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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云也退:地铁里没有波德莱尔——2011年年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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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1-04  

云也退:地铁里没有波德莱尔——2011年年度阅读



  在一个有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悠久传统的地方,“文化”二字忽然流行,是一件很难让人雀跃的事。一年多前,上海市新闻办搞“诗歌进地铁”,要翻译家协会征集一些优秀外国诗的中译,搁到地铁里以正精神文明的视听。征集上来的诗歌有三五十条,但最后,波德莱尔的几首诗被毫不留情地刷下去了,更不用说迪伦·托马斯之类,最终入选的只剩普希金、雨果、泰戈尔那些歌颂爱情、悼念亡人、焕发斗志的诗。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敲打那些用新思想解读西方正典的人说:“如果你要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出现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谁会稀罕去驳斥你呢?”我们尊敬的新闻办官员距离成为布鲁姆的靶子还有好几站地,他们的头脑还停留在1857年巴黎风纪法官的水平上,坚持认为波德莱尔式的“颓废”会戕害人民的心灵呢。
  今年读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回忆波德莱尔》,把书中附的波氏书信念得津津有味,在创作的全盛期,波德莱尔虽然同时著译好几本书,卖出各种文字的版权,同沙龙女主人和批评界大佬貌似也颇有交情,但仍然穷得叮当响,还得一次次借钱、躲债。他生活放荡固然不假,不过就他的情况来说,文字之贱价的确也不是今天的事,法国社会里专门供养文人的阶层,显然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一个像他这样的诗人的准备。不过,1857年6月,无奈致函公共教育部部长求救的波德莱尔,终于从那里得到300法郎补助,看起来,奢靡腐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对待文化艺术总还是拿得出些让人信服的姿态的。
  《恶之花》正是题献给戈蒂耶的,波德莱尔敬称后者为良师益友,《恶之花》之“颓废”,戈蒂耶誉其为“达到了极其成熟的程度的艺术,它铸定了开始走向老化的文明的特征”,这洞察力堪称惊世骇俗,说明他知道以雨果为代表的光明灿烂的浪漫主义美学已经抵达了演进的极致(参见《浪漫主义回忆》一书中戈蒂耶对雨果的回忆,他对雨果的顶礼膜拜可看作一份有关“青春无悔”的证词),现在需要有人出来,用不一样的视角、感受力和语言系统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戈蒂耶在波德莱尔对撒旦、酒精、大麻和爱伦坡的崇拜里,看到了时代如何孕育撕裂它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呼喊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似乎从不顾及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教化和感召,而且,也总是以激进乃至牺牲的姿态走到尽头。波德莱尔下葬时,只有几十个人在雨中为他送行,连戈蒂耶都没来,只有德·邦维尔和阿塞林诺为他动情地念了悼文。
  波德莱尔住过的地方太多,他在书信里不时宣布自己马上又要搬家了,债权人、房东或是其他什么俗不可耐的市井之徒又来搅扰大诗人神圣的漂泊了。我在格雷厄姆·罗布的《巴黎人》里看到一个住址:圣路易岛白求恩码头(这个译名有点滑稽,不过那位加拿大医生确实也叫Béthune)22号,查了一下,波德莱尔1842年3月到1843年6月曾在那里住过;而隔壁的24号,就是后来历任总理和总统的乔治·蓬皮杜一家曾经的住址。巴黎太大,大到把一切其他地区都变成“外省”,巴黎又太小,小到每跨进一扇沿街的房门都可能惊动两位沉睡的名人。罗布接着写道:“蓬皮杜崇拜波德莱尔,热爱诗歌。‘我仍然坚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少女的脸庞和柔滑的胴体跟诗歌一样,都是世间最动人的事物。’”
