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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我不能写下关于米沃什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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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7-02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我不能写下关于米沃什的回忆录

李以亮



  我不能写下关于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回忆录。出于某种在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原因,虽然我在写作,比如,有关晚期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的文章时,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不能设想我会写作类似关于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随笔文章,虽然我也很熟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赫伯特是一个更“统一的人”?不是。这三个人,米沃什,赫伯特,布罗茨基——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个人,他们都是多么独特——他们享有或遭遇了何其复杂的人生,就他们工作的严肃的意义,以及他人对其可见的社会形象相对轻松的感知来说,又是多么不同。三个人都喜欢开玩笑,容易与其他人相处,善于主导谈话,都爱朗声大笑(米沃什的笑声最响亮,最庄严),仿佛需要从其职业的庄重性里,暂时抽身休息片刻。
  然而,不久前,关于赫伯特的生活,我又写了几页。这仅仅是因为,当他参观我在西里西亚的高中时,当我几乎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见到了他的缘故吗?因为他的个人困境,他的病情,因为命运强加于他的戏剧过于残酷,使其高贵的诗韵甚至都大不同于其他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完全不同)?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利沃夫,出生相隔二十年而彼此距离只有两百公尺,所以我对他的命运有一种特别的领悟,仿佛从两次不同的战争回来的军人,但是由于出自同一个军团的缘故所以感觉更近,就像同一部落、同一家族的成员?
  在亲身见到米沃什之前,我已阅读他多年。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我不相信我会遇见他。那时候,他对于我就是一个传奇,一个传说中的麒麟,一个生活在不同星球上的人;加利福尼亚州于我只是一个美丽的名字。从我青年时代的视野来看,他属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如同遥远的中世纪一样。他是出生于这个世界没落贵族最后一代里的一员(没落,但仍将自己定义为贵族):他生长于立陶宛乡村的一个小庄园,那里的树林、溪流、水蛇,和我度过童年的、最简陋的工业城市里的有轨电车和公寓一样,随处可见。他的波兰和我的波兰是那样不同——他那个波兰的翅膀,伸展到了东边。当他在1911年出生时,他是俄国沙皇的子民;俄国的一切,包括他十分熟练的俄语,都是他所熟悉的(不过,作为他的读者都很清楚,他对俄国的很多事情都是持评论态度的)。我出生在一个版图大为不同的波兰;像一个睡觉的人,从床铺的一侧换到另一侧,我的国家的手臂,朝西方伸了开去——当然,只是形体上的,因为在政治上,它被纳入到了东方集团。
  我成长在一个“后德国”的城市;我的童年世界的一切,看起来、闻起来都是“德国的”。白菜似乎是德国的,树林和墙壁使人想起俾斯麦,黑鸟的歌唱带着日耳曼口音。我就读的小学,应该属于柏林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它的墙砖,是那种普鲁士的暗红色,就像演唱瓦格纳歌剧的歌手的嘴唇。在我们的公寓出现的第一台收音机是德国的(一台我崇拜的收音机——它的无线电,从一个无形的空间里接收信号,它有音乐,它从不同的大洲带来了奇怪的声音),而且,很可能它对阿道夫·希特勒没完没了的讲演,充满怀旧之情。德语是我已经开始(不情愿地)学习的第一外语,因为我的祖父,他自己也是一个说德语的人。对于米沃什,虽然他通晓多国语言,但从来就不存在学习德语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语诗歌,也从未在他浩如烟海的阅读中,扮演一个主要脚色。
