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
荒芜之后的风景——第四届(2017)北京青年诗会
就像看着某种奇观一样,我们看着当今中国的公共世界。是的,尤瑟纳尔曾有一本小说集的译本名就叫做“东方奇观”。我们是怎样被派遣到此时此地,如果我们忘了自己从何而来,又要向何而去。我们应接不暇,仅仅一个夜晚之后,新的尘土就掩盖了昨天的喧嚣。
但诗人总是需要回到家乡。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一切都没有被我们忘记。我们敬慕逝去者的沉默和坚忍。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并且仍然在写作、思考。我们没有停止厘清自己的处境。
“当荒芜之后,波浪的痛苦黏人地侵袭……”诗人苏丰雷,我们当中这位来自安徽青阳的青年,于某个时刻来到了北京城,像坐在巴黎图书馆的布里格。十年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深夜的回信”——一本单薄而严肃的诗集。
在思考和回忆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艺,正如布里格瞥见镜中的童年。而他的另一只眼睛目睹荒芜,靠近并且深入,像血液涌向了心脏——这片土地中黑暗的心。
从苏丰雷的诗歌文本出发,我们将讨论关切的种种问题。无论“荒芜”还是“风景”,它们始终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一次。我们需要继续“工作”,如契诃夫的人物在戏剧中发出的吁叹。我们都认同苏丰雷诗歌中的断言,“你自身就有桃花源”。尽管属于我们的寒夜仍未结束。
2017年第四届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活动命名为:荒芜之后的风景。
(江汀)
2017年12月31日,荒芜之后的风景——第四届(2017)北京青年诗会于706青年空间举行。本届主题活动由北京青年诗会与706青年空间联合主办,分下午场与晚场,下午场为“荒芜之后的风景”主题及《深夜的回信》(杭州出版社,2017年7月)讨论会,晚场为跨年诗歌朗读会。主题讨论会,由张光昕主持,先后发言的是张杭、西渡、阿西、孙磊、卢文悦、赵晓辉、陈家坪、曹谁、马小贵、袁恬、叶飙、谢尚发、苏明、侯磊、王东东、李浩、刘年久、沈彻、江汀、苏丰雷。跨年诗歌朗读会,由紫石、张杭联合主持,以讲读形式进行,参与的诗人有:阿西、陈家坪、赵晓辉、叶美、王东东、苏丰雷、李浩、紫石、戴潍娜、张杭、江汀、张慧君、刘年久、沈彻、曹谁、苏明等。到场的还有其他多位诗友,恕不详列。以下摘编主题讨论会参与诗人的一些重要观点:
一、主题阐释
张光昕:一种文化在经历了速度和强度之后,我们追问:还剩下什么?还能剩下什么?还将剩下什么?没有了,只有诗歌,这门无用的、透明的技艺。只有在负隅顽抗的词语背后一颗震颤的心。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总不免要回顾。人为什么要回顾,为什么有转身向后的冲动?似乎是对进步的一次回退?一次羞怯?一丝悔意?如果回顾是可能的,那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回顾?在这种回顾的、怀旧的目光伦理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当然,我们的讨论并不是在年终岁尾对这即将过去的一年进行盘点和回顾,这样又落入了俗套,或者恰好中了权力的诡计。我们只是利用这个时机帮助我们思考,生活中的每一分钟每一秒是如何度过的,这种荒芜是否已经从我们的细胞和基因中就开始了?艾略特的《荒原》之后,“荒原”成为现代、现实、当下的代名词,至少在文学里,一提到现代,我们就会想到“荒原”,想到它无尽的荒凉,无穷的吞噬性。如果说西方的20世纪已经完成了,那么迟至今日,中国的20世纪开始了么?它是否已经搭乘着这种随身的“荒芜感”汹涌而来?我们应当如何感知它,应对它和抵抗它?
