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目中的“当代新诗批评”，大体限定在
新世纪以来及至当下的时段与场域。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当下生成之呈现，也有由来已久的一些问题之延伸及再现。由此限定所作的“当代新诗批评”考量，就本文而言，主要聚焦两个视点：其一，当代新诗批评的两难处境及其有效性；其二，当代新诗批评的“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以及有关批评文本的“文章感”和行文“气息”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一、当代新诗批评的两难处境及其有效性 仅就“发生”或曰“产出”而言，当代新诗批评显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繁盛得多。无论是活跃在学术产业“流水线”上的“学院批评”，还是热闹在民间江湖的“部落化”、“圈子化”批评，以及诗人们自己自说自话式的“准批评”，再以及寄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诗歌时事政治报告式批评，无不和当代诗歌创作一样，可谓空前活跃乃至有“产能过剩”之尴尬。
如此尴尬的首要反思是：当代新诗批评的有效性何在？
这里的有效性，基于两个向度的考量：其一，作为批评之直接“意义”价值功能的有效：包括对诗学问题的探讨和对诗歌创作之欣赏、导读、阐释、梳理、提示、提升、共谋的有效；其二，作为批评之间接“审美”价值效能的有效，即批评作为另一种写作，作为“次生文学”及“关于诗的诗”，其独立文本之被接受、认同、激赏、共鸣的有效。
显然，仅以这两个“质检”指标作考察，当代新诗批评的海量“产出”，可能绝大部分都很难“达标”。究其“很难”之关键，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诗歌本无“达诂”，新诗则更无“标准”可言。
无论何种批评，皆离不开某种“标准”的参照，完全没有价值评判的批评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众所周知，新诗自发轫到后来的各个发展阶段，皆因其急速的现代化诉求，在在呈现为“否定”一切成规的状态，及至当代，更达极致。只追求“道路”而无所谓“道”之所在，唯“创新”是问而无视“典律”之所在——此种“与时俱进”及“众声喧哗”状况，何以能有效“产出”和有效“接纳”批评之所在，便屡屡成为问题。
关于新诗批评，李怡曾有一段论述颇为中肯：“对一种基本上趋于价值‘稳定’的艺术形态的阐释，和对一种价值‘尚未稳定’艺术形态的阐释，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情形……相对来说，中国现代新诗这一尚在艰难中摸索前进的艺术形态就并不那么‘稳定’，也就是说，在我们公共性的艺术价值标准中，它自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满脸疑窦的阐释者不得不瞻前顾后，左支右绌。这个时候，批评家那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都不大能够‘自由’地释放和投射了，主体和客体的错位很容易发生，或者扭曲了被阐释者，或者委屈了阐释者自身。”[1]
实则，李怡这里所提出的“价值稳定”问题，及至新世纪这十几年，越发明显而无从求稳，所谓批评的有效性，也更加勉为其难了。
其二，诗人原本自恋，又适逢“自恋时代”之高峰期。
或许所有的诗人都潜在性地期待着一位属于“他的”批评家，但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很难满足这样的期待。一般而言，诗歌创作可概分为因袭性创作和探索性创作两个方面。当创作处于因袭性状态时，批评基本上不太受关注，或有所关注也近于无效；当创作进入探索性状态时，出于对理论与批评之引证和支持的寻求，批评方生成一定的效应，甚而与创作共谋。例如“朦胧诗”与“三个崛起”理论的双峰并峙，便是一个辉耀历史的经典体现。然而对于高度自恋中的当代诗人来说，大都很难跳脱“因袭”惯性，更遑论以理论为先导的探索性创作，故而对批评基本持你说你的我写我的疏离态度，或者视批评为无所谓的存在。
此一点，无须过多论证，仅以近十几年来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诗生活”网站为例：其“诗歌评论专栏”、“诗观点文库”、“诗歌论坛”三个和诗歌理论与批评有关的栏目中，成年累月点击下来，单篇点击率过千次的已属佳绩，过万次更是屈指可数。转而再看“纸媒”界面情况：大量即生即灭的所谓“学科论文”就不说了，仅以有名望有影响力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家们而言，除了教科书，其他论著开印过万册或一版再版者，大概也只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的当代诗人之量数，又何止“十万大军”？！
