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首阳山赋》序说：“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这一段文字讲了此赋的写作时间及缘起，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师废魏帝曹芳，十月，立曹髦为帝，改元正元。阮籍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赋作于正元元年徙官之后，是望首阳山感发而作的。
对于阮籍在《首阳山赋》中的政治倾向，前人已有评论。明人陈德文在范陈本《阮嗣宗集》评此篇曰：“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辞隐。”他体会到阮籍有隐情，却未言其详。郭光先生《阮籍年谱》将《首阳山赋》系于正元元年，并说此赋“叹反对政变，忠于其君如子路的人，无处寻觅，也歌颂了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的‘甘死而采薇’。”郭先生此说实际上与《首阳山赋》不相符合。徐公持先生说《首阳山赋》表现了阮籍“无可名状的忧郁和愤慨”[1](P108)，评论过于简略。王利锁先生《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一文，提出阮籍“借对夷、齐的评价，对自己仕途出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其中包含着阮籍深沉复杂的自悔、自怨、自责之情”，但是又提出阮籍“渴望司马懿重振朝纲，安抚天下”[2](P71-72)，这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也抵消了借夷、齐“自责”之说。
一
《首阳山赋》的核心段落为阮籍批评伯夷、叔齐，以此曲折隐微地表述了自己对司马师废立魏帝的态度。而现有研究或者从作品的情感上笼统地体会，未涉及此关键段落，或者就赋的字面意思加以评论，未分析其中的委曲隐微。
《首阳山赋》全文如下：
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
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瀸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鹈鴂号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将修饬而欲往兮，众齹齹而笑人。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怀分索之情一兮，秽群伪之乱真。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聊仰首以广頫兮，瞻首阳之冈岑。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
扬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
《首阳山赋》“二老穷而来归”至结尾一段，对夷齐多有批评。阮籍在《咏怀》诗中曾多次写到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之事，《咏怀》诗其三：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咏怀》诗其九：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 阮籍五言《咏怀》诗写及伯夷、叔齐的还有其二十六、其六十四，四言《咏怀》诗也写到了伯夷、叔齐，其十一：
夷叔采薇，清高远震。 此二句则直接对伯夷、叔齐表示赞美。《达庄论》：
成非媚悦，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
这里以颜回、伯夷二人为例，主要是为了论述“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达庄论》尽管将颜回、伯夷与桀纣相提并论，对伯夷有微词，但是与《首阳山赋》中对伯夷、叔齐的激烈批评不同。
总之，阮籍在其他作品中很少对伯夷、叔齐提出批评，更多的是赞美和仰慕。如何解释《首阳山赋》与阮籍其他作品之间的这种矛盾呢？《首阳山赋》说：“岂慷慨而言之”，点明这不是愤激之言，反而使人思考其中真正的含义。
二
《首阳山赋》“二老穷而来归”至结尾，批评夷齐，是全文的关键文字。
“扬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二老”，典出汉杜笃《首阳山赋》：“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3] (P138)。此二句字面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夷、齐让国位，“不肯立而逃之”，及“闻西伯昌善养老”而“往归焉”之典，略言自己本想归隐，却不得已做了司马氏的官。
“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典，而加以改变。在《史记》原典，夷、齐谏武王，明是已然“敢诽”武王伐纣；而阮赋言，夷、齐囚处于周，自顾不暇，哪还“敢诽”武王伐纣？显然，阮赋改变夷、齐故事的原典，是为了表达自己不得已做了司马氏的官，囚处于司马氏手中，自顾不暇，哪还“敢诽”司马氏篡魏的今事今情。阮籍异乎寻常的惭愧、自责，流露言表。由此二句清晰可见，阮赋是为了隐晦而准确地表达惭愧、自责的今事今情，而采用了特别大胆的改变夷、齐古典的特殊艺术手法。此是确定阮赋古典字面寄托今典实指的有力证据。
“实囚轧”二句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的自责之言。古直先生讲：“嗣宗当时虽云为大将军所保持，实则穷而来归，囚轧处斯也。”阮籍出仕司马氏与其说是“穷而来归”，不如说是“畏法而至”。阮籍在司马氏身边，表面上放诞自若，实际上是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另外，何曾、钟会都拥护司马氏，阮籍还得应付他们的纠缠。何曾、钟会对阮籍施加压力，未必不是司马氏所安排，这些事虽然发生在司马昭辅政时，但也可用来说明阮籍在司马师主政时期的情况。
