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知公众号
主题 : 钟鸣:浮生看物变,微风燕子斜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2-04  

钟鸣:浮生看物变,微风燕子斜




  记得谁讲过,二等民族是拿给正直民族作材料的。此刻,我想,不识五谷,未辨郊野、昆仑,不曾解力田、星火、古器与春情的我们,虽也是鬻文自食其力,怕是要给“人农则朴”的作调料了。
  有言“春秋物盛,冬夏气盛”,故叙春很难撇开物的文明。凡涉物,西人好抽绎“操持”“感知”“思”,都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本源,我民好统自然而讲“人道”,也叙哲学的“知”:“致知在格物,物格后而知至”。即知物的本末,这些都没多大差异,但,太求知与物间的平衡,自然的限制,东亚就比希腊呆板些,若“制器者尚其象”一类,竟会由夫子叹欹器堕落到一切物的直观,甚至操作的直观,用时髦话说,或即“模型”,故《尚书》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利弊皆有,倘若偏执理解起来,易酿惰性。荣格窥破这界线,故宣判“东方直观得过火”。结果呢?——我们的自然是被直观破坏着的,人是实用、犬儒的,我们的器,除了古老的发明,今日之“山寨”,也未必新,西人好究行文背后,此时与彼时的历史,吾民知今疑古,人人沉湎迂怪巷闾之言……此宿命,几乎是笼罩性的。
  所以,禹铸九鼎,王朝一个一个地灭着,而鼎彝之器,则一直搬迁祭用到秦始皇时代的某个春天才遗失,很蹊跷。旧称“班宗彝作分器”,即一国亡后,便毁其宗庙明堂,搬走祭祀用的礼器,瓜分宝物,拆散族裔,因种姓,灭与被灭沾亲带故,所以,物尚幸运,天下还是天下的象征,换瓤子罢了,至后世“阶级革命”,才真正给予摧毁,玉石俱焚,天下也不再容忍旧的象征。
  难怪孔子答哀公时还能说:“天下,器也。”荀子详尽一步:“国者,天下之大器。”这是过去农耕文明以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为本孳乳的观念,故《管子》言:“不知四时,乃失治国之基。”都无非强调,人类平衡自然与社会,非怀天地之心不可。由道理看,这没啥错,但,现在谁还会这样去看呢?因社会的运转,即便窄于农事,也早脱离传统意义的自然秩序,人文殊死,旧称“失秩”。农用的传统(《尚书·洪范》:农以明农用),隐括经典有三方面,叙之三经:“农祥晨正(指东方七宿房星),天之经也;二曰井方启土,地之经也;三曰用天之道,察地之理,趋勉趋时,人之经也”。这大致可窥农耕时代的人文。尽管,现在,大家都很难受社会各种失衡,涉自然颇多,天天嘟囔着,但失秩太久,科学、新思想滥觞反加害,既未缓解食物链,也未培植信仰,公正,思量下来,恍若诗家形容的:“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一国恍惚而已。
  虽说古人以为,测万物情性,养民无过,乃人文至尊,但,对于过度依赖现代货币与威权而绝自然人文的我们,恐怕一下要求太高。所以,愚虽也可谓读写之人,到这般年龄,大家好像都等不及似的,非得弄个框框,把价值告诉别人。
  而愚呢,则有些死皮,像梁漱溟先生说的,既没过佛家生活,也非孔家生活,虽偶读《圣经》,作文学看,却并不狂热。想耶稣第一要义,便是荐献自身,成全别人的信仰,自古冥思都由街头哲学孳乳,孔子、苏格拉底类,即便传道,旧时黔蜀颇多,也多择穷乡僻壤,但闻热闹、宣教处,尤其读过点书的,不再说逸民而举耶稣,而也不妨精准地捞着名利,便知是道具。怀疑起来,便觉得我等注定没有真正的宗教人生。再行坊间,所遇皆化缘的神仙、鬼灶、方士,俗不可耐,闻学府又渎于慎言、长治……,遂知,雁北乡,实在南,不是为了求诸骨肉、毛血、大小形体,而是应和自然的塑造。所以《释名》言“形体”,首叙仁义:“人,仁也。仁,生物也。”
  既作生物,便敏于自然,而自然,细究至个人,怕很难是原型。若近来陇蜀接连地震,最厉害一次前夜,愚与内人,整宿难眠不知原委,事发后,方知感应,又很容易附会至龙脉、朝政。而古人也的确认为,自然与人相仿,得于气,精耗神竭,都有完蛋的时候,故“川竭,水脉绝也。山崩,地脉绝也”。中国人又好龙脉的说法,即便愚不信,未必别人也不信,天子的风水师乱点鸳鸯下来,容易弄出灾难。这都是明知“失秩”,还偏执强求的结果。所以呢,虽愚得玉版,数载沉浸古舆,天命神授华夏龙脉,也只想顺顺学理而已。孟子逸语极好:“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即便岁首,亦不过如此。
