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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朵渔: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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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0-12  

朵渔: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
当不眠的黑夜在四周翻腾
那洒满阳光、遍开铃兰的田野
沉陷于十二月寒夜的黑暗。
于是我沿着小径朝你走去。
迎面而来的是你那
无忧无虑的笑声。
而针叶林和塘中芦苇作答的
却是某种古怪的回音……
噢,倘若这回音能把亡人唤醒,
请原谅,我别无它法:
我怀念你,犹如怀念自己的亲人,
我羡慕每一个哭泣者,
羡慕在这恐怖的时刻还能哭出声,
哀泣那些长眠于山谷深渊的人们……
可是我的泪水业已熬干,
湿润也不能使我的双眼清新。
  ——阿赫玛托娃献给皮利尼亚克的诗




1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不言而喻,我们无处不相逢:在某些编辑部,在一些友人的寓所,在《吉别尔保雷》星期五聚会上……”在那个被称为“阿克梅的早晨”的美妙时期,阿赫玛托娃所说的一切让人欣羡。他们那个小小的、伟大的诗歌团体——“诗人车间”还没有做好准备好去迎接那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冬天。他们集会、争论、出版诗集,并把竖琴的标记印在每一本诗集上。但自1917年开始,一切都渐渐变得不同了。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开始四处飘零,阿赫玛托娃以及她的那些流浪艺术家朋友经常光顾的“流浪狗”夜酒吧的生意一落千丈,她战前那种漂泊不定的文艺名流式的夜生活也迅速结束了,进入了革命后难捱的阴暗岁月。“当时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安和混乱迷离——有的人永远消逝了,有的人没有永远消逝,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总觉得他们在外地。”
  1920年,曼德尔施塔姆到谢尔直耶夫街7号找到阿赫玛托娃,告诉她涅多勃罗沃已于1919年故去,从此,不祥的消息开始接踵而至。1921年,新的国家便开始对阿赫玛托娃有所戒备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车间的实际领导者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处决,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活动”。在随后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阿赫玛托娃的整个生活圈子都被残忍地摧毁:先是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两次被斯大林囚禁,理由仅仅是因为他是阿赫玛托娃的儿子;随后,她的第二个丈夫、艺术史学家尼古拉·普宁也秘密被捕(普宁被捕不久便死于狱中)。这位俄国诗坛的祭酒,她的作品在整个20世纪30至40年代晚期都被禁止出版与传播,读者们再也找不到她的作品来读。“一切一切永远地搞颠倒了/如今我已分辨不清/谁是野兽,谁是人……”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新的国家是训导的、以眼还眼的心理状态的副产品,它并不指望从阿赫玛托娃那里得到除了报复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尤其害怕阿赫玛托娃那种众人皆知的自传倾向。”(布罗茨基《哭泣的缪斯》)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她也没有像她的那些朋友们那样选择出国,她确信与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她觉得重要的是与自己的祖国同生死、共存亡。在不能发表作品的日子里,她就将自己的作品写在小纸片上,然后读给几个朋友听,将自己的作品托付给愿意背下这些诗句的忠实的朋友,随后便赶紧烧掉。惟一的一段好日子是在法西斯德军入侵时,战争的到来使很多人摆脱了战前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感。可以坦然地感到自己与祖国人民在一起,这使她压抑已久的心情轻松了很多。她甚至接到邀请到电台发表演讲,她说:敌人以死亡和侮辱威胁着这座彼得大帝的城市,列宁的城市,普希金的城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城市和勃洛克的城市,拥有伟大文化和劳动创造的城市。现在我与你们大家一样,始终抱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列宁格勒永远不会法西斯化。
  1946年9月,随着日丹诺夫的一句“她与现代苏联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她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正在付印中的作品也被销毁。此时她还全然不知。她从作协大楼出来,从街上买了一条鲱鱼回家,她发现每个碰到她的人都急忙离她远远的,而一个妇女干脆大哭起来。回到家,打开包着的鱼,她才恍然大悟——在那张被她用来包鱼的报纸上,登载着苏共中央关于她个人命运的决议。
  1953年3月5日,给很多人带来过噩梦的斯大林死了,阿赫玛托娃的生活也开始解冻。1962年夏天,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拜访了她。她穿着深色连衣裙,披着浅蓝色的大披巾,威严而庄重,满头银发,目光深沉地为大家朗诵。弗洛斯特说,“她是那样庄重,又是那样忧郁”。1965年,她去英国接受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在牛津舍尔顿剧院,她身披鲜红的斗蓬式博士服,聆听着用拉丁语致的欢迎词,致词中将她与萨福相提并论。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心脏病去世。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她离去时刚好是斯大林的忌日。她的葬仪在列宁格勒的尼克尔斯基教堂举行。令参加葬仪的作协的那些头头脑脑们难以忘怀的是,教堂内及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水泄不通的前来送行的人群。