司马师之猜忍残酷，丝毫不逊于其弟，据《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许允因为与魏帝密切接触，受到司马师怀疑，因此被杀，由此可见阮籍在司马氏身边处境之危险。虽然阮籍对曹魏有感情，但在朝廷为官时，他不敢与魏帝过于亲近；尽管他对司马氏的篡夺行为心存怨恨，却不得不接受其征辟，作司马氏的属官。《咏怀》诗其二十讲：“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在严酷的环境中如何保全自己成了阮籍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束缚，谨慎小心，从不对时事发抒议论，以至于司马昭许之为“至慎”。《首阳山赋》“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阮籍批评伯夷、叔齐妄发褒贬，实指自己处于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如何能像伯夷、叔齐般对时事加以评判呢？
《晋书》卷三十九《王沈传》：
正元中，（王沈）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甘露五年魏帝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王沈向司马昭告密，事后以功封侯。荀顗曾为司马师出谋划策，在魏帝高贵乡公被司马昭杀害后，又为司马昭劝说陈泰赴会。可见王沈、荀顗为了自身利益，均背叛曹魏，阿附于司马氏。阮籍与他们在司马氏的指令下共撰《魏书》，又是在司马师废立魏帝后的正元年间，自然难以实录史事。不过，阮籍虽然不敢如实撰写史书，公开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却通过诗赋曲折地反映了史实，表明了自己的爱憎。
三
“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此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屏”者，弃也。此二句，是只述夷、齐故事，并无自比之意。其缘故，当有两点，一是在此段全文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中，加入二句纯粹古典字面并无今典实指的文字，以迷惑敌对的读者，掩藏自己的本意。此所谓文人故弄狡狯。二是使此段全文字面上完成夷、齐故事情节的叙述。此是文学性本身的需要。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字面言夷、齐背殷而从昌，是自取身死而不迟疑，“饿死于首阳山”；实质言自己背魏而从司马。
“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典出《论语·述而》篇，孔子曾称赞伯夷、叔齐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而阮籍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二人背殷投周，却又发现不合乎己愿，怎么能称得上仁义呢？实质言自己虽不得已而从司马，内心却无法与之一致；自己即使是不得已而背魏、从司马，此等行为又如何称得上仁义？阮籍此赋自责之深，之痛，为古典文学史上所罕见。
“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肆寿夭”，语出《列子》卷六《力命》篇：“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寿夭，偏义指寿。“弗豫”，语出《尚书·周书·金縢》：“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指命危。“毁誉”，偏义指誉。二句言伯夷、叔齐不顾自己的性命而终致命危，竞争名利以作为准则。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二句言察看前人记载，夷、齐背殷而从昌，终致身死，有什么美好的评价值得羡慕？实质言自己背魏而从司马，能有什么值得羡慕的美好评价？
“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子诞而多辞”，字面指夷、齐多辞，即《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语，及作歌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二句言如果夷、齐深造有得于道，哪里需要讲许多的话？实质言自己违心背道，写此赋，讲许多的话，又有何用？
“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言只有无欲无求、守住自己的本心，何必再讲悲愤沉痛的话。最后二句，已离开夷、齐字面，直说自己。
由上所述可见，《首阳山赋》表面上讲夷齐背殷从周，又不食周粟而死，并不值得羡慕，实际上是阮籍说自己不得已出仕于司马氏，名节已亏，如今司马师废立魏帝，自己又被封侯，和司马党混在一起，阮籍内心充满悔恨与自责。
四
阮籍为什么有如此愤激的情绪呢？这还得深入他当时所处环境来分析。关于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司马师与群臣上奏说：“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元人刘履、清人张琦还据此解《咏怀》诗其十一“湛湛长江水”为阮籍哀伤曹芳被废。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呢？魏帝曹芳真的是因为昏淫悖乱被废的么？事实上，此事与李丰等人谋废司马师事件有关。《三国志》卷四《齐王芳纪》：
（嘉平六年春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
