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有的对
马雁诗歌的评论中，鲜少从其宗教意识和作为穆斯林的思想资源作为切入点的讨论，而是集中于对其抒情声音和抒情特质（如《看荷花的记事》《乡村女教师》《傍晚，看一场雨……》）、友谊和爱的反复和馈赠（马雁给友人的赠诗如《冬天的信》《夏天的信》）、“死亡”和“痛苦”的主题（如《樱桃》《母亲》《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诗歌作为时代见证于主体的想象性历史行动（如从《上苑艺术馆》开始的视角不断扩大的一系列以地名命名的诗）的讨论。前三个方面的讨论基本上构成马雁诗歌的主流叙事，而从诗人的主体责任出发讨论人在大与小、宏观与微观、想象与行动等空间转换中的历史辩证和潜能，这样谈论的方式补足了马雁诗歌评论既成的边界。李国华在《新诗评论》上发表的马雁诗歌评论，截取马雁《北京城》中的诗句“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作为对马雁诗歌全局的概括性描述，可以说是在这个评论的层次上非常精准的发现。那种碎片化的主体游移在宏观建筑的空间包围之下“巴枯宁式”（或“公寓中建塔”的方式）的突围，以一种非常内收的方式道出青年知识者在学院与世界的夹缝里伴着“徒劳的责任”游走与生活的真实处境，而历史的目的论被一再删削为零碎的日常事物与身体经验，构不成一幅宏大的总体图景。我们看见马雁后期的诗中不断复现早期的“痛苦”主题，并在身体经验和亲密关系的“小”痛苦里加持了抽象历史的宏观重量：身处于无数陌生的人群和“宏大幸福”的鼓诱之中，知识者如何受驱于“无辜”的双腿，在历史的当下时刻向前迈步、原地逡巡或返回“小我”与自身。这是新诗百年来有历史抱负的写作者普遍面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雁生前集中发力、视角不断扩大的一系列“地方诗”可以接续新诗运动的这一素朴脉络。
自此，“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成为与“每写下一个字都冒着生命危险”一样著名和重要的马雁评论词，而流布于广泛受马雁写作影响的出生于1990年代前期的一片学院习诗者中间。而重提李国华的文章，并不仅仅在于重现时代与历史加持于独在之主体身上的那种徒劳的历史重量，而是主体在细密的日常经验与抽象宏观的历史建筑之间那种游移、摆荡、曲折的姿态，是否可以开通从穆斯林宗教角度切入马雁诗歌讨论的通道。在已有的语涉宗教经验对马雁影响的评论文章中，刘阳鹤和马小贵均蜻蜓点水般地触碰了马雁诗歌中可能蕴蓄的宗教主题，但都遗憾地没有展开论述。评论者的犹疑或许存在于穆斯林宗教情感和体验是否构成马雁世俗化写作进路中的一种现象或景观，以及从证据似不明朗的文本中可否提取这一主题的合法性问题——两人的话语都点到为止。
二
马雁生前的最后一首诗《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或许提供了这样解读的一种可能。当然，宗教体验或基于宗教修为的体物方式以一种非常内化、隐约的路径暗含在诗歌文字的潜流之中。主体不断地、过山车式地爬升和俯冲，却朝向一个目的不明显、甚至没有明确目的的地方做曲折的回环运动，而这样回环反复的主题在《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中以“自我的幻觉术”这一修辞刺点环形延伸的语流运动得以复现；而在看起来似乎是集中创作于同一时段的“地方诗”（《上苑艺术馆》《沙峪口村》《桥梓镇》《怀柔县》《北京城》《北中国》），也出现诗歌以宏大空间中具体的人（“我”、“人们”、“在水边钓鱼的小老头们”）和物（“山谷”、“一两只狗”、作为譬喻的“西瓜”、“一条浅灰色马路”、作为譬喻的“荷塘”、“落叶”、“尘土”、作为譬喻的“大披风”等）等微观图像作为提引，经过诗歌中段视角的扩大（主题句和议论句在裹杂着人事牵绊的风景描摹进程中轻盈跳宕地引入），而再次回复具体的人、事、物的世俗属性，回复到主体个人的内在经验这一环形时间图景的叙事历程。
我们可以对《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这一首诗提出如下一些问题：
那是飞向未来的小舢板，
起伏的波浪是我无畏的想象力。
乘坐我的想象力，他们尽情蹂躏
这些无辜的女孩和男孩，
这些无辜的小狗和小猫。 如何理解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想象力”？（面对痛苦的历史的）“想象力”是否呼应前文所述的时代主题？
“我的想象力”为何会“尽情蹂躏”乘坐过山车的“女孩和男孩”？这个暴力的隐形力量是不是和《旧约》里的上帝形象类似？注意这里的主语“我的想象力”，这里的所有格形式是第一人称单数“我的”：“我的想象力”会带来暴力；其次，“我的想象力”在后半句中变身为“他们”这样的复数性人称代词，并且是人格化的（不是“它们”）。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想象力”——主体的自我想象填充了作为发出暴力的纯全在者的形式，自成为大写的“他”身上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主体本身给充满暴力的历史赋予内容，自成为暴力的内容本身。这与犹太教的教义是不是相似？犹太教的上帝形象，以及那个在无名的许诺中被无限延搁的弥赛亚远景的位置，在穆斯林宗教里是不是也同样存在？