  春为何物,就愚而言,除脑海残留时间、月份、青绿一类,至多知“春分夏至”,便倥偬一片,旧时斗建时序、改元、教令如何,正月为啥称“孟春”,秦始皇何以讳“正”改“征”,一概不知。念过诗,晓得“春日迟迟,我心悲伤”“鸭先知”一类,但,究竟如何,仍很糊涂。
  人一生无数回写过、念过的“春”字,都鄙夫家,谁都识的,但,其中的变化、微妙,却也未必。春先从“林”,后从“艸”,汉玺有两不从,仅从“屯”“日”,即《说文》:“屯然而难”。既叙根茎、植物,由森林到草丛,便不能不察自然的颓败。若仓颉简化再造字,水泥塑造摩天荒原,南陌春山荡平若土坯,岂还有风信子女郎?这时再读T.S.艾略特的《荒原》,便一点也不费解:

一年前你先给我的风信子;
他们叫我作风信子女郎,


  这里的“风信子”,即是春之象征。春寒多雨水,凡春见二十四番花信风,梅打头,楝收尾。应该说,每种树木,每种花,都像孟子说的:“春省耕而补不足”,也是可坐下来赏玩的景色。《开元轶事》记,唐代长安女子游春,野步凡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作宴幄。想来也很美。今日我们所言“风景”,即由旧时“景风”来,《尔雅》:“四时和为通正,谓之景风,天地中和之气。”所以,倘若历法乱了,风非柔风,那风景便是错位的。
  《礼记·月令》所载春帝,今天的人不信。其实,那帝,也无非是大家认可的符号,敬授人时,别误了耕作,循“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规律,所以,古谚道:“一年之计在春,一日之计在寅”。现在,芸芸众生城里边倾轧,少有理会春的细致。春有“孟、仲、季”“三春”“九春”之分。三月季春,又曰“暮春”,或“末春”“晚春”。孟春在首,故名称最丰,称“孟阳”“孟陬”“上春”“初春“开春”“发春”“献春”“首岁”。整个春天,还视阴阳、节气、明暗、农事、禽鸟、风物、秘色,而有“立春”“春分”“春寒”“春风”“青阳”“青春”“良辰”“太皞”“勾芒”“玄鸟”“青瓷”之说。这些,如今都关押到书里去了。
  即便大家厌倦了城市,渐渐又喜爱乡居、天文起来,或晓得斗柄指东,天下为春,却不一定了解,春何以又言“蠢”。《说文》:“春之为言蠢也,物蠢而生”,即“蠢蠢欲动”。由自然生动貌,强扭作人事或社会学形态,很早就开始了,如《尔雅》仅记“蠢,不逊也。”晋人郭璞注为:“蠢动为恶,不谦逊也”。恶,或与“败”、“淫”诸字同,本呈中性,后被意识形态搞坏过,讹以为“阶级敌人”或“过度风流”云云,遂朽为农工红鞋所踏的蠮螉,未敢擅用。愚原来并不太懂,或不尽懂,现在知道了,蠢蠢,乃春时万物所出貌,也就是生动貌,如草木扎扎而出。
  立春当游苑,这是老少都知道的,观灯赏花,士农工商,庶民稚童,手舞足蹈,满城吃东西。自然人文有沿革,里社不再,而先农非先军,酬和民劳,带来和气,张弛有度,并非繁琐哲学。《梦梁录》记,春时,宫女好百草斗戏,而官吏则以进农书为尚。现在,怕惟红包、密谋不遭白眼。记得幼时游青羊宫,孩子们都闹着吃酥锅盔、油果、荞凉粉一类,最负盛名的是“一炮三响”,即童谣所唱:“青羊宫,好热闹,糖油果子三大炮,不要钱,不要票”云云。别看此小吃,技艺颇难,一团软软的糍粑,要经手掷过三重竹簸,声响不同,碰碟收尾声,入碟再滚芝麻、黄豆末、白糖,观、聆、吃浑然一体,非有绝技不敢售。今人囫囵,形为虚设。仅风俗一事,即可观文明半途而废。
  二月花市,混称“蚕市”,民国间又掺以“劝业会”,遂面目不清。相较而言,元宵灯会还纯粹点。旧时,正月十五称“望日”,家家得祠门户,门上插杨枝,迎紫姑,还好,是平民神,同时,设酒脯白粥,插箸(筷子)以祭。《史记》载:“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祠到明。”元宵前后三夜放灯,有说肇始周显王,有说始于唐明皇,以祀三官下凡:天官好乐,地官好人,水官好灯。释教混黄老返侵华夏后,又时兴供奉舍利,放光雨花,燃灯绕城的遗迹,遂生出后来的夜游观灯、灯会一类。
