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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时代与诗性的双重危险:《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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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诗性的双重危险:《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7年7月23日,《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北京青年诗会诗选》研讨会在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举行。这次研讨会同时也是东方历史沙龙的第132期活动,由北京青年诗会与《东方历史评论》联合主办。研讨会由哲学家、批评家、策展人夏可君主持,出席研讨嘉宾有诗人朱朱、周瓒、张杰、叶美、李海鹏、侯磊、刘年久等,诗选作者中的陈家坪、孙磊、李浩、江汀、昆鸟、张杭、苏丰雷、车邻等也出席参与了研讨。
  诗歌在当代生活中如何以个人创作的方式保持开放性从而进入公共空间?读者如何通过诗歌作品内容领会到诗歌作品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意义?正如诗选《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的书名所暗示,在紧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时代与诗性的双重的危险”,并在这一主题下展开了该诗选的作品研讨。
  夏可君主持并做开场发言,他认为,《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的书名昭示了我们的主题:“彼此”意味着年轻的诗人如何面对北京这座大都市。如何彻底进入都市生活的折层,以彼此诗意的交流与馈赠,打开现实的悬崖,让时代认识到自身危险的处境?这是“身上”的身体经验,是回到每个个体的苦感与肉身经验,揭开身体上无名的伤痂,以诗性见证自己岀生之前就有的这历史创伤。并以此出发,“创造”出超越现实之上的诗性经验,这也是通过对语言的打磨,无论粗粝还是浅白,他们的书写指向同时代的共通感。因此,诗性的游动“悬崖”才可在时代的下坡之上,携带深渊的危险,保持觉醒。
  首先发言的是诗人江汀,他是诗选里收入作品的十三位诗人之一,作为北京青年诗会的成员,他做了抛砖引玉式的发言。他请大家关注“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这个书名,这是从戴潍娜的一首诗中摘取出来,经过朋友们的讨论之后,适合于这本总结性的诗集,并折射出这样的事实:这一代人开始将关注点从“自我”转移到“彼此”,这几乎是马丁·布伯式的从“我”到“你”,这个永恒的“你”,这位贝雅特丽齐,她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邻人中间。江汀还提到,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写作者处在同一块话语场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认知。而京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之所以显得十分珍贵,正是因为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那批作家,既抵抗住了商业化倾向,也抵抗住了政治化倾向。他希望看到新的京派文学重新回到这座城市。
  主持人夏可君接着说,他注意到在新诗以降的文学长河中,有三种文学状态是尤为棱角分明、引起他注意的,第一个是1920年代左右的文学浪潮,以鲁迅的“野草”式写作为代表,第二个是1980年代左右的《今天》团体和“朦胧诗”时期,第三个正是今天这个时代,以及置身其中的北京青年诗会面对时代危险的“悬崖式”写作。
  周瓒认为诗选《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体现了一种当下诗歌文化批评视角与立场。“北京青年诗会”的结集与我们能看到的其他众多诗歌活动有什么区别呢?它意味着以代际分群的诗人结集方式不再有意义了吗?网络传播媒介的确打破了传统的阅读与批评方式,而也使诗歌的当代传播达到一种可疑的饱和。质疑随之而起,因为真正的阅读、批评与交流并没有在自媒体上也可能不会在自媒体上发生,所以,仍然需要线下的聚谈,需要朋友之间深入的切磋,以及经由理论的酵母发酵酝酿之后的批评。诗人、批评家王东东、张光昕于北京青年诗会中的在场,可能说明了这一批评视角与立场的文化理论特征,即认识论意义上的总体性的急迫意识。无论是作为“北京青年诗人”群体感,还是“成为同时代人”的主动汇合,都是一种朝向当代总体性的努力。问题是,应如何设想一种总体性?它是不是一只精密的箩筐,盛得下我们能够搜罗的一切现象?或者,它只是一只竹篮,而我们时代的经验则如流动的水,你偶尔打捞几条鱼儿,却无法测出水的重量?总体性的急迫感不单是年轻一代诗人有,而且也不是一个新的需要。那么,在诗歌中,作为批评家如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构这种总体性?周瓒认为,从阅读这本诗选生发的这些问题,都令人感兴趣。
  诗人朱朱很坦诚地告诉大家,北京青年诗会对他目前还是一个陌生的团体,因为他刚刚从孙磊处才有所了解。朱朱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谈到了八、九十年代时有很多诗人是以团体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以这种诗会的形式,能够寻找到几个真正相知的朋友。朱朱提到的这一点正好回应了诗会成员江汀的发言,后者说如今北京的诗歌生态非常丰富,北京青年诗会自2014年发起第一次“桥与门”的活动开始,就一直本着“以诗会友”的原则,凭借的是彼此双方的文本来交往。夏可君在总结朱朱的发言时说,北京青年诗会是一种时间概念,它不是仅仅有着空间和地理上的意义,如果说今天诗派聚集的是本地的北京人,北京青年诗会则是北漂的外地人,这下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这里,他们每个人在这样的具体地理位置上,克服时间的经验的同时感受在现实的悬崖。
  孙磊回顾了和北京青年诗会相遇的一些往事。之后他提到,诗会保持了很好的开放性,在这个团体中,每个个体之间都能互相保持一种有效的间距。诗会每个成员身上都保持了自我怀疑和彼此批判的精神,这种不同的声音,相互的反驳,甚至激烈的对抗,对诗会的成长非常有益,因此这个团体越来越值得他珍惜。
