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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谢默斯·希尼:先世之山:近期爱尔兰诗歌中的幻景与反讽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1-07  

谢默斯·希尼:先世之山:近期爱尔兰诗歌中的幻景与反讽

涂卫群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我已谈到了讲座总标题《写作的场所》所蕴涵的一个思想。通过分析叶芝之塔的顽固特性如何转译成他诗歌中一种有效的笔法,我试图说明地形学意义上的场所如何可以转化为写作的场所;一个诗节便是一个房间这一巧妙的思想如何在诗中得到证实;诗中句法和韵律的拱式建构相当于“石拱内室”,在那里叶芝建造他自己的诗节的句法和韵律。探索这一转译的过程便是去再度发现关于艺术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这一原理(我已提出)也许可以借助古老的教科书中对工作(任何场合的工作,艺术或其他)的含意的定义来阐述。人们曾经以如下方式表述这一思想:工作指的是经由一定距离移动一堆材料。就诗而言,移动所经由的距离是分隔历史和地形学意义上的场所和写作场所的距离;被移动的材料则是作家的历史的或个人经历的某个方面,而距离和材料在完成的作品中成为对方的一个构成因素。换句话说,艺术作品总是将历史记录提升为一种不同的力量。
  海伦·文德勒最近把这种力量描述为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在我的第二篇讲座中,我想探索我们可以赋予出现于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历史境况的象征性表达的地位。这一问题并非仅仅是学术性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它多少已成为爱尔兰诗人、波兰诗人、南非诗人、(无论生活在伦敦还是加勒比的)西印度诗人,以及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诗人的思考对象。所有这些人都身处两种不同要求的十字路口:对诗人的使命至关重要的美学要求和迫使他们的作品参与他们所处社会中的普遍争论的各不相同的要求。争论的主题通常关涉不同的社会和种族团体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文化忠实,而这些团体的形成源于各自分离的历史遗产、所承受的凌辱和个性特征。纵使作为个体的诗人被免除了在他们的作品中处理这些利害关系的直接压力,他们有必要以一种使人丧失权利的方式感觉迟钝,以便对普遍的期待无动于衷——哪怕仅只作为对于他们的创作目的的焦虑。
  毋庸置疑,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叶芝宣称的“艺术/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幻景”所表达的终极真理来缓解这种焦虑,从而将艺术与修辞和情感区分开来。不过进入由这一通行令所开启的自由空间却没有对其代价(它所包含的迫切的道德和伦理责任)的意识,是进入得过于敏捷了。甚至像罗兰·巴特这样的美学的拥护者也会马上承认在作者由形式带来的表面的赦免中潜伏的困境。巴特在《写作的零度》的导言中写道:

  形式在他注视的目光前像一个物体在盘旋。无论它做什么,它都是一个丑闻。如果它能光辉灿烂地站立,它便会显得过时。如果它是对自己的一种规范,它便不是社会性的;只要它对时间和人类而言是特殊的,它只能意味着孤独。

