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尔有一段诗文，似乎说明了民族与民族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Excudent alii spirantia mollius aera, credo equidem, vivos ducent de marmore voltus, orabunt causas melius, caelique meatus describent radio, et surgentia sidera dicent: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hae tibi erunt artes; pacisque imponere morem, 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这段话的大意是：有的民族能够把一块青铜塑造成某种漂亮的样子，有的民族甚至可以把大理石雕成一个大活人，有的民族口若悬河，擅长官司诉讼，有的民族则精通星相，手持魔杖，足可呼风唤雨。但是罗马人的技艺却是把万民统治在永久和平之中，宽待臣服的人，打击骄横者。（维吉尔《埃涅阿斯纪》6.847-853）
这段话与荷马诗史中的诗文在精神上十分相似。《伊里亚特》里这样说：
“赫克托尔，你一向难于接受别人的劝告
只因神明使你作战非凡超群
你因此也以为自己的思虑比别人深远
可是你怎么也不可能做到事事躬亲
神明让这个人精于战事，让另一个人精于舞蹈
让第三个人谙于竖琴和唱歌
鸣雷的宙斯又把高尚的智慧置于
第四个人的胸中，使他见事最精明
他能给很多人帮助，也最明自身的价值”
（《伊利亚特》13.726－734）
又比如，在《奥德赛》里，
“神明并不把各种美质赐给每个人
或不赐身材，或不赐智慧，或不赐辞令
从而有的人看起来形容较他人丑陋
但神明却使他言辞优美，富有力量
人们满怀欣悦地凝望他，他演说动人
为人虚心严禁，超越汇集的人们
当他在城里走过，人们敬他如神明
另有人容貌如同不死的神明一般
但神明没有充分地赐给他优美的谈吐
就像你外表华丽，天神甚至不可能
使你更完美无缺，但你却思想糊涂。”
（《奥德赛》7.167－177）
概观之，荷马与维吉尔的诗文秉有相似的精神，都是在说明人与人之间或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然差异；但是，细细审阅之下，则可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荷马试图说明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不可能占尽所有的良才美质，良才美质皆由神明所赐。这暗示了，占尽所有良才美质的，唯有神明；一个凡人占尽所有良才美质乃是违反神圣法则的。这个思想呼应着荷马诗史的“去英雄化”的根本旨意，即祛除上古英雄们似是而非的神圣性，让他们回归凡人必死的、有限的贫寒境地（注意《伊里亚特》最后以“葬礼”一词煞尾）。强调凡人共同的有限性，这就是荷马的本意。再看维吉尔，在这位罗马诗人前引的诗文中，神明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神与人的差异与紧张这一荷马式的主题在维吉尔这里缺席了，继而，凡人在其本体论意义上的有限性也就不是维吉尔关心的问题。维吉尔意在呈现的乃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差异与紧张，那就是主人与臣民的差异与紧张。尽管维吉尔承认各民族拥有不同的良才与技艺，但是，他的措辞显示，各民族拥有的才能与技艺固然纷繁多样，但是，它们之间不再具有源于神明所赐而秉赋的平等质地了，作为罗马人的专属技艺的“政治技艺”居于所有技艺的统治地位，罗马人正是凭借这份技艺而统治万民，它是主人的技艺，在人类所能掌握的诸种技艺中，唯独它鹤立鸡群。在荷马那里，原本是神的才质与人的才质的差异与紧张，在维吉尔这里，则被置换成主人的技艺与臣民乃至奴隶的技艺的差异与紧张，这是一种全然世俗化的紧张关系。据说，正是这种主子与奴隶之间的紧张关系，成就了世界历史隆隆不休的伟大进程。
无疑，罗马人凭借着主子的技艺，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项技艺既由于其高贵，而遭万民嫉妒，也由于其傲慢，而遭万民怨恨。维吉尔这段诗文精辟地概括了罗马的帝国精义，我们可谓之“帝国诗文”，它几乎成为西洋文学史与政治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诗文。以罗马人为不共戴天之死敌的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就对这段傲慢的“帝国诗文”耿耿于怀，以至于在其《上帝之城》的导言中，倡导一种以“谦卑”为立国基础的“上帝国”的蓝图。《上帝之城》的导言简短精炼，其全部关注只在于提出一种与维吉尔的“帝国诗文”截然相反的统治法则：“谦卑把我们提升到大地的至高所在，超越那蔓延在尘世中的偶然与无常，然而，这不是靠人高傲的僭越，而是靠神恩的赐予。上帝之城的君王和创建者，在他的选民的圣书上用下面的词句展现了神圣的律法：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者。这说的本是关于神的话，但是灵魂高傲的人受膨胀的血气的左右，竟也喜欢听到自己受到这同样的赞美：‘宽待臣服的人，打击骄横者’。这就是地上的国度，虽然她追求统治，让万民做她的奴仆，但她自己却也被统治的欲望所统治着。”（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导言，笔者译）
《上帝之城》凡二十二卷，其虽卷轶浩繁，但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抵制维吉尔的“帝国诗文”、抵制“罗马人”、抵制“世界历史”，依据圣经诗文，创制一套全新的主人技艺与国家统治理念，开启所谓的“救恩历史”，它一方面有别于，但在另一方面又依托于世俗化的“世界历史”，并以高度含混的“基督教选民帝国”为现实的权力执行机构。
