)大相径庭的,作为“新情况”的现代经验(modern experience),只因为“平庸一般的话与新情况发生撞击时,绝不会产生任何火花”⑲;现代经验对词语苛刻和急迫的要求,不仅体现于要精确得“像鸟,而不是鸟的羽毛”(One should be light like a bird and not like a feather)⑳,它更重要和更加致命的那方面,已经被2013年的欧阳江河后置性地一语破的:“写作深处的问题意识带有一种天问性质。㉑”时至2013年,欧阳江河的态度更为明确:现代经验笼罩下的升级版“天问”需要的词语,不再是“遂古之初”、“上下未形”,也不可能是“冥昭瞢暗”——那反倒是现代天体物理学管辖的领域。


注释:
①此处的“红色诗潮”特指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大陆诗歌,他们被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所感染,产生的是单一之诗,嗓门洪亮,一副真理在握的派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普罗诗歌”或抗战诗歌(参阅洪子城等:《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8页)。
②“朦胧诗”最初是对“今天派”诗作的贬称,出自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据钟鸣称,有一年诗人出国邀请函上的“朦胧诗”被规定的学院译家翻成“不明白诗”(参阅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③“朦胧诗”的主力队员舒婷对此早就有一种酸酸的心理(参阅舒婷:《潮水已漫到脚下》,《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2期)。
④“第三代诗人”这个概念至今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它源自川渝两地的在校大学生诗人,主要提出者有万夏、赵野、胡冬等。据赵野回忆,1982年暑假的“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参阅赵野:《一些云烟,一些树》,《红岩》2014年第3期)。
⑤麦氏的大作“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在台湾被译作《传播工具新论》(叶明德译,巨流图书公司,1978),在中国大陆被直译为《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⑥参阅钟鸣:《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877-878页;参阅钟鸣、曹梦琰等:《“旁观者”之后——钟鸣访谈录》,《诗歌月刊》2011年第2期。
⑦巧合的是,欧阳江河似乎对黄山谷情有独钟,写过一首“半长不长,两百行左右”的《黄山谷的豹》(参阅欧阳江河:《写法和读法,其实就是活法》,《花城》2017年第3期)。就我所知,另一个专门被他写到的古代诗人是谢灵运(欧阳江河:《在永嘉,与谢灵运相遇》,2011年)。
⑧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下。黄庭坚则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陈言”就是书本上既有之词,甚至这个词在某本书中的用法,尤其是用法。
⑨冒春荣:《葚园诗说》卷一。
⑩喜欢用句号表示语调上的决绝和不容商量,从一开始就是欧阳江河在诗歌写作上重要而隐蔽的特色;这一点只要和喜欢使用破折号(——)和省略号(……)以显示犹豫和支吾的昌耀相比,就立马得到显现(参阅敬文东:《昌耀的英雄观及其在诗歌中的实现》,《绿洲》1993年第2期;参阅敬文东:《对一个口吃者的精神分析——诗人昌耀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⑪欧阳江河是四川人,大约四十岁时才出川生活。关于四川方言的特点,以及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作用,可参阅敬文东:《在火锅与茶馆的指引下》,《莽原》1999年第2期。
⑫笔者在1999年春天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欧阳江河的这两行诗有另外的看法(参阅敬文东:《指引与注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笔者仍然坚持当年的看法,此处提出另外的观点,并非对当年的否定,只不过表示笔者关心的问题有变。
⑬欧阳江河:《通向窄门又何妨》,《人民日报》2015年4月28日。
⑭新诗和旧诗的根本之差,向来众说纷纭;欧阳江河及其杰出的前辈和同辈,更愿意将之归结为对待词语之态度那方面的差异。姑且不论此说是否一定有理,但就新旧诗歌的现实情况而言,此说至少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进路。而新诗早期关于诗句和诗篇方面的著名论述,基本上集中于杨匡汉、刘福春编选的两卷本《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年),此处不赘。词语问题是本文将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⑮郭璞:《<山海经>序》。
⑯关于方位词的“东西”到指称事物之词的“东西”,钱穆有言:“俗又称万物曰‘东西’,此承战国诸子阴阳五行家言来。但何以不言南北,而必言东西?因南北仅方位之异,而东西则日出日没,有生命意义寓乎其间。凡物皆有存亡成毁,故言东西,其意更切。”(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5页)张枣对此有极好的感悟:“但道路不会消逝,消逝的/是东西……”(张枣:《一首雪的挽歌》)
⑰有好事者经过一番详细考证后认为:《奇迹》乃闻氏爱恋大美女方令孺的隐秘之作(参阅李传玺:《闻一多最后的“奇迹”送给谁?——青岛时的闻一多与方令孺》,《江淮时报》2016年9月27日)。因此,所谓舍利子那般闪光的字,一定是可以说出但暂时无从说出的字,是抒情主人公没有能力说出的字。在抒情主人公的词语库存中,很难找到这个准确的、唯一的字,但又必须找到。
⑱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唯一之词还没有考虑汉语一词多义的情况(参阅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3页;参阅龚鹏程:《汉代思潮》,中华书局,2005年,第104-107页),如果将此考虑进去,情形将会更加复杂。但也可以有较为简单的处理:一个词的不同含义在不同的诗作中必须得到仔细分辨。
⑲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68页。
⑳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语,转引自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前揭,第331页。
㉑欧阳江河:《消费时代的长诗写作》,《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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