  但是诗人的这种孤独被许多人理解为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状态,并且如果场所是爱尔兰的话,它便是适合于我们的场所的状态。在爱尔兰,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重新出现于过去二十年间的不列颠/爱尔兰的纷争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一种以极为怀疑的眼光看待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民族主义的习语的倾向。叶芝曾警告未来的爱尔兰作家约守他们与受压迫的过去的联系,做依然是“不屈不挠的爱尔兰人”。事实上,对叶芝的警告的普遍忽略先于1970年代由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以爱尔兰的名义发动的暴力运动。
  早在1950年代,帕特里克·卡瓦纳就生造了“bucklepping”一词来毁誉放荡怪诞的姿态和形像生动的话语构成的基本要素,它们是陈腐的爱尔兰游吟诗人的必要条件。在一篇评判明智、不留情面的文章中,卡瓦纳剖析了一位他授予“游手好闲的诗人”称号的人物的模拟的爱尔兰人性格,这个人就是叶芝的朋友和被保护人,F.R.希金斯。卡瓦纳写道,“关于希金斯的一切都有必要放在引号里”。卡瓦纳在别处还写道,这样的“爱尔兰主义”是一种反艺术的形式,一种乔装诗人的方式。他的《散文集》(1967)通篇不停地重述他的这一坚强信念:“所谓的爱尔兰文学运动……是一个地道的孕育于英国的谎言”,鉴于它对那个国家的异国情调和田园风光方面的推崇方式,与此同时忽略本真的天主教信条和伴之以对异教和英雄主义遗风的补偿性幻想的衰弱。
  然而在1969年之后,人们开始不仅仅出于文学动机来谴责将爱尔兰视为一个精神实体、一个神秘原则的神话。这一神秘原则不仅会导致年轻的叶芝的宗教狂热,也会导致那个被处决的诗人革命家帕德莱克·皮尔斯的宗教狂热。后者是1916年复活节的殉难者和爱尔兰共和主义中流血牺牲派系的赞助者。随着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所爆发的城市暴力冲突,爱尔兰主义不仅被视为种族上的迎合低级趣味的伤感文学的表达方式,并且被视为一个潜在的代码,它意味着忠实于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和(通过延伸)手段。因而在7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表达对爱尔兰文学复兴理想的忠实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理想从本质上讲起源于一种健康的对文化帝国主义欺压进行纠正的意愿,它看上去并不会与恐怖活动联合。这种恐怖活动以自认为道德的花言巧语来为自己辩护,它所反对的是一种原初的、已被历史弃绝的、在政治上令人反感的英帝国主义。
  然后接着第一种民族文学上的和继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对抗性反应,还要加上第三种因素,它不仅源于解结构主义对所有文学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上的深水炸弹的不信任,也源于在奥斯维辛之后对正当的语言艺术的可能性的迫不得已的怀疑。这一切加起来共同作用导致一种状态的出现:英国和爱尔兰的知识界急切地将虚构性的写作局限于一个净化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谐谑、反讽、滑稽地模仿、讥讽、悲情、家庭生活、哀歌和自我指控。但它同时会审慎地排除看见幻像的预言、爱国者的见证、民族的史诗。实现这些目标的已不再是写作的场所。由于这些目标危险地便于被作为普泛化的民众情感所接纳,以及它们所拥有的膨胀和不稳定的滑动倾向,这些方式被心照不宣地视为即将过时的东西。一位想要复活这些方式的诗人,他不仅面临来自读者的可以理解的抵抗,读者有充分的理由欣赏新诗的怀疑论的存在之轻。他还会面临来自诗歌语言本身根深蒂固的抵抗,它拒绝再次进入在19世纪它与升华、训诫和规劝的共谋关系。
  现在我们通常认为艺术是一种纠正或冒犯公众和历史境况的手段。危险在于我们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过远以至于混淆对抗的有益的丑闻和全然躲避或逃离历史境况的怯懦的丑闻。事实上,骰子被灌入重铅以反对鲁佩特·布鲁克所代表的旧式的介入方式——他曾写道:“假如我需死去,仅这样把我设想/那里有一个异地的角落/那是永远的英格兰”;并且反对诗歌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的职能的偏见异常强烈,这一切致使哪怕详细讨论在一个坚实的国家和一个坚实的诗人的声音之间存在的联系的思想都冒着被认定是陈旧的危险,如果不是彻底的退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实的是“在光秃的布尔本山下/叶芝躺在杜鲁姆克利夫墓地”——因为他在山下发出的命令已被有效地撤消了。    
  在改变要求和提出爱尔兰诗歌新日程方面,一位最足智多谋的人是来自北方的年轻年诗人保罗·墨尔顿。在他新近出版的《与英国人相会》(1987)中,他展开了一场典型的腹语术的与杜鲁姆克利夫的天才进行的对话。在此我引用的诗句听起来极为率直,但是它们来自于一场被归判给奥登的戏剧性独白,它们出现在一首大胆的题为“米代大街7号”的诗中。(米代大街7号是坐落在布鲁克林的一座房子,1940年代初期在这里聚居的人们包括奥登本人、切斯特·卡尔曼、吉普塞人罗斯·李、卡尔森·麦克卡勒斯、艾丽卡·曼、萨尔瓦多·达利和路易斯·麦克尼斯)。但是即便这些诗句以奥登——一位一旦涉及艺术与行动的关系和它影响公众事务的价值时便成为卓越的怀疑论者的人物——的声音传出,我们仍然有理由从其中听出墨尔顿个人观点的表达。

假如叶芝活在此时
想必在某一坍塌的塔堡
而非孔雀石装饰的巴里利
在那里他为下面的人们偿付

边缘镀金的书卷出自他的铅笔
仿佛他在扮演拉潘泽尔

他部分是德尔菲的神喻
对他那粗糙而浮夸的

故作姿态,“我那出戏剧
是否送出某些人(‘某些’人?)