  现在,经营灯会,怕只看好门票收益,电力灯会,达官庶人好财,吃喝一通,鹑火如何,日月相望如何,是不知的。不过,孩子们滚纸糊车灯,莲花,兔子还生动得很,笑语喧哗,春联,剪纸,谜语,非衬了爆竹,小吃,否则,不会太吸引人。为讨水官欢喜,滚纸灯时愚还落过水沟,陷淤泥中,吓得父母半死,印象很深。春天于四季发生事情最频,人人都很活跃。四季言分至,分至(春秋言分,夏冬言至)言启闭,故闻青鸟敢竞桃李色。青鸟即仓庚,俗称黄鹂,鸣于立春,止于夏至。据说,古时游春,多著青衣,剪纸燕写对联称青书,或用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互遣送,以祝产子,怕都与苍精有关。这些都失传了。
  阅《周礼》即知,四时温差色异,叙之青阳、朱明、白藏、玄英。旧时百姓达官,顺应时节,著衣佩玉,都讲究调韵,谓之“五色”。如孟春,穿青衣,佩苍玉,夏日则朱衣赤玉,秋季则白衣白玉,冬天黑衣玄玉。这些习俗规矩,怕只有旧籍里游着的蠹鱼享受了。城春草木,五行东方为春,故“东”又训“动”,有言“东方”即“动方”,这很新鲜。
  叙天上地下物动,即《礼记》所言:“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但鸟雀既来细叮咛,那人也定会响应其间。难怪道家有“三元”“三官”之说,即天地水矣,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或又以为始皆生人……天气主生,木为生候;地气主成,金为成候;水气主化,水为化候。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时首月候之,故曰三元”(《陔余从考》)。春天,虫鸟诡谲怪生很多,祸福难料。民间旧时传说,就有鬼鸟。据《荆楚岁时记》言:正月间,夜多鬼鸟,家家得槌打木床、窗户,还得捩狗耳朵,熄灭灯烛,才能禳之。不知狗耳朵为啥与此有关系。
  这不能不让我联想起古扬州域内福建一带畲族妇人的狗头帽,怕与盘瓠的传说有关,现在是看不到了。
  我查了下,《玄中记》叙鬼鸟较详:“此鸟名姑获,一名‘天地女’,一名‘隐飞鸟’,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女子养之。有小儿之家,即有血点其衣为志。故世人名为鬼鸟。”这颇似希腊神话的普洛格涅,也就是奥维德《变形记》和梵经中的“药叉”,或“夜叉”,蜀语称“母夜叉”,后来,随世俗化的中国,转义与“泼妇”同。西蜀唤“母老虎”,沪地称“雌老虎”,洋盘后称“白相人嫂嫂”。改革后,泼辣生财,又衍为“富婆”,去欧洲疯抢皮货、豪表、钻石、化妆品、胶囊药丸,美国之牛仔裤,澳洲的奶粉,东瀛之马桶盖与蒸饭煲……云云,岂不又成了后现代的“夜游女”。
  这些寻常百姓事,本怪不得个人,工业文明,东风败,故言不足,遂取西学,食不足,匮有余,又如何让大家不迷恋“外国货”,文学之“洋泾浜”。媒介学叙之“机器新娘”。意大利皮鞋重塑了灰姑娘的美腿、臀部,但国王仍是旧的画中人,叫花子心高却又性无能。离物而言“自性”,释教所好,表面似乎超脱,既抚伤,便又走抽象的极端,效用由今日民风看,纯敛庙产,百姓遂也自慰,一并都不再神圣。故欧阳修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灭无生为说。老氏贪生,故每以返老还童为说。”吾民之灵魂鸟,隔代多化生偏执狂,此民族性,其实是给黑格尔一流看透的:模仿极为高明,却不求甚解,所以,才把望远镜悬挂作装饰,兵舰给诱到东瀛被窥个底朝天,满足发明火药的伟功,却执火铳招摇,义和团吆喝刀枪不入。既然,我们如是好玩具,西人遂发现,只需换物的外貌,这模型,我们就得一直玩下去。若置入历数文明衰败一方的视野,又如何不是端了古老的瓠食器,沾沾自喜,终被塑料盒替代的结局。生物进化为媒介塑造,也含退化的表现,很早就有人提醒,但我们执迷不悟。
  主观想来,禽鸟化生的本事,鹰化鸠,鸾生庶鸟,望帝作子规,精卫填海,乙鸟产契……都是由各生命派生语境,孳乳孕育的象征。那姑获,也一定是中世纪不能生育孩子或被霍乱、兵燹夺走孩子妇人的缩影,刺怨深了,便恍兮惚兮掠了别家孩子来养。此情愫,春天最容易伤感,故《淮南子》叙:“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这样的变奏,我们所知甚少。春天推移神明,神明即阴阳,遂使万物化生。鸟亦如此,虽为阳禽,但,即便雌雄,拔羽毛作实验也不同,据《鸟兽考》言,鸟羽置水中,沉者雄,浮者雌。所以,天气一旦柔和,要怨东风,自有燕降鸿来,故《毛诗》:“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黄鹂。也无非是生命徒劳的悲歌!