  法国似乎从蒙田那时起就一直有文人学者议政乃至从政的传统,18—19世纪的孔多塞、基佐,20世纪的莱昂·布鲁姆、萨特概莫如是。蓬皮杜编选过法语诗集,把波德莱尔吟哦的“酥胸”选了进去(这件事并没有为他日后涉足政坛带来消极影响),而他做过的最名垂青史的一件事,就是一手推进建造了蓬皮杜艺术中心,那幢通体泛着金属色泽,外侧有一根长长的折梯通到楼下的建筑,到他去世后才落成。不管吉斯卡尔·德斯坦对他的前任的这一业绩是否心怀嫉妒不满,他的开幕致辞还是说到了点子上:“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会有无数人涌入这座中心,人文力量的长波将会不断冲刷博物馆画布的堤岸……”
  我在上海过日子,每次读到“魔都”的人文故事,不管是舞女、租界、漫画、犹太人的房子还是《长恨歌》之类,头脑都会自行启动修图机制,打上怀旧的黄,再镶一副黑框;然而读罗布的《巴黎人》,从波德莱尔、左拉、普鲁斯特、朱丽叶特·格雷科到蓬皮杜、德斯坦,都触手可及一般,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远走过似的。说到“上海性”如兼容、世俗、现代,你只会想到带灯彩的高架路和临江的一座座巴别塔,但说到巴黎的浪漫,卢梭、雨果、杜拉斯一定会和卡地亚、LV一起从印象里跳将出来。这就干系到一个地方有或没有文化感、历史感。是的,上海也有“巴黎春天”,但是世博会中国馆和拉德芳斯门,两者间的差距远不止一张机票。
  类似的印象可以推延到整个欧洲。在托马斯·卡希尔的《中世纪的奥秘》里,到处涌动着现代的暗流,从圣方济到但丁、乔托,毫无关联的学者、文人、艺术家,挨个把现世的胚胎捏造成型,输入神气,但是,读宇文所安的《晚唐》,他越是洞烛古人之心,你越是觉得自己与元白义山之间天人两隔,必须不惜自贬地借助“穿越”来勉强摆脱现世的万有引力,追摸到往日的一二皮毛。我想这并不完全是西方确立的价值体系支撑着当今的全球共识所致。我们这些人,一出生就从上辈人手里承来一种以同过去一刀两断而洋洋自得的“文化”,它至今还在企图替大众制造和选择正确的东西。
  诗与诗的区别大于诗与寻人启事的区别。波德莱尔的诗作让人强烈地想去寻蹑作者的脚迹,与之相比,“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才适合变作文字膏药贴在地铁车厢里:新闻办的大佬们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永远分不清、或者不理睬诗歌和脑白金广告之间的区别。文化是反现实的,非要在后边缀上“产业”二字才能显得与现实挂上点钩;文字也是最廉价的,除非它背后的思想可以直接推动GDP的生长——这种想法并非中国独有(只是在中国更加粗鄙罢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四十年代的文章里就已对美国人文环境里的这一偏见做过分析,他拿来批判的样本还不是那些官方的说辞,而是历史学家帕灵顿的《美国思想主潮》,他敏感地指出,帕灵顿对爱伦坡、亨利·詹姆斯等人有意无意的忽略,正是一种变相的反智观点,说明帕灵顿对知性生活可以有的深度和广度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尊重。
  特里林对比了自由主义批评家对德莱赛的宽容和对亨利·詹姆斯的严苛,他认为,那些批评家认为詹姆斯卓越的天赋才华没有“现实的政治用途”,而德莱赛的小说再笨拙,至少是在观照现实的,甚至他“在文学方面的失误,实质上是他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美德。”这是特里林四十年代写下的文字,当时“自由主义批评家”对德莱赛文过饰非的思路,跟我国三十年前对文学的认识并无太大差异;而现在,特里林这话又刚好可以说给“公知”们听,这些“推特哲学家”在技术上是比德莱赛娴熟多了,然而他们的公共性体现在大肆传播语词机巧的真理性表述上,把度量自己的尺子折算成了“事事关心”,进而折算成一个代表公众关注度的数字。他们似乎在同时贴合道德和知性上的要求,可是,这肯定与特里林属意的“文化”无关。
