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父母家到我的住所，是一条叫袁山大道的路径，我的许多思索都是产于这段路程的，有时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就是我的世界——通过在这500米的路程中，我窥探着“外界”，实际上这是我一天中流动的大部分的“世界”，可以是自然界和物质世界，也可以是我得以沉淀与漂浮的内心世界。说到“世界”这个词语，我会感到矛盾和震惊，因为每天流逝的光阴中，大部分的世界竟然与我无关，作为个体，我一直在尽力接近这个世界，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真理。要讨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要解释什么是世界。——这是诗人的世界观。
在袁山大道，我栖息着如一只麻雀，性格中的某些惰性阻止了我的世界拓展它的边界；今天，我灵光附体，开始要袒露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该如何来揭开它的奥秘呢？我首先想到了“时间”与“空间”这一对词语，或许这里面也隐藏着一条袁山大道。——跟我来！如果用时间和空间来构造一个世界的坐标，那么就会存在四个象限：⑴此时此地；⑵此时彼地；⑶彼时此地；⑷彼时彼地。尽管如此，这还只是一个平面的世界，还不是三维的，不是四维的，世界无穷大，但是就这个坐标轴所支撑的意趣，我到今天才开始尝试去挨近。
时间感与空间感这种二元构成相对可靠，不容置疑。先来探讨“此时此地”的趣味。诗人每天察觉到的发生在周遭的以及身体上的（精神上的）事情，是全部事情的一小部分，“察觉力”是有大有小的。“此时”强调一种对眼下环境和内心的敏锐洞察，时间感直接覆盖在皮肤上，即笛卡儿所说的“我在”。“在哪儿？”——在这里，比如我在袁山大道这根扁担挑起的世界中（这里的所谓“世界”永远只是一个局部，换言之，只是一个虚实结合得比较和谐的假象）。我的身体经受着外界的撞击，并且显示出一种反作用力，从而组建一个最为简单的我与我的世界的关系。就在我捉住眼前的世界的同时，世界并没有停下来，不在别人身上发生事情，不在别地发生事情。叔本华为此也焦灼不安。如果说“此时此地”的模范，我觉得是康德，可惜他不是确切意义上的诗人。
“此时彼地”可以借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来过渡。时间感弥漫在我的身体上，但是我生活在异地，比如我会有旅居北欧的欲望，有与某个美女邂逅的贪念，有在一群人中央呼风唤雨的痴想——通过眼睛这个窗户捕捉非袁山大道的世界的其他部分（这种捕捉进来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小角落）。我存在于这个时针上，可是我飞出了这条街，在虚空中盘旋周折，通过幻想或者“思”来探索广袤的世界。——想像力在此扮演着“恩公”角色。
上面说的是坐标的第一和第四象限，接着来看第二象限：“彼时此地”。空间感可以具体地抓住，比如这条袁山大道，但是时间不在我这里。这里存在几种具体情况：其一，“彼时”排除了“现在感”，显示出一种回忆功能，即依附于空间感上的回忆属性，还是“思”的体现；其二，“彼时”可以是“彼人”，是这条街上所发生的一切，一切人的一切偶然，闯进来，变成我的偶然。这里要求我借用别人的腹腔和口腔说话——“借尸还魂”。芸芸众生降落在我的这条路径上，构成我的世界的元素，在这里道听途说的一切都是我的世界史，是我的素材和编年史，遥不可及的花花世界就这样与我这个渺小的人接壤了。
第三象限是最黑暗最寂寥的世界。“彼时彼地”成为一种无穷的幻想，没有了“我在”，没有了现在感，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尽管如此，它还是未知世界的一小部分，因为它还是一个二元的约束函数。时间变得不确指了，只能这么说了：“某一年”，“某天晚上”。只是“不确指”，但是还有所指，确指与否与“我”相关。接着，“某件事情”，“某个人”，“某栋房屋”成为了不确指的空间。比如某一天那个在夏威夷打高尔夫球的“老虎”伍兹，比如在某个水池里拍夏天写真集的藤原纪香，比如那个指挥淮军攻打太平军的李鸿章……不一而足。这种不确指暗示了想像力的合法性，不是你的想像有问题，而是你无论怎么想像，世界还是比它们大，硕大无朋，呜呼哀哉。