  亚里士多德说过:生命即灵魂渗透物质。但皮阿提(Donald Culross Peattie)以为,至少不是水母、牡蛎、牛蒡中的灵魂,也未必是奥古斯丁视之灵魂的道德特性,或即那一切活跃的微生物?记得,幼时本地顽童爱邀约说“逮虫虫”,应在那季节。孩子们即传说的“百虫将军”,见啥都逮个正着。那是古老礼教所不许的。即言逮,便看得见,能上手,如夏蝉春蜻蜓,蜈蚣呀,黑甲虫呀,牵牛子,瓢虫,蝈蝈一类。但,虫豸微物,怕比我们通常知道的春蚕、蜘蛛、螳螂、蚯蚓、蚊蚋、青蛙、蟋蟀……要多得多。故《酉阳杂俎》叙物异,言“广动植”:“甲虫影伏,羽虫体伏。”阅陆凤藻的《小知录》,但凡旧称,几乎不知。即便叙蚕,却不知“螝蛾”即蚕,《尔雅》称“蟓”,再熟,则名“珍”,自成一体曰“独茧”,二三并生叫“同功”,黑色带麟角的,又称“冰蚕”,不食桑叶类。春蚕比夏蝉命好,虽叫得欢,或在呼吁人类烦躁后别伤害它们,也未可知。因有的地方挖蝉蛹作补品,几乎绝种。人啥都能吃得精光,让人怀疑传说的饿鬼是否真有。饿鬼又称“薜荔鬼”,或“焰口”,火能消化物,焰为嘴,啥还不能吃,据说,能活五百岁,只有释迦弟子阿难遇到过。
  又若,现在礼佛隆盛,民间据各自需要,新添混合了不少:有把圣母观音化的,衍生品即十字架捻珠合成;旧以陨石为天铁,后来,索性以地铁为天铁;汽车多了,遂生“方向盘神”;爱收红包,遂造“红包娘娘”;送子留洋,怕还得造“洋观音”……如是下去,神即自己。泛神拜佛若此,大家理当知印度的鹿野苑、尼泊尔的太子、犍陀罗的造像,但却未必知僭越的虮像。陆氏《小知录》有叙。此虫豸,大概是民主的化身,专吃壁头画的僭主、帝王、领袖像,吃的地盘敷啥颜色,就随身变啥色,成群结伙密贴上去,还不乱阵,晃眼看,还是壁头偶像。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
  再说蝉,我们知夏蝉,却未必知寒蝉。寒蝉略小,称“蜩”,一名“蜺”。蔡邕《月令》:“鸣则天凉,故谓之寒蝉。”大致在立秋时。后成为“整肃”间,雅人或右派胆怯的代名词。其实,寒蝉并非不鸣,而先鸣,以告秋冬将至。一旦不叫,则反意味着有人要遭流放。偌大动物园般的社稷,这么一叫,一提醒,便命很短。《酉阳杂俎》叙:“三十日死。”所以,寒蝉非不鸣,而是严寒到来前孤愤中的绝响。等茂林只剩了蜕下的空壳,虫界众生,偷食土蛹后,方又相互取暖,言“百足不死”。
  看来,孔子是对的:“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醯鸡为何?其实,也就是天天叮咬我们极厉害的蠛蠓。《埤雅》:“小虫,似蜹,乱飞者也。”譬若人,言生物之躜动、难免互戕挤压。黄老言:“众人熙熙,若享大牢,如登春台”。后民情恶化,鲁迅转喻为“血馒头”,如今化纸浆做馒头,血性更稀。《庄子》曾说:“道在蝼蚁”,波德莱尔也叙过“蝼蚁之城”,都言以小观大。因蝼蚁犹如人类社会,并非一根筋似的奔向前去,文明与野蛮,时刻会交错,大家相信未来,也迷信丛林法则,成群结伙,擅斗争、算计,聚散无常,却又盲从精明利用民情的君王。所以,观察它们,犹如观亿万族群,朋党,甚至诗丐,何必非南柯一梦?这春天的活路,真可谓纷繁呀,虽古今有别,道理相通。唯旧时,立春始,百虫浩荡,都先言祭祀,帝籍,神媒,再说凡俗的享受,迎春于东郊、乡野。这些也纷纷湮灭或改造于革命,让人即便沐浴春风,也未能闻美妙的木铎声,民间采风也就是那时刻。
  所谓帝籍,即天子会在孟春之月,亲自在划定的田里躬耕,使用耒耜一类。何以非用耒耜作样子呢,因耒耜是极古老的农具,据传,包羲氏殁后,为神农氏作,后来者再持圣人农用,便会思前朝生民之策,生民,养民,才能得天下。故孔子也承认:吾不如老农。耒耜虽早被机械取代,但知农用蕴含的传统精神,于培养现代人的天地之心,也并非无用。就像愚游日本,在奈良偶睹男女青年练习弋射,虽今日任何场合,即便战争,也用不着这原始的弓矢,但,身心的协调,力道之运用,意志的果断,包括器物整饰至精,勤而不匮,乃解决问题、避危险、超越目标的保障,这点,怕现代人都该领悟,尤其擅人格分裂,好狎兴,以俗为病,嗜口号言饰,不重实际改变的吾民。这不能不让人想到,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科技塑造人的著名观点(包括一切春之农用、媒介),实际,可视为西方觉悟教育可塑造人的延续:媒介的影响力,并不发生在观念的层次上,而在改变我们感官的使用分配比例或知觉的型模。此原理,庶几可谓西风压倒东风的诀窍。风的塑造能力,吾民彼此相恶是不知的。如眼下,大家便体验了网络、手机、微信、云数据的负面介入,表面看,似乎大大延伸了人之能力、扩大了沟通范围,而同时,它又更深地加剧了人之冷漠与分裂,以及社会组织新的部落化,服膺权势效应。先进器具,模型之塑造,助落后民族之黑暗,这是发明者未曾预料的。
  所以,再回头观天下一切器物,遂叹,自神农教耕,诸子百家起,雅人墨士,鸿儒也罢,莫不看好农政,叙水利、农器,或即“耒耜”“欹器”的神话后效,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即便周公也强调过“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概因稼穑、民食,攸关一国生死进步,即便古老淘汰不再使用的櫌、耙、艾、镰、轮毂、犁铧,也无不表现着人类求诸便利所蕴含的精神,故《释名》:“犁,利也。利则发土,绝草根也。耒,即臿,耜,齿也,如齿断物。冶金为之,称“犁鑱”。人的偶耕和牛耕虽早为机械顶替,器有古今之变,但,人与粮食和土地的关系,却本质未变,就像哲人所言:词语在现实中永远扣留着物。否则,大家就不至于困扰转基因一类问题了。所以,海德格尔建议,观社会特征,主要观其物性和人的操持,操持即必含历史的认知,如是,我们便也不难理解王士祯说的:

  昔神农作耒耜,以教天下,后世因之。佃作之具虽多,皆以耒耜为始。然耕种有水陆之分,而器用无古今之间。所以较彼之殊效,参新旧以兼行,使粒食之民,生生永赖焉。

  再听歌德所言:“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这句话,竟打动尼采,促成他关于历史价值的思考。固然,一切工具都是暂时性的,关键在我们用了各种工具,要使这社会发生什么?就像令吾民迄今困惑又难息“耻辱”的“甲午之战”,大家都是东亚人操持西洋兵舰、火器,一边兵败如山倒,一边,则如小泉八云说的:“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成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方面,全部变了颜色。”——注意,这“颜色”迄今挂在民族主义脸上是变化的。这局面,怕不惟政治所致,而多由文化发生。“发生”这个词,碰巧也涉及春的名和内涵,《尔雅》便记:“春为青阳,一曰发生。”概因立春,万物始荣。
  这物自然也含了耒耜,其名实、形制,徐光启《农政全书》,陆龟蒙的《耒耜经》,聂崇义的《三礼图》,魏一川《六经农用集传》,程瑶田《通艺录》都叙之甚详。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斫,即“削”,削木使其尖锐,揉,揉木使其弯曲,或还要借助火,使竹木弯曲。在金属工具替代之前,耒耜的制作,颇为讲究,尺度要合卦象,取材得取山南山北的阳木和阴木,称之“季材”,否则不能坚韧。农耕时代的权力象征,多为礼器、农器,剑钺圭璋,取法天地之象,亦如罗马“法西斯”权杖的斧头束柴。礼仪制度下的农业过了时,科学遂兴,农器也就一并作了古物,若人惟求旧,孟春的天子耕作,会弱化为领导植树,戏谑模仿,供养上帝却不知。
  再说“神媒”,即仲春玄鸟(燕子)飞临时,人们会以太牢祠于一位名“高媒”的神祗。至于所祀青帝、风师,治春日的青帝是谁,无神论盖莫知。孔子答郯子问,称苍精即太皞,而神,则名句芒,木官,风伯即箕星,后称飞廉。如今,这一概莫有,虽不再禁迷信,大家也只是胡乱叩头烧香,旧称“淫祀”,没啥效果,肥了装神弄鬼一族,反惹祸端的也有。然后,便数十万人倾巢践春,绿荫下搓麻将,杀鸡烹鱼,废气接踵,吃喝拉撒,暴殄沉湎,四方枝断草蔫,垃圾遍野,万头攒动,春色也黯然。
  这些都因为环境、习俗遽变,另一时代,也必侧目而变,知识、理念遂成鹊巢之鸠。如所传“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便不知究竟。人但凡作过坏事,宦吏不光明,苛政蠹虫,旧俗在立春时,制诰三公,据说可免狱,还很灵……但,并不主张轻易为之,说明风险极大。如今,却闻有人,感觉风向变了,大难临头,三公莫有,即便写啥文书,怕也识不得几个字,有汉水外来官吏,因不识“沔阳”,每念即错,恼怒遂令改“仙桃”。呜呼哀哉!倘若危殆命运,没文化的,也多黔驴技穷,使唤巫祝一类,若契桃木,插裤兜,怕不行。风水师打妄妄,出馊主意,却未必真知春天,或那桃的厉害。
  首先,天地给予人类空间、环境,人流通其间而相殽。所谓“殽”,即《说文》“相襍(杂)错”。本谊铸造用词,若铜剑、钱币,铜锡合金,或铅铁合范,都讲配给、比例,不能为所欲为。若《考工记》所叙“功金之工”,刀剑斧斤钟鼎之属,遂孳乳“六齐”之说,齐,读若“剂”,药剂的“剂”,即各器金属原料配给不同,然后以成形,完备谓“齐”。原料的混合,得益于民族工艺的经验和意识,遂孳乳于“殽”,从“殳”,含操持、役使意,合于五行,自然法则,又得益于人,非简单“混淆”,便不可讹为“淆”。借用于哲学、社会学,即段注:“贤不肖混殽,经典借为肴字,《礼记》借为效字”。故董氏《春秋繁露》言:“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殽于恶而味败。”
  这里说得极清楚,美为恶所败,与春不容。虽然,恶,可据现世情况具体而论,但,蕴含的道理说说还是可以的。所谓立春,乃因春木气始,气正,方可立。想想,春固然美,美在天之鹑火,素云,地之农祥,蚕桑,云飞白鹤,气渐东陆……皆盛德,合而治春,称之“嘉时”,“韶景”。既言嘉,言光明,如何能容黑暗败兴的脏物。恶人干了坏事,却想保利益,又免惩罚,一厢情愿,不是愚蠢还是啥?那样的势力,其多半不知,春的发生,春之际,即以青道(东陆矣)祛魅的时辰,按《易》所言,即“退贪残,进柔良,恤幼孤,赈不足,求隐士,则万物应节而生,随气而长”,此即所谓春令。若性本贪残,又如何置身春色褒其贪残。这不大可能。很早,中国人据自然节气,便结出政治的理念,即《大戴礼记》的“孟春论吏之德行”,考良莠,依刑法惩劝。旧时为农业,后世为工业,为电子时代的控制与离合,但,花到时该香的还是香的,有童心该喧哗的仍然喧哗,树木逢春,该集鸟时,还得集鸟,而阴湿的毒豸、蜈蚣、蝼蚁、苍蝇,怕要循入粪便,粪便则绝非青玉!