英格兰式的一击……?
回答则是“当然不”。

假如叶芝省下了他的铅心
某些人是否便会卧床不起?

因为历史是一根扭曲的根系
艺术则是它细小、清澈的果子

从来不会是相反的方式。
曾经捆绑我们的根系

无论如何,在此斩断
如今我们都一贫如洗;

王子、诗人、建筑工、
推销商、汽水调制员——

我们同样离群索居。
每个人都在把面粉、砂糖和腌制

牛肉搬上带棚的车厢
每个人都在奋力奔向他的奥里根

每个人都在拼命获取
壮硕的金发伐木工的那把鬼斧。

  奥登的性追求,确切地说,他的性热情,在此非常巧妙地与墨尔顿对惠特曼式的自由和美洲民主视野的感受交织在一起。通过把情节安排在大熔炉纽约,和把说话者塑造成富于自卫性和逃遁中的奥登,墨尔顿试图加剧和支持那些对叶芝宏大的反诘所进行的奚落。它与墨尔顿新近出版的集子《法贝尔当代爱尔兰诗歌集》(1986)属于同一个整体。其中他似乎在嘲讽这样一个诗歌观念:诗歌可能具有一种值得想望的与一个民族的生活的联系,尽管它可能并不关心这种联系是否可以得到证实。他暗示,与这种思想牵连在一起,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种文学上的犯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提倡牵涉种族记忆和选民情结的可疑的秘术。
  墨尔顿所做的,是不带评论地印出一份英国广播公司1939年的广播稿摘录;其中路易斯·麦克尼斯(尚未搬入米代大街,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1930年代不列颠诗人的重要成员)与F.R.希金斯探讨诗歌。希金斯作为一位年老的游手好闲者,不出意料前来倡导一种注定使更为世界化的麦克尼斯耸起眉毛——如果不是耸起颈羽的诗歌。这个节目是英国广播公司设在北爱尔兰的广播台播出的,这无疑是为了表达对具有北爱尔兰背景的麦克尼斯的致意。麦克尼斯于1907年生于贝尔法斯特,尽管不久后他随家人迁居安特里姆郡的凯里克福格斯小镇。正如他在一首题为《凯里克福格斯》的诗中所做的讽刺性描述,“我是本堂牧师的儿子,生来属于圣工会教派,/永远与爱尔兰穷人的烛光隔绝。”随后,在秋季广播节目之前他写了一首长诗,并以新闻记者的机敏称之为《秋天日记》。在诗中,麦克尼斯对他与爱尔兰的关系进行了狂暴的清算,断言“她既烦人又下贱,”她没有给她的孩子以应付“常识盛行”的外部世界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他,回到贝尔法斯特的播音室内,当他面对麦克风边的希金斯,他很可能会记起他对这个国家的非难,还会禁不住向桌子另一端的对话者大声宣布这一点。“我讨厌你那气宇轩昂的神态,/你那哭哭啼啼的废话,你的大笑和你的自吹自擂/你所设想的人人都关心/谁是你城堡的君王。”总之,这儿是希金斯对桌子另一头的麦克尼斯说的几件事:

  希金斯:现在的爱尔兰诗人都是些信徒——也许他们信奉异端邪说——但是他们具有一种相信某种东西的精神上的快乐。我在爱尔兰所见到的这种信念,是一种来源于生活、自然、启示的宗教和民族的信念。这是一种产生魔力感的梦幻。阅读当代英国诗人的集子,我可以说没有多少这样一种魔力的迹像。确实那儿几乎没有诗歌所要求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对文字的尊崇之感。……我恐怕,麦克尼斯先生,你作为一个爱尔兰人无法逃避你的血统,逃避那将种族特征带入心灵的我们的血统音乐。爱尔兰诗歌仍保持为一种愉快而本然地植根于乡野文明的创作,但同时不乏对未来的基本要素的觉察和了解。……
  麦克尼斯:我感到你正在将我把话题引到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竞争之中。我十分不习惯从种族意识方面来思考诗歌,也许这对我会是很好的方式。不过现在我还没有被说服。我想人也许拥有种族的血统音乐之类的东西,但就像人的无意识,也许可以由它去自我照料。和你比较,我对诗的看法更接近常识。我认为诗人只是一件敏感的仪器,设计出来是为了记录任何使他感兴趣和激发他情感的东西。比如说,假如一个煤气表对他的情感产生作用,或者说假如马克思的辩证法吸引他的大脑,那么它们都可以进入他的诗。如果他能富于条理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以他所能达到的和适合于主题的音乐性来处理,他便实现了他作为诗人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尼斯所采纳的态度何以注定与墨尔顿更加投合,他也属于反讽和保持距离的作家。时隔50年后我们也痛苦地意识到,希金斯关于血统音乐的天真儿语如何在回顾中变得邪恶,沾染着纳粹意识形态和雅利安种族主义的污迹。这样整个序言似乎代表了一个终结的案子,一个干净利落地宣判的裁决。朦胧的浪漫主义观念把诗人对国土与传统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游吟诗人般的关系,而这一裁决维护对这类观念的起诉。这一裁决还偏爱怀疑论者胜于立场坚定者,偏爱世界主义者胜于民族主义者,偏爱超脱的轻盈胜于执着的沉重。墨尔顿把这份摘录放在了一部爱尔兰诗集卷首——诗集中意外地收入不少麦克尼斯的作品,这一做法本身也似乎宣布对于下面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任何进一步讨论的愚蠢;德瑞克·马宏断言这一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有利于起到澄清作用:路易斯·麦克尼斯究竟是英国诗人还是爱尔兰诗人?人们会赞同墨尔顿暗含的不耐烦。麦克尼斯无疑是一个爱尔兰诗人,他把他的创作杠杆置于英格兰;从这一位置,经由某种启示性的距离来移动他的爱尔兰题材。他情感中的乡土气息,一种托马斯·哈代所相信的对诗歌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属性,却是一种英国式的乡土气息。把他的作品包括在爱尔兰诗集中实际上是以一种从政治上看有用的方式来肯定爱尔兰性这个范畴不再局限于那些带有本土血统的人们,而是被扩展到纳入那些在爱尔兰出生的人们,他们希望有权处理与他们的记忆和所继承的遗产构成整体的所有其他维度。