  叶美从她自己与北京青年诗会成员的交往经验中,提出在这些人身上她看到有种珍贵的理想主义品质,这在当下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大行其道的时刻尤为珍贵。她继而提出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时代,诗歌能够做什么?在我们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她很赞同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青年诗会提出的诗性正义的主张,诗歌应该成为理解正义的生活的基础,诗歌应该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诗心地活着。在她看来北京青年诗会的诗人们,每个人都有着特立独行的承担气质,她还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每个人的诗歌都有对个人,国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把握,未来她会一直关注他们的写作,并试图把握每个人诗学上的独特之处。叶美发言之后,夏可君总结说北京青年诗会诗人们的理想主义气质其实是来自于八十年代。
  张杰在发言中说,目前的状况是诗歌的崇高性已经被空心化了,所以才需要精英去赋予它内容,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以诗性之心活着的权利。诗在当前只解决个人的问题,这里包含一种个人文字和个人精神的见证,而未来的诗将解决历史性的问题,写出一种现实感、崇高感,很重要、也很迫切。张杰随后批评了伪崇高和反崇高。他还认为,北京文学应该并不是崇尚幻想的,应该不是伪崇高的,北京文学应是现实,纪实,观察,历史镜像,词汇修辞和梦的综合。“荣格把文学创作和梦幻虚构,把文学和梦等量齐观。”如同这句引言,北京青年诗会的某些诗歌作品体现出了一种梦的存在,以及梦的迁延在白昼展现出的综合性,现实的强大次序、疯狂、喧嚣、冷漠在达到一种城区饱和时,就会出现霍桑所说的“千千万万的幻影”,破碎的意象和印象非常多,弥漫到整个国际化大都市,无数天才在游荡,在被驯服。北京作为一个巨大磁场,造就了目的异化,意味暧昧、匆忙无比的各种大梦。张杰认为,北京诗歌应从这千千万万的幻影中显出震惊与震撼的真形,应也是一个真切的出路。
  李海鹏再次对诗选的书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之前的讨论集中在《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的“彼此”这个词上,但他主要谈的是“悬崖”这个词。这个词不应该表达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更多地意味着在个体和现实,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僵硬感”,但其实我们对悬崖应该给予更深刻的剖析,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创造悬崖和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意味着什么,整理出诗歌写作这种行为的意义和理解我们诗歌中的大方向。
  侯磊提出,越来越多的诗歌都与知识有关。北京青年诗会中有部分诗人和知识之间关系密切,擅长利用知识写作,一首诗仿佛在展现其知识谱系与阅读书目。例如戴潍娜的新作《知识的色情》,从中能读出尼采、福柯和哈拉兹蒂。侯磊探讨了诗人如何从“记问之学”的知识中提炼诗意等问题,并提出知识滋生诗意的过程,一如其展现色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塾成为书生再成为文人,知道分子蜕变成知识分子再蜕变成思想者。
  刘年久是最后一名发言者,他作为旁观者,积极参加了多次北京青年诗会的活动,这种倾心的融入和汇聚让他打开了诗歌的身体,丰富了对诗歌的识见和理解。他用了三个关键词来表达这种经验。一是感激,他庆幸这种相遇,他与诗会的联系,这些人像珍贵的客人,赠送他“光与盐”。二是敬佩或敬畏,一方面敬佩他们做事的品质,有始有终,完整完美;另一方面是敬畏他们对待写作的态度,坚固的耐心、精湛的技艺、严苛的标准。三是疑惑:一方面是自己深感写作的无力和虚无,甚至是轻浮,写作既不克服什么也不成就什么,写作变成一种绝对的无效、徒劳、失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面目模糊,没有触感,他作为“90后”写作者,仿佛从历史的现场轻轻走过,参与和见证都微乎其微。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意味着什么?诗人们又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介入时代、切入生存?
  最后,昆鸟做为北京青年诗会的成员,做了一次带有回应性质的发言。他谈到周瓒所提到的“总体性”问题,认为这很重要,并且将这个问题变得更直接:北京青年诗会的意义是什么?它能贡献什么呢?昆鸟不想谈北京青年诗会的“总体”,而是想自问,为什么我们如此惧怕总体话语。东东的微信名字是“总体作者”,那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多人的“总体性”是什么?中国独特的语境会让我们避谈总体性,但这么多年的“个体”话语已经走到了极端,我们的写作变得非常散碎甚至看起来非常多元,但事实上,这种千奇百怪的样貌,一般也只是些修辞外貌,根本谈不上什么风格。而风格是更严肃、更根本的东西,尼采在《施特劳斯:表白的作家》的前半部分,一直在呼唤一种统一的风格。以尼采的敏锐,他想要的绝不是某种整齐划一的东西,而是针对时代普遍状况的共通理解,并捕捉到某种共同的气息。这样才足以形成文学的新样貌,形成自己的典范。
  昆鸟认为,这不是要我们自我经典化,而是要更勇敢也更认真地对待“新颖”和“独特”。而如今我们正处在“新颖”和“独特”的汪洋之中,根本就不能、甚至就不敢去要求一种统一的、共同的风格。一个年轻人可以轻易地在当今各种话语资源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谱系,或真或假地把自己放进去,由于这些谱系都是随机组合的,也就很容易显示一种外貌上的“新颖”,而且每个人都有权确立自己的“新颖”。也许我们真正要做的,可能正好相反,而是应该去清理这些似是而非的资源和传统,以便留足空间,安放我们自身必须面对的问题。自觉地梳理文学史,认清自己的历史处境,那种共同的处境,廓清我们的动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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