还有另一番尴尬：作为当代新诗批评主要部分和重要组成的“学院批评”，在学术产业化的强力“拉动”下，由“寂寞的事业”（谢冕语）而渐成“显学”之势的同时，也越来越为“体制话语范式”所困扰所辖制，而生发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之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发展至“现当代文学”之“当代”，先后受到两种改造的严重影响：其一是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公式化”话语范式，其二是学术产业化所导致的“论文化”话语范式。这其中，前者的影响，至少就本文所局限的“当代”而言，尚可在主体精神的若即若离中，得以大部分消解或稀释，后者的影响，则因其对学术产业化及其背后的教育产业化的“刚性依附”，而成为宰制性的所在。此一影响所及：除千篇一律的“模板”化“论文”样式外，其语态，多为“真理在握”而“昭告天下”之状；其语式，多为“强词夺理”而“高屋建瓴”之状；其语感，多为“生搬硬套”而“东施效颦”之状；其语境，多为“照本宣科”而“高头讲章”之状……如此等等，流风所致，时潮所趋，其生成文本，大都味如嚼蜡，写的人痛苦，看的人更痛苦，多以成为“一次性消费”之物事，又何谈批评的有效性？
同时，更深一步的问题还在于，这一“话语范式”的背后，就其基本面而言，无非是西方文论的本土“体制化”，离开这一筑基性的“体制话语范式”，或者具体说，去掉西方文论的引、述、评、论之“活学活用”，可以想见的是，绝大多数活跃在学术产业“流水线”上的新诗理论与批评者，尤其是不得不“就范”的大量中青年“从业者”，将会当下失语而不知该如何说话。正如孙绍振先生近期发聋振聩所言：“相当发达的中国现代诗论，至今几乎没有中国话语范畴，中国诗论家数典忘祖成了新常态。”而“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推论，中国诗坛完全成了西方诗论的话语殖民地。”[2]
如此，剩下的一点有效性，或许就是有关“导读”之类的批评了。只是这样的“有效”也不尽清通。由于受“当代文学”总体批评话语位格与批评价值取向的影响，其所谓“导读”，也多以将“解诗学”退而求其次为“解思学”（笔者生造之词），所解之“思”，也多是生搬硬套的西方文论之思，难以达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阐释性“导读”，或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欣赏性“导读”。
一方面是批评文本的海量“产出”，一方面是批评效应的乏善可陈。如此两难处境下，有关“批评自觉”的命题已成当下面对之首要。
“自觉”的要点：其一，批评“主体自性”的自觉。即，化“依附性批评”（包括意识形态话语体制范式依附、学术产业话语体制范式依附、西方文论话语体制范式依附等）为“自主性批评”；其二，批评“文体自性”的自觉。即，在论文式之类高头讲章批评之外，增强诗性批评或文学性批评的意识，以此改善批评话语的同质化倾向，进而提升批评文本的文章位格及汉语气质。
此二者，所谓“主体自性”的自觉，应该乐观点说，或放长远去看，只要批评主体甘愿放弃“依附性批评”所附带的功利诱惑，甘于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批评立场和人文情怀，自是水到渠成之迟早的事。这一点学界老少都明白，只是个愿不愿意以及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但落实到“文体自性”的自觉，则显然要复杂得多。
二、当代新诗批评的文体自觉与多元并举 批评是另一种写作，而非写作的附庸，这一理念在理念上几乎巳成为当代文艺批评的一个常识，但实际上却总是成为一个问题。问题的根本，不在理念的自觉而在文体的自觉；或者说，即或有了理念的自觉，却也一时难以企及文体的自觉，尤其是自觉后的文字功夫和表达能力之企及。“在文风粗鄙的时代，不谈文体的批评界，好像是一种习惯。其实也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的书写，多是那些不敬畏文字的人完成的。”[3]
其实深究起来，一方面是学术产业体制范式所形成的“新八股”所致，长期置批评文体于不顾，只要能应时被学术产业所接受，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交易”的过程，便告了然。另一方面，也是一味依赖西方文论所造成的后遗症，好像只要比照西方经典理论或前沿观点，能提出并解析点新问题，再予以实证说明，就算恪尽批评之能事。析理之外，别无所有。何况，多少年来，大家都早已习惯了这套话语模式而得其所然，何谈另有“敬畏”？
殊不知，好的文艺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不仅是精到的“理会”的言说，更是鲜活的“体会”的言说；不仅是对诗歌创作“等值”的“回应”，更是“溢出”批评对象的“超值”的回应。如此，批评文本方可能成为足以与诗歌文本并肩争雄的诗之诗、及“表达的表达者”（波德莱尔语）。这其中的逻辑前提在于，诗原本无“达诂”，诗歌批评也就原本是不可说之说。
此一“不可说之说”，在汉语古典诗学中，批评还原为欣赏性的“批阅”“点评”，所言所文，不求“达诂”，只在“解放”；既是所解之诗的解放，也是解诗者感知与表意的“全息”解放；审质（价值判断）转而为审美（趣味共生），转而为“关于诗的诗”——如此欣赏性“批评”下来，在不失集“点”为“线”集“线”为“面”之诗学探讨外，更有好文字妙文章可击节叹赏，既“言之有理”，又“理外有言”，而得“增华加富”之功效。
是以汉语“诗话”，向来为汉语诗学、汉语美学之津梁，也是唯汉语世界独有的一种批评话语方式。此一话语方式与新诗主流批评话语方式之根本不同处，正在于会通感性欣赏与理性批评于一体，既避免了“过渡阐释”而致话语缠绕和理论空转，又不失文心文采之所在，而且“有真人情味”。（顾随语）