  能逢春的树,必得木神青睐,是不会给恶人脸色的。其中,那夭夭桃树,初九始结花蕾,开繁以后,更衬得大家面目,亦如桃花,光明灼灼,即所谓“桃花贵人面”。当然,吾民的脸蛋,一给弄得舒服妥帖,芳香扑鼻,有时也容易生出错觉,以为人人皆可买通神仙郭由,骑了桃木变的羊,上山成仙,成陋习的俘虏。岂不知,桃为五木之精,本就出自阎府,降居人世,为制服百鬼,驱散邪气。但,大致是为良民厌邪恶,捉小鬼来的,非为邪恶厌伏邪恶,为此鬼捉彼鬼。这样的常识,竟不解,岂非咄咄怪事?即便汉代的王莽,善恶无论,因惧高祖,还知砍掉桃木,那传说擅射的羿,也是被桃杖打屁股给打死的,二桃可杀三士,桃梗土偶能阻孟尝君……这些故事都说明,桃木绝不可能不辨善恶,便一律助纣为虐?桃木可厌邪气,白头宜种桃,但,于公民社会,常识、道德彰著,邪气、蛮横之人,不可能凭了桃梗便排在明火执仗的恶势力之外,想象作“老大哥”,既欺瞒羸弱百姓,卖官鬻爵,还能拥夸父的大片桃林,渊明的花园,享红尘的清净、香粥、延寿,那都是春之云数据——倘若有的话,所不许的。即便桃木契成棍子、神荼、郁垒,插在偏执狂贪婪的裤裆里,怕也是要咬蛋蛋的,不会象征什么。
  眼里没了这些俗物,再观春天树木结实,才能感触真自然:“园有桃,其实之殽;园有棘,其实之食。”这是旧时借春木,叙作国君,便该有一国为养,园外的莫太理会,否则,便很难扯到俭啬。要一国人民岁终岁首,欣喜若狂,非宽怀赡养平等不可,多给生计百业,莫反当提款机。民俗节令,培养人民活泼的精神,寓教于乐,自生魅力,怕比空筑秩序更佳。总之,春天,该养民。虽旧邦能新民者,谓养民。人民轻盈,犹如燕子,变春祭为娱乐。土牛,社腊,神仙莫有,沐兰汤喝枭羹,既奢侈过时,也非生态,斗鸡残忍又低俗,大人玩秋千蹴鞠太萌,民间大致也就杜绝,遂剩元日、庙会、寒食,待等天涯游子和各处的桃花流水。郊游称“燕游”,君子所居称“燕居”,野餐吃东西称“讌饮”。和煦的春风,荡尽了那些旮旯里的隐晦之物,倘若是开明的民族性格,便该风物眼量,大家都有乐子可寻。
  见陈元靓《岁时广记》所列养眼的春色,孟、仲、季,共数十种,愚觉得有趣的是:花信风,榆荚雨、杏花雨,凌解水,桃花水,梦春草,移春槛,随蝶幸,斗奇花,装狮子,赐柳圈,看菖叶,栽杂木,鬻蚕器……淡然有致,都很怡人,只是渐湮不再。
  作者撮合材料,忒添有“游蜀江”一景,遗憾的是,今日,河渠之政,随工业早衰没了。太史公作《史记》,有河渠书,称“河”谓“河道”,“渠”谓“水利”,班固改称“沟洫”。那么短时间,山川与人的尺度,已生变化,何况后来,人口暴增,伐森林如草芥,河流干涸改道,土地日蹙,大禹时代治水,称“敷土”“刊木”,今日取石覈炼矿、榨石灰、水泥,衍生化工,谓之“炸山”“平地”“开发”“拆迁”,讹改变地质结构为“愚公精神”。古称建房曰“版筑”,今日谓“钢筋混凝浇灌”,农用语转工业行话,遂大地层层剔尽,河流越显纤弱。我们50年代出生的,整肃之际,还偶闻杜撰的“水泥罪”一类。如今,水泥越来越大面积地凝固城乡,填塞河流、沟渠、湿地,筑超级体量的大坝、楼盘,酷热难熬,年复一年,不察原委。
  愚所居成都,稽考名称,颇有些讲究。旧言“一年成市,三年成都”,言建构规模,故此“成都”不能对等古制。就“成”字而言,实际源于匠人沟洫之法,东源先生叙过:“一夫百亩,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沟在井间,通十为成,洫在成间。”所以,言羲皇肇始,必叙“碗丘”、“成纪”。过去,学官多乱猜瞎懵,颇多附会。愚据古器舆图,方才明白,愚所居,正是夏侯氏九丘之首,殷人的亳京,汉时官驿,唐宋的避难所,府壤华阳,沃野浩莽,拥黑水、江、汉为华夏古灉,为大埛,为国邑,成贡中国最丰,迄今却茫昧不为人知,难怪国榷难熬,耗了多少民财,竟不知宗祖所在。
  而愚不才,能由白丁守西蜀获知一二,定是某种天命,让自己打内心从未疏离为异乡人,都与土地隐秘的诱惑相关,才慢慢觉悟为漫游者。幼时的幻景,现在回顾起来,如此清晰,是可以替代现代化枯燥的。那时满城古墙、苍松、芙蓉、青石,野寺,混合传说的海眼,龟迹,老子骑出关的青羊,鲁班疏忽滴墨飞升的柱龙……孳乳愚不少想象。郫、流二江环绕,犹如观音的净水瓶泄出,七桥,十八门,少城,大城,出得半街一街,即见溪流波光,浣纱制笺,雅人俗人,南蛮北狄,东夷西羌,乡党外戚,经秦汉混合后,犹如夷夏,便再难分辨,民众素好享乐,公私不分,逍遥自在,既听弦歌,也观俎豆,所以,文翁石室与宝瓶镇水的石犀,连带那巷闾饮茶的竹椅石墩,在林荫蕈光下,同样可以含雪吐春。城隍庙、江渎祠、文殊院的香火旺,与蜀儒的敏而好学,均非猝然近古,实在是风土、春野的缘分,才特别尚清谈,幻想,深邃起来,如钻牛角,却并不孤陋。否则,如何有扬雄的《太玄》,《方言》,即便秦始皇,也知如何巧取蜀荆之材,统一中国。