司马师废立魏帝是他对李丰事件的应对之一，因为李丰等人想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可能秉承了曹芳的旨意，因此司马师要废掉魏帝曹芳。《三国志·齐王芳纪》注引《魏略》对废魏帝曹芳的过程有详尽的记载：
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
（曹）芳临御数载，非若昌邑始征。若果君德有阙，播恶于众，（司马）师何难执以为辞。今称太后之令，发床笫之私，有以知其为诬矣。[4] (P432)
由此可知司马师的上奏多不实之词，废魏帝曹芳只是“景王甚欢”，而曹芳、太后及群臣悲伤，这是司马氏为进一步控制曹魏政权而采取的措施，实为其代魏的一个步骤。
明白了废立的实质，我们再看阮籍对此事的态度，《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有句“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李善注引《左传·僖公五年》晋侯伐虢之典，清人何焯、方东树等人通过分析此典故所寓之时间及含义，认为此诗指司马师废齐王芳之事，使阮籍此诗所蕴含的深意得以大白于世。在阮籍笔下，此时“绿水扬洪波，旷野莾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一片动荡不安、阴森凄冷的景象，“俛仰怀哀伤”则写出了诗人的态度，他哀伤悲痛，却又无可奈何，只有独自承受痛苦。在诗的末尾，阮籍说：“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暗示有微言大义蕴藏于此诗之中，希望后人能明白自己的衷肠。
然而，令诗人难堪的是，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之后，阮籍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本来，在废立中立功定策的人都得到了封赏，比如这次废立的主角司马师被加以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的优礼，司马昭“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晋书·文帝纪》），大司农王祥因“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晋书·王祥传》），同时被封侯的还有卢毓、高柔、王观、钟会、邓艾、傅嘏、王基等人。卢毓、高柔、王观参与了司马懿擒灭曹爽的政变，是亲近司马氏的大臣，钟会、邓艾、傅嘏、王基则参加了平定毌丘俭、文钦的叛乱，是司马氏的亲信。
台湾学者何启民的《竹材七贤研究》，根据阮籍在司马师立高贵乡公后被加官进爵的情况，认为阮籍参与此谋明甚，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一文对此观点表示赞成，他说：“无论阮籍是受司马师的胁迫还是欺骗，多少总是参与了废齐王，立高贵乡公的事件，这是有史料可考的事实”[5] (P152)，他的所谓“史料”指的是阮籍做司马氏的官和高贵乡公即位后阮籍被加官进爵。笔者以为，何、韩二位先生认为阮籍因为参与司马师废立魏帝而获封赏，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如果深入分析阮籍的处境和心态，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内心反对司马师废立魏帝的阮籍被列入封赏行列，原因在于司马师想借助阮籍的声誉为自己废立魏帝增加舆论支持，也包含司马师想进一步将阮籍拖入自己阵营的可能。这种封赏使得阮籍与背弃曹魏、拥护司马氏的人同流合污，他可能在当世和后代被以千古之恶名，这对于阮籍来说是多么尴尬的事！看来，阮籍不但当时缺少知音，连后世也有人误解他。
明白了阮籍此时的心态，我们再来看《首阳山赋》，就有助于理解他所发的那一段议论。虽说废立表面上是曹魏政权内部的事，实际上这意味着大权旁落，有亡国的危险，和殷周易代有相似之处。处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保全自己的名节，阮籍就应该像伯夷、叔齐那样避世隐居起来，吴淇评《咏怀》诗其九曰：
此亦嗣宗见晋将代魏，欲托夷齐之行而未遂也。
生活于魏晋之际，是做不得伯夷、叔齐的。司马氏谋篡曹魏时，对待士人的态度，是不为我用，便有杀生之祸。史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布满恐怖气氛。
阮籍处于这种脱身不得，欲辩不能的境地，面对自己当世乃至身后都可能无法洗清的屈辱，他写出了对伯夷、叔齐的愤激之言，实际上是抒发自己心中的隐痛。阮籍以为伯夷、叔齐甘死采薇，不食周粟，早已背离了清虚守神的大道。
综上所述，阮籍《首阳山赋》是在高贵乡公即位、阮籍被加官进爵后所作。阮籍内心对司马师废立魏帝持反对态度，而现在自己与司马氏的亲信“驽骏同一辀”（《咏怀》诗其二十八），自己的名节已经污损，甚至于影响到身后之名。然而，阮籍不敢明确表示反对司马氏，他既有强烈的悲愤，又有深刻的自责。于是，面对首阳山，他借伯夷、叔齐的古典言时事，《首阳山赋》表面上讲夷、齐背殷从周，又不食周粟而死，并不值得羡慕，实际上是阮籍说自己不得已出仕于司马氏，名节已亏，他以此曲折隐微地抒发了自己的愤懑和痛苦。曾运乾说阮籍：“口绝臧否，胸具阳秋”，《咏怀》诗多以比兴、用典等手段隐微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阮籍赋也是如此。《首阳山赋》即借评论古事曲折地表达对司马师废立魏帝的态度及自己的感受，体现了阮籍作品的这一特色。
参考文献：
[1] 徐公持.阮籍与嵇康[M].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91.
[2] 王利锁.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J].河南大学学报.2003（4）.
[3]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4]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J].人文杂志.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