及至当代诗歌批评，作为“不可说之说”的发展变化，其横向有中西现代诗学的对话张力之鼓荡，其纵向有新旧诗学传统（新诗百年也多少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的会通潜力之筑基，本当更加多姿多彩多元并举的，却反而越来越为各种体制范式特别是话语体制范式所困扰所固化，变得单一而枯燥。尤其是，将汉语诗意运思为本、“味其道”而活色生香的“解诗学”，枯燥为西学理性运思为本、“理其道”而“过渡阐释”的“解思学”，题外话越说越多越离谱也越上劲，又哪里顾得上在所谓学养、学理、问题意识之外，多少存有些敬畏文字、顾及文体之心呢？！
是以到头来，于他者诗歌“创作”之有机参与而偕行共谋，于自在批评“写作”之别开一界而卓然远致，皆在在两厢无效。
至此，在体制范式“一元独大”的当代境遇下，认领并回返“不可说之说”为前提的当代诗歌批评，大概只能横逸旁出，从“文体自性”的角度出发，去求多元并举的可能，并由此找回部分的“有效性”。
话说回来，即或是现代汉语下的新诗批评，其实真正到位的诗歌批评家，本质上都是一位隐匿性存在的、不写诗的诗人或诗人批评家；困于在诗中表达的东西，经由诗歌批评的“写作”，得以另一种方式的实现。这种批评，先解得了诗、会得了文，进而再求诗学探讨与建构之深入，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欣赏性的“知己之见”，而不苛求学理性的价值判断。正如顾随先生所言：“欣赏不是了解。如看花，不必知其名目种类，而不妨碍我们欣赏。而有时欣赏所得之了解，比了解之了解更了解。欣赏非了解，但其为了解或在寻常了解之上。”[4]
由此再进一步，将“等值”的“知己之见”推进到“超值”的“表达之表达”，批评“对象”转而为批评“素材”，在对诗歌创作之诗心、诗情、诗意、诗境作“超等值”解放的同时，也将批评思维变成诗思维的延伸及衍生，从而达至与诗歌文本争雄并美的诗之诗境地——套用张旭东先生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第一版序《本雅明的意义》一文中的话：这样的批评“不屑于抽象概念的建筑学”，而是“以踪迹的网络取代因果关系”，醉心于与诗歌文本（包括其作者）的交流与对话，以及不乏感性的生动的理解。[5]
关键是，一旦认领与回返这样的“不可说之说”，其落实于文字，必然不甘再就范于什么话语体制，也必然会自觉追求与建构个在的“文体自信”，或者至少，能在不失学养、学理、立场及问题意识等现代批评要素之外，多少有一些文体意识及文章感的内在驱动，以及化立场为情怀、视文字为要义的批评意识。
由此想到谢冕先生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如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欲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6] 拿谢冕先生这段话转而落实于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尤其是“学院批评”体系，或可提醒我们的是：做一个合格的诗歌批评家，不仅要具有相当的批评思维的能力，还要具有相当的诗思维的能力，以及文字能力与文章功夫，由此方能成就“活”色生“香”而得以双重效应的批评。
而新近，丁帆在撰文评论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作《“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导言一文时，特别赞赏其“文学史的撰写也强调其‘文学性’的‘书写’”，“用生动的语言进行‘再创作’，跳出枯燥灰色抽象的理论思维的藩篱，用鲜活生动形象的感性思维去扣响文学史那扇沉重的审美大门”，并进而由此认为：“用鲜活的文学语言去阐释学术问题，应该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题中之义。”[7]
有意味的是，在“学术产业”对批评文体问题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的状况下，反倒是有关学术期刊近年来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东吴学术》《诗探索》等，或开设“随笔体”栏目，或以其他互补性形式，容纳并渐次扩大批评文体的多样性，从而和之前原本“古早味”的《读书》《文学自由谈》等刊一起，有效改变了体制范式“一元独大”的局面，难能可贵。这其中，作为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重镇的《诗探索》，自1994年春复刊至今，一直以兼容并包为体要、不拘一格成多元的格局，不但全方位、多层面推进对各种路向、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尤其是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批评家的扶植与提升，更全方位、多层面推进对各种路向、各种样式、各种风格的批评文体的扶植与提升，领风气之先而一以贯之，实在功莫大焉！
看来，以“文体自觉”的反作用力，来弥补当代诗歌批评之“有效性”的匮乏，以及“主体自觉”的纠结，以求别开生面，并由此多少挽回些汉语批评及汉语诗学的“面子”，已渐次达至一定的“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返回批评文体自身，做更为具体的反思与探究。