在波浪之下，在波浪的下面
一直匍匐着衰弱的故事人，
他曾经是最伟大的创造者，
匍匐在最下面的飞得最高，
全是痛苦，全部都是痛苦。
那些与我耳语者，个个聪明无比，
他们说智慧来自痛苦，他们说：
来，给你智慧之路。 出现了“他”。这个“他”一开始是与“我”（“我的想象力”）一起出现的，但在第一轮的过山车旅程中，“他”落入了过山车的最底部，“匍匐在最下面”。但是，这“匍匐在最下面”的“他”却“飞得最高”，环形时间的主题又出现了。其次，这个位于过山车底部的“他”在势能上居于最弱的地位（“衰弱的故事人”），但却是“最伟大的创造者”，这里强与弱的辩证在环形时间的最底部发生，是不是意味着取消了线性时间的那种目的同一性和由此而来的基于某个进化论终点的召唤而遭致的历史暴力？那么，是不是最底部的那个位置也意味着呈环形重复的时间轴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点，同时也可以是最高的点？与此同时，作为弱者反而成全自身的这“最伟大的创造”却又一次发生了语义上的反转，变成了“痛苦”。在这里，“痛苦”的主题与一种抒情历程的环形逻辑勾连在一起，而这种“痛苦”来自“智慧”。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最伟大的创造”和“智慧”匍匐在过山车的最底部；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最伟大的创造”和“智慧”是“痛苦”的；第三个问题是，“痛苦”意味着什么？
那些渴望奖励的人，那些最智慧的人，
他们总在沉默，……
之后我们又看到上面的问题在诗歌的后半程反复出现。为什么“那些最智慧的人”总在“沉默”而不言语？（拉比犹太教中，那些洞悟了“天使的秘仪”，洞悟了“我们去执行和我们去理解”的人总是在学习；穆斯林宗教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神秘教诲？）一开始“最智慧的人”是用第三人称代词的单数“他”来特指的，现在却用复数形式“他们”来指称。由代词“他”到“他们”的转变是否意味着作为最高形式的在者（大写的“他”），其位阶次第分解和降格为“在世中在”的肉体凡胎，而他们分有了最高形式的“智慧”和“痛苦”？
……，不停地被从过山车上
推下去，在空中飘荡，在飘荡中，
我们接吻，就像那些恋人，
那些被压缩在词典册页中的爱情故事，
还有家庭，人间的互相拯救。
如果存在一个空间，漂浮着
无数列过山车，痛苦的过山车…… “过山车”是一个隐喻，而它一直处在一种反复无常、没有终点、时刻在进行和生成的时间运动之中，不断地被从顶点（“飞向未来的小舢板”）“推下去”，而反复“在空中飘荡”，在环形时间的取消了终点同一性的历史进程里上下摆荡。在这种摆荡中，希望的图景逐渐变得清晰，人我之间开始连结，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由“他们”变为“我们”。“我们”（人与我）在干什么呢？像恋人一样接吻、组成家庭，实现“人间的互相拯救”。而同样地，“痛苦”的主题辅助于作为过山车式环形时间运动这一叙事主线的抒情副线，把“人间的互相拯救”看作是“压缩在词典册页中的爱情故事”。需要注意的是这“被压缩”的主体状态，一个在环形时间中摆荡的碎片化主体因“他”的闯入而一下子被压扁，这让我再次联想到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伦理教诲。而在穆斯林宗教里，是否也有类似的伦理表述呢？“过山车”有“无数列”，是否意味着无数次的人我之间的连结；而这“无数列过山车”是“痛苦”的，是被无数个“他”降格、分解成的“他们”一下子压垮，而承担着“历史的茫然”的失焦主体（可与下文所引陈舸《回归》对照）。
于是“过山车”式的环形时间历程究竟有没有终点？或许终点可能在任何一个毫无防备、突然降临的时刻到来，在布置于环形的“过山车”链条上任何一个可能的车厢里。
三
马雁在
评论陈舸的两本诗集（《林中路》和《沉箱》）时，用“质朴诗的未来学”来概述其所观察到的陈舸诗中那种非线性地朝向未来的时间质地，而这些质地一如马雁自己的诗中所呈示的，是一种从对非常细部的事物的命名开始而不断迂曲着攀援向上，进而与宏观、巨大的历史图景相交错杂的潜能和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是通向未来的，但未来在何处，未来的历史结点何时、并会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和到来，不论马雁和陈舸，都只是在途的体验和观望者，没有给出答案。向前向后的道路都不确定，最后形成伦理上游动摆荡的环形时间。马雁在文章的结尾，表达出对进化论、未来观和马克思主义式乌托邦的暧昧态度，这些在理论上具有确定条件才能抵达的“应许之地”需要“神圣事物”的加持才能被真正赋形，而意义却是从“虚无主义”之中找到的。马雁这里的“虚无主义”显然并非尼采在批判意义上使用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将原本滞重的历史内容抽空后，在一片“新天新地”中得以再次加入内容的那种未完成的势能，是一种主体自由出入其间、茫然无措地失焦、等待和耐心状态。
