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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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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序说:“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这一段文字讲了此赋的写作时间及缘起,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师废魏帝曹芳,十月,立曹髦为帝,改元正元。阮籍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赋作于正元元年徙官之后,是望首阳山感发而作的。
  对于阮籍在《首阳山赋》中的政治倾向,前人已有评论。明人陈德文在范陈本《阮嗣宗集》评此篇曰:“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辞隐。”他体会到阮籍有隐情,却未言其详。郭光先生《阮籍年谱》将《首阳山赋》系于正元元年,并说此赋“叹反对政变,忠于其君如子路的人,无处寻觅,也歌颂了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的‘甘死而采薇’。”郭先生此说实际上与《首阳山赋》不相符合。徐公持先生说《首阳山赋》表现了阮籍“无可名状的忧郁和愤慨”[1](P108),评论过于简略。王利锁先生《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一文,提出阮籍“借对夷、齐的评价,对自己仕途出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其中包含着阮籍深沉复杂的自悔、自怨、自责之情”,但是又提出阮籍“渴望司马懿重振朝纲,安抚天下”[2](P71-72),这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也抵消了借夷、齐“自责”之说。



  《首阳山赋》的核心段落为阮籍批评伯夷、叔齐,以此曲折隐微地表述了自己对司马师废立魏帝的态度。而现有研究或者从作品的情感上笼统地体会,未涉及此关键段落,或者就赋的字面意思加以评论,未分析其中的委曲隐微。
  《首阳山赋》全文如下:

  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
  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瀸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鹈鴂号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将修饬而欲往兮,众齹齹而笑人。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怀分索之情一兮,秽群伪之乱真。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聊仰首以广頫兮,瞻首阳之冈岑。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
  扬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

  《首阳山赋》“二老穷而来归”至结尾一段,对夷齐多有批评。阮籍在《咏怀》诗中曾多次写到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之事,《咏怀》诗其三: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咏怀》诗其九: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

  阮籍五言《咏怀》诗写及伯夷、叔齐的还有其二十六、其六十四,四言《咏怀》诗也写到了伯夷、叔齐,其十一:

夷叔采薇,清高远震。

  此二句则直接对伯夷、叔齐表示赞美。《达庄论》:

  成非媚悦,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

  这里以颜回、伯夷二人为例,主要是为了论述“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达庄论》尽管将颜回、伯夷与桀纣相提并论,对伯夷有微词,但是与《首阳山赋》中对伯夷、叔齐的激烈批评不同。
  总之,阮籍在其他作品中很少对伯夷、叔齐提出批评,更多的是赞美和仰慕。如何解释《首阳山赋》与阮籍其他作品之间的这种矛盾呢?《首阳山赋》说:“岂慷慨而言之”,点明这不是愤激之言,反而使人思考其中真正的含义。



  《首阳山赋》“二老穷而来归”至结尾,批评夷齐,是全文的关键文字。
  “扬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二老”,典出汉杜笃《首阳山赋》:“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3] (P138)。此二句字面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夷、齐让国位,“不肯立而逃之”,及“闻西伯昌善养老”而“往归焉”之典,略言自己本想归隐,却不得已做了司马氏的官。
  “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典,而加以改变。在《史记》原典,夷、齐谏武王,明是已然“敢诽”武王伐纣;而阮赋言,夷、齐囚处于周,自顾不暇,哪还“敢诽”武王伐纣?显然,阮赋改变夷、齐故事的原典,是为了表达自己不得已做了司马氏的官,囚处于司马氏手中,自顾不暇,哪还“敢诽”司马氏篡魏的今事今情。阮籍异乎寻常的惭愧、自责,流露言表。由此二句清晰可见,阮赋是为了隐晦而准确地表达惭愧、自责的今事今情,而采用了特别大胆的改变夷、齐古典的特殊艺术手法。此是确定阮赋古典字面寄托今典实指的有力证据。
  “实囚轧”二句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的自责之言。古直先生讲:“嗣宗当时虽云为大将军所保持,实则穷而来归,囚轧处斯也。”阮籍出仕司马氏与其说是“穷而来归”,不如说是“畏法而至”。阮籍在司马氏身边,表面上放诞自若,实际上是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另外,何曾、钟会都拥护司马氏,阮籍还得应付他们的纠缠。何曾、钟会对阮籍施加压力,未必不是司马氏所安排,这些事虽然发生在司马昭辅政时,但也可用来说明阮籍在司马师主政时期的情况。
  司马师之猜忍残酷,丝毫不逊于其弟,据《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许允因为与魏帝密切接触,受到司马师怀疑,因此被杀,由此可见阮籍在司马氏身边处境之危险。虽然阮籍对曹魏有感情,但在朝廷为官时,他不敢与魏帝过于亲近;尽管他对司马氏的篡夺行为心存怨恨,却不得不接受其征辟,作司马氏的属官。《咏怀》诗其二十讲:“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在严酷的环境中如何保全自己成了阮籍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束缚,谨慎小心,从不对时事发抒议论,以至于司马昭许之为“至慎”。《首阳山赋》“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阮籍批评伯夷、叔齐妄发褒贬,实指自己处于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如何能像伯夷、叔齐般对时事加以评判呢?
  《晋书》卷三十九《王沈传》:

  正元中,(王沈)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甘露五年魏帝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王沈向司马昭告密,事后以功封侯。荀顗曾为司马师出谋划策,在魏帝高贵乡公被司马昭杀害后,又为司马昭劝说陈泰赴会。可见王沈、荀顗为了自身利益,均背叛曹魏,阿附于司马氏。阮籍与他们在司马氏的指令下共撰《魏书》,又是在司马师废立魏帝后的正元年间,自然难以实录史事。不过,阮籍虽然不敢如实撰写史书,公开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却通过诗赋曲折地反映了史实,表明了自己的爱憎。



  “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此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屏”者,弃也。此二句,是只述夷、齐故事,并无自比之意。其缘故,当有两点,一是在此段全文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中,加入二句纯粹古典字面并无今典实指的文字,以迷惑敌对的读者,掩藏自己的本意。此所谓文人故弄狡狯。二是使此段全文字面上完成夷、齐故事情节的叙述。此是文学性本身的需要。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字面言夷、齐背殷而从昌,是自取身死而不迟疑,“饿死于首阳山”;实质言自己背魏而从司马。
  “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典出《论语·述而》篇,孔子曾称赞伯夷、叔齐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而阮籍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二人背殷投周,却又发现不合乎己愿,怎么能称得上仁义呢?实质言自己虽不得已而从司马,内心却无法与之一致;自己即使是不得已而背魏、从司马,此等行为又如何称得上仁义?阮籍此赋自责之深,之痛,为古典文学史上所罕见。
  “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肆寿夭”,语出《列子》卷六《力命》篇:“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寿夭,偏义指寿。“弗豫”,语出《尚书·周书·金縢》:“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指命危。“毁誉”,偏义指誉。二句言伯夷、叔齐不顾自己的性命而终致命危,竞争名利以作为准则。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二句言察看前人记载,夷、齐背殷而从昌,终致身死,有什么美好的评价值得羡慕?实质言自己背魏而从司马,能有什么值得羡慕的美好评价?
  “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子诞而多辞”,字面指夷、齐多辞,即《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语,及作歌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二句言如果夷、齐深造有得于道,哪里需要讲许多的话?实质言自己违心背道,写此赋,讲许多的话,又有何用?
  “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言只有无欲无求、守住自己的本心,何必再讲悲愤沉痛的话。最后二句,已离开夷、齐字面,直说自己。
  由上所述可见,《首阳山赋》表面上讲夷齐背殷从周,又不食周粟而死,并不值得羡慕,实际上是阮籍说自己不得已出仕于司马氏,名节已亏,如今司马师废立魏帝,自己又被封侯,和司马党混在一起,阮籍内心充满悔恨与自责。



  阮籍为什么有如此愤激的情绪呢?这还得深入他当时所处环境来分析。关于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司马师与群臣上奏说:“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元人刘履、清人张琦还据此解《咏怀》诗其十一“湛湛长江水”为阮籍哀伤曹芳被废。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呢?魏帝曹芳真的是因为昏淫悖乱被废的么?事实上,此事与李丰等人谋废司马师事件有关。《三国志》卷四《齐王芳纪》:

  (嘉平六年春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

  司马师废立魏帝是他对李丰事件的应对之一,因为李丰等人想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可能秉承了曹芳的旨意,因此司马师要废掉魏帝曹芳。《三国志·齐王芳纪》注引《魏略》对废魏帝曹芳的过程有详尽的记载:  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

  (曹)芳临御数载,非若昌邑始征。若果君德有阙,播恶于众,(司马)师何难执以为辞。今称太后之令,发床笫之私,有以知其为诬矣。[4] (P432)

