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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罗格尔·拉波尔特和《细微的沉默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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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20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罗格尔·拉波尔特和《细微的沉默之声》

王立秋


  
  我们正在见证一种独特的诡计。根据拉波尔特,绝佳的事件就是词语——意义到存在的来临;而写作,一种思考的模式,则允许事件发生。但这种思考意味着对我的驱逐,把我排除在其脉管与皮肤之外,并因此也意味着透明性或纯粹的感受性(receptivity)。这种飞逝而不确定的事件,通过它总是即将离去的存在方式,证明其在场的异国情调,这样,天赐(visitation)的好运与即将分离的不幸也就变得密不可分。一个词的来临,说的不过就是,它来了,而且,它以一种平板的声音诉说这种来临。但要“准确地书写”[“écrire juste”],就必须听到这个词,而要听到这个词,人们就必须(已经)“准确地书写”。这是一个没有出口或入口的循环。我们不知道,词是召唤还是答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与距离被废除了。书写,无论是沉默的书写还是口述的书写,但必须是警觉而有期待的书写,天生具有一种反向的意向性:它是对意料之外的东西的期待,以及可欲之物无法满足而只能深化的一种欲望。
  这里与我们有关的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心理学更不是某种文献。相反,思虑地,是把罗格尔·拉波尔特的《细微的沉默之声》(Une voix de fin silence)[1]分类为小说的,这本书封面上的一个词语。在这个词里,所有上述的矛盾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没有在某种辩证的形式中得到中和。但这本书——也许,它不过是探索事件中的“精确书写”而已——由于它的美丽,毋庸置疑地属于美文学(belles-lettres)。
  莫里斯·布朗肖把文学开向了这个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真实的角色在一个高度张力的区域——这个区域既不是客观的现实,也不属于意识的领域——中自我消耗。也许对布朗肖自己来说,这个维度代表着,死亡之后(after-death)或者说,那不可能的死亡。公共的时钟——幸存者能在上面读出他者死亡的时刻——也许是那伟大的钟表匠(Great Watchmaker,喻指上帝)的最大的恶意。在他们自己的时间中,正在死亡的人永远不会停止死亡。他们的时间不再流向公共的时间。他们无尽的苦痛在于存在之海不停的翻滚,它像对生者的恶心一样升起或令语言复活,无法停止:过程的文学,但有时,是诗——当出路出现的时候,甚至在那个紧急出口是假门或假窗的时候。但(这听起来就)好像外在性与内在性就是那种更加原始或终极的事件的场所,而这个事件,正是因此(thus)——从这个词作为惯用语的字面含义上说——而发生。什么事件?为什么它有权利成为文学的一部分?为什么这种事件被称作言语[parole]甚至书写[écrire]?
  有时,这个事件极类存在的事件,或者说,给存在 [essence,本质]这个词加上了一个抽象名词的价值——后者指示一种行动,事件类于存在的存在[l’essence de l’être,存在的本质],海德格尔著名的表述:存在的存在[être de étant,在者的存在]。在布朗肖那里,出现了一种无人称的,无性的对同一事物的反复过滤,一种无休止的,来回的声音,一种无止境的摇滚,就像一种甚至不能被适当地成为基本的基本的不透明性,因为它什么也找不到:(有的只是)混乱,圣经上说的“大地无形,一片混沌”。罗格尔·拉波尔特看起来,在这点上,与海德格尔和让·波弗勒更为接近。[2]他谈论出现,谈论顶点,同时耐心地把这些概念从征服者喧嚣的胜利中分离出来。这种在远离中趋近的声音,就像一种回音或韵律,在沉默与遗忘的边缘上盘旋。
  在其他时候,事件就像自我的离开,就像从同一到绝对他者(后者至少与诸存在之存在一样发人深省!)的通道——克尔凯郭尔如此坚持的,扬科列维奇不愿触及的,正是这样的事件。绝对的他者是一经发现就受到质疑的发现——受迫害的真理。不确定性的重生:这就是他者借以通过我们而不变成这个世界的旧识的那种模式。在扬科列维奇那里,绝对他者的一瞥把为此一瞥所震惊的东西削弱到了如此的程度:把它还原为闪光的赤裸事实,这一瞥本身的闪耀。