2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越写越好。“好吧,让我们来试着转动/这笨重的吱呀作响的巨轮……”(《自由的霞光》)“我因残酷的屈辱而幸福/在那如同梦幻的生活之中/我默默地把每一个人嫉妒/却又默默热恋每一个人”(《像一棵簌簌作响的芦苇》)然而诗人的生活却越来越糟。退休金只能勉强用来支付房租和购买口粮,42岁的他已经变得不爱动了,头上长出了白发,呼吸开始吃力,但两眼依然炯炯有神。1934年2月的一天,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对阿赫玛托娃说:“我准备迎接死亡。”而阿赫玛托娃却坚定地说:“我准备活下去!”1934年5月,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了逮捕证,警察在诗人的家里搜查了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他们走在从小箱子里扔出来的手稿上”,他们终于找到了“罪证”,却并不是他们最希望找到的,但这无关紧要。最后诗人从容地点了点头,就被带走了。阿赫玛托娃得知了消息,马上动身从列宁格勒赶来看他,随身还带了一尊自己的小雕像。她准备卖掉雕像,以便能买一张回程票。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敲开一扇又一扇办公室的门,他们寻求所有可能的关系:得势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却只能在一堵堵厚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诗人被流放到了北乌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了自由、生活、亲人和诗神,绝望中的曼德尔施塔姆企图跳楼自杀,但仅仅摔断了胳膊。斯大林闻知此事后,进行了过问。他同意让诗人自己另选一处流放地,诗人选的是沃罗涅日,从而便开始了他辉煌的“沃罗涅日时期”。诗人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送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题目就叫《沃罗涅日》:

全城结着冰。
树木,墙壁和雪,仿佛
罩在了玻璃中。
我颤抖着踏过冰雪,
漂亮的雪橇也未必平稳。
乌鸦在沃罗涅日的铜像上筑巢,
那白杨和绿色环绕的拱形门
蒙着薄雾和阳光  微尘洁净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
还弥漫着大战的烟尘。
我们头顶的白杨  宛如
移来一片密林
发出风的喧哗
仿佛一场热闹的婚宴
在举杯为我们欢庆。
而被贬黜的诗人的屋里
只有缪斯和恐惧在值勤。
夜依然在行进,
它不知何为黎明。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曾有过一次富有意味的电话交谈:

斯: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如果我的诗友遭到不幸,我会翻山倒海,以便拯救他。
帕:如果我不奔走,那么您就不会知道此事。
斯:为什么不找我和找作家组织?
帕:作家组织从1927年就已经不管这类事了。
斯:那么,他是您的朋友吧?……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
帕:这无济于事。
斯:为什么我们总是谈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很久就想跟您谈一谈了。
帕:谈什么?
斯:谈谈生与死。

……

  1937年秋天,阿赫玛托娃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已没有了过夜的地方,阿赫玛托娃便留他们住在自己喷泉楼的家中,并对躺在长椅上的曼德尔施塔姆最后一次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你还没有死,你还不是孤身一人,
你还有一个行乞的女友为伴,
你和她还能共享茫茫平原
你和他还能分担风雪严寒