阿西:“荒芜之后的风景”精准提炼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风貌,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我们知道,在当下社会的裂变中,人们的内心需求被外在需求强烈挤压,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现实,以另一个自己的身份生活着,变成不同利益分配链条中的从众者。这就是所谓的荒芜,它无疑指的是心灵的荒芜,情感的荒芜,文明的荒芜。而对于慰藉这一神秘列车而言,人们要么是搭不上车,要么被拒载。荒芜导致人间风景的荒凉与荒废。这是诗歌背后的哲学话题,是关于诗歌发生学的话题。实际上,新诗的发轫就是从新文化这个荒芜的源头开启的,当年的诗人们无不是这个荒芜的拓荒者。而今,虽然新诗在艺术的完善上已经越过了无数的沟沟坎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诗歌的建制,然而,新诗并非只身处语言的花园,而是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压力,感受着时代的贫瘠与困顿。“荒芜之后的风景”这个命题,与艾略特《荒原》一诗具有相当紧密的暗合度,这是我们今天的写作对现代性这个传统的积极抵达。我以为,当下,即使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诗人,对现代性的坚持也时常发生动摇,诗人与现实的对话越来越油腻,几乎谈不上震聋发聩。在日益平庸的写作中犬儒化成为了常态,“荒原”意识让位于酸溜溜的田园或造句游戏,这样的写作不可能触及现实的本质,更妄谈诗的“风景”。我以为,当下的诗歌不仅没有失去“风景”,相反,有无数的“风景”等待着诗人,只是这些“风景”不属于传统的三原色,不属于搔首弄姿,而是与垃圾共存,与雾霾共生,与冷峻共处一方的“坏风景”。诗人面对这样的“风景”写作,应该是强力的,能够刺痛表层深及骨肉的,进而实现对“荒芜之后的风景”的扫描或唤醒。
孙磊:我想回到这个主题的关键词上,回到“荒芜”,回到我们的现实之中,一种处境的荒芜。我们以为到城市里来,就会成为城市人,就会成为这个城市精神与内容的一分子,就能够自信地进入这个城市建设的大潮当中。但我们错了,我们会第一时间与各种事物、各种人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不再是家园关系。我们的现实是人们越来越冷漠,越来越缺乏信任感,世界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不留神你就会被世界的旋转甩出去。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荒芜感具有挣扎的痛苦。而且一旦进入城市,就会被它吞噬,毫不留情。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的荒芜,它是我们恐慌的根源。因此,本质上“荒芜之后的风景”是一个危机感特别强的主题。面对这种荒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抱团,但是荒芜的力量是一种推土机式的力量,它将推倒一切,因而,抱团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幻觉。在荒芜面前,你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逃离,要么就是被消耗掉。另外我想说一下记忆的荒芜。这里有太多不可言说的部分,包括我们这个民族,就不是一个崇尚记忆的民族,我们的记忆是靠一次次摧毁来完成的,尤其在文化层面上。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当中,记忆又是底色。这是一个悖反的事实。因此,谈论记忆,也很残酷。而我们大部分写作者又是在记忆的驱使下写作,记忆让我们认识到更深入的现实,让我们不被速度迷惑,不被机制和机器同化,不被事实拖入深渊,尽管深渊是必然的。谈过“荒芜”,再讲一下我对“风景”的认识。“风景”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全球化的机制越来越强悍,社会表现得像机器一般有秩序。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一种机器式的秩序化风景,但是作为一个有活力的人的存在,只能选择与此进行搏斗,最后,这种搏斗将构成最为直观的“风景”。