  然而无论我们想要多么干净利落地宣判这一裁决,无论我们希望多么优雅地将诗的想像的精致复杂和双重理解与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敌对行动相隔离,后者的这些令人烦恼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不断以一种有利于刺激想像力的方式困扰着麦克尼斯和墨尔顿。麦克尼斯在他的英国基调的沉思录《排箫组曲》中这样写道:

你历史中的骄傲
是生活于你父辈之死中的骄傲,
是你为自己号脉
和在你身上数出别人的骄傲。

……

你的另一个自我,现在,过去
甚至未来,无法延续
难道你的言辞仅只证明它们的真实;
虽然你选择它们,它们已选择了你。

  这比希金斯轻松随便,但实际上它强化了希金斯的某些主张。号脉和数脉是一种我们可以期待在一个认为诗人是一架敏感的仪器的人那里找到的习语。它听上去具有科学性,但它仍然承认挂念的中肯性,当这些挂念以“种族意识”或“种族的血统音乐”来表达时便会令人难堪。
  换言之,麦克尼斯在借助历史和政治理解写诗的行为的领域表现出坦率和谨慎。他的这份谨慎部分来自1930年代的欧洲景像,部分来自麦克尼斯作为拥有西部爱尔兰梦幻生活和不列颠西部知识分子生活的人对复杂性和双重性的独特感觉。奥登在他的《诗人之舌》(1935)的导言中声称,“诗歌并不关注告诉人们做什么,而关注扩展我们关于善恶的知识,也许使得行动的必要性更为紧迫,其本质更为明朗”。但是麦克尼斯的父亲是位神职人员,他曾对北爱尔兰联合主义者的教民们宣讲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训诫;麦克尼斯本人所理解的存在于扩展人们关于善恶的知识和告诉他们做什么之间的差别超出理论范围。他别无选择地由于出生和家世原因卷入爱尔兰北方和南方的体验;实际上,这种卷入,如同在他自身之内拥有了从属于爱尔兰/英格兰这一首要分类的第二分类。这便是存在于出自民族主义交感的合的盎格鲁爱尔兰和他父亲的发源地康涅马拉的景像之间的紧张关系,存在于格莱葛瑞夫人、道格拉斯·海德、约翰·M·辛格的爱尔兰和另一个爱尔兰——一个加尔文主义的、易怒和变得越来越好战的奥兰治党帮和铁面的联合主义的议员们的阿尔斯特,这些人试图慑服少数天主教群体的滔滔不绝的愤恨——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许多方面看,麦克尼斯的先世之山类似于叶芝的布尔本山。它矗立于一片西部的风景之中,那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它散发出田园诗的芳香;它记载着一个先于沉落于城市宗派主义和政治派系的爱尔兰,它对他保持着一种梦幻的吸引力,尽管他表现出一种惯常的警觉和嘲讽——因为麦克尼斯清楚地知道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眼中隐约的闪光会多么迅速地转换为狙击手眼中射出的火花。在《重访凯里克》中,整个作用于麦克尼斯生活的文化和家世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得以显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纠正。诗中所谓的“先世之山”——他的视界和欲望的处所,在那里极乐包容着婴儿——是一个处于与另外两个场所平衡之中的想像的场所。其一,是他上学和居住的英格兰,他作为成年人所体验的英格兰、战争和工作的英格兰。其二,对于那梦幻之山有着更为重大的差别的,是那稳固的铅锤,那不可动摇的、无法摆脱的阿尔斯特的童年,因为它的秘密和独特之处难以磨灭地存在于意念中,而意念将超越它们进行选择——并且意念确实选择了南部英格兰。这首诗奇妙地坦诚,它并未显示出对下降的阿尔斯特的优越感,并未过度地钟情于爱尔兰西部的氛围,并未否定对所选择的英格兰的忠诚:

重返凯里克,铅锤般稳固的城堡
宛如三十年前,究竟发生了哪一场战争?
这里是新起的别墅,这里是咝咝作响的烤架
但绿色的堤岸依然富美海湾依然雾蔼朦胧
孩子的惊讶仍未平息。

谁曾经——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
在一种地形学的框架中——这里,不是那里——
我的梦的隧道大都由
任意的土壤与空气的化学决定;
我摆上架子的记忆从架上将我凝视。

雾角、磨号、秧鸡和教堂的钟声
从一个孩子寄宿时代的床上隐约传来
瞥见地板下谈话的吵闹声
但无法捕捉话语。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
但并非其含义——它是否确有含义。

时间和地点——我们进入现实的桥头堡
但同时也是其遮蔽!在海外
着陆于大雾中我们失去
所有其它可能的鸟瞰,真理
来自其自身为其自身——但不为我。

出生前便被从父亲的居所撕裂,
十岁入学倾听陌生的声音,
但不论西部爱尔兰或者南部英格兰
从未取缔这一插曲;机遇的错拼
如今我的选择难以再纠正

无论拥有何种继承和获取的
姻缘,它仍然是我童年的框架
如同红色安特里姆泥土中一块迟到的岩石
在这个时代它无法更换坡度和姓氏——
先世之山遥不可及。

  这首诗并不想要告诉我们在北爱尔兰的投票站应如何行动。它不是作为各种教派和宗派基础的伟大的振奋士气的召唤,但仍不失为一种昭示,一种对混乱的抵制。从快乐到智慧的迁移,从对童年的出色的最初喷发得到的承认的惊讶到通过回忆此后发生的全部的陌生化和迁徙而赢得的镇定自若的迁移,正是这一移动实现了艺术作品。麦克尼斯对阿尔斯特的疏远并不排除一种持续不断的情感,由于他的这一双重选择,他成为并保持为现代爱尔兰诗歌历史中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人物,一位被诗人迈克尔·朗累、德瑞克·马宏和保罗·墨尔顿在不同时间视为有用的先例的诗人。通过承认朝向阿尔斯特所处的贬抑现状的沉降,麦克尼斯的诗,与他的那些尖刻的批评宣称相比,保持更为厚重的内涵。它当然不是党派性的,不是我们敢于称为“联合主义诗歌”或者“民族主义诗歌”的东西。与此同时,它介入了这些漫画化了的诗派视为基础的“特殊的历史情结”。它对于我所提到的三位诗人的重要性存在着微妙的异,然而从总体上看,可以这样说:麦克尼斯提供了一个样板:无论是来自目前的、流放的、海峡两岸的差异或者属于想像、自我更新、超历史、超文化一类的距离,在阿尔斯特的艺术作品中如何可以被用作一个有力的因素。因为就麦克尼斯、马宏、朗累,尤其是墨尔顿而言,涉及移动一个世界的时务,我们可以开始考虑杠杆的力臂的长度的重要性。这把我们带回到另一个教科书中的科学原则,力矩原则,当人用拔钉锤取出钉子或者用撬杠橇起巨砾时起作用的原则。在这种种情形下,在近距离的较量中无法处理的东西成为在远距离的探询中可以处理的东西。实际上,杠杆越长,移动材料和使作品得以进行所需要的力量越微弱。
  我们也许能够推测,麦克尼斯确实在爱尔兰诗歌中首创了一种反叶芝的步骤。涉及瑟尔·柏勒里,叶芝对斯特治·穆尔声称,他的全部艺术理论归结为这一条:“将神话植根于大地。”这是创始人的需要,在场所之诗完成之前,想像力将需要它。但是一旦感到神话过于安全地植根,想像力便会以自己的忘恩负义和违反常情的方式开始将神话连根拔除。正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点即使在叶芝自己的诗歌的行为中,也是真实的;在那里建立一个历史文化纪念物的冲动被与之相对抗的对超验的祈求所平衡。如果在某一时刻W.B.叶芝自己的古老的闪耀着火花的眼睛能够陶醉于挂满他的朋友们的画像的都柏林市画廊的景像——在他的这些朋友的面部特征中未来将绘制爱尔兰的历史——一个由它的艺术家们创造出的爱尔兰,正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日本是被创造出来的;在另一时刻,他的梦幻中的中国智者们的古老的闪耀着火花的眼睛能够带着同样热切的满足静观历史的安排被毁迹,而叶芝能够加入伟大的周朝夫子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但这是为了进一步转入我的下一个讲座所关心的问题。在此我不过想要提示,如果诗的一个可见的功能在于将场所写入存在状态,它的另一个功能则在于不去那样写。一位像麦克尼斯那样断定自己的迟到如同一块远离高山的巨砾,一块泥土世界中残存的石头的诗人,不大可能试图去建造,因为他的诗的生理时钟,如其所然,被设置成停止运转的状态。因此有可能麦克尼斯以伦敦为背景的梦幻性的最后的诗作,那辆黑色的出租车成为载满鬼魂的死亡马车的伦敦,在那里公共汽车梦一般地转化为但丁式的灵魂之车、泰晤士的船夫成为卡隆——在类似于这些诗作的晚期诗歌,以及类似于《风笛音乐》、《日照花园》和《相逢之处》的三十年代的某些早期诗歌中,有可能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迁徙和动荡不安状态的多样性的资源丰富的表达。换言之,他之所以难以摆脱“流动”这一主题的缠绕,可能是因为他未能和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他游移于先世的爱尔兰、出生地阿尔斯特和被拥抱的英格兰之间。无论如何,明显存在着一个可以证明的在这样一位拥有自认为是“一块红色泥土中迟到的岩石”的想像力的诗人和德瑞克·马宏之间的延续关系,后者写下这首题为《怀念》的短诗。这一标题带有同样可以描述为幻景的或反讽的意图。这首诗,让我们这样说,是另一位来自北爱尔兰新教团体的诗人的作品,尽管德瑞克·马宏会因为被描述为一位北方新教徒而心怀感激,正像詹姆斯·乔伊斯有可能会被称为一位南方天主教徒而心怀感激。实际上,马宏是贝尔法斯特的斯蒂芬·迪达勒斯。