  那是个启示录般的年代,灾难悄悄跟踪着每一个人。1938年,恐怖再一次降临,曼德尔施塔姆又被莫名其妙地带走了,不久就死于远东一座集中营。
  曼德尔施塔姆的离去,让阿赫玛托娃无限伤感与惆怅,她深情地回忆起往事:“当他得知我在喷泉楼的生活如何恶劣时,他对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家就是您的家。这事只能发生在死亡临头的时刻……”而他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则一边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一边“紧握一只翻炒着他的诗歌的长柄锅,在深夜背诵下这些歌,以防他们被手持搜查证的复仇女神抄走”。设想一下,假如帕斯捷尔纳克在面对斯大林“他是不是大师”的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出一个“是”字,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也许,当曼德尔施塔姆在诗中喊出“我冻得直哆嗦——我想缄口无言!/但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我冻得直哆嗦》),一切便已注定。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即便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文明的孩子》)

3

  布尔加科夫,写出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狗心》《佐伊卡的住宅》的大师级人物,在三十年代初期便因自己的作品而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在帝国的首都莫斯科,他甚至找不到一个安放自己身躯的地方,只能到圣洁街的公园去过夜。
  皮利尼亚克,十三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三十四岁时完成了长篇小说《荒年》。1937年10月,在别列捷尔金诺村的别墅被捕。当时他正为自己的三岁儿子过生日。那一天冷冷清清,无人登门祝贺,直到晚上10点钟,才来了一位身穿白色服装的人。那人彬彬有礼地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内务部人民委员)请您尽快到他那里去一下,他有个问题要请教您。过一个小时,您就可以回家了。”然而自此以后,皮利尼亚克便永远地消失了。
  索尔仁尼琴,这位在苏维埃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1945年因与友人通信“批评斯大林”而被捕,在劳改营里监禁八年之久。1969年又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被缺席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在巴黎出版《古拉格群岛》,随即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1993年,在一次法国电视二台的谈话节目中,他流露出了重返祖国的心情,但他对回国的要价是很高的:

——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出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
——千万人被消灭,谁有头脑就遭驱逐。人民已经多少次失去头脑,然后又变得道德败坏。共产主义打击任何的主动精神,需要的只是奴才。
——我始终对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当作高贵的老人在最体面的条件下供养起来感到愤慨。当时直到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曾是最可怕的暴力的受害者……
——那段时间他们所有这些人是怎么样表现的,现在又以为一切都可以忘记……

  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梅耶尔霍尔德、布尔加科帕斯、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这个名单可以长长的列下去,他们的名字和逮捕、处决、流放、劳改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闪光的黑名单,他们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们的种种不公平遭遇,使整个俄罗斯文学变得残缺不全,也为伟大的俄语文学赢得了尊严。诗人的力量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你将他们流放到异域,即使你在肉体上消灭了他们,他们的文字依然会还乡,他们的作品依然会闪光。《变形记》的作者、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被奥古斯都大帝流放到黑海边的小城托米,并最终死在了流亡地,但他的诗歌却成为罗马城的太阳。“这就是我们的变形记,这就是我们的神话。”布罗茨基说,“在诗歌中,如同在任何地方,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的层次上遭遇抵抗……其结果是这样一些效果:其声音愈是清晰,便愈显得不和谐。没有合唱队喜欢这种声音,美学上的孤立需要肉体的容积。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面对袭向他的各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
  恐惧不会主动跑到所有人的门口去值日,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有些人也注定是安全的。1932年,高尔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距莫斯科100公里远的别墅里度过的,那时他不但可以和伟大的缪斯住在一起,也同伟大的领袖斯大林的别墅相距不远。斯大林常到高尔基这里来聊天。两个邻居,一个烟斗不离嘴,一个抽烟卷,他们单独聚在一起,搞一瓶上好的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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