  我的童年没有庄园和水蛇。煤矿和烟囱就是我的树林和草地。有些贵族家庭,隐藏在最小的公寓里,靠极少的工资生存。(我得赶紧说,我的家庭不是贵族)。据说我是一个无阶级社会里的居民,在其中,鹰隼和麻雀被判处保持强制性的友谊关系。无阶级社会:实际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很穷,除党的政要和几个狡猾的、善于瞒骗的商人,而他们的睡眠也是不得安宁的;他们积累的财富有一天可能被带走,没有坚实的法律保护他们。我们所讲的语言,是平民的波兰语,生硬,丑陋,充满了典型的、当局的缩略词、缩写、陈词滥调,间以笑声、赌咒发誓和讽刺——那是一种奴隶的语言,只适宜于以一种满含怨恨的、布尔代数的形式,达成基本的沟通。在70年代中期,我很崇敬克拉科夫星光剧院上演的密茨凯维奇的《祖先祭》;它由康拉德·什温纳斯基执导演,他不久后在叙利亚一次航空事故中不幸去世。该剧上演不久,我听说米沃什看了有人提供的记录片,愠怒地评论说:“我受不了这些演员所说的波兰语。”他认为他们的发音极其粗野。这些野蛮人是我的同辈人,我的同代人:从进入大学开始并不严格的军训起,我就认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当他们在舞台上演出密茨凯维奇那一代的反叛时,他们听起来像我的朋友;我也被带回上世纪之交时的维尔诺,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讲的是我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俄罗斯悦耳的音乐,也没有法语的那种优雅。
  也是在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画家莱谢克·索博茨基,他定期会去往美国(他的母亲住在洛杉矶)。他是一个由年轻艺术家和诗人组成的、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比较模糊的群星中的一员,虽然他们还未从个人的经验中懂得什么,但已开始尝试,忠实于一个更为真实的审美标准,想要创造一种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更有意义的艺术。我也属于这同一个群体。索博茨基在前往洛杉矶的旅途上,往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邮寄了一个包裹,其中有一些我们创作的诗歌和小说的节选,以及由他和朋友们创作的一些绘画作品的印刷品与复制品。过了一段时间后,米沃什的一封长信到达了;不可能更使人震惊了。米沃什基本上否定了我们所有的社会批评性的艺术,认为我们的努力用心良苦,却没有美学上的吸引力,属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完全可以想见的反应。他力主“形而上的距离”,引述亚历山大·瓦特基于形而上学理由的、反对极权主义之必要性的句子。意思是说,要从某人之信念的根基着手。这封信于我、于我们,如同一盆凉水。米沃什正确吗?当时,我犹豫不决……他使我暂时停了下来。现在我认为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在他的判断里一定有那么一点嫉妒,嫉妒我们行动的直接性;一个流亡知识分子从需要上讲,常常是“形而上”的——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无法进入自己国家的、无中介的生活现场。那个更为年轻的米沃什,在纳粹占领时期及稍后写出了系列伟大诗歌的米沃什,可是一点儿也不轻视直接性。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了米沃什的诗歌;它的韵律有时候似乎是远古的,但其智性的内容却是再现代不过了,它们再有魅力、复杂、令人陶醉不过了。我说我爱上了它,这是真的——然而,我首先得能找到米沃什的诗,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的父母有一个丰富的私人图书馆(其中,小说的确让诗歌相形见绌),书架上却根本找不到米沃什的书。他的名字从所有教科书上被抹去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从来没有提到过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个名字。百科全书有一个“米沃什”名下的条目,但它属于勇敢的塞尔维亚王子“米沃什·奥布热诺维奇”,与《本乡本土》一书的作者无关。自1951年他出走的那一年起,米沃什一直就是一个被排斥的人、一个异类。如果他的名字确实出现在某印刷品里,也常常是伴随着一个拜占庭式的官方标志:“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怜的共和国,竟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敌人!