怀念

椅子在刺耳的风中咯吱作响,
雨滴从枝桠上落下,
烧锅渴念着
高山,肥皂渴念着大海。
在那石头的小教堂里
在那荒凉的陆岬上
一个失落的部族在唱着《和我一起忍受》。

  在此力矩原则如此巧妙地起着作用,以至于它的运作对于那些不习惯于阿尔斯特的读者习以为常的精密审查和压力的人们可能不会马上十分明显。椅子是一株曾经生长于树林中的树木的最终产物;这怀念着它那更早的绿树生涯中的摇曳和致福的木材目前正在走向裂开和碎裂为木柴和木屑。相应地,烧锅渴念着先世之山,在那里开采出的矿砂最终被塑造成越来越疲劳的金属。陆岬上失落的部族是否在歌唱它对上帝的怀念?不用说,这一比喻可以被局限为反映北方新教团体所陷入的确切的历史性困境,它更为明确地肯定自己作为上帝的选民的感觉,甚至当它的安全感更为不可忽视地遭到攻击之际。在此笔触令人发笑地轻微,但所移动的材料是沉重的,它的确处于一种深远层次的同情,“情感撞击着心灵”。
  如同麦克尼斯,如同朗累,马宏无法与从出生他们便归属的团体的虔诚和拒斥完全认同;那是些由于历史遗产而胶合在一起并形成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北方联合主义者,城市势力不肯退让的看护人和顽固地拒绝在他们的生活中容纳爱尔兰维度的人们。在占据大多数的北方联合主义者的人群中,这些诗人分享共同的起源。他们与爱尔兰文化有一种自然吻合;对于这种文化,联合主义的意识形态持续不断地、哪怕是可以理解地表示怀疑。作为诗人,他们包容自己的团体的团结一致和颠覆这种一致的需求。他们无法献身于这样一个规划:按照占据统治地位的联合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规定的主张,将一个政治的阿尔斯特写入存在。因为联合主义的口号“寸土不让”和“决不屈服”惟一可能的想像世界的对等物会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严厉和无动于衷。因此,他们关于自己的精神困境(往往作为他们的团体的阻滞的困境的同等物和树皮般的剥落)的幻景,典型地表达为解脱和免除。在马宏的诗中,我们发现诗人常常求助于绘画中的分解了的静止状态,或者求助于顿悟的那种超越时间的、接纳性的瞬间。
  我们专注于一个来自于贝克特的闪亮片刻的灯光的意像,或者专注于来自百寿的名古屋的游廊雪中聚会的意像;或者我们全神贯注于一个典型的突破性时刻,正像当最后的火王(在J.G.弗雷泽讲述他的命运的一篇改写中)打破野蛮的循环并以自己的手结束生命,而不再服从于传统和等待被侵占者杀害。集中关注这一解脱的时刻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马宏的划时代的诗作《韦克斯福德郡的废弃的小屋》中的奇妙的高潮。在此他敞开一个小屋的门,从而阳光的启示得以照耀在一堆遭到忽视、令人不快但又是哀婉动人的蘑菇之上。它们所喊出的,我大胆地解释为马宏听到的从他的贝尔法斯特的祖先们的先世的喉咙中发出的牢骚满腹的合唱,他们从自己的宗派的岁月的监狱中恳求那位自由人——他们的诗人后代:

他们在乞求我们,你看,以他们无言的方式,
做点什么,替他们讲话
或者至少不要再次关上门。
特雷布林卡和庞贝的失落的人们
“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他们似乎在说,
“让神不要抛弃我们
我们在黑暗和痛苦中行走了如此之远。
我们曾经有自己要过的生活。
以你那轻巧的记程器和松快的里程
不要让我们天真的劳作毫无结果!”

  早些时候,我指出了针对希金斯所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诗应该回答诗人所归属的“民族”;我也指出了对叶芝的要求的抵制,他要求爱尔兰诗人听命于其它岁月以便保持持续的身份。现在我愿意提示,这些要求,尽管鉴于我已经勾勒的原因而失去可信度,它们可能并未完全从诗歌中消失,由于其手段变得更为精练。撇开部族的庆典,我们有抒情的反讽;撇开现实的确信,我们有幻想的变形。例如,让我们观照一下,迈克尔·朗累从何等遥远的距离之外静观1970年代初期的一场路边的野蛮行为,当一辆载着新教亚麻工人的小车在一个冬天的傍晚被拦截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爱尔兰共和军射杀。通常人们对于一首哀悼和控诉的诗的期待也许可能会是包容新教团体对屠杀的愤怒情感。朗累所写的内容却令人震惊的独特和难以意料:

基督的牙齿和他一起升天:
穿过他的一个臼齿里的洞
风在呼啸:他被永久地钉牢
被他在萧瑟的天空下暴露的犬齿。

使我失明的是那耀眼的微笑
还有对我父亲的假牙的记忆
它们溢出牙托:布满泡沫
在他的身体之外,一个死气沉沉的咧嘴笑。

当他们屠杀十位亚麻工人
奇观在他们旁边的路上降临,
钱包、分币,和一副假牙:
血、食物碎屑、面包、酒。

在我得以再次埋葬我父亲之前
我必须擦亮那些奇观,掂量它们
在他的鼻子上方,在他的衣袋里塞满钱币
在他死人的嘴里装上那副牙齿。

  这首诗起始的句子预示了一场超现实的喜剧——基督的牙齿和他一起升天——但它实际上传达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剧。十字架上的一幕被按照它本来可能的样子重新想像,那是哀号的动物之死,朝天洞开着嘴;对臼齿和犬齿的技术性例数野蛮地迫使我们的读者从肉体上痛切地体验基督的哀号,消除了将十字架上受害者的救赎的死与阿马郡路边受害者的死联系起来时可能会造成的现成的反应式的安慰。但是随后诗再次突然转向,以敲击出一个怪诞滑稽的达利的梦幻式的令人恐慌的音符。朗累的父亲的假牙何以出现在这里?在此这些牙不可争辩地得到强调,它们冒着泡沫;醒目地孤零零地在那里露齿而笑。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当诗人得知在路边被射杀的工人的痉挛中,一副粘满鲜血和食物残渣的假牙落在了地上,于是这些假牙喷涌而出,不邀而至并且不可思议。它们出现在这里,以便重新安置在他死去的父亲的嘴里,作为一项交感的魔法行为。通过装配一副假牙而重建身体的完整性这一平庸的景是一项圣礼般的仪式,它用来表明通过诗歌本身的干预,实现纠正错误和重建完整性的这一渴望的人间奇迹。
  不过我在想,在解释《亚麻工人》时,我们是否应该再进一步?在朗累的整部作品中,他的父亲按照他曾经生活的样子出现,作为一位在阿尔斯特的英国人,一位前不列颠士兵,他身上永久地留有在西部前线作战的烙印,并最终死于从战争旧伤中生发出的癌病变。因此在这极为牵强的和深为大胆的哀歌中,是否能够毫不勉强地设想,用大卫·琼斯的话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所引发、祈求或咒念的正是与(死者所归属的)特定的历史情结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根本性的东西”?在此,特殊的情结指的是包容了眷恋、爱慕和癖好的精神体系的情结。这些作为新教的阿尔斯特人的工人们分享这一精神体系;朗累的父亲,作为不列颠士兵和阿尔斯特师在索姆战役中疯狂的勇气的见证人,同样分享它;分享它的还有“亚麻”一词本身,作为阿尔斯特种植者的勤劳的神话——保持异议和自立更生的像征。
  我提议以此阅读方式来进一步展开麦克尼斯的见解:另一个自我,现在,过去/甚至未来,无法延续/难道你的言辞只能证明它们的真实;/虽然你选择它们,它们已选择了你。”并且以此证明当他对希金斯表示人的无意识可以由它去自我照料,无论他是否愿意,他实际上在谈论一种超出他所声称的常识之外的真理。我们也许可以说那些有意识拒绝沿着公共感觉的潮流撑船的诗人得到缪斯女神的奖励,她奖给他们潜意识能量的发轫和对共同困境的真正的诗的表达。
  这方面,她对保罗·墨尔顿显然是慷慨的。在这篇讲座的前面部分我引用过他的话语。由于背离任何形式的与北部天主教少数派(他由此出生)的政治纲领的一本正经的连带关系,他得以充分保全他的诗歌立场,从而在实践上实现了诗歌中的飘然而行。从一开始——那时他曾以北美印第安人诡秘的土著方式作为他本人创作的原始资源的面具,或者他曾以美国内战期间一所战地医院中的活动作为北爱尔兰分立的地方自治区中诗人的正确活动的象征——直到他最后的诗作,在诗中一群不列颠和欧洲的艺术家聚集在布鲁克林就艺术和生活的主题进行自由联想,这位诗人始终拥有敏锐、奇妙、甚至技艺精湛的对于诗歌中力矩原则的理解。他关于纷争的杠杆从未少于众所周知的四十英尺的杆子。不过与此相对,他设法重新调配表明前20年历史特征的激烈、龌龊和徒劳的自我证实的精力。和奥登一样,他逃离了本土听众的期待:扮演一位“战争诗人”,以及在本国前线充当国民军队员。不过在他运用早期爱尔兰传说和文学矿藏的纯艺术冲动中——例如在他杰出的对immram(那是凯尔特人独特的求索主题的一个方面)主题的重新安排中——墨尔顿也借助像征的发明证实了他所退缩的(尽管他将它包容在自己的序言中)那种游手好闲的观点。在那里希金斯声称,“我在爱尔兰所见到的这种信念,是一种来源于生活的信念……一种产生魔力感的梦幻。”最终的反讽,我们都应感谢它,是那种由反讽者本人制造的产物,它能够在表面看来命定的和单纯的幻景中注入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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