而结合到标题来讲，“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了几个阐发的前提：⑴“诗人”的写作功能，写什么和如何写（甚至还包括诗人与木匠、店铺老板的分别是什么）；⑵世界因为四个象限的规范暂时安顿下来，但是不同的诗人有对不同象限的不同偏好，当我们试图谈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始终只是谈论无穷关系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个象限，乃至这个象限的子象限；⑶为什么要去揭示这种关系？——这个目的会进行概念反复，不断成为阐发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想探究的目的会不断干扰我们进入一些概念的次序，使我们无功而返；⑷诗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与诗人笔下的世界要注意区分开来，否则在探究世界的奥秘时，总是受到反客为主的诱惑。——我不知读者是否跟上了我的思维？写到这里，我才安宁。当我确定这个标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诗人昌耀，青海上的昌耀，对于我来说，是彼时彼地（最初），当我代入其中之后，象限的次序就会颠倒起来。从昌耀的作品中，我还要设法找到作为“我”的那个昌耀又是身处何境。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反复繁衍，乐趣无穷。下面就借昌耀的几个作品，进行一次或袁山大道或青海的历险，期待着四个象限（乃至第五象限的灵光乍现）浮现出来。
我的掌模浸透了苔丝
她从娘家来，替我捎回了祖传的古玩：
一只铜马坠儿，和一只从老阿娅的妆奁
偷偷摘取的“乾隆通宝”。
说我们远在雪线那边放牧的棚户已经
坍塌，惟有筑在崖畔的猪舍还完好如初。
说泥墙上仍旧嵌满了我的手掌模印儿，
像一排排受难的贝壳，
浸透了苔丝。
说我的那些贝壳使她如此
难过。
（1982）
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是否基于一种目的论？只有从无序中建立起有序，从无穷的外界中找到“边界”，才是一个自成方圆的世界的降生吗？昌耀对于我是一种坚定的符号，在青海的大地上自生自灭（“青海”对于我又是一个符号），除了拨开他个人历史的迷雾之外，还要在语言的外壳中找到一条小径，最后还要和他的“世界观”去遭遇，尽管这种世界观是书面形式的，是“流露出来的”（还有其他的外在形式吗？）。昌耀生活在怎样的一个象限里？——这是我好奇的。在这个发自幽谷的作品中，“此时彼地”的特征比较明显。
事情从“她”的捎回说起，通过“她”的三“说”搭建了一个表达的棚户。这时候，“彼地彼时”的色彩又出现了，诗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另一个人的诉说或者举措得到了体现，世界停留在一种叙述的过程中，很快要消失了，贝壳和“苔丝”也将带走最后的“彼地”（空间感）。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作品以及它的作者，也是读者的世界，是更切实的“彼地彼时”，通过阅读，我会猜想一个未知的世界，会代入昌耀的躯壳去经历那些生活的细节。世界就在一次次重新归序中显得清晰起来，很快又将毁灭。
诗人能够捉住哪些事件？竭尽全力，有时也是枉然。作为作者的诗人表达的是“此时此地”，到了读者那儿，就变成了“彼时彼地”，想像力发达的读者可以转化为“此时彼地”。世界在这一刻发生了诸多与己无关的事情，然而这种“无关”只是短暂的，它们等待被遇见，它们沉淀在那里，随时变成一些“黑洞”，将世界拓宽。在诗人那里如此，在读者那里如此。我们在把握这个世界，通过个体的遭遇，借助别人的遭遇，无所谓进步，无所谓得寸进尺，时间感与空间感是不忠实的，流失的、无法体验到的，不是某种遗憾的根源。
斯人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1985）
在西北大陆的昌耀，更重要的是时间感，以及发生在同一时刻“在那边”可能的事件；而对于我来说，先是从“青海”这类背景入眼，然后来窥探“在那边”的可能事件。“事件”可以是一声叹息，一刻“风雨”。昌耀通过“此时彼地”来修饰“此时此地”。读到这种短诗，甚至是读到“斯人”这个憔悴的字眼，我会感觉到有人在收拾光阴，时间在消失，空间却凝聚成一个点，袁山大道、青海和密西西比河成为一体。诗人在社会中是那种“有气无力”者吗？人类这个不断转换的空间如何参悟诗人的精神含义？——带着这些问题，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才一层层剥开。通过文本书写，诗人找到了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一种归宿感，一种沐浴过灾难和纤细的归宿感——这是一种致命的关系！