因此,如果说写作本身就是跟这种秩序化对抗的一种方式,那么写作行为就是必然的风景。另外,社会越来越呈现无褶皱的平面化,整个机制在不断地将我们的生活削平,我们成为彼此的影子,没有深度可言,这就是风景。“褶子”是德勒兹的一个理论,不管是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层面,有褶皱的部分才是最动人的部分,才是这个世界真正有内容的部分,褶子的细节越多,世界就越丰富,越动人。写作指向这些“褶子”,越具体、越尖锐的写作指向这种褶子就越多。在平面化的同时,我更期待这种有褶子的风景。“荒芜之后的风景”,就是荒芜的平面化,就是拉平所有的褶皱,让你没有内容,写作变成一种自虐式的,非常私密化的单独的空间,比如,在诗歌场域中,八十年代一过,九十年代出现大段的沉默。如果沉默也是风景的话,那是一种被吞噬的无言。今天,写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受到干扰和威胁,受到“荒芜”的击打,那么保持阴影中的写作就显得非常可贵。因此,在荒芜面前,我们应该创造我们每个人的独特的风景。
曹谁:我们处于总体性不断碎片化的时代,在荒芜的碎片化时代,如何重新认识世界的总体性,这是我们面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要么“荒芜更加荒芜”,在荒芜中分崩离析下去,要么“看见重重的幻象”,重新建立新的诗学体系。当前汉语诗歌、汉语文学面临许多问题,今天借用苏丰雷的这句诗,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在“荒芜的大地”上建立“金色的花园”,我觉得我们需要清算现代主义的影响,我曾经在《大诗学》中提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合一天人,就是融合古代的和现代的,融合东方的和西方的,融合神秘的和世俗的文化,努力重建一个全新的古典主义的诗学体系。
马小贵:“荒芜”一词,很多时候意味着悲观地去看待眼前结果。当它作为抒情基点时,“荒芜”就开始渴望超越具体的事件、去靠近某些经典的诗学母题了(如艾略特)。在如此的文学下意识中,可试问,我们自己的“荒芜”是什么?这座城市和它所处的时代真的是“荒芜”的吗?因为,必定有些人会认为看似残酷的决策行动是城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对事物会有不同理解的伦理性就有需要被考虑。在布罗茨基那里,“美学是伦理学之母”中的“伦理”偏指极权社会的国家伦理,他这么说是欲以美学对抗权力野心。但时空转到我们这里,问题就复杂了。因为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权力、伦理都十分暧昧的时期,很多东西忽隐忽现、变化无常以至于你很难简单地就下断语。当民谣音乐单维化为乡愁情调,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用作房地产广告,我们会发现,“美学”在很多时候是失真的。所以,我们想要以写作的方式突入到变动的、诡计多端的现实中、寻找自身的位置,不妨想象诗歌与伦理等命题互动的可能。
侯磊:我们看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研究,巴黎拱廊街把消费对象定位为新兴的工人阶层、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它俘虏了城中不少的游手好闲者。此时,城市的建材经历了从石头、木头、砖头,向钢铁和玻璃的转变,城市的肌体被罩在玻璃下,玻璃会反光,也特别容易破碎。此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游客与游客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街坊邻居,不再是生活的共同体。现代都市荒芜以后,会只剩下钢铁的骨架和玻璃的碎渣。“荒芜”是种人生感受,我们在现代都市中,经常有“荒芜”感。在诗人眼中,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并不是眼前变成什么样就写什么,是高楼就写高楼,是废墟就写废墟。苏丰雷的部分诗中写到了当下的北京,写到北京的城中村、拆迁等,这便是现代都市的荒芜。荒芜并非是变成废墟,木心先生有一篇《上海赋》,写老上海的市井极为精彩,但如今我们再去上海,面对着外滩那成片的高楼大厦,同样是一种荒芜。荒芜以后仍有风景,就像那些工业遗迹,改成798以后,仍然是一种景观。我们面对的,是798艺术园区的景观。但这种景观是人造的,并非自然的;是一只强有力的大手雕塑的,而不是万物自然孕育的。没有古典文明的生活是古典的荒芜,若工业文明都无法保住,那将是现代的荒芜。现代诗性即是荒芜,荒芜即是现代风景。把荒芜当做风景,不是风景变了,是观看者的位置变了。我们看现代都市,仍然会是种荒芜后的风景。