  为了能读到他的诗和散文,我需要得到学院院长的特别许可,有一次我的确得到了许可——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借出这些书,我只能在雅盖隆大学图书馆(它是我在克拉科夫的母校王冠上的宝石)一间阅览室里研究它们。我每天都不得不说向一摞书说晚安:当我走回家时,它们不得不被搁回到书架。我被指定在教授阅览室里阅读。在我眼里,在一个年轻研究生眼里,这地方,便有了特别的重要性。在那儿,我一坐几小时,研究着我们共和国敌人的著作。多么甜蜜的时间!因为是在一种阴谋似的条件下走近米沃什的诗歌,更增添了几分甜蜜。
  米沃什作品的丰富性令我叹服;我还不能立刻完全把握诗人全部的成就。我狼吞虎咽他的诗歌,就像一个人被许诺了一个神奇的果园却只有很短的时间,作为一个闯入者,如饥似渴地伸向那些樱桃、梨、桃子。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闲暇——恐怕我也不够成熟——来领悟其作品的不同层次,理解他的思想,弄清米沃什复杂的诗学演化过程。我因陶醉而阅读,而不是为了什么批评的洞察力。我还记得,在图书馆里陶醉于背诵他的诗歌然后回家的情形。假如我是一个司机,警方完全可能因为醉酒状态将我逮捕。但是,因为我只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步行者,没有人真的出面拦住我;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控制我的白日梦,不能控制我沉浸于诗情的销魂时刻,不能控制我走路的样式。
  米沃什的诗究竟有什么吸引了我?正确地说,是所有不同于我的经验、不同于我的处境、不同于我的“人民共和国”语言的一切。我爱上了米沃什的自由,米沃什就是凭借这种自由,既尊重又反抗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规则。他比我早前知道的诗人,说出了更多——我的意思是,他并不严格追求纯诗主义者的隐喻:他要告诉读者的,远远超过那些已被接受的当代诗人。读者知道,米沃什相信某些东西而且憎恨另外某些东西,知道米沃什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什么,然而他的许多诗,仍然是诗人与自己的激烈争论,理解它们一点也不容易——他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同意自己的意见。我也惊讶于他的诗歌里不变的、充满活力对于隐秘之物的探寻,这种探寻体现在十分具体、感性的意象之中,而不是出现在禁欲主义的、修道院的礼拜之中。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狂喜的语调混合着清醒的反思;试图分类这种诗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冲破了分类学。它不是“自然”的诗歌,它不是“沉思历史的诗歌”,也不是“自传性的抒情”——它是这一切!这个诗人的雄心不知道有任何限度;他试图在宇宙之中畅饮。
  虽然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如此的亲切感,亲眼见到他时,我所感到的震惊仍然是巨大的。他富于力量的作品之宽广、复杂的领域,与我终于见到了绅士(一个七十八岁的“微笑的公众人物”)之间的对比,也是相当强烈的。一个人身上如何能体现一部巨著所有的矛盾和玄妙之处?我不是说,米沃什作为人的化身令我失望。一点都不;我钦佩他,我热爱他,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刻都是令人陶醉的。他是一个亲切的朋友;他为我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震惊》撰写了一篇最为慷慨的序言;他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显示出兴趣;后来,在克拉科夫,我们几乎成为邻居,我经常看见他。但我知道,对于他,我仍是一个年轻的朋友,而不是某个可以倾诉的人,我想,那要是他那一代人中的某一个,有着共同享受或忍受过的经历。
  1983年6月,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在莱昂诺尔·菲尼和康斯坦蒂·杰伦斯基宽敞的公寓,靠近胜利广场。当时,我才离开波兰,不知道会在巴黎生活多久。与米沃什一样,康斯坦蒂·杰伦斯基也是一个流亡者,是米沃什诗歌杰出的评论家和伟大的崇拜者。我当时遇到的米沃什,是一个年长的政治家——上了年纪,但奇怪地年轻而英俊,安详,机智,发散着能量,这使他总是成为每个社会活动的中心;既狂热又柔顺,刚刚被斯德哥尔摩授予的声誉,将他从身在伯克利的孤独的煎熬中解救出来。
  1986年1月在纽约举行国际笔会的会议,期间我和他以及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在库珀联盟馆一起朗诵,现场有一个热情而庞大的观众群,他们似乎主要由一些非常年轻的诗人组成——那是一群多么可爱的读者!从那以后,我不时都会看到他,在巴黎,在加利福尼亚,在纽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在休斯敦,我在此教授创造性写作,我请他为学生们读诗。