意义空白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复分辨梦与非梦的界限。
有一天你发现生死与否自己同样活着。
有一天你发现所有的论辩都在捉着一个迷藏。
有一天你发现语言一经说出无异于自设陷阱。
有一天你发现道德箴言成了嵌银描金的玩具。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呐喊阗寂无声空作姿态。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担忧不幸言中万劫不复。
有一天你发现苦乐众生只证明一种精神存在。
有一天你发现千古人物原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
（1993）
转而一想：世界真的无穷大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有必要区分成四个象限吗？——人的寿命是可以计量的，那么“空间感”是否可以计量（“计量”是一个喧宾夺主的词语）？我们的一生实际上是个常量，世界是相对稳定的有限性，可以这么理解吗？一旦这样妥协了，那么四个象限的划分就毫无意趣，说到底，诗人只说在“此时此地”，任何他人的历史和事件，其实都是自我的一种影像，如昌耀所言“千古人物原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要注意“共时的”这个修饰词。但是，这里还存在几个条件：“有一天”（这是一种假设，比较舒服的假设），“你”（暗示了“我”的发现，我已经领悟，我寄托于你等等），“发现”（这是一个积极的动词，是一种行为，是有后果的行动，当然也隐含了某种发现不了的可能性）。
这个叫“意义空白”的作品，除了形式上的排比技巧，还可以设想到以下的可能：⑴诗中的“你”可能就是“我”，是自我的换位思考，是自我期待；⑵从昌耀罗列的词语来看，他是直指内心的，意识到了时间的荒谬色彩，“所有”、“只”、“一个”和“界限”这些词语的使用，已经迫使诗歌取消象限的区分，融合成一体，地域性的敏感，是否开始走向“地狱性”的悲悯？⑶九个句子恰好说明了世界的有限性，到此为止，到某个预感为止，诗人认为诸多生活形态的“意义”是空白的，却是借用了具备意义色彩的诸多句子和氛围来塑造的——取消时间，却又必须在时间的范畴内进行；⑷当生活走到某种紧要关头的时候，具体的单一的事情已经不是需要表达的对象，它们甚至不是词语，世界缩小了，可是词语扩大了。
大街的看守
无穷的泡沫，夜的泡沫，夜的过滤器。
半失眠者介于健康与不净之间，
在梦的泡沫中浮沉，梦出梦入。
街边的半失眠者顺理成章地成了大街的看守。
寡淡乏味，醉鬼们的歌喉
撕扯着人心，谁能对他们说教仁爱礼义？
一会儿是夜归人狠揍一扇铁门。
唢呐终于吹得天花乱坠，陪送灵车赶往西天。
安寝的婴儿躺卧在摇篮回味前世的欢乐。
只有半失眠者最为不幸，他的噩梦
通通是其永劫回归的人生。
但黎明已像清澈的溪流贯注其间，
摇滚的幽蓝像钢材的镀层真实可信，
一切的魑魅魍魉暂时不复困扰。
（1993）
在这里，“此时此地”的昌耀依然通过一种主观化的“对比”舒坦了内心。在第二小节中，闯入“半失眠者”的“此地”的是“醉鬼们”、“夜归人”、“唢呐”和“灵车”、“安寝的婴儿”。有些东西可以变得沉重了，外界和内界从此含糊不清了，他人的生活也顺理成章地构成了诗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并且成为占上风的一部分。诗人只有逃离躯体，离开“此时此地”，但是昌耀做不到了，当这些名词反复显现时，“魑魅魍魉”必然无视诗人贴上的“黄符”，继续“困扰”：人生，黎明，前世，噩梦等等。
说自己是“大街的看守”——这是强词夺理的。空间上占据了他物，诗人惟有通过思想的廓清来重新赢得空间。青海并非一片孤土，并非一片汪洋，何处不是熙熙攘攘，何处不是空间感侵吞时间感。在昌耀的笔下，焦虑和自我安慰是多么重要，也是如此健康！我不知道是否说清了一种看法，要探讨与世界的关系，就必须打开生活的诸多死结，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是否依从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剖析，才能得到澄清？——这是一个有限性的话题，但是目前无法抓住它的边界。在没有捕捉到世界的边界之前，悄悄地说“世界无穷大”，不啻为一条登山小径。
200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