王东东:北京青年诗会这几年像是经历了一次轮回。对我来说,第四届诗会的命名的调子非常消极,也许我们又到了一个重新考验我们的语言能力和精神能力的时刻,至少在这个场合,在我们无比可贵的语言和精神的游戏当中,你会觉得它像波浪线一样突然回到了最低端。北京青年诗会是一个友爱的共同体,而我们的友爱还很年轻。荒芜之后的风景,这个命题以隐喻取胜。但即使风景已经荒芜,我们的内心也不能荒芜。
刘年久:“荒芜之后的风景”,作为主题,替我们说出了诗歌写作者心里某种永恒的信念。许人以希望、信心、未来和爱,这正是诗歌在精神领域里的终极追求。如果说当下是荒芜的,那么追逐风景、创造风景,正是诗人与现实缠斗、重构现实,为精神图景“赋形”的努力之实现。
沈彻:当下的中国共时性地集合了四次工业革命,很多落后的地方发展状况相当于欧洲两百多年前,而很多物质先进的地方和西方大都市在物质上相差无几。对于西方人来说,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政治上毫无起色的后发优势让经济发展,可是这种后发优势却让文学艺术措手不及。很多诗人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了这种状况,形成了一种焦虑和忧郁,荒芜对我来说,指向的就是这种焦虑感。荒芜之后的风景这个主题有意无意地对这个时代现象做出了深刻整理。
昆鸟(张杭代读):我们面对的“荒芜”是什么,是疯长导致的,还是土地板结导致的,还是两者都有?该对“荒芜”负责的,是哪些人?如果一片土地恰恰因为“荒芜”而成为“风景”(“风景”往往是“荒芜”的),诗人做什么?我们的视野里,还应该容纳“风景”吗?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也许,我们的写作中,也可能面临“荒芜”——价值失范、美学上的野蛮生长?有没有共同的任务对诗歌形成必要的约束,并以之对抗荒芜?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没有想清楚。也许这些问题也不是重要的问题,或者,对诗歌来说是无效的问题。如果其中还有一两个问题算是问题,我们就一起思考吧,我们还有时间。
苏丰雷:如果说指认荒芜的事实是相对简单的,它只需要我们留心观察社会、注意检视我们的生活便能通过掌握一定的数据而知晓我们社会和人心的基本状况,那么艺术化地表达“荒芜”使之成为“风景”,做到既能反映又能反制,却是异乎寻常地困难。我所能想到的表达的一个根基是,热情地走向生活,深入地进入自我。当时代的荒芜状态与个人命运的荒芜感结合起来的时候,艺术家就幸运地接近了艺术化地表达时代荒芜的机关。因为,他抵达了表达自己的生活或命运,就是表达时代的生活或命运这关键的一步。艺术确实需要命运造就,需要特别的生活经历,活在不幸国家中的写作者分享了国家广泛的不幸,但只有真正地认领这些不幸,才获得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写作的通行证。这样的艺术家,要么生下来就被笼罩在一种命运般的(家族)生活里,要么在自己的生活中被动、主动地经受了时代生活的巨变和考验。这样的诚实于心的艺术家,这样的命运造就的艺术家,经过跟语言长久而切心的磨合而使其称手,才有可能以文字即肉身进一步跳跃,跳跃到我们陌异的写作风景中去,因为,他卓立的写作能够对治荒芜的现实。我自感,写作虽然追求跳跃与转换,但是在某类写作的准备上很难缺少其中一步。
二、《深夜的回信》讨论
张光昕:如果这黑夜的深处递来一封回信,它或许以诗歌的方式回答了我们关切的一些疑问,那么这封信中到底写下了什么?它是否是圣经中大洪水之后由鸽子传递来的信号?或者依然是洪水浩渺的回声?在苏丰雷2017年出版的这本《深夜的回信》中,他率先起草好了给荒芜世界的回信,或者说,他代替我们大家接收到了一份来自荒芜世界的快递。在诗集中,他写到了许多自己在当代,在北京,独特的时空体验,精神游历,伦理境遇和生存困惑。