  这一切如何与文字发生关联?什么是文学,如果文学不是书写与作品之间的不均衡,如果文学不是这种即将在那种作者“认为他正放进这些词语的”意义上层叠的,“负载意义的语言”?那些声称钟爱文字的人,那些文字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想要回到的——仿佛要赶出事件的——难道不正是这些词语么?好像他们的主要关注,就是要在书写中表明,在作者的思想与情感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在现代文学置于自身的奇遇(adventure)的固执中,要发见一种对丧失某种信仰之挫折的补偿的探索,是很容易的。现实中,成问题的倒是绝对者的需求(人们还能少一些欲望么?),传统神学——其力量与(西蒙娜·薇依[3]的伟大愤慨)魔法的超自然,其穿过窗户、被简单呈现为风景画的超越,其如围墙般不可跨越的超验——一直以来都不能辨认出这种需求。要展现这样一种筋疲力尽的神学,仅仅宣布超验本质上属于主体性是不够的。也许,对这个副词的滥用,正对我们时代的虚假-思想作出了定义。就像榜样——提供如此榜样的某些偶像在我们儿时是如此地被看重以至于他们泰然自若地自我纠正——一样,我的自我(I’s self, le sois-méme du Moi)总把自己放回在同一个场所,同一个位置:在其所有的变形(即它不同的位格)之后。在旅途中陪伴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现在,通过文学的文学,在“与语言有关的事业”我们儿时的谜以及我们的恐惧被重新激活的时候,我也被颠倒了过来。
  语言,是一种感知的倾听或一种拉近(距离)的联系么?它是表现和揭露,还是(对)邻人的表达和接近以及不可还原为揭露的伦理事件?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但正是围绕着语言——在精确的书写中,语言不再发出噪音也不再过分屈从(而丧失独立性)——重要的问题才被决定下来。人们可以对这种书写的特权进行质疑,对此,罗格尔·拉波尔特写下了微妙的篇什。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还原到本质,语言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总是提出一个不只是某种作为思想的存在,而是完成某种超越于存在,也超越于思想——在思想中存在直视且反射自身——之外的运动的单独的词。更确切地说,提出(这个行动)本身就移动于思想之外。言语,即谵妄[Le dire est délire]。思想直斥奢侈或咬文嚼字并且,用从词语根基上拧下的岩石来反对言辞,把它们囚禁在它们意欲超越的那个世界之中。思想强迫词语连贯(连贯地说出词语)。但就在它这么干的时候,再一次地,为那些诗意的词语的鲁莽所聆听的超越之物,又被说了出来——而这种表达“听上去就好像事物在自我表达”,宛如“纯粹的倾诉”。除非超绝物的到来遭到质疑,否则,超验之物就不可能以超绝物的身份到来(The transcendent cannot-qua transcendent——have come unless itscoming is contested)。它的出现是歧义或难以理解的谜,也可能只是一个词而已。
  语言是这样一个事实:它只提出一个词:上帝。


(译自Emmanuel Levinas, “RogerLaporte and the Still Small Voice”, in Proper Names, trans. Michael B. Smith,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6. p. 90-94.)


注释:
[1] 这篇文章原为罗格尔·拉波尔特《细微的沉默之声》(Paris:Gallimard, 1966)的评论。——英译者注
[2] 让·波弗勒(1907-1982),“活着的克尔凯郭尔”研讨会上与会的海德格尔主义哲学家。波弗勒的参与以报告和文本解读的方式进行,该文即他与海德格尔合译的《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人物》,讨论期间他还做了一些评论。——英译注
[3] 法国哲学家与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家(1909-1943),关于她对犹太教与《旧约》的看法,列维纳斯在《西蒙娜·薇依反对圣经》(“Simone Weil contre la Bible”),载《艰难的解放》(Difficile Liberté),第三版(Paris: Albin Michel,[1963]1976),189-200中进行了批判的检视。——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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