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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水照:《容安馆札记》论宋诗初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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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2-01  

王水照:《容安馆札记》论宋诗初学记




  在钱先生生前,我曾有机会两次看过他的笔记。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我写过:“他的读书笔记本也颇与众不同,满页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如今公开面世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可以印证这个印象。我还写过:“钱先生的随意闲聊更充满这种耐人寻味揣摩的东西”,还举了一些例证,其中之一是“韩愈的《原道》与明清的八股文之间有否暗脉相通之处,又是为什么”等等(见《〈对话〉的余思》)。今阅《札记》第三卷1771页:“《原道》‘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云云一节,《原毁》全篇,皆开八股机调。《孽海花》第二回(按,应是第三回)钱唐卿谓‘制义创始韩愈,细读《原毁》便见’是也。柳子厚《书箕子碑》‘当其周时未至’一节亦然”,面对书籍恍然如遇故人。
  记得当年有次闲谈到“八股”起源、得失时,钱先生急忙一摆手:“等等,给你看我的笔记!”即从内室取来此本,翻到此页向我讲说一番。我贪婪地凑过头去,他立即合上本子,打了句乡谈:“勿好再拨倷看哉!”直逗得我望“书”兴叹,憾失不己。
  感谢杨绛先生,决定影印出版此书。然而翻阅全书三卷一过(全部《手稿集》将有40多卷),又不禁感慨无既:眼力不济,认不清;对他手书不熟,认不准;学力不足,读不懂。其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自当终身奉为鸿宝;今仅就书中论及宋诗者数端,略述“初学记”。



  《宋诗选注》选诗八十家,其中的王令,素为一般的选本所冷落,而因钱先生对他“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的特别表彰,始引起人们的重视。阅读《札记》,还知道他对晚宋的乐雷发也格外垂青。第一卷22页云:“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中,《雪矶丛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次之,此稿(指毛珝《吾竹小稿》)又次之。”宋末小诗人众多,一般囫囵视之,很少细致分疏,钱先生抉发出乐雷发、俞德邻、毛珝前三名的次序,值得注意。
  具体论及乐氏时,他说:“乐雷发声远《雪矶丛稿》笔力健放,不拘于晚唐体。七言歌行尤排奡,七绝次之,律诗俚滑”,并点评《九嶷紫霞洞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乌乌歌》等十首作品。
  《宋诗选注》里评乐氏有一句“近体诗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曾引起一些学者如萧艾先生的质疑(见萧氏注释的《雪矶丛稿》),萧先生的观点其实与四库馆臣一脉相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4评乐氏云:“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还举例评赏,都是近体。《札记》中虽然没有“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但说“律诗俚滑”,意差近似。钱先生垂意的是其七言歌行,““笔力雄放”,已摆脱“晚唐体”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数。乐氏之于江湖派,有依有违,应从不同诗体来论析。重视文体区别与特点,是钱先生一以贯之的评赏原则。
  检《宋诗选注》,选乐雷发诗共四首,其《乌乌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秋日行村路》三首均见《札记》提及,其评语可与《选注》对读,多有异同。仅《逃户》一首,不见《札记》所选十首之列,这类反映民生疾苦的“人民性”题材,当是因时代“大背景”而“照顾”选入的,为“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作一例证。
  钱先生的《札记》既是记录个人日常读书心得,初不拟立即示于外人;但从全书已亲自编序,共802则,且随笔附注互相参见,实又粗具著作形态。这一特殊情况使其在钱先生的著作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它作为钱先生读书时的第一印象的记录,反映他接触文本时最初的注意点或兴奋点,可以借此了解他的选择方向与旨趣,这对研究他的具体艺术趣味、爱好和标准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比如这首《逃户》肯定未能进入他的最初视野,是不免违心而为之选录的;《札记》又作为原生态学术作品,又具有与其公开发表著作的比较对照的价值,从《札记》到《宋诗选注》、《管锥编》乃至《谈艺录》的增订部分,其异同详略,改易修润,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探索。