张杭:在《深夜的回信》代后记开篇,他开宗明义指出,语言对于诗的工具性、非本体性,并坚定地提出诗需要意义,语言要为表达意义而服务。这在当下,是对过度关注和谈论语言的反拨,是有勇气的宣言。但我要说的是,语言作为一种技术的修炼,本质上正是指向苏丰雷所渴望的灵性。单纯的诗歌的技术主义,可以被认为是灵性写作的对立面,但那只是我们时代中技术在表象上的平庸一面。真正的技术的本质,是炼金术传统。语言修炼与灵性是一体两面,是实现灵性写作的途径。我认为苏丰雷并不是缺乏语言方面的个性,而是非常具有个性。这些个性部分与他被规训的部分相比,显得突兀。在以往诗歌中,这些突兀部分有一些残留,它们让我想象,苏丰雷如何通过头脑中的画面,在向如何表达、组织语言转化时第一次涌现的那些词句。它们也许对于那些事物本身的视像有些囫囵,它们不是语言(那种可流通的),但又具有原初的准确。我想象苏丰雷如何在修改和重新组织它们时,写出了许多解释性的语句,解释性语句往往远离诗,又不那么准确……我想对丰雷说的是,语言自觉的出路不是规训,不是随从于日常语言或可见的各类庄重的书面语范例,而是寻找自我语言的本质;也不是任其生长,任性固执于不可交流,而是在这种洞悉之中加以修剪。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我无法具体描述,但我将它比喻为一种对语言的爱,一种在相处中越发熟悉其本性的调试。
西渡:我写过一篇《论散文诗》。我的基本观点是,不存在散文诗这种东西。我们现在所谓的散文诗,要么是诗,要么是散文。很多散文诗作者处理的实际上都是现成的或已有的经验,现实的经验没有经过分解和再造,直接变成了文本的经验,也就是用文本去表达一个想法或某种经历。这种基于想法的写作,从方法论来说,是属于散文的,而这样写出来的文本,只能是散文的。高更曾经向马拉美请教写诗的方法,他说:“我满脑子都是想法,为什么就写不成诗呢?”马拉美说:“亲爱的高更,我们写诗用的是词语,不是想法。”丰雷这些不分行的诗对于经验的处理,与我说的那样一些作者完全不一样。丰雷的写作也涉及他自己的现实经验,童年经历,梦境,幻想等等,但他把这些经验降解了,还原成意象、词语。他在意象的层面上处理经验,最重要的,他是用词语写作。丰雷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经验是诗的经验,跟原始的现实的经验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这种经验就是丰雷自己的创造。因此,丰雷写的是诗,尽管没有分行,它们仍然是最好的诗。
阿西:苏丰雷的诗集《深夜的回信》,给人一种“最后的乡村”之感,微妙的情感下,是这个时代日益突出的荒芜。但诗人对这个“荒芜”的处理,不是冷漠的,不是哀伤的,而是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情怀,温情而又不乏信心。正如《擦拭》所写:“然而,我总是屡次回来逡巡,/抚摸家什熟悉的头颅和皮肤。/光阴一片片脱落,愈发远离,/仍然执着地不断返回,擦亮她们。”诗人在这种“擦拭”中,祭出了自己的真诚,而正是这种真诚使“荒芜”成为了书写的可能,成为了有特殊意义的风景。我还比较喜欢他的《白色理发师》,具有些许的魔幻意味,将现实的荒芜移植到了语言的荒芜之中——“他灰白的头,他拧住的有些浮肿的白色脸,/他木讷的嘴梦呓般偶尔冒出破碎的句子。”让人在某种似是而非中完成更有深度的体会过程。如果把“荒芜之后的风景”看成是一个写作者重要的命题的话,我希望苏丰雷的语言可以更尖利一些,或者说“放弃”的再多一些,尽力让语言活在“荒芜”之中,成为“荒芜”本身。
孙磊:关于“荒芜之后的风景”这个题目,有一点致幻剂的作用,有一种幻觉在里面。丰雷的诗里面也有一些幻觉。比如我们从他的诗中能够读到一个旧家园的幻觉,实际上是某种家园丧失的情感表达。其实家园丧失是必然的,而且是极端残酷的。但是他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怀念式的、甚至是隐痛的语调来看待这一切,或者说以一种相对沉浸缓慢的方式,来审视残酷迅疾的生活进程,家园无疑只能是一种幻觉,而幻觉的残酷性事实正是“荒芜”。这一切要残酷得多,要寒冷得多。关于“荒芜”,如果我们有一个背景的话,首先是家园的荒芜。我们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从家园走出来,奔赴各个城市,在城市中挣扎。本身离开原住地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荒芜了。这不仅是现实的荒芜,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层面都有所触动,也就是说,它构建了我们内心的荒芜。