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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吕正惠:不断成长的诗人——杜甫诗歌艺术的特质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7-12-12  

吕正惠:不断成长的诗人——杜甫诗歌艺术的特质




  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的成就,历代论述极多,似乎用不着后来者置喙。而以一篇万字论文来综论杜诗特质,想必也有流于泛论的危险。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毕竟是深爱杜诗,总能有些私智独见。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作为学者,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和被人嘲笑,就缺乏勇气。
  本文想要提出的主要看法是:杜甫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诗人,当个人的遭遇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杜甫永远活泼的心灵总会随之而有深刻的感受,而生活体验的更新,随即也反映在诗歌题材与技巧的变化上。我认为,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并不纯是“诗歌形式”问题,而是他的生命态度、生活遭遇与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密切结合的结果。作为一个诗人,不断成长的艺术体现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的生命态度。把这一看法加以叙述、分析,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本文想要做的只是:把杜甫的生活与创作分成五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之中突显出一种艺术成就,而这一艺术成就其实就是杜甫每一阶段的生活和创作的结合点,当我们把这五种艺术成就并列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得到杜甫这一不断成长的艺术家的具体而微的印象。



  《望岳》为杜甫现存最早的诗作之一,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杜诗的精神: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在赞叹了泰山的广大(青未了)与高耸(割昏晓)之后,产生了登临泰山绝顶、“一览众山”的欲望。对于未来的生命具有信心,并以强烈的意志企图投入于其中,这就是青年杜甫的基本形象。所以当他看到矫健的胡马时,他就想到: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

  当他欣赏画上的苍鹰时,他想的也是: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这里的“会当”与“何当”都是未来式,是主观意志指向未来生命的强烈希望。杨伦说:“集中题鹰马二项诗极夥,想俱爱其神骏故邪?”事实上,杜甫钟情于马与鹰的并不只是“神骏”,而是这种“神骏”所产生的敏捷、果断、勇敢的行动能力。杜甫早期马诗写得最好的可能是《天育骠骑歌》,他称赞这匹飞骑“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相较之下“天育厩”“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杜甫景仰的是像马中之龙的那种人中英豪。
  我们如果拿杜甫所看到的李白形象来跟杜甫相比,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青年杜甫的特质。杜甫在《赠李白》一诗说: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也是旺盛的生命力的表现,不过,这是生命力的“虚掷”,而不是指向具体的行动目标,所以只是“空度日”,并让杜甫产生“为谁雄”的困惑。当然杜甫了解李白的遭遇,同情他的“飘蓬”,但尚属年轻、对未来还怀抱热望的杜甫仍然有质疑李白生活态度的倾向。
  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杜甫也逐渐感到幻灭。在幻灭感最为强烈的时候,杜甫偶而也有类似李白的牢骚和放浪,例如: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醉时歌)

  但是,拿这首诗来跟李白的《将进酒》相比,仍然可以看出李、杜之间的差异。杜甫“及时行乐”的态度显然不如李白那么潇洒、旷达,“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远比不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洒脱。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杜甫比李白更具有“人间性”。李白的“五花马”似乎招手即有,而杜甫的“钱”却好像不可多得。所以,这首《醉时歌》不像《将进酒》那种摆脱一切的豪迈,反而具有“惨怆”之感。
  从根本上来讲,杜甫的“失意”不同于李白的“飘蓬”,他从来没有忘掉他必须在人间“有所行动”的大志。试看他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所表达的情怀: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在这个“象教”的胜地,杜甫一点也没有“出世”之感。他看到的是正在运行的时间与动荡不稳的世界,这唤起他“行动”的欲望。虽然“回首叫虞舜”只是希望落空之馀的绝望的叫喊,但叫喊仍然表现一种“行动”的希冀,而不是假托看开一切的放达。
  就是这样的“放不开”,最后才会把旺盛的、充满企图的意志,转化为批判与愤怒,从这里的“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最终变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激烈控诉。这样的道路,也就不同于李白的“明朝散发弄扁舟”和“五岳寻仙不辞远”。
  从这样的对比,也区别出李、杜诗作的“气魄”。李白说:

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
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襄阳歌)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

  李白诗的气魄是一种“气势”,是心灵在不顾一切、藐视一切之馀所形成的最大程度的自由感。杜甫从来没有达到这种“自由”,因为他从不曾完全看开过。他的气魄来自于意志的贯彻,是具体生命在具体生活中的极致表现,譬如: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最后两句把从军者家属的哀痛表现到“极点”,这就是杜甫的气魄。这不是个人自由的极度扩张,不是“气势”,而是人间感情的极度呈现,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青年杜甫身上表现为跃跃欲试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表现为这种生命力初受挫折时那种强烈的反弹,如《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及《天育骠骑歌》。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早期杜甫生命和艺术的结晶。



  作为一个诗人,杜甫最重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在天宝末年,他已逐渐发现唐朝政治的问题。正如前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所表达的,他知道唐玄宗晚年的荒废国事(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他对国事的不满的增强,使他写出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这些“直指其事”的作品,而不再像《登慈恩寺塔》那样略为涉及。但,真正的转折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上。这首诗的第一大段(自“杜陵有布衣”至“放歌颇愁绝”)主要还是个人不遇的牢骚,类似《奉赠韦左丞丈》。但是,中间一大段对朝政的批评就可以看出杜甫完全成形的新面目: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香橙压金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里对于“民脂民膏,尔俸尔禄”的全新的体悟,使杜甫完全跳脱出个人的“不遇”问题,而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士”。
  这样的转变对杜甫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像李白、孟浩然、高适那样,心中的不平几乎只限于个人在仕途上的挫折,那么,杜甫旺盛的生命力也不过流于个人英雄式的追求。在“赴奉先县咏怀”一诗终于成熟的“社会诗人”形象,证明杜甫丰盛的生命如何与社会的脉动生息相应,使他从创作的第一阶段跳跃到更为伟大下一阶段之中。
  作为社会诗人的杜甫在这一阶段的创作,现代学者的评述可谓汗牛充栋,不需要再来重复。这里只想补充较少为人提及的两点。首先,这一阶段的杜甫并不只是一个关心民众的社会诗人,他更主要的是关心当时“大事”、特别是平乱过程的诗人,他的生命已和唐政权的兴亡融为一体。我们试读他的《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喜达行在所》、《收京》、《留花门》、《洗兵马》等作,可以看出一个“政治诗人”的具体形象。这完全不是“理智”层面的事,而是感情的完全投入。譬如《喜达行在所》的第二首: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
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在这里,个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兴亡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成一体。在《北征》里,我们看到个人、家庭、国家的连成一片。儒家的伦理在杜甫身上具体呈现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使杜甫在传统社会中备受赞誉,正如他的社会诗为他在现代社会中赢得推崇一般。
  其次,由于战乱的经历,杜甫丰盛的生命发展为:对感情的极为细腻的体会和掌握。试举一般较不会注意到的例子: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关于这首诗,古人评云:

  全诗无句不关人情之至,情真景真,兼极顿挫之妙。(杨伦引张上若)