在另一篇创作谈《塑料桶》中，马雁引用艾略特《小吉丁》里的段落：
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
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因为历史
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所以，当一个冬天的下午
天色渐渐暗淡的时候，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
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历史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无始无终的瞬间”，意味着对线性时间终点意识的一种打破，意味着没有瞬间。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点就是此时此刻，而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同样是不确定的，并不是线性时间上固定的一点，而是任何可能的一点，任何或提前、或被推迟和延搁的一点，也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是无限流动的，整个历史都是“现在”、“此时此刻”，过去和未来的势能全部集中压缩于“现在”这一流动、偶然的时间点上——马雁在《诗歌笔记》里提到，“历史是螺旋上升的”。
艾略特的这一诗歌选段也可与陈舸的《回归》对读：
诸如此类。在家族的对位法里
那天鹅般的旋律，暴力的历史
承担着茫然，惊愕的小姑娘。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就是说，历史之所以是“暴力”的，是因为历史本身空无一物，其所承担的并非“暴力”的实在内容物，而是历史之无目的性本身、纯粹的形式。“茫然”意味着主体踏入这空无的历史形式之中，完全失去焦点，只是全然一心地“惊愕”着。现在是在时间中行动的主体给历史赋形的时刻了，而主体并非是期待着或有目的地介入并填充历史内容的；与之相反，主体是在一种毫无防备、混沌错愕的状态下出乎意料地陷入历史泥潭之中，其在历史中的行动和对历史内容的填充常常是无目的的、偶然的。这似乎又呼应了马雁引用艾略特诗歌的潜在用意：线性时间的目的论和同一性被打破，历史由毫无预料的主体的偶然介入而得以发生和延展，历史因而是无限的，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历史是螺旋上升的”。马雁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给《回归》作了总结：“带着反讽的机智口吻，（陈诗）形成了一个有开口的回环结构。开口就是新的可能性吗？”
如此这般搬来不成熟的宗教维度的解释介入对一首诗的细读，这种方法可能是太冒险进而太粗暴的，更何况行文絮絮叨叨拉拉杂杂一如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因为自己对穆斯林宗教的教义和启示所识甚少，这样解读的灵感实来源于阅读现代犹太教学者对犹太教教义和历史哲学的伦理学阐释。但我隐隐感觉，从“犹太——基督教”这一脉络出发，穆斯林宗教的许多义理似乎也可纳入到这一解释的延伸线上，所以斗胆而试，只是想借助这样的方法抛砖引玉，真正打通从宗教角度释读马雁诗歌的通道。如下问题一直盘桓于我的脑际：穆斯林宗教对时间是如何看待的？穆斯林宗教如何看待在时间中行动的主体以及由人我关系组成的伦理共同体？这样的宗教智慧与犹太—基督教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和影响的关系？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成立，那么从宗教意识的层面介入对马雁诗歌的解读和分析大概可以为现有的马雁诗歌研究格局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这些视角今后或许可以成为看待马雁诗歌的独立命题（在尚未确证有关宗教的假设目下是合理的情况下，它只是隐匿在马雁诗歌其它主题之中的一种牵引性力量），或许也有助于评论者加深对已有主题的发掘深度，特别是碎片化的知识主体游移摆荡在个人心灵与历史怪兽之间的那种行动上的矛盾与张力，那种“巴枯宁式”的“命运在身却力不从心”、“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的失落与无奈——它们如何在半伸半闭的伦理之手打开它握紧的拳头的维度之外，引入新的解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