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内心荒芜参与到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中去的时候,我们基本是一种无根的状态,无根的人对家园的渴望是极为深切的。所以我理解并赞赏丰雷的诗歌,他是当代社会中极为典型的家园荒芜之人,并承担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与反抗。我们年龄相差不多,这一代的诗人经历了这样的现实变化,荒芜是必然的,实际上家园幻觉是虚妄的,没有幻觉给荒芜一个温床。昨天在谈论朱朱诗歌的时候,王炜用了一个词“镂空”非常有意思,用它来描述丰雷的诗歌可能更为贴切。每个人在描述家园丧失、家园荒芜的背景时,会有个人的表述方式。丰雷就有这样一种描述,它是忧伤的、美感的,但是它是空的,这个空不是空虚、空无,而是具有雕琢感的“镂空”,一种残留审美的“空”。而且它是细节的,是持续令人心疼的一种现实。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城市当中,带着一颗镂空的心,面对他的家园荒芜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诗的情感是饱满的。这也是我非常赞赏的一点。(本段文字实为孙磊主题阐释发言之前面部分,两段文字为一个整体,请读者留意。)
卢文悦:先说第一点。青年诗会,应该注意青年前面的定语,前几期是北京青年诗会,这里明确的是北京,而不是其他地域。我们不能忘记,青年前面还有五四青年,新青年。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个传承的东西。以前诗会好像没提过。第二是尖锐性。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些诗在牙缝上打滑,要么是曲里拐弯,尖锐性不够。我觉得,青年就应该有尖锐性。有话不想说是一回事,不能说是另一回事。没有尖锐性,不去触碰现实,不敢触碰现实,诗还会有生命力吗?句子都倒伏了,诗还能立得起来吗?青年诗人千万不要歪歪唧唧的,喜欢肉而不喜欢骨头。三,我读丰雷的诗,觉得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老实,甚至老实到有点笨拙,里面没有太多漂在上面的东西。我想这可能是苏丰雷的诗的一个质地。我拿到他的诗集看到里面很多诗都是接地气的,生发出的情感都很真实,有着很强的批判意识,这都难能可贵。这种东西我希望他以后继续保持。十几年才结集出版,很不容易。要珍重自己对诗的这份敬畏。
赵晓辉:《深夜的回信》有种低徊往复的抒情语调,令人感受到斑驳蜕变的现代性中的乡愁,一如脆弱易逝的木码头。值得一提的是,好诗的语言总是拥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真实视域与刷新效应,也是一种腾挪跳跃的富有弹性的语言,不能循着线性语序习惯性下滑,应像剥洋葱一样“层层脱换,笔笔往复”。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今天读来依然现代性很强,就是因为他的词具大神力,长于空际转身之法,在修辞层面不断蜕变,跳脱了废名所言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那种惯常表达。
陈家坪:他创作的长诗《木码头》,令我大吃一惊,我觉得这是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是一个诗人对自己最初写作最为完美的一个交待。我们从他的短诗里,能看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他的写作缺乏节奏感,语言不是那么有灵气。但他的确有那么一股笨劲,并坚持下来,写出了《木码头》这样的一首长诗。我觉得,这跟他整个的生活和写作处于身心交融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在《木码头》里,他的确就是这样幻想世界的,他把自己摆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在里面,他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幻想出“木码头”这样一个桃花源,包括他对超现实主义的想象。整首长诗有一个结构,有一个完成度。他把自己所有的体会,个人对现实的幻想,都发挥出来了,他创造出一个奇异的世界。
