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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伊恩·布鲁玛:傻子,懦夫,还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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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0-21  

伊恩·布鲁玛:傻子,懦夫,还是罪犯?

戴连焜



1

  纽伦堡战犯审判主要阶段始于1945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46年10月。瑞贝卡·维斯特(Rebecca West)给《纽约人》报导慢得令人痛苦的审判程序,她将法庭描述为一座“乏味的堡垒”。不过,当中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时刻:比如说,在交叉盘问时,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面对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显得游刃有余。无论如何,杰克逊的开庭陈述留下了这场大审判最著名的一段话: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用什么准则来审判这些被告人,明天历史就用同样的准则来审判我们。给这些被告人递上一只有毒的圣杯,同样也是将此杯放到我们自己的嘴唇上。我们必须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理性正直的原则来完成这个使命,以期满足人性中伸张正义的渴望,来给子孙后代留下光辉的印象。

  此后发生了许多次流血冲突,其中就涉及坐在这场大审判裁判席上的一些大国,那么,人性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以上这番话的理念?这成了《正义的记忆》所思考的问题。这部纪录片由马塞尔·奥菲尔斯执导,长达四个半小时,自1976年之后实属罕见,而奥菲尔斯本人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甚至可能比他更广为人知的作品,《悲哀和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 1969)还要好,后者讲述了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维希政权和法国抵抗运动。
  《正义的记忆》开始不久,我们会看到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宣称,纳粹德国的残暴罪行只能被视作一种普遍性的道德灾难:“从这个假设出发,每个人都有罪。”虽然这事发生在德国,他说,不意味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就在这番话之前,我们刚刚才见到,纳粹头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在纽伦堡法庭上声称自己无罪。
  我们也会听到一位前法国伞兵回忆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是如何有组织地折磨和杀害男人、女人以及孩子。还有越南战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纽伦堡法庭上,任美国控方律师的泰尔福特·泰勒(Telford Taylor)怀疑,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应对“受到压力时道德准则的堕落”。泰勒后面在纪录片中说,比起对自己审判过的德国人的看法,他对美国人和美国历史的看法发生了更大的改变。
  将两者相提并论惹怒了一些人。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谴责奥菲尔斯“受到了诱骗……陷入一种近乎虚无主义的泥潭中,当中没人是有罪的,因为所有人都有罪,所以没有人在道德上有资格去审判他人。”按他的说法,奥菲尔斯“淡化”了纳粹的罪行,并且“稀释”了死亡集中营的道德败坏。
  这是对奥菲尔斯想做之事的误解。纪录片并不是说奥斯维辛和美莱大屠杀或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严刑监狱是一样的,更不是说越南战争和纳粹大屠杀是处于同一水平的犯罪勾当。奥菲尔斯从不怀疑纽伦堡法庭对戈林及其团伙的判决是公正的。奥菲尔斯本人也是纳粹暴政下的难民,他于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并在1940年法国遭到入侵后被迫再次逃亡。恰恰相反的是,他尝试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时而带着几分嘲讽,去深度思考道德审判的问题。是什么使得一般情况下的普通人在异常情况下犯下暴行?如果这种罪行是我们的同胞以祖国的名义所犯下的呢?按照纽伦堡审判的标准,我们今天对正义的理念坚守得怎么样?如柏拉图所设想,对正义的记忆是否能驱使我们力争做得更好?