三、有关诗歌批评文本之“文章感”及“气息”问题的初步思考 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大都知道钱谷融先生的一个“掌故”：先生一边教授现当代文学课程，一边却表示“我是实在不喜欢现当代文学的。”而对于不喜欢的原因，钱先生直言“主要还是文章不好，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其他都不大喜欢。”客观讲，钱谷融先生的这一“学术立场”虽说不免偏激，但话中那一词“文章不好”的指认，实在可谓“孤岭横绝”，值得后辈末学警觉而三思！
那么，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外，复观现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再具体于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是否也得考量一下所成文本是不是“文章”，以及文章好不好的问题呢？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事。只是多年来大家都如孙郁先生所言，“习惯”避而不谈而已。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在于，假如在学术产业需求之外以及“交易”之后，若还有阅读者要“披沙拣金”，将我们的理论与批评文本作为“次生文学”文本去“接受”时，若总是“遭遇”此一“文章不好”的尴尬，所谓“有效性”是否会先行消减一半乃至弃之不顾呢？
诚然，若过于强调“文章感”，并苛求于以所谓“学术性”筑基的当代诗歌批评，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忌，或以色惑人之嫌，以及文过而饰非之弊。但我们知道，若就广义诗学而言，诗的存在，既是一种尖锐的“理”的存在，也是一种温润的“文”的存在——以尖锐消“时代愁”，以温润消“万古愁”，且都要以诗的语感和做法去“形式”之。同理，作为与诗偕行又自成意义的诗歌批评，自然也应该既有尖锐而深刻的学理性“求疵”，以作“诗学”的探求与拓殖，也有温润而细切的趣味性“寻美”，以求“诗教”的普及与扩展，且也都得要成以文章而“行之有效”。钱穆先生有言：不通中国之文学，不知中国之人生。此处或可套用来作“强词夺理”之说：不通汉语之文章，何谈汉语之文学？
好在，在“学术产业”之外，还有一批作为诗人的批评家和作为批评家的诗人，活跃在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界。他们无论寄身何处，是学院还是民间，都不乏特立独行之“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自觉摒弃各种体制性话语范式，乐于在作为“关于诗的诗”的批评话语中自由发声，包括各类诗歌理论与批评随笔、创作谈、以及当代新诗话等，并借由网络等各种媒介，拓展其话语空间，颇有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态势。可以说，这一批评“族群”，已然成为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部分。同时，仅就批评文本而言，也可谓横逸旁出，好文章不少，堪可击节。
只是，即或是这一“优良族群”所生成的批评文本，若按文章感及文字功夫细究起来，多多少少，还是因“即时”或“即席”以及“即兴”等因素所致，存在不少差强人意之处。看来，作为“次生文学”的当代诗歌批评，要避免“文章不好”的“后现代汉语”之弊端，大概在“主体自性”与“文体自觉”的前提下，还得多些“文章感”的素养才是，且是汉语文章的“文章感”。
与此随之而来的考量，则又存在有关“文章感”后面的“汉语气质”以及行文“气息”问题。
“转基因”的汉语新诗，开了一百年的“洋花”，唯有不多的诗人守住了汉语气质；“转基因”的汉语新诗理论与批评，也开了一百年的“洋花”，也唯有不多的理论与批评家，守住了不多的汉语气质。
从文本生成的角度而言，有如并没有绝对客观的批评家（至少，对于那些认同并葆有“主体自性”的批评家来说，其有关批评的言说，实际上有相当的部分是在言说主观性的“自己”，亦即“超等值”的表达）一样，也不可能有绝对“汉语气质”的批评家（至少，仅就现代汉语语境下所谓“现当代中国文学”之理论与批评而言，其有关言说，实际上有相当的部分是在言说西方性的“他者”）。然而，不管是“求疵的批评”还是“寻美的批评”[8]，只要是以汉语的文本化批评作为文本化的汉语批评，或者再进一步说，只要是以汉语诗歌为批评对象，或以汉语诗歌作为“另一种写作”的“素材”，无论就“发生”或“接受”而言，都脱不了“汉语气质”的考量。
至于何为“汉语气质”？笔者学养所限，一时还说不出个条分缕析，只是认定了该有这份存在，不能总是重“理”轻“文”，难得作汉语文章去“接受”，或一味“中餐西做”，只得些“营养”而已。
实际上，批评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和其他写作一样，皆离不开主体精神的“灌注”（黑格尔语）；换成汉语的说法，即“文以气为主”。汉语有汉语的气，西语有西语的气。气可感而不可见，可见（在此处通“现”）的是流动于行文中的那一脉由“气质”化来的“气息”。气正则文正，气邪则文邪。别的都可以藏得、掖得、装得、作的，唯有这“气息”难以造假,且作用于无形之中——以此去细细体察当代诗歌批评，以及整个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许多隐约于文本后面的问题，多有昭然若揭的微妙。