袁恬:丰雷是一位很有潜力的诗人,他在很多地方已显露出高超的语言能力。比如马蹄声“呱儿嗒嗒”这个拟声词,非常形象具体。再如,鸡儿“发出啯啯、喳喳的欢喜声”,这句诗一下抓住了我,它不是一般人能写出的,一定是具有极高同情能力,对喂鸡非常熟悉,能够钻进鸡的身体内部去感受它的喜悦的人,才能写出的。只是,丰雷的发挥尚不稳定,最具分量的句子有时没能出现在最恰当的位置,这让人惋惜。比如“你说你三番被铁钩从背后勾起,死亡在你眼睛里晶亮。”这一句,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会在“死亡在你眼睛里晶亮”后面再加上“扩散着愤怒与惊恐”。因为我觉得“晶亮”一词的含义太丰富、太立体了,后面如果加上一个分析式的表达,反而弱化了这个词的力度。
叶飙:与旧作对比,丰雷的近作有一些改变,首先是意象的择取,更多的关注了边缘化意象,而非较为传统的典型的文学化意象。这里的边缘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所造之景的边缘,是构图上的边缘;二是关注了只能在放大镜中看到的景中微小细节,是视力之边缘。其次是文本以句群的面貌呈现,而构成句群的句子在更长的基础上变得更加不规则,且变得依靠高强度的情绪驱动(也带来了文本的流动性)。这和旧作中整饬、规则、靠状物及叙事作为结构的古典文本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把旧作较为传统的文本形式跟丰雷故乡这个写作母题进行对位,其实不难揣测出,近作转变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写作动力。我猜想,这个写作动力就是不断返乡反而带来的游荡时期对故乡某部分感情的破裂,乡愁反而变得无处安放,它即是、又不是那个故乡了。
谢尚发:到底什么是诗?他将以前分行的诗转换成散文诗,实际上,并没有破坏诗的境界。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诗本身。外在的形式只是一个服务性的。或者,外在的这种形式标明了诗存在的基础。语言可能是诗的本质,但是你想要的东西恰恰在语言背后。诗人更想提供关于什么是诗的那个东西。所以,不必过于纠缠于形式。常规的形式(分行)被摈弃掉之后,使诗成为诗的东西就自由地呈现了出来,可能这样更好。普通读者需要的可能恰恰是这个。因为,我们的诗也可能面向最广大的读者。
苏明:汉语诗的心脏、呼吸、长相均是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而使旧体诗转为新诗的基本要素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是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的传播。在新诗诞生之初,鲁迅《野草》为其现代性精神开辟了道路,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昌耀用他未分行的大诗体承接了这一传统。与法国出现了列维纳斯去世之后再无哲人的状况一样,昌耀谢世之后,在中国则出现大诗人的缺失。新千年过去快要二十年了,我尚未发现一种整全性和无限性诗的诞生,目前的诗人不是在处理细小的经验,就是在摆置精致的情感。我希望,一个诗人不要仅仅是个写分行句子的人。而诗歌的功能,不仅有布罗茨基所说的“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而且是要渗透到人世存在的方方面面,以重新安排科学、经济、历史、哲学的形态。诗歌和诗人的任务应该是抗衡这个腌臜世俗的社会或无聊狡猾的时代。丰雷的未分行诗,有前述那个传统之象,而在完成度和辨识度上还需精进。但无论怎么讲,丰雷都是我们属灵家族的诗人。
王东东:苏丰雷原先并非是一个家坪所说缺少诗人气质或诗人性情的人,但随着入世渐深或初通世故,我们又需要重新回到初衷,接通天真的诗人性情。这是每一个依然年轻的灵魂的责任。显然,这样一种克服世故的力量,也是克服荒芜的力量。