  所以,陈元靓的春日景观,在愚眼里,实在还该添几处,阅傅振商《蜀藻幽胜录》,就成都行政区域和附近残剩可感的如下:南桥品茶观古堰,武侯祠览《出师表》与古柏,乐山(嘉州)观佛,往江津赏古寺壁画,彭州宋塔,耶教旧址上书院……其它,怕只有通过碑铭浮屠琐记或蜀刻领略了。成都自古本书院学宫为最,汉石室为廉吏文翁设,如今,石经残剩一二,凡人看不到,党庠换了时代和内容,最见衰败,还不如少陵草堂诗教温文尔雅。游草堂,宋人任正一《游浣花记》有记夏游,明人杜朝绅《存梅记》叙观梅,高适说“人日”,春光迤逦,唱和颇多。旧时“赏心乐事”,各地大同小异,月令不同,正月计有十事,秩列如下:岁节家宴,立春日春盤,人日煎饼会,玉照堂赏梅,天街观灯,诸馆赏灯,丛奎阁山茶,湖山寻梅,揽月桥看新柳,安贤堂拂雪。
  这些概属吴地景致,其名胜至少还该添一处,即旧时吴王阖闾所兴九曲路往游姑胥台,在台上的春宵宫豪饮。但是,倘若那春宵宫,如黄鹤楼、雷峰塔改作水泥去登临,怕也只能得“半春”。其实都明白,花钱造古雅,虽说仿新如旧,那古雅的内蕴,若隐若现,却是造不出的,不光事关审美,也涉材料。愚这些年见了多少“人造景观”,最后揩油都是死的,只留下百姓节令的宴乐,餐饮,吃一直很热闹。这方面,鄙土超过他乡。百姓相互最爱戏称“好吃嘴”。宋人费著的《成都游宴记》所述甚详:“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
  不过春天民乐,倘若只剩大家拼命地去吃东西,从早宴吃到晚宴,怕也未必健康。旧时游春,多强调“观”字,但,今天我们怕体会不到了,故读“人骑瘦马来”,定睛看,则多快餐胖子。天天强饮沽来酒,讹诗人必酒,自然起哄作的也是“跟斗诗”(跟斗即翻筋斗)。辜负了景物,再多病也寻不到。
  但凡我们不在那春发生的土地上,如何能知春之究竟?见了那款款而飞的燕子,虽有泥窝,但,土壤日蹙,瓦椽鸾窗,灰飞烟灭,只能无所适从,那不正是贤者忧惧无所告的样子吗?雷公、风神、木神、伏羲、女娲、蚕丛、鱼凫、烛龙、神农雨师、蚩尤五兵、洪水时代葫芦的传说,大致知道,但,春神如何,却很含糊。没见谁谁谁说,那就是春神,犹如波提切尼《维纳斯的诞生》那般确切。春神当然不是维纳斯,但,“维纳斯雕像”却很古老。
  愚注意到,西人治东方艺术史,以为此种雕像未曾入远东,但由西北估人得玉质维纳斯雕像后,便知非是。古物上的各种奇谈、谬误,多与今日脱了实际的学官相仿,宁可在学府舒舒服服地唠叨“禹迹茫茫”“传拟时代”“榷而为论”“其文不雅训”云云,而对长江流域新出玉板、图册、坟典、龟甲一无所知,当然就无从了解江之所藏,西戎所是。犹如农人失了田畴农器,不再敷土的大禹,怕也只得去做倒卖“顶子”(出租车)的小市侩。
  殊不知,即便太史公撰史,也得先沾地气,洞悉“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方可著“历书”“天官”,即便巴蜀,他也是“南略邛、笮”,游历稽考过,历史轶事、民间传说、谀闻、神话,无不采纳,遂倡“儒者以六艺为法”。
  那尚书,更是大地之书,“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地矣。王应麟《诗地理考》:“班、孟坚志地理,叙变风十三国而不及二南”,风,即“风土之音”,通于山川疆域,其实,也不过是孟春民间採诗之作,都可归于地矣。採诗民风,止于民国。偶得张镜秋所著《僰民唱词集》(1942年),念里边三字经似的《伊腊词歌》,仍觉清芬宜人。稍早时,还未被慈禧太太的西洋钟闹着的观堂先生,将诗词,话本,史籀,新学,几乎一切文艺,包括其寻访的卷轴、鼎彝、封泥、石经、地券,曾作药引子的“龙骨”,雪堂的拓本,敦煌抄卷,愙斋考据,一概名之“古雅”。