  后来,在克拉科夫,我多次去博古斯拉夫斯基街他的寓所拜访他,他与卡罗尔终于在那里定居下来。我看见他漫步——越来越慢——在克拉科夫的旧城区,几乎谁都能认出他,敬畏地看着他。因为他步行缓慢,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表达心底的敬畏。他就像歌德在魏玛,虽然他的公寓远比歌德在弗劳恩普朗的故居简朴——但是,他在克拉科夫和波兰这小小世界里的中心地位,从来没有人质疑。对于一个缺席了几十年、终于返回其祖国的流亡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智识上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餐厅,他说话声音很大,因为他听力不好,他的嗓音那么大,这使他的朋友略微有点难为情——谈话的隐私性少了。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被他的老龄削弱。他的记忆力不可战胜,他的笑声不可抗拒,他的头脑一直警醒。
  在2002年和2003年,我与爱德华·赫什在克拉科夫组织夏季诗会,期间米沃什受到美国诗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有的非常年轻,有的也非常有名;米沃什拒绝了参加评委会,因为他无法听清别人说什么,但他同意会见休斯顿来访的学生。他回答他们的提问,许许多多的问题,在听众面前做长长的、令人难忘的自言自语(必须有人靠近他听力更好的那只耳朵,重复问题以使他听清)。他也和其他诗人一起读诗:我会永远记得,在精心修复过的克拉科夫犹太教堂,一只圆顶小帽戴在他庄严的头上——仿佛年老的大卫,在面向他的国家讲话,虚弱,但仍然那么有力,庄重,但也明显带有一点礼节性的、心满意足的微笑,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着。
  他站起身来面对最后岁月的挑战,在这样的举止里面,有种卓越而迷人的东西。他从来没有退回一种当之无愧的退休生活的安逸里。与那些他喜爱或喜欢的人在一起,他是温柔、大度、迷人的;他接待许多朋友和许多陌生人,年轻或年老的慕名者,诗人和评论家,但在公共场合发言时,他保持着一名愤怒的先知的声调。他一直在抨击同胞的褊狭琐碎;他一直在为梦想的家园辩护,他维护着多元化和宽容,同时也在抨击现存社会的恶习:他憎恨反犹太主义、心胸狭隘、民族主义、愚昧落后。他有一个宗教的头脑,但也相信自由、民主的原则,并试图教会他的同时代人接受这复杂信条的影响。
  我亲眼目睹了卡罗尔去世后他内心深深的悲哀;那时他已知道他将面对生命的终点,在一个空落的公寓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卡罗尔温柔之手和想象力的痕迹。即使那时,他最后一次旅行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永别了她——回来之后,他即能写出美丽的挽歌,“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在他身上,将生命的痛苦转化为诗歌的天赋,未受损伤。但是他累了,而且在我看来,他甚至为此感到有点羞愧,羞愧于自己总是能够成功地成为一个魔术师,不顾一切,不顾所有的灾难、所有的死亡写出诗篇。“诗歌是什么?如果它不能拯救/国家或人民?”他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曾如此发问。使用魔法又有什么用,如果它不能宽慰绝望的心?他总是存有宗教的希望、信仰、有时给他带来了神之存在信号的梦想,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诗里知道的——绝望,也是他的常客。他的笑声还是战胜了生物学的鄙陋,但是他最后的岁月使他的身体虚弱不堪。
  这伟大的生命有它的秘密:米沃什多少次在他的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的朋友们从来不会相信它,而我认为,他也许要我们不要当真,但是至少要严肃地考虑。朋友往往太过善良,太有礼貌,太有教养。他们总是对你说:“你会很好的”,“你言过其实了”,他们希望你振作,这是他们的目的。这也许是一个挣扎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人想要听到的话。很早很早就认定,诗歌是为了与人交流沟通,而非为了高深的炼金术与语言游戏的诗人,在他倍感孤独的、日日夜夜的沉默中走向死亡。在他痛苦的最后几小时,与他交谈的最后之人,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她照看他家里的一切,她是一个有着伟大心灵的好人。我愿意这样认为:在他几近一百年的戏剧性存在的复调音乐里,他最终听到的声音是一个未受学校教育的美好的嗓音。也许在这舒缓的嗓音里,他发现了某个拱门似的东西,它存在于他最后的时刻与他立陶宛乡村的田园诗般的童年之间;而在这二者之间,是现代历史的暴怒,是他长期流亡的孤独,是他斗争、思想、想象、反叛的力量。
  我不能写下关于米沃什的回忆录:太多太多,隐藏于他的生命里。此外,他是一个狂喜的诗人和狂喜的人。我们永远不会真正懂得这样的人。他们往往藏起他们欢欣的伟大时刻,他们从未与他人分享他们突然之间有所发现的短暂欢乐,以及幻象消逝时的悲伤时刻。他们在孤独中壮大。和朋友在一起时,他们通常举止恰当,为人慎重,像别的人一样。他们就像我们有时在平静的港湾里看到的大船:斑斑锈迹覆盖了巨大的、固定的钢板,几个水兵在甲板上懒懒地晒着太阳,蓝色衬衫晾在一条绳子上。没有人会想到,这艘大船,曾经与飓风搏斗,勉强幸存于大风浪的冲击,唱着刚强的歌……不,我并不十分懂他。我必须重回他的诗、他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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