如果说荷马着眼于“凡人”，那么我们可以说维吉尔着眼于“罗马人”，而奥古斯丁则着眼于“选民”。——这样看来，唯有荷马这位希腊的盲眼诗人才真正怀有一颗悲天悯人的神明之心，在他看来，凡人操持着残缺不全的技艺，无非只是为了匍匐在漫漫大地上艰难谋食罢了，人类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与荷马同时代的诗人荷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更加鲜明地表述了这一思想）。然而，原本卑微的技艺在维吉尔和奥古斯丁那里却被寄托了非凡的期许：前面那个罗马人指望靠着某种技艺做万民的主人，而后面这个教导“谦虚”德性的基督教父更是想凭借它而把自己提升到大地的至高之处！——高傲与骄横的血气不仅弥漫在《埃涅阿斯纪》的诗文中，也同样弥漫在《上帝之城》的字里行间。
在荷马构想的世界中，技艺不仅表征着凡人的有限性，而且其自身也秉有凡人所秉有的缺陷与卑微，后者又反过来赋予所有技艺以某种节制与平等，因此，凡人不会因为身怀雕虫小技而傲视神明，一个民族也不会因为拥有某种特殊技艺而鄙视异族，所有凡人皆敬畏冥冥中的神明所赠赐的尘土般的命运，它们固然殊途，但终将结束于同一处归宿。这种平等与节制的原始乌托邦的神学诉求在柏拉图对“理想国”的界定中获得了充沛的政治性表达：“Minding one’s own business”（自己走自己的路）乃是正义的根本含义。遗憾的是，这层含义在极端“关爱邻人”的罗马人与基督徒的世界中荡然无存了，罗马人与基督徒堪称天生的帝国胚子，他们在技艺中看到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他们尤其发现“政治技艺”实在是统御所有技艺的“主人技艺”，从中他们更看到了使自身变得伟大与高傲的秘密和契机。《埃涅阿斯纪》与《上帝之城》均致力于深究籍以统治万民的“政治技艺”，它们分别开启并守护着“世界历史”与“救恩历史”的宏大路径，堪称西洋早期文学史上最具政治品性的两部经典著作。
伴随着技艺的主奴分野而来的，是凡人之间的主奴分野：在维吉尔那里，就是“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的分野；在奥古斯丁那里，则是“基督徒选民”与“异教徒”的分野。——政治统治的技艺与资格乃是人类分野的最根本、最有力的标准，与之相较，其他诸如种族、血缘、地域、语言、文化等等都是原始的、次要的、模棱两可的、可忽略的。19世纪法国大学者勒南（Ernst Renan）正是在政治技艺所造成的人类分野的意义上写出下面这段文字的：“大自然创造了一个工匠的种族，那就是亚洲的中国人，他们拥有精巧的手工能力，但却几乎不知廉耻……大自然还创造了一个耕种土地的种族，即非洲的黑鬼，仁慈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变得服服帖帖。大自然还创造了主人和军人的种族，那就是欧罗巴人，如果像对待中国人和黑人那样将这个高贵的种族关进奴隶劳动营里，他们可是会反叛的……促使我们的工匠去反叛的生活对于中国人和阿拉伯农民而言已然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了，因为他们是一群毫无血性的东西。就让这些种族如其所是地生活与劳作吧，那样的话，大家各得其所，而天下也就太平了。”（La Re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Paris: Calmann-Levy, 1929）
促使勒南如此骄横的，并不是他所谓的欧罗巴人身体里的“血气”，而是他们手中握有的政治技艺。他本不该迷醉原始的、粗陋的血缘种族理论，而是应该去感谢命运把他分配到一个欧罗巴压倒亚细亚的幸运世代里。勒南所沾沾自喜的基于技艺的平等分配而出现的“天下太平”几乎是一种荷马式的古老理想，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从人们发现了竟然还有作为“主人技艺”的“政治技艺”以后，天下就永远不可能太平了。——世上有哪个奴隶不想着有朝一日做起主人呢？正是对政治技艺的想望，主子们和奴隶们才变得血气勃勃，而“世界史”也好，“救恩史”也好，无非都是对政治技艺的争夺史罢了。
其实，早在罗马人与基督徒之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隐约指出了人类渴求政治技艺的秘密及其原因。在亚氏看来，和自然宇宙一样，人类自成一个整全，并渴求把握这个整全，可是，纷纭众多的技艺却把人之为人的整全分割成琐屑不堪的零星部分，不过，仍然有一种技艺可以帮助人们重拾整全生活的主权，那就是政治的技艺（political art），政治技艺最终指向被称作“城邦”的政治共同体，后者正是人类无力企及的宇宙整全在凡世中的最高摹本，拥有了这一尘世中的整全摹本，就意味着获得了人之为人的整全生活，此乃最高的善，而“政治技艺”将是成就这一大业的唯一技艺，政治技艺因而是凌驾于其他所有技艺之上的“主人技艺”（architectonic art），由于它的目标并非指向人类生活的琐屑部分，是整个生活秩序本身，它满足的也就不是人类的零星欲望，而是人之为人的整体欲望（《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27–b6）。由于这个原因，它将成为所有人的欲求物，不管是希腊的工匠、还是阿拉伯或中国的农民、抑或是欧罗巴的士兵。换言之，政治技艺将是被万民所想望的技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2b14–16），或如奥古斯丁不无自况的指控：“这就是地上的国度，虽然她追求统治，让万民做她的奴仆，但她自己却也被统治的欲望所统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