  由此可知司马师的上奏多不实之词,废魏帝曹芳只是“景王甚欢”,而曹芳、太后及群臣悲伤,这是司马氏为进一步控制曹魏政权而采取的措施,实为其代魏的一个步骤。
  明白了废立的实质,我们再看阮籍对此事的态度,《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有句“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李善注引《左传·僖公五年》晋侯伐虢之典,清人何焯、方东树等人通过分析此典故所寓之时间及含义,认为此诗指司马师废齐王芳之事,使阮籍此诗所蕴含的深意得以大白于世。在阮籍笔下,此时“绿水扬洪波,旷野莾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一片动荡不安、阴森凄冷的景象,“俛仰怀哀伤”则写出了诗人的态度,他哀伤悲痛,却又无可奈何,只有独自承受痛苦。在诗的末尾,阮籍说:“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暗示有微言大义蕴藏于此诗之中,希望后人能明白自己的衷肠。
  然而,令诗人难堪的是,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之后,阮籍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本来,在废立中立功定策的人都得到了封赏,比如这次废立的主角司马师被加以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的优礼,司马昭“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晋书·文帝纪》),大司农王祥因“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晋书·王祥传》),同时被封侯的还有卢毓、高柔、王观、钟会、邓艾、傅嘏、王基等人。卢毓、高柔、王观参与了司马懿擒灭曹爽的政变,是亲近司马氏的大臣,钟会、邓艾、傅嘏、王基则参加了平定毌丘俭、文钦的叛乱,是司马氏的亲信。
  台湾学者何启民的《竹材七贤研究》,根据阮籍在司马师立高贵乡公后被加官进爵的情况,认为阮籍参与此谋明甚,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一文对此观点表示赞成,他说:“无论阮籍是受司马师的胁迫还是欺骗,多少总是参与了废齐王,立高贵乡公的事件,这是有史料可考的事实”[5] (P152),他的所谓“史料”指的是阮籍做司马氏的官和高贵乡公即位后阮籍被加官进爵。笔者以为,何、韩二位先生认为阮籍因为参与司马师废立魏帝而获封赏,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如果深入分析阮籍的处境和心态,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内心反对司马师废立魏帝的阮籍被列入封赏行列,原因在于司马师想借助阮籍的声誉为自己废立魏帝增加舆论支持,也包含司马师想进一步将阮籍拖入自己阵营的可能。这种封赏使得阮籍与背弃曹魏、拥护司马氏的人同流合污,他可能在当世和后代被以千古之恶名,这对于阮籍来说是多么尴尬的事!看来,阮籍不但当时缺少知音,连后世也有人误解他。
  明白了阮籍此时的心态,我们再来看《首阳山赋》,就有助于理解他所发的那一段议论。虽说废立表面上是曹魏政权内部的事,实际上这意味着大权旁落,有亡国的危险,和殷周易代有相似之处。处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保全自己的名节,阮籍就应该像伯夷、叔齐那样避世隐居起来,吴淇评《咏怀》诗其九曰:

  此亦嗣宗见晋将代魏,欲托夷齐之行而未遂也。

  生活于魏晋之际,是做不得伯夷、叔齐的。司马氏谋篡曹魏时,对待士人的态度,是不为我用,便有杀生之祸。史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布满恐怖气氛。
  阮籍处于这种脱身不得,欲辩不能的境地,面对自己当世乃至身后都可能无法洗清的屈辱,他写出了对伯夷、叔齐的愤激之言,实际上是抒发自己心中的隐痛。阮籍以为伯夷、叔齐甘死采薇,不食周粟,早已背离了清虚守神的大道。
  综上所述,阮籍《首阳山赋》是在高贵乡公即位、阮籍被加官进爵后所作。阮籍内心对司马师废立魏帝持反对态度,而现在自己与司马氏的亲信“驽骏同一辀”(《咏怀》诗其二十八),自己的名节已经污损,甚至于影响到身后之名。然而,阮籍不敢明确表示反对司马氏,他既有强烈的悲愤,又有深刻的自责。于是,面对首阳山,他借伯夷、叔齐的古典言时事,《首阳山赋》表面上讲夷、齐背殷从周,又不食周粟而死,并不值得羡慕,实际上是阮籍说自己不得已出仕于司马氏,名节已亏,他以此曲折隐微地抒发了自己的愤懑和痛苦。曾运乾说阮籍:“口绝臧否,胸具阳秋”,《咏怀》诗多以比兴、用典等手段隐微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阮籍赋也是如此。《首阳山赋》即借评论古事曲折地表达对司马师废立魏帝的态度及自己的感受,体现了阮籍作品的这一特色。


参考文献:
[1] 徐公持.阮籍与嵇康[M].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91.
[2] 王利锁.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J].河南大学学报.2003(4).
[3]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4]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J].人文杂志.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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