  诗人咏春,固然也在古雅内,但不能落套。就地近而言,关于鄙乡咏春的旧体诗,读过些,仍觉得没超过杜工部的。少陵近识峨眉老,远观成都碧鸡坊,客蜀作诗,佳作多生花重锦官城。就四季分类而言,窃以为,叙春天的琢磨最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茎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而使愚眼明心里偏爱的,还是他春日在草堂水槛边所咏:“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那草堂水槛,愚少年游时便觉出有些眼迷离,舒服得很。那时尚未作诗,感受还完全说不上,也不解卜居、诗圣、遣兴,只依稀觉得新松林昏、雀啄黄柳花、廊桥蜻蜓款款飞、乡间春畦乱水……都很养眼。后来的远行、归乡、聚会、青春期空谈恋爱,也引为据点。入大学,随曹慕樊先生念过杜诗,才又领悟《秋兴》之妙,“沉郁”之说,后来重游,方知工部恨新松不高的心境,也渐明白,诗人活命惨淡经营时,世人、即便自己,也都平凡如乡绅,不以为“神圣”,绝没得“石角钩衣破”(《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来得具体,更不消说,诗翁去邛崃寻白瓷一路的内心快活。愚曾作白话诗《邛崃行》记此事,或曰“双重现实”,说“接地气”也未尝不可。诗人至耆髦之年方狂,乃因俗物过目太多,此即“风物眼量”,寻了最难的方式,亦如春水,盈濡而进,试那玄圃、古雅,不一定非佯狂养人。
  这大概是“民俗”的根本,非革命反常化后,诗家所倡放纵、低俗一路,以白话反叛雅言,讹当众撒尿为“自由”,犹如帝王炫耀砍头,林业缘饰伐木,春禁伐木,杀幼虫,大家怕又有所不知。社会不贵知耻之士,思仁义不在富贵之先,其恶果,现在大家也满城兜着走,云下喘着,怨也罢,訾议也罢,似乎已晚,否则,杜甫也懒得写“风俗淳”了。民俗固然欲望丛生,《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但,都有自然的调节,约束,否则,我们何须缅怀那古老的自然神,正缘其造化,我们才有了山水禁忌,男女残剩的一丁点风流,方桌上来,虽不再焚香展玩古雅,却还识得旧漆,能辨事物,也就依稀能解人道,或还有《孝经》所言“移风易俗”的挽救。即便作诗,在愚看来,怕也与民俗的改造同理,否则如何新?
  春天来了,折花林影动,都有细物念古木,在民间徘徊,即所谓“花时不称贫”,连花也以物显,善恶失计更是伤春,强辞不亦悲乎!
  略举一例,那旧时的显宦豪绅董文敏,大家是知的,书画名震天下,无敌手,有现代画家作水墨“董其昌计划”,想必慕其名,却未必知,此公也作恶霸,鱼肉乡里,凌侮士夫。施存蛰《北山谈艺录》有记,叙“有《民抄董宦事实》一书,叙其事甚详,当时乡评,殊劣劣也。”这事一想来,明代尚可,其实,也未必,其卒召毁家之祸即可知,更不消说,于今日倘若正常的公民社会,更行不通,此世道不同。故观其尺幅尚可,恶不能学。今日社会,遽变十分厉害,书写与作画殊异,不是山水范式能解决的,语言格物,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必取得一经验。经验淤污,权力兴废,飞黄或穷达,断可知。要想高明,应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否者何必作诗。
  所以,今人多慕诗圣,摘其言,却未必知杜诗多效汉乐府,循其自然,涉现实幽思,也非强辞、危苦,而是得地之宜,万物非春不长,固能达难达之情,出乎自然,就这点,作诗与农事,莫有两样。《周礼》言:“凡治野,以土宜教甿稼穑,而后以时器劝甿。”甿者,即桑田农事。作诗,也必然有器观照。旧时叙室庐,窗外多植佳木,堂内则陈金石图书,凡依门扉遐思,便隐约有湘妃的影子,那是竹的功劳。今天的筒子楼享受不到。
  但这不妨大家偶尔念旧,套了农事来劝诗,缅怀我们的文明,换眼光再观自家现实。愚总以为,语境笔札,尤涉时令,为生动、变化,自然还是当季择了舆地写得好。我阅过的《枕草子》、皮阿提的《四季随笔》、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刘向开篇即叙舜耕的《新序》、德龄记嫔妃哄慈禧的玉兰、张岱的西湖谭,芥川龙之介的《小白》、寒山所吟春女南陌、鲁迅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意境非凡,时代、环境、长短、规矩、琐碎勿论,莫不应和了当时当地的风俗。胡思乱想,春的没落,或春的高远,阳晖烁四野,其色苍苍,即便不分乾坤、古今,幻想埃及帝王与庶人同闻的蝉鸣,换作春寒料峭的沼泽,或鄙乡峨眉的蛙鼓,避了兵戈戾气,内心比赋,一定会起微澜的。至于是否雅道,叙了牛鬼蛇神,不可结识,便俱落二等,这就有点无可奈何了,一概视为“春水漫”,也未尝不可。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