  奥菲尔斯丝毫没有稀释纳粹罪行的残暴程度。然而,他拒绝只是简单地将这些罪犯看作恶魔。“认为纳粹是恶魔,”他曾经说过:“只是一种自我满足。”这让我想起一位受争议的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说过有关1960年代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的一些话。他并非反对这次审判。不过他主张,德国大众媒体在报道纳粹刽子手的荒谬暴行时所用到的骇人描述,使普通德国人更易于与这些罪行还有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政权划清界限。那么还有谁能和这类畜生等同起来?如果需要对纳粹大屠杀和其他集体屠杀事件负责的只是那些恶魔,我们其余所有人就不需要再去照镜子了。
  确实,奥菲尔斯并没作为检察官去盘问像阿尔伯特·施佩尔和卡尔·邓尼茨这些昔日的纳粹。他的角色并不是去指控,而是去更好地理解,背后是什么力量在诱使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在不同情形下会表现得相当文明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因为这点,罗森伯格谴责奥菲尔斯,说他本应该平衡罪犯和受害者双方的观点,不然的话,观众可能会依“疑案从无”原则而将这些老恶棍假定为是无辜的。
  不过,这样的危险似乎不大。比如说,邓尼茨就曾作出奇怪的声明,说他不可能是反犹主义者,因为他在德国海军中从未歧视过犹太人,却一时忘记了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海军中并没有任何的犹太人。奥尔菲斯问他是否真的以为,他那些疯狂的反犹演讲和他效忠的政府所造成犹太人的厄运之间是否毫无关联,这位海军上将紧闭的小嘴令人惊讶地抽动了几下,之后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狗那般发出刺耳的吠声,来否认所有这一切指控。这本身不言而喻,并且不需要另一方观点来加以平衡。
  奥菲尔斯是个出色的采访者,彬彬有礼、冷静沉着并且坚韧不懈。他的语气中时常带着怀疑,但从不说教,也不咄咄逼人。这使得他有能力让人说出在面对敌对谈话时本不会透露的那些话。除了其他罪名,阿尔伯特·施佩尔还应对无数从集中营被送往德国兵工厂的奴隶劳工的可怕命运负责。面对奥菲尔斯平静的追问,这个狡猾至极的家伙开始了长篇大论,说道德蒙昧和犯罪投机都源自他那无情的野心。不过,不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德国人,施佩尔认为纽伦堡审判是公正的。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说他得到了从轻发落,只是被判处监禁,而没有被绞死。
  相比起邓尼茨的尖厉和戒心十足,施佩尔显得平静,甚至带有几分魅力。这一点几乎肯定是救了他的命。泰尔福德·泰勒认为,根据纽伦堡审判上的证据和标准,施佩尔本应该受到绞刑。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因作为极端反犹主义鼓吹者而被处决,即便他从来没有取得像施佩尔那样的权力。不过,他是一个毫无教养而顽劣不堪的暴徒,瑞贝卡·维斯特将他描述为“那种会在公园里制造麻烦的肮脏老男人”,他的丑恶显而易见。审判官同情施佩尔,起到某种缓和的作用。相比起施特莱歇尔、粗俗而趾高气扬的戈林、自负而严守纪律的将军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或者高得惊人的党卫军首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施佩尔确实显得绅士。泰勒在纪录片中回忆说,施佩尔出身上流阶层,这让他得以保全性命。当奥菲尔斯将此话转述给施佩尔时,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鬼魅般的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实在很高兴给他们留下了这么好的印象。”最后,施佩尔被判处20年监禁;邓尼茨只被判处10年监禁。
  奥菲尔斯在一次访谈中说,喜欢上施佩尔很容易。不过,这并不是指可以就此减轻他的罪行。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也曾和施佩尔进行过长时间的访谈,最后把他称为“纳粹德国真正的罪犯”,恰恰是因为后者显然并非是个施虐的禽兽,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谦谦有礼、“正常”的人类,这么一个人本不至于愚蠢到成为极端政权的一份子。这也许就是奥菲尔斯这部纪录片的主旨:德国人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诱发他们成为杀人犯,或者更经常的情况是,使得他们在杀戮进行时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犯罪民族。一个寡言的年轻建筑师最终双手染上的鲜血,可能比一个迫害犹太人的恶棍更多。我想,这就是耶胡迪·梅纽因警告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的意义所在。