李浩:我本来要写篇关于苏丰雷的这本诗集《深夜的回信》的文章的,因为这段时期,我被自己正在写作的一个文本纠缠,还有其他事物的干扰,没能写成这篇文章,心里颇有亏欠。我想对于我和丰雷来说,我们在今后写作中的时间仍然漫长,这就像一个旧式的仪式,需要彼此进入一个交织的空间里,当“智识与宁静合二为一”的时刻,你才有可能超越“同时代”而进入同时代里去不断重读你的写作上的伙伴。苏丰雷的这本诗集,我很早就读到了,在这本诗集尚未出版之前,我在电脑上,就读过电子版,是子禾发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苏丰雷的诗歌。苏丰雷的诗歌,是非常动情的,他将他对人性的崇高(即真、善、美)的捍卫,都努力实践在他的诗歌文本与诗学实践之中,这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尝试与努力,譬如他在《草原比生活平滑》(见《深夜的回信》,第11页)这首诗歌里这样写道,“我沉浸在孤冷的旅馆里,出神地呼吸你,和从你手肢上长出的女儿……”,我当时读到这句话,是非常吃惊的,一下子把我带入到一种思考之中,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来言说他的经验。这句诗里,隐藏着苏丰雷在写作上渴望“新生”的气质,的确,他在往“新生”的路上艰难地行走着。在我对苏丰雷的反复阅读与辨识之中,他的诗歌,常常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晚成的诗人,这也许是他的诗歌文本带给我的多种可能上的想象,这一点是值得祝福的。同时,我在他的这本《深夜的回信》这本诗集里,发现他的长诗,譬如《木马头》、《在c大学的最后三个小时》、《塔》这些文本里,你会读到一座大山破裂的碎片,我们可以从这些碎片中体会到他隐藏和透露出来的一个庞然大物的虚弱内心和崩塌途中的荒芜场景与破败山河。只是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经验和技艺内化的不够纯净。从他的这些诗歌中,还可以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身后发生了许多秘密的猝不及防的历史的凶猛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身后的强大的现实带来的某种吊诡,是现实暴力地强行地闯进我们的生命与语言经验之中,谁都无法挣脱这些无形的无处不在的手爪。而我更期待苏丰雷在细节上的精湛表现,他和他的诗歌共同进入那个错综复杂的真相内时,他所面对的:他的情感,他身体内外的各种物相与精神,还有他身处的传统,我期待他进入那个幽微的地方,在文本上做出兼容与奇妙的呈现。在我看来这本诗集对苏丰雷以后的写作,至关重要。
刘年久:苏丰雷的诗,关注记忆、朋友、日常事件以及个人的遭遇和苦痛,拥有高度的语言自觉和写作针对性。有时他的诗略显笨拙,写得特别长,如《捕鱼》《青年英雄》,其中的诗感、诗味只在局部体现较深,而铺垫过多、过长,则无疑令诗歌本身显得僵硬、拖沓,缺乏灵动之气。但诗人本身的创作,也在不断变化和趋于稳定之中。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期待,正如我们期待“荒芜之后的风景”一样。
江汀:丰雷最打动我的,是《深夜的回信》上编,并不是它的形式打动了我,而是那种慰藉。《木码头》有这种慰藉,《深夜的回信》也有。我们这代人,受到里尔克的影响,我觉得里尔克特别有代表性,我在本届诗会主题的阐述中也提到了“布里格”,丰雷特别明白。“布里格”也是通过对经验的梳理找到了方向,《深夜的回信》上编,恰好也是这样的作品。
沈彻:看到这本诗集,我感受到江汀指出的慰藉。这种慰藉和苏丰雷本身把诗歌当成宗教相照应。并且我所感受到的苏丰雷这种对诗歌的宗教情结不是简单的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虽然对于诗歌这一宗教,苏丰雷正恪守着自己的行为,他像一个苦行僧正游历在诗歌的道路上——而是进入了宗教的窄门,窄门之后还有一条小路,分岔开两条幽径,一条是泰戈尔所说,对于宇宙自然的大爱的理解,一条是对于这个世界在某种维度上的根本认识。在苏丰雷的诗歌里,虽然有忧郁和迷惘的色彩,但我隐约感受到他向诗歌完全敞开了心扉,这种忧郁和迷惘恰是他在用心探索着窄门之后的世界。
昆鸟(张杭代读):我一直想写出“肯定”,但是我没能写出来。也许,这是心性问题。苏丰雷是那种天然地具有“肯定”能力的诗人,他不去怀疑,当然更不会犬儒。这种品质,于人于诗都是让人尊敬的。“当荒芜之后,波浪的苦痛黏人地侵袭,”这时,我们需要苏丰雷这样的诗人。苏丰雷写不公和痛苦,写衰败和没落,也写对智识与诗歌的信仰。他将历史的、个人的,内在的、外在的,各种层次的内容打造成寄托着吁求和希望的《木码头》,我想,他可以在这个码头等待“深夜的回信”,也可以从这里出发,前往“桃花源”,或去搬运重塑“桃花源”的材料。苏丰雷的诗是动人的,技艺也不断在精进。一个作为朋友的期待是,他可以更加准确、自在地使用词语,以及,将对诗歌的信仰垂入更具体的历史判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