  《札记》中对乐雷发《秋日行村路》“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一联评赏尤详:

  按,绝好一副没骨花卉,仿放翁《水亭》诗(《剑南诗稿》卷七十六)“一片风光谁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而胜之。机杼皆本之韩致尧《深院》绝句之“深院下帘人昼寝,碧鹦鹉对红蔷薇。”白香山《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

  而《宋诗选注》此诗注释,仅依次引录李商隐、韩偓、陆游三联(后改订本又增入白居易一联),两相对勘,从改笔中可探其深微用心。《札记》和《选注》都采用广义的比较方法,但有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的区别。《札记》指出“红蜻蛉伴绿螳螂”一联,其句法和颜色对比的用法,导源于白居易、李商隐,经韩偓入宋,为陆游所仿,乐氏又仿陆而胜之,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选注》改用平行的叙述方式。这一改动颇堪玩味。因果链的确定,实际上总是充满着种种不能确定的因素,甲事物受乙事物影响而形成这一类常见的判断,实际上存在着“证伪”的极大可能性,因而应该慎之又慎。
  《宋诗选注》重视对诗歌特定意象的研究,或溯源追踪,或指出文心的相通相异之点,这是《选注》的独诣,最令人折服;但也可发现,他使用平行研究远较影响研究方法为多。最好的例子之一是论及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钱先生指出:“绿”字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并举了丘为、李白、常建的诗例,但并不简单坐实此乃王安石用字的“出处”,而是一连串提了五个问题: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在电脑检索大为盛行的今天,我们可能找到比钱先生更多的唐诗用例(包括前唐之诗),但恐很难达到他对艺术创作奥秘的深刻把握。这里对于王安石创作运思的精微揣摩,都是假设,而且这种假设是没有穷尽的,这说明两种诗歌意象在表面上的某种类似,除因果关系以外,还可能产生多种的关系,足以提供无限的联想空间。    



  据杨绛先生介绍,《钱钟书手稿集》共有三类:外文笔记、中文笔记和《日札》。外文笔记纯系读书摘抄,“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i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其实我国古人就有以抄书为读书的习惯。杨慎《丹铅别录序》自述“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抄了达千卷之巨;顾炎武甚至说过“著书不如抄书”的话(《抄书自序》),钱先生跟这两位博学的前辈当可异代相视而笑。中文笔记,原与日记混在一起,因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时,“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就把“私人私事”的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中文笔记虽有“自己的议论”和“少许批语”,看来也是以摘抄原书为主的。
  而《日札》应是日记体学术札记,是以记录“读书心得”为重点的。钱先生1929年所作《复堂日记续录序》中说:“……然参伍稽决,乃真积力充之所得;控名责实,札记为宜。未有详燕处道俗之私,兼提要钩玄之著,本子夏日知之谊,比古史起居之注,如晚近世所谓日记者也。”指出日记体札记应具有私人性和学术性兼擅的特点。
  这类性质的日札,钱先生其实早年就开始写作了。1935年2月21日钱基博先生在连载《读清人集别录》的引言中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学诚)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大昕)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原载《光华大学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明言他父子俩均有“日记”。我们还从1934年6月出版的《国风》半月刊4卷11期中,看到钱钟书先生的《北游纪事诗》,自注云:“原念二首,今录念一首,本载日记中,故略采本事作注以资索引。”不仅证实钱先生早有记日记的习惯,且与现在面世的《容安馆札记》多记读集部的心得,多录自己诗作的情况一脉相承。作日札是钱先生的日常生活,实不可一日离此事,由此也可部分解释他的最重要学术著作《管锥编》采取札记体的原因。
  《札记》中“私人私事”的被删削,实在是件深可惋惜之事。这不仅可以真切地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领略那一代学者以学术为生命、融人生与学问为一体的精神面貌。如《札记》第三卷2235页钱先生于1966年与杨先生漫游北京中山公园、随即患病的记事一则,当是剪而未尽的残存,实是一篇睿思奔涌、寄慨于谐的绝妙散文:
  