2

  奥菲尔斯绝非是淡化纳粹罪行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致力于检验罪恶与正义,以至《正义的记忆》差点遭到遗忘。包括BBC在内的投资方并不喜欢该片的粗剪版。他们认为影片时间过长。鉴于影片改编自泰尔福德·泰勒的著作《纽伦堡和越南:一个美国悲剧》(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1970),他们想将焦点更多地放在越南战争上,少点在纽伦堡上。遭受到拒收只会让奥菲尔斯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版本,他从没打算接受那些装腔作势之人的指示。他对一个具体的美国悲剧或实际上的德国悲剧并不太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人是如何沉沦到野蛮的状态,无论这发生在何时何地。
  在伦敦,奥菲尔斯被排斥在剪辑室外面。制片人拼凑了一份较简短版本,用不同的立场观点进行解说,最后卖给了德国ZDF电视台。奥菲尔斯随即奔走整个欧洲,想挽救他自己剪辑的版本。德国一个法庭给ZDF电视台下禁令,禁止播放该片的简短版。原始剪辑版被偷运到了美国,当地的一次私人反映使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哭了起来,直到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商的汉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成功说服一群投资人买回原始版本,并让派拉蒙影业进行发行。影片在1976年戛纳电影节公映,之后在纽约和各个大学校园上映,最终出现在多个国家的电视上。如果没有奥菲尔斯近乎顽固的不屈不挠精神和美国赞助人的帮助,《正义的记忆》可能永远也不会面世。用费什的话来说,“你需要有他这样的个性,才能创造出这样一部作品。他亲自和历史较量了一番。”
  然而,电影经过初步运营后就没了踪影。原来,有关档案权合同到期,而电影胶片正面临变质的危险。要不是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的电影基金会及时介入,和派拉蒙一道重新将电影整合起来,这一部记录片杰作有可能就轻易地消失了。这样的努力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2015年宣告完成。
  当然,1976年之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德国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也已变成一个不同的国家。奥菲尔斯和邓尼茨对谈的那个时候,整个西德的建立依然布满纳粹的阴魂。大部分战时的一代人用逃避或拙劣的借口来遮掩那些肮脏的秘密。用大屠杀幸存者和第一位写集中营的德国历史学家尤金·科贡(Eugen Kogon)的话来说,第三帝国的历史依旧是“停在地窖里的尸体”。
  就像奥菲尔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小镇遇到的一个面带微笑的男人那样,普通百姓说起第三帝国时依然带有某种称赞之情,认为那段时期有秩序,那时的人们知道如何举止得当,而且“没有犯罪的问题”。奥菲尔斯在追踪在纽伦堡审判上被控通过注射油到血管来杀害儿童的女医生时,碰巧遇到这位友好的市民在列举她那些可怕实验中的一个。她在1952年从狱中释放后,一度任职家庭医生。看上去她备受尊敬,甚至还挺友善。
  当奥菲尔斯最后成功找到她时,她非常礼貌地拒绝了采访,因为身体不好。不过,另一个前集中营医生盖尔哈德·罗斯同意进行谈话,但只是为了否认控罪,宣称他那些医学实验(比如让受害者感染上疟疾)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还说美国军队也做过人体实验。当然,据奥菲尔斯的观察,美国几乎没有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进行过实验。然而,西方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的伪善通过以下例子可见一斑:犯下比罗斯医生更严重之罪行的德国和日本医生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冷战期间可能派得上用场。