  写情真切,真切的极致则在“顿挫”。“顿挫”是指叙述感情的那种屈折的过程。说到底,屈折复杂就是感情的本质,成熟的杜甫对这过程的掌握和恰到好处的精细描写,在中国诗人中无人可以相比。他描写民众的“三吏”、“三别”,描写个人和家庭的《述怀》、《羌村三首》、《彭衙行》,描写政治的《喜达行在所》和《北征》,其感人之处无不来源于此。譬如《北征》中著名的段落: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这种描写方法已经接近现代的小说家了。
  安史之乱使杜甫历尽千辛万苦,但也使他成为伟大的政治、社会、家庭的诗人,也就是儒家理想中的“人伦”的诗人。这再度证明其创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一般把杜甫安史乱后至入蜀之前的作品都划归为同一时期,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这种分期方式往往会让人重视前节所提到的那些诗作,而忽略了杜甫弃官移居秦州、同谷时所写的诗。事实上这些诗有它独特的价值,在杜甫的创作发展上有特殊的地位。
  秦州诗作的核心是由《佳人》、《梦李白二首》及《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构成的一组诗。《佳人》和《梦李白二首》因常被选入各种通行选本,被孤立阅读而不能得到更全面的解读。各选本的注解也常会提到,《佳人》带有“自寓”的味道,但只有把这四首诗连系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乾元二年杜甫丢弃华州司功参军、客居秦州一事在他生活与创作中的意义。
  这一次的弃官完全不同于安史乱前长期的不遇,对杜甫来讲,这可能意谓着:他也许会长期,甚至永远脱离政治,也就是永远丧失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佳人》等四首诗充满了自怜的情绪。在《梦李白》第二首中,杜甫描写了梦中李白的形象: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在这一形象之后,杜甫发出这样的感慨: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若负平生志”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都很难让人不想到杜甫自己的处境。讲得更明白的是《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
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
……
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
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
……
海隅微小吏,眼暗发垂素。
黄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
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

  这里把郑虔的处境形容得极其孤危可悯,最后提到他们以前的相携相提,目前的俱属沦落。如果把《佳人》、《梦李白》与之连续阅读,并以此诗作结,那就可以说,杜甫在“不遇”主题上作了相当具有创意的更新。
  但是,杜甫在这一时期更大的创造性却在于:他从秦州到成都的流亡过程中所写的二十四首纪行诗。这些作品对于“蜀道”的艰险的描写,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山水情境,完全不同于谢灵运的诗作:

山风吹游子,缥渺乘险绝。
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
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
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
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铁堂峡)

  在这二十四首诗中,到处充满了这一类的描写,而这是为了表现行役之艰难。在这些段落之外,随时适宜地交代一些事情、发出一些感慨。它的基本情调可以用首尾两首来加以代表:

日色隐孤树,乌啼满城头。
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

  这是出发时的感慨。历尽艰险(如《铁堂峡》所描写的)以后,终到达《成都府》。最后一首诗值得全引: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这首诗本身就写得极好,但如果读完前面二十三首诗(再加上中间《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一楚歌体的悲歌),再读这首诗,那么,诗中“欣慨交集”的复杂情绪就会加重一倍以上。
  当我们读选本里的杜诗,我们是把每一首诗单独阅读;可是,当我们读编年全集时,我们会更强烈的体会到,杜甫把生活与创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全貌”。在这一方面,秦州至成都二十四首纪行诗是相当突出的例子。在一生中最艰苦的“逃荒”过程中,杜甫写出了一组别开生面的、极具创造性的行役诗。



  杜甫入蜀以后的作品,一般笼统称之为后期,并强调他在七言律诗这一体式的成就,甚至整体地论述他自己所说的,“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些看法都有其道理,但是,只强调这一面也就容易忽视了杜甫其他可能更重要的方面。
  在我看来,杜甫四川时期(特别是上元元年春至宝应元年居住于成都的两年半时间)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农村田园诗”。经过四年的战乱时期,杜甫初到四川的那一段时间(在西川兵马使徐知道未反之前),是他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稳定、丰裕时期。“农村田园诗”的创作基本上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
  有些学者把这些作品称之为“闲适诗”,这是借用白居易对自己诗作的分类而来。但以这一观念来论述杜甫表面类似的作品,容易被既定看法所限制,反而无法突显杜甫这些诗歌的特质。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一名称,我以为可以归纳吉川幸次郎用以描述某一类宋诗的说法,称之为“农村田园诗”也许还比较适合(以下的论述将会说明这一点)。
  杜甫初到四川时,写了一组很有趣的作品,按照杨伦在《杜诗镜铨》的排列顺序,其诗题如下:《卜居》、《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盌、《诣徐卿觅果栽》、《堂成》。前后两首七律、第二首五律、其他全是七绝,这很可能是事先已有的构想。即使不读诗作,单从诗题也可以想见杜甫入蜀以后生活的一斑。
  《卜居》与《堂成》这种七律,是杜甫后期七律中的一种类型,其风格可以用更有名的《江村》来说明: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