  读特里林的文章是劳心劳力的,他亲口说,自己属于“既有知识又有责任感的中产阶级”,必须去攻高难度的思考和读写。在替詹姆斯的小说作辩护时,特里林说到文化就是一种辨证,不是端上来的成品,而是辩论、对抗、互动;不能以同现实的相关性高低来度量一件作品。“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可能存在某些艺术家……他们的意义和力量恰恰在于他们的矛盾性;可以说,他们包含了文化的本质,证据是他们不屈服于权威,不会服务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团体或倾向的目的”。这种完全从消极角度罗列的证据恰如其分地把准了一个事实:文化没有活血化瘀的疗效,也基本没有扶危济困的功用,更无法用唯一真理去正人视听;文化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的传播和被阅读,艺术家那盘屈缤纷至无以名状的思想在他人的眼与心中翻滚,这是自由降临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并没有揭出什么隐秘的猛料,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人们只是爱听他的诗句里光线、声响、意象那细腻绝伦的接合,但是,正如我们在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书中所看到的,早在西方人给他授奖之前,诗人在他生活的地方就已是神一样的存在,去赴他的诗歌朗诵会,有着远超过参加一场文艺派对的意义。
  伊朗人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从一个角度响应了特里林的批评立场。在被大学解职之后,纳菲西组织几个思想进步的学生,每周四早晨聚会在自己家读文学,这个小派对并非只是在霍梅尼警察国家的背景下才凸显其意义,事实上,师生们心知恶劣的环境有可能放大知识的自负,一直保持着知性读者敏锐的戒慎。他们读的书,像《斩首之邀》、《黛茜·米勒》,都是晦涩的现代小说,一些像潦倒时的波德莱尔大声嚷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故事,或者,他们以探寻艺术的名义讨论、解读文学作品,在一般读者认为“怕是连作者自己都不知所指”的细节里推敲、想象。纳菲西反复叮咛学生: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而是“真相的顿悟”。“顿悟”的意思,已经抵达了个体生命体验的界域,这比冒着被斩首的危险说出皇帝没穿衣服难度更高。
  我也是那种决心要过特里林所谓“知性生活”的人,决心要在书中寻找顿悟的人。我很高兴,自己可以不用去关注畅销书榜,也不用根据别人在小资网站上的打分来考虑读点什么;没有什么能够代替我做出决定,没有一条广告语、一条腰封、一个销售数字和星级评分能够左右我的抉择。我喜欢纳菲西的一个观点:纳博科夫小说里总是存在着一个唯有通过虚构方可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的男女主角不至于彻底绝望,这个世界成为残酷人生中的避风港。”我觉得她洞察的不只是纳博科夫的密码,她还挖掘到文化隐藏在其“非现实”表象之下的功能,那就是防守:要把有毒的语言习惯、恶性的消费主义、污染一切的市侩精神挡在外面,要把至今仍念念不忘控制人心的文化审判官们礼貌地请出家门。
  《巴黎人:探寻巴黎历史的神奇之旅》是2010年的新书,一上市就畅销,它的作者罗布不但是编故事的高手,也是个知性的人,所以,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能把那些历史八卦里巨多的线头凑拢起来。书中写普鲁斯特的一章,“地铁里的马塞尔”,最后定格为一幅向文化人沉默的荣耀致敬的画面。我猜想,在第一次了解到1918年1月30日这一天的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时罗布就激动得哆嗦过,然后不停地在梦境里见到这个景象:

  德国飞机扔下炸弹,建筑物四面碎裂、倒塌,消防车的声音此起彼伏,普鲁斯特站在两个地铁站之间空无一人的梅西讷大街上,身边,他的司机正钻在雷诺车里修理引擎。他什么也没做,没有躲,也没有哭叫,他的脑子里“想象着巴黎人在黑暗中挤在一起,就像基督徒在地下墓道里,他也想象着朋友们提到过的另外一些事:在地铁里面的黑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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