  也许影片中最令人不安的采访并非不思悔改的纳粹分子或战犯,而是那位彬彬有礼且备受尊敬的律师奥托·克朗兹布赫勒(Otto Kranzbühler)。克朗兹布赫勒作为战时的海军法官,在纽伦堡审判上成为邓尼茨上将的辩护律师,当时他穿着海军制服,神气十足。后来,他在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等人应对剥削奴工的指控后,作为企业律师也成就了一番事业。克朗兹布赫勒从没为纳粹主义辩护。但是,当奥菲尔斯问他是否有和孩子们说过自己在第三帝国中的角色时,他说自己之前就想好了一个公式来帮助他们理解:如果你对所发生之事一无所知,你就是个傻子;如果你知晓这些事,却假装没看见,那么你就是个懦夫;如果你知晓这些事,并参与其中,那你就是个罪犯。他的孩子们能否就此消除疑虑?克朗兹布赫勒说:“我的孩子们并没有在以上任何一种人当中认出他们的父亲。”
  这是一种巧妙的遁词。不过,克朗兹布赫勒推托问题时的样子,和曾坐在纽伦堡审判席上的法国检察官不相上下,同样温文尔雅的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曾是纳粹占领法国期间的抵抗运动成员。奥菲尔斯问他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比如说有组织地施用酷刑、屠杀平民、从直升机上抛下囚犯(这种做法后来在南美军事政权中变得泛滥)。“嗯,”富尔说:“有些事情确实失控了。但你不能真的去指责那些担负着执政当中困难任务的政治家吧。”埃德加·富尔在那场战争的一段时期内担任法国总理。
  1970年代的德国处在紧要关头。仍然有着这么一些人,比如奥菲尔斯采访的前纳粹党卫军军官之子,认为纳粹死亡集中营是个谎言,以为其实是美国人在集中营里建起了毒气室。然而,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期间,战后的一代人就已开始质疑他们的父辈。《正义的记忆》完成后仅仅一年,德国的激进主义思想变得有害起来,在当时,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谋杀银行家,绑架企业家,甚至劫持飞机,所有这些事竟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名号,仿佛是要弥补其父辈和纳粹勾结所犯下的罪行。
  德国的家庭被战争的记忆撕裂着。奥菲尔斯在影片中也涉及到他那并不简单的家庭。他的德国妻子蕾菁(Regine)是德国国防军老兵的女儿,她向美国学生公开说起她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童年。他们十几岁的女儿谈到和过去进行和解的必要性,即便他们的母亲认为十七岁这个年纪还太小,不能承受集中营当中的那些影像。随后,蕾菁说了一些私事,正是这些事触及其丈夫的生活和工作的本质。她有时候希望,奥菲尔斯能导演一些不涉及这类黑暗题材的电影。那要拍哪种电影?他问到。她回答说,就像刘别谦那种电影,或者重新拍一部《窈窕淑女》。然后,我们听到赛德·查理斯(Cyd Charisse)在《篷车队》(1953)中唱的那首《天空中的新太阳》,另一边,我们看到奥菲尔斯坐着车去寻找一个在集中营里杀害儿童的医生。
  这是典型的奥菲尔斯风格,用音乐唤起那些美好的时光,同时却夹杂着恐怖的记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堆砌廉价的反讽,而是引入一种自传式的色彩。奥菲尔斯的父亲是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uls)——曾执导《情变》(Liebelei, 1933)、《轮舞》(La ronde, 1950)和《劳拉·蒙特斯》(Lola Montès, 1955)的伟大导演。马克斯是流亡电影艺术天才之一。帝国时代维也纳或十九世纪法国的美好生活的记忆,在他的电影中,通过背叛和不正当行为而变得阴沉。
  对美好往日的怀旧一直萦绕着马塞尔·奥菲尔斯,而他的青春年代都在和父亲一起逃离恐惧,同时总觉得无法超越父亲的才华。他本会执导像《轮舞》这样的电影。然而,他却导演了一些伟大的纪录片,去讲述那个他无法逃离的过去、维希政权下的法国、里昂的盖世太保屠夫克劳斯·巴比,又或者纽伦堡。他所有的作品都掺杂着真正恐怖的故事,就像在一幅拼贴画中,里面放着战前柏林音乐厅的音乐和好莱坞的电影。
  奥菲尔斯风格最为难忘的一个例子,是一部从来没有公映过的电影中的一幕。《十一月的日子》(November Days, 1991)有关柏林墙的倒塌。他采访的人中有前东德情报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其父是共产主义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并在战前的柏林与马克斯·奥菲尔斯相识。面对有关其撒过无耻谎言的过去的问题,马库斯闪烁其词,这时我们听到马克斯一部电影中的配乐在渐渐变强,马塞尔自言自语,说他的父亲决定出走西方而非东方,他是何等的幸运。