  这种可称之为“萧散”的七律,几乎被宋以后的平庸诗人作熟作烂了。尤其结尾两句,似乎看开但作意太明,后来变成“俗套”,未必非杜甫之罪。这是杜甫最合乎一般所谓“闲适”定义的标准作,但远不是杜甫“农村田园诗”的极致。
  《客至》是更为优秀的一首七律: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这首诗写春天来临的喜悦、写与客喝酒的高兴,都颇入情。但其声调、造句(特别是五、六句)仍有成为“习套”的可能。
  整体而言,杜甫“农村田园诗”凡是可以构成沈德潜“格调”论的某一声色口吻类型的,大都不是上乘之作,因为这都容易为二流诗人所学。像下面这首五律,就很难找到“格调”的模式: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
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
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
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江涨)

  江涨时儿童入报,下床而望,水已数尺高,出门倚杖而望,已全没中洲了,写水势之迅疾真是无比生动。燕逆风而飞,所以“细动”,鸥顺浪而游,所以“轻摇”,体物极细,用字也极贴切。最后一句纯以口语写渔人“好不容易”才“拔”好船头,使整首诗显得爽脆、逼真。这些都没有声色口吻可学,完全是“真切”的经验和感觉的掌握,这才是杜甫的真本事。
  杜甫的这种“农村田园诗”,最不具有“格调”味,因而也最没有蹊径可寻的是那些七言绝句。试看《春水生二绝》: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
鸬鹚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

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

  这两首纯用口语,有一种幽默感,也有一种纯真的对自然现象的欣赏(同时也蕴含了喜悦),完全是“率真”之作。这种七绝决不能以王昌龄、李白那种高格调的七绝标准来衡量。
  这种绝句的最佳作品是《绝句漫兴九首》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两组诗。尤其是《江畔独步寻花》,每一首都让人爱不忍释。试随意抄前两首: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
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

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值得玩味的是,历来论诗,惋惜或批评杜甫拙于七绝者所在多有。即以沈德潜选诗之高明,杜甫七绝竟只选三首,以上所提的作品全未选。所选的三首,如以李白、王昌龄之作来衡量,当然不如。舍弃创意而牵就习见,使得杜甫上乘的“农村田园诗”至今还未获得它应有的评价(欣赏的人不是没有,但似尚未居于多数)。
  这也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不适于用“闲适”来称呼这些诗作。一称“闲适”,即好像什么要看开,于是说几句话来表明,反而显得俗套,而这正是白居易“闲适诗”容易让人生厌的原因。同样的,也不能说这些是“田园诗”或“山水诗”,因为传统所谓田园、山水也者,似乎总有一个“隐士”,于是也就有必要说几句“得道”、“隐居”的话,而这又会掉入另一种模式之中。
  说到底,最好不要使用任何既定的名称来为杜甫这些诗作命名,因为这完全是杜甫独创的。如果从这一观点来阅读杜甫四川时期的作品,一定会有全新的体会,并惊讶于:怎么杜甫到了四川以后,又“创造”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杰作来。