汉语古代文论画论中，曹丕提出“以气为主”，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即或是现代汉语语境下，谈及文体及文章，包括所谓的“学术论文”，这个可感而不可见的“气”，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有时还非常关键的存在。尤其是，在一部分已然认同了“主体自觉”和“文体自觉”的批评家那里，将批评的文本化生成作为“次生文学”，意欲成为“关于文学的文学”抑或“关于诗的诗”（借用日内瓦学派语）时，“气息”的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
考量包括当代诗歌批评文本在内的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文本，在我们通常认同的学养、学理、情怀、立场、艺术直觉、问题意识、文体意识这七项基本元素之外，是否还得补充加上“气息”元素的考量，确实是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
这一“气息”问题，从文本到人本，具体观察而言：或“元气”不足，而困于古今纠结、东西彷徨、他者投影、自我复制，缺乏“独立之精神”——是以“虚”；
或“根气”不足，而疲于体制操控、流水作业、人云亦云、千人一面，沦为类的平均数——是以“泛”：或“真气”不足，而立场不明、情怀不畅、急功近利、有量无质，遑论“自由之思想”——是以“假”；或“底气”不足，而趋流赶潮、与时俱进、观念“结石”、话语缠绕，多以空心喧哗而已——是以“浮”。
而无论是“元气”、“根气”还是“真气”、“底气”，不足之根源，皆因“文心”不正、别有所图，而“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庄子·天地》）文心不正，文气何以能正？文气不正，行文之气息又何以清通？
由此绕了一圈，又回到“主体自性”上来了。实则“文体”“主体”，本为一体，主体气息正了，行文气息自然也就正了，或可达至“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语）的境地。由此，动思动笔之际，自觉跳脱各种“体制”束缚及“惯性”驱使，唯以“商量培养”（钱钟书语）之心境而生“商量培养”之语境，复以“商量培养”之语境，而生“商量培养”之语态、语式、语感，或可再在过于信任和依赖现代汉语“编程”之外，多少兼顾一点汉字“字思维”之“编程”属性，而丰富感知、活跃表意，其所成批评文本，该有怎样的气息贯通而文质兼备，进而持久“创造”自己的读者群与影响力，不再是“一次性消费”的物事？！
或许，当我们海量产出的当代诗歌批评文本及其他文学艺术批评文本中，有更多些的文本即使不署名也能知道是谁写的，或仅凭气息和语感就能辨识出作者为何时，所谓“批评的有效性”，至少在文体层面，可以多少有所改观的了。
复想起当年周作人在谈翻译时，曾将其概分为“职业的”、“事业的”、“趣味的”三种，并指认“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且是一种“爱情的工作。”[9]转借此处，如果把批评也看做一种“翻译”的话，能够如此“自由”且“爱情”般地投入，其灌注与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气息”，自然是别有律动而不同凡响的了。——显然，就当下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偏于高冷的理想，但作为“回身的余地”（借用本雅明语），总得有人先行去这样想去这样做吧？
注释：
[1]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孙绍振：《新诗百年：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兼论中国古典诗学话语的激活和建构》，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3]孙郁：《文体家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文体》，原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4]顾随：《中国古典文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5]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详见《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序文，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
[6]谢冕：《文学是一种信仰》，转引自《回顾一次写作》（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7]丁帆：《“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读札》，原载《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
[8]转引自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之郭宏安《读<批评生理学>——代译本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9]转引自刘绪源著《今文渊源——近百年中国文章之变》，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