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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斯拉沃热·齐泽克:性,契约,与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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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2-05  

斯拉沃热·齐泽克:性,契约,与风度

王立秋



  至少,在西方,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意识到性关系中强制与剥削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不那么大规模的)事实,即,每一天,成百万上千万的人,都怀着获得啪啪啪的伴侣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在调情、玩勾引游戏。现代西方文化的结果是,两性都应该在这个游戏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当女性穿着挑逗,以吸引男性目光的时候,当她们使自己“客体化”以勾引男性的时候,她们并非是把自己当作被动的客体奉献出去的:她们也是她们自身的“客体化”的主动的施动者,她们操纵着男性,玩着充满野望的游戏——包括保留在任何时刻退出游戏的完整权利,哪怕在男性看来,这与她们先前发出的“信号”矛盾了。女性的这个主动的角色,是她们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让各种各样的基要主义者——从最近那些禁止女性碰、玩香蕉和其他形似丁丁的水果的穆斯林,到我们这里常见的那些,对一开始“挑逗”他后来又不让他采取行动的女人霸王硬上弓的男性沙文主义者——感到不爽。女性的性自由,不仅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拒绝被“客体化”(为男性的性客体)的退却,也是主动地玩弄自我-客体化,随意献出自己或退出的权利。但在不远的将来,宣告这些简单的事实还可能吗,或者说,政治正确的压力会迫使我们在玩这些游戏时,一定得同时签订某种正式的法律声明(或共识,等等)吗?
  是的,权力的游戏、暴力的秽行渗透了性,但难以承认的是,这些东西的确也是为性所固有的。一些聪明的观察者已经指出,唯一一种完全满足政治正确标准的性关系形式,是施虐受虐伴侣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因此,政治正确的凸显,和暴力的增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政治正确的基本前提乃是把性化约为契约性的相互同意而言,让-克洛德·米尔纳正确地指出,反性骚扰活动不可避免地在明确要求极端形式的施虐受虐的性(把人当带项圈的狗对待,奴隶贸易,折磨,直至得到同意的杀戮)的契约中达到其顶点。在这样形式的,经双方同意的奴隶关系中,契约的市场自由否定了它自己:奴役贸易变成了对自由的终极声明。这情况就好像,拉康的母题“康德与萨德”(萨德侯爵的残酷的享乐主义,变成了康德的严格伦理学的真理),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在我们把这个母题仅仅当作一个引起争议的悖论打发过去之前,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这个悖论是如何生效的。
  在#MeToo运动后到处(从美国和英国到瑞典)出现的,“应该签订性契约!”这个提议的被言明的目标当然是清晰的:人们想要通过性契约,来排除性里面的暴力与支配的元素。这里的想法是,在开啪之前,伴侣双方应该签署一个文件,来声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对参与性交的同意,及其活动的条件和限制(关于避孕套、脏话的使用,各方随时中断、退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告知其伴侣自身的健康[AIDS]与宗教信仰之义务等等)。这听起来很好,但接下来,马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模棱两可。
  随时退出性互动的权利,开启了新的暴力的模式。如果女性,在看到她的伴侣的裸体和勃起的丁丁后,开始嘲笑他,并叫他离开呢?如果男性也这么做呢?你还能想象比这更羞辱人的情景吗?显然,你只能通过风度和体贴来找到解决此类困境的方式,而风度和体贴,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可能被立法规定的。如果你想通过给契约补充新的条款来防止暴力和残忍的话,那么,你就丢掉了性互动的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微妙的平衡。
  尽管我不是《欲望都市》的粉丝,但其中有一集,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点。在那集里,米兰达和一个喜欢在啪啪啪时说脏话的人交往。因为她更喜欢安静地啪啪啪,所以,这朵男子请求她不加限制地,把她脑子里想到的一切脏东西说出来。起初,她是抵抗的,但接着,她陷入了这场游戏,并且事情也很顺利:她们啪得热烈而充满激情,直到……直到她说出了真的让她的情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使他完全缩了回去,并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在她的乱语中,她提到,她注意到,在他们啪啪的时候,他享受她戳他的菊花。由此,她不知不觉地触及了例外:对,随便说,把你想到的一切下流的意象都说出来,除了这个。这个事故的教训是重要的:甚至自由地说话的普世性,也建立在某种例外的基础上,而非基于某种极端的残忍感。被禁止的细节本身是一个微小且相当无辜的东西,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那个家伙对它如此地敏感。十之八九,这个细节涉及的被动的经验(戳菊花)扰乱了他的男性认同。性互动充满了这样的例外,在性互动中,沉默的理解、和得体,是在你想干啥了却又不想把它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当极端的情感的残忍可能在礼貌的伪装下激活的时候,当适度的暴力本身被“性化”了的时候,使事情进行下去的唯一的方式。