  丙午(1966)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动,通身汗如濯,心跃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读》卷十五李邺嗣《肺答文》云:“风自外干,涎从内塞”,“未发云云,辄闻喀喀”,“积邪大涌,蕴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释”,不啻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胜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束复矣,仍殗殢无生意,杜门谢事。方疾之剧,如林黛玉临终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红楼梦》九十七回)。每夜劳绛卧起数回,真所谓“煮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个)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冯梦龙《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终日闷,自云“有林黛玉意思”(《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九月廿四日、廿五日)。余今岁五十七,亦自拟颦儿呻吟气绝状,皆笑枋耳。病榻两梦圆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岁。二月初六日书。起床后阅《楚辞》自遣,偶有所得率笔之于此。

  这是钱先生所写的《我们仨》。与杨先生平实淡雅、却把悲情深埋的叙述笔调不同,钱先生一口气连类引证李邺嗣文、《红楼梦》、冯梦龙《山歌》、王闿运日记等材料来写病中窘况和伉俪情深、爱女思切,不啻是《管锥编》《宋诗选注》“打通”法的生活版,使这段三百字的短文,俨然也是一则学术札记。“曲终奏雅”,这篇妙文原来是他记录自己读《楚辞》心得的引言,而此处所记读《楚辞》的心得即是《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的取资来源,无意中展示出《管锥编》的成书过程。日常生活与学术著述也于此“打通”。
  用学术为依托,叙私人情事,这在论宋诗时也能看到。《札记》开端第一卷26页论吴惟信《菊潭诗集》之《咏猫》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札记》云:“按,余豢苗(猫)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二月余矣,安得以此篇讽喻之!”吴诗所咏之猫,乃无意风情之懒猫、老猫,与钱家所养之猫,春情勃发,外宿不归,交相照映,谐趣横生。先生之治宋诗,学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也是苜蓿生涯中的一种慰藉。此猫为波斯种,名“花花儿”,杨先生有专文《花花儿》记之,钱先生也有“春风蛱蝶忆儿猫”(《容安室休沐杂咏》)的诗句。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代表的是有学术的人生,那么,更多的情形是表现为有人生的学术:即在论学评诗中融注着个人性的生活与体验,只是有时不为人们察觉而已。
  钱先生对宋人唐庚的《白鹭》和罗公升的《送归使》两诗似乎颇为注目,在《管锥编》中曾分别论及。《管锥编》第一册348页称引西汉武安侯田蚡关于聚徒“腹诽”对君上危害的言论,“盖好友交游而多往返,则虽不结党而党将自结,徒党之形既成,即不犯上而为乱党,亦必罔上而为朋党”,然后引及唐庚《白鹭》:“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君(似应作‘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评为“谈虎色变,从来远矣”。这是对历史上党锢之祸的客观评论。《管锥编》第四册1470页引罗公升《送归使》诗:“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则仅因论及徐陵《鸳鸯赋》,以“事物写入诗画”现象作评赏,“鸳鸯”作为“长合会”之团圆象征,吟咏不辍,但却因其羽毛鲜丽而被扑杀,而吴融《池上双凫》就说双凫“幸是羽毛无取处,一生安稳老菰蒲”。钱先生说:“然凫之‘羽毛’或‘无取处’,其躯肉岂不任充庖厨耶?”引罗公升此诗为证。此处纯系客观评艺,并无其他寓意。
  而在《容安馆札记》第二卷1200页中却有另一番记述。他先引罗公升此诗云:“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紧接引唐庚《白鹭》诗,评云:“机杼差类而语气尚出以嬉笑耳。”两诗“捉置一处”,即显别有会心,他关注诗中种种罗织、诬陷、告密、伪证等情事,与他在建国初期所横遭的青蝇之玷(所谓清华间谍案),人们不难从其中读出一点潜通暗合的消息。这种评诗赏艺与个人生活体验的关联,在原先仅供个人备忘、未拟公开示人的《札记》中,或隐或显地随处可见,对于了解他的学术人生,倍感亲切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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