3

  在《正义的记忆》后半部分,焦点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可以说是从德国转移到了法国和美国。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谈到越战时:“这场战争会使我们变得丑恶。”我们会听到当时在场的人说起美国士兵冷血地杀害平民。一个越南老兵说,他的上级指挥官下令一场针对平民的屠杀,在他向上级们报告此事时,他们却命令他住嘴。还听到埃尔斯伯格说,中尉军衔以上的军官中,没有任何人因美国士兵在美莱村大规模屠杀越南平民而被定罪。
  在法国这一边,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1954-1962)即时处决和滥用酷刑的记录。而在这之前,奥菲尔斯向前纽伦堡检察官和后来的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埃德加·富尔本人是否认为,法国人会接受国际委任的法庭,用和纽伦堡审判同样的标准,审判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富尔神情凝重地吸了一口烟斗后说,不会,因为你不能将受到别国入侵和宗主国在自己的殖民地所采取的行动等同起来。
  纽伦堡审判的英国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Sir Hartley Shawcross),在他那位于萨塞克斯的雅致乡间别墅里和奥菲尔斯谈话时,忆起他那些美国同事们曾经多么相信正义和法治。就像当时的其他英国官员一样,他的看法更加愤世嫉俗:“所有的法律都是胜利者制定出来对付战败者的。”不过,他的观点中重要的并不是制定法律的人,而是这些原则是否恰当。对此他毫不怀疑。
  回过头来,奥托·克朗兹布赫勒对美国理想主义的记忆,和肖克罗斯一样。不过他认为,纽伦堡审判作为一种未来的典范已然失败了。就他看来,这场审判预先假定了一个团结的国际社会,而在其中,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样的幻想并没能持续很久。
  事实上,这场审判一开始就变质了,不仅因为在审判纳粹头子的人中有参与了斯大林血腥审判秀的苏维埃老手,还因为盟军一方所犯下的战争罪压根不会被提及。战时轰炸机司令部的一位前英国军官毫不怀疑,对德累斯顿的毁灭式轰炸就是战争罪。
  如果《正义的记忆》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影片中聚焦于法国和美国所犯战争罪的后半部分,它不像讨论纽伦堡审判遗产的前半部分那般扣人心弦。也许奥菲尔斯对两部分分别投入的精力不尽相同。又或者是,无论一个人怎么看待美莱村大屠杀或阿尔及尔,这些事件比起纳粹所犯之罪的庞大规模和残暴程度,都显得黯然失色。
  再次,奥菲尔斯并不表示可以将它们等同起来。然而,具有可比性的是,人们对以其名义或在其眼皮底下所发生之事所采取的视而不见、为之辩护或予以否认的方式。一位死在越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遗孀,住在插着旗帜和放着战争纪念品的屋子里,只是简单地拒绝承认她的国家犯了任何过错。更加有意思并且可能更应受到谴责的是,一贯自由派的前外交官和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发表过以下观点。他告诉奥菲尔斯,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完全是讲求实用价值的,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道德因素。
  越南在1943年并非东部战场。美莱村也不是奥斯维辛。加尔布雷斯肯定也不是阿尔伯特·施佩尔。尽管如此,关于这场强烈冲突的这种技术官僚式看法,恰恰是导致迄今这么多人在罪恶政权统治下误入歧途的原因。在影片中,埃尔斯伯格将施佩尔的井蛙之见描述为“受到克制的愚蠢”,即拒绝看到一个人所为和所拥护之事会带来的后果。
  这让人想起了另一部关于“受到克制的愚蠢”的杰出纪录片——埃罗尔.莫里斯的《战争迷雾》(Errol Morris’s The Fog of War, 2003),当中的主要人物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他是二战期间夷平日本城市计划和1960年代越南战争升级背后的技术官员。对于他来说,蓄意杀害数十万平民只是个数学问题。很多年后他才承认,如果美国在二战中战败,他肯定会被定罪为战犯。
  莫里斯导演的另一部纪录片更让人心寒,这部片不像《战争迷雾》那样受关注。在《不知为知之》(The Unknown Known, 2013)中,我们看到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又是一个绅士般的技术官僚。在谈到越南时,他耸了耸肩说:“有些时候,事情就是行不通。”他密切参与的另一场战争所导致的结果是,巴格达在无政府状态的暴乱下动荡不安,而他对此的评论尤其臭名昭著:“发生了些意外之事。”这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一种“犯罪性的缺乏想象力”(criminal lack of imagination)。
  也许1945年的美国把自己的理念设得太高了。不过,同一个国家相信国际法律,做了如此多的事去建立正义的规范,却在遵守这些法律和规范上几乎毫无作为。美国甚至还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签署国,即便这个法庭和纽伦堡特别法庭一样是个有瑕疵的机构,却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必要一步。没有人能让地球上的军事最强国对它的所作所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酷刑室、不经审判而无限期关押囚犯、用无人机杀害平民等事负上责任。
  对于生活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德国人来说,要具体想象他们的统治者都在做些什么是危险的。要提出抗议肯定会招致安全威胁。生活在特朗普时代的我们似乎还不用担心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境地,然而,这位美国总统竟公开纵容酷刑,并给在他的集会上殴打他人的暴徒鼓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像奥菲尔斯纪录片这样的杰作,去警醒自己,在正义的记忆逐渐消逝时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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