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契约,应该有法律效力吗?如果没有的话,那用什么来阻止残忍的男人签署、然后违反它呢?如果有的话,你能想象违反它可能导致怎样的司法噩梦吗?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为凯瑟琳·德纳芙等人签署的那封法语信背书,那封信批评了#MeToo的“清教主义”的“过度”,并为传统形式的殷勤和勾引辩护。问题不在于,#MeToo过了头,有时近乎于猎巫行动,也不在于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和理解,问题在于#MeToo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从而不仅模糊了粗野的不当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也给极端的心理暴力(这样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见的)带上了礼貌和尊重的面具。
  在回应那种坚持认为韦恩斯坦和路易·CK不是一回事的看法的时候,#MeToo活动分子们声称,那些这么说的人不知道男性的暴力是如何运作、如何被经验的,以及,在女性面前打飞机,在经验上和身体的强暴一样暴力。尽管这些主张有正确的地方,但我们也还是应该对支撑这个论证的逻辑,提出明确的限制:人们的感受,不可能作为衡量本真性的终极标准,因为感觉也可能带有欺骗性。如果我们否认这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彻底否认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一种真正有效的父权式的支配中,一个女人,甚至不会经验到她所扮演的、作为一个被羞辱、被剥削的受害者的角色;她仅仅是接受她的屈服,把屈服当作事物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而已。
  我们应该记住,父权式的支配同时腐化了它的两极,包括它的受害者,或者,用阿瑟·库斯勒的话来说:“如果权力腐败了,那么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腐化了受害者,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也更加悲剧的方式为之。”结果,我们也应该谈论女性的,(对男性的)操纵和情感上的残忍。最终,作为对男性支配的绝望的回应,女性以她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反击。而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我们社会的许多部分(在那里,传统的父权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男性也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如此,正确的战略,应该也对男性的焦虑做出回应,并努力在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男性的忧虑之间促成同盟。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传统的权威被削弱了——的惊慌的回应;而(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也应该包括向男性证明,何以接受解放了的女性,有助于解除他们的焦虑,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加满足的生活。
  契约性的性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法律形式,也在于其隐藏的偏见:这样的契约,显然给予随意的性行为以(相较于经常、固定的性行为的)更高的特权地位。在约炮的时候,啪啪啪双方互不相识,当然会想要避免关于他们的一夜情的误解。但我们也需关注长期的关系,在那里,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要比韦恩斯坦式的景观式的强迫性行为更微妙得多。
  说到底,在这里,法律和契约是无济于事的——有用的,只可能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但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是看起来更加迫切得多的“真”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论礼貌和风度呢?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就又回到了德昆西关于简单的谋杀艺术的妙语的层面上了么:“多少人从无拘束的恐怖和经济灾难开始,以派对上的糟糕行为告终?”但风度的确重要。在紧张的情景中,风度关乎生死,文明与野蛮只有一线之隔。
  关于最近爆发的,值得注意的公众的庸俗,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过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偶尔的庸俗,是伴随政治上的左派而出现的:学生革命者经常用平常的语言,来强调他们自己和官方的政治,及后者精心打磨的政治黑话不一样。而今天,庸俗的语言,则几乎成了激进右派的专利,于是,左派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惊人的立场上:如今,他们倒成了体面和公开场合的风度的保卫者。礼貌(风度,殷勤)不只是服从外部的合法性,但也算不上是纯粹的道德活动。它是由人们不会严格要求你去做(你不会因为不做它而犯法)、但会期待你去做的事情构成的,模棱两可的不精确的领域。在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暗示的、不被说出的规则,在这里,事关得体,而我们面对的,是某种主体在正常情况下与之有着非-反映性质的关系的东西,某种作为我们自发的体贴的一部分的东西,是织入我们继承下来的风俗的实质的,由风俗与预期构成的,厚重的织物。而政治正确的自我毁灭的僵局就在于此:它试图明确地表述、甚至用法律来规定构成风度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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