  到目前为止,杜甫夔州以后的诗作极少受到全面的关注,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因为就数量而言,夔州、两湖的作品不可谓不多——以《杜诗镜铨》来衡量,二十卷之中占了八卷半左右。但是,谈论夔州诗作(不包括两湖所作)的又极为常见。这足以表明,一般评论者所谈者常只是其中部分诗歌、甚至还可能是较少数的诗歌。夔州以后诗作的全面价值如何,恐怕还需等待未来更精细、深入的研究。
  不过,一般都同意,就上乘者而言,杜甫在夔州的作品已达到他艺术的最高峰,或者保留一点儿说,达到他诗艺的一种极其特异的境界。就传统的意见而言,这些被选来代表夔州创作高峰的作品主要还是七律,其核心是:以《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为代表的精严缜密的七律,并辅以部分风格特异的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暮归》(此首出峡以后作)等。
  个人对于最晚期杜诗的阅读,现在还算不上“精熟”,因此也不能提出比较全面的看法。如像一般论者,采部分代全体,以突显出其最高成就,那么,个人认为,对于“回忆”主题的处理,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晚年的杜甫,正如一般老年人,喜欢回忆过去。作为一个诗人,他当然会把这些回忆写进诗中。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回忆的创作大约从居梓州的后期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而其高峰在夔州。
  引发回忆的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故友的亡殁。不过,这些作品大都以伤痛为主,而回忆居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这是因为见到高适赠诗的遗稿,想到“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而引发的伤感。
  跟回忆有更直接关系的是收在《镜铨》卷十四的一些作品。《八哀诗》追怀八个朝廷重臣或跟自己有深交的文人。这几诗篇幅都长,写得典重矜严,一般的评价并不很高。更有价值的是《壮游》、《昔游》、《遗怀》、《往在》这四首诗。这是对于自己年轻时代的经历的追述,尤其关于早年漫游的部分,是关于杜甫生平极重要的资料。一般的引述,大都着眼于此。就诗论诗,似乎并不属于杜甫最佳作品。
  就艺术而论,杜甫回忆诗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忆昔》、《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及《秋兴》、《咏怀古迹》两组七律上。其中《忆昔》第二首(此首远较第一首优异)如下: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这首诗的主题是今、昔的对比:以昔日的开元盛世来对比今天的战乱相循。在诗的末尾,杜甫对中兴还有所期望。在这里,回忆和希望并存,回忆还没有成为“纯然挽歌式的追悼”。
  回忆变成追悼,这样的主题思想在《丹青引》中初见端倪。《丹青引》的绝大部分都在称赞曹霸的善于画马,并追叙其开元年间承恩皇上的情景。不过,结尾是这样的:

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这就有把曹霸的沦落与开元盛世不再连系在一起的味道。不过,从最后两句看,“伤沦落”的意思显然比哀挽的成分还强。
  到了夔州时期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重点的转移就非常明显了。在这里,描写公孙大娘及其弟子的部分篇幅不多,更重要的反而是后面大半段的感慨:

与予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
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对于这一首诗,王嗣奭的评论极其精到,他说:

  此诗咏李氏思及公孙,咏公孙念及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来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从“先帝侍女八千人”到“梨园弟子散如烟”,不过藉此以哀挽开元盛世的一去不返。这里并未提及中兴的期望,有的只是难以抑止的哀伤。
  以上这些诗作所涉及的主题思想——盛世不再,个人也因此沦落——杜甫以更完整的构思、更精微的艺术,完美地表现在他的七律最高杰作《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这两组诗上。这两组诗使得杜甫整个夔州诗作连带地发出奇异的光辉,并对他一生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艺术与生命作了完美的终结。



  观察杜甫一生艺术发展的特质,最好的方法之一还是回到他和李白的对比。李白的诗作不可谓不佳,单独阅读其中几十篇,很少人不惊叹其才气横逸。但是,百篇以上即有重复之感。原因在于:我们看到李白始终如一,变化不多。初出蜀的李白和遭逢安史乱的李白,这两者之间似乎并无太大的不同。
  杜甫就不这样。杜甫和李白生长于同样的时代,透过他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也可以看到这一时代变化对他的情感和思想的深刻影响。杜甫始终忠实于他对生命的感受,并始终能敏锐地感受时代与生活的变化,也始终能顺着这种变化来调整他的艺术。他的诗法诗境的繁复多变、浑涵万状即由此而来。本文所论,不过举个人所见者数端,按时代先后略加铺陈,以见其一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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