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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索尔·贝娄:隐于科技帝国的文坛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12-31  

索尔·贝娄:隐于科技帝国的文坛

曹明伦 译⑴



  当还是个初涉文学的少年时,我经常这样想:要是大街上每个人都熟悉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都熟悉T. E.劳伦斯⑵和帕斯捷尔纳克⑶,那该多好啊!后来我才明白,平民大众对高雅文化有多强的免疫力。还在拓荒时的少年林肯⑷就读普卢塔克,读莎士比亚,读《圣经》,可那个时候他就是林肯。
  后来,当自己驾车或搭乘巴士和火车在中西部旅行时,我经常造访一些小城镇的图书馆,在艾奥瓦州的基奥卡克,或在密歇根州的本顿港,我发现有读者在借阅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著作,甚至有人借阅斯维沃⑸和别雷⑹的作品。D.H.劳伦斯⑺的书也颇受青睐。有时这会令我想起上帝仅为了城里的10个好人就情愿宽恕所多玛城的故事⑻。这绝非是说基奥卡克像所多玛那样邪恶,也不是说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男爵⑼会有兴趣迁居密歇根州本顿港城。我似乎一直都有一种执著的大众心愿,想在最不可能有高雅文化的地方找到有高雅文化的证据。
  我作为一名小说家已有几十个年头,而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从事的是一种颇受争议的职业。30年代在芝加哥时,一位年长的邻居告诉我,他为一些通俗杂志写小说。“左邻右舍都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他们只见我整天在家做些琐事,或修剪树篱,或油漆栅栏,就是不去工厂干活儿。可我是个作家,我卖稿子给《大商船》和《萨维奇医生》⑽等杂志,”他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沮丧,“那些人居然会认为这不是一种职业。”他对我讲这些,或许是觉察到我喜欢读书,有可能与他产生共鸣,或许是想提醒我,要避免变得与众不同。但这为时已晚。
  也有人一开始就告诫我,说小说已经濒临消亡,就像城郭或弩弓,小说也已经过时。没人喜欢跟历史过不去。其著作在30年代早期被人广泛阅读的施本格勒⑾曾教导世人:我们古老的旧文明就快要结束。他给年轻人的忠告是:避开文学艺术,接受机械化,成为技术专家。
  为了不成为落伍者,人们曾公开反对持进化论观点的历史学家。我年轻时很崇敬施本格勒,但即便当时我也不能接受他那些结论,而是(怀着景仰之情)在心里对他说:别来烦我。
  时隔60年之后,我在最近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偶然读到了裹着当代理论外衣的施本格勒的老调。与施本格勒不同,蒂奇奥⑿不是把一大堆令人惊愕的历史理论一股脑倒给我们,而是一再表示他思考并审查过其理论依据。
  他谈到我们的“原子化文化”,而且他的见解是可靠的,最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谈到“作为技术的艺术形式”,告诉我们电影不久后就可以被“下载”(即从一台电脑转移到另一个存储设备),并预测电影很快就会像书籍一样上市销售。他预言说近乎魔幻的技术力量正把我们领向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并断言说“一旦这个预言变成现实,我认为不受约束的电影将取代小说,成为21世纪严肃叙事传播的主要手段”。
  为支撑其论点,蒂奇奥先生爱引用图书销售量锐减和影视观众量剧增的数据。他说“对30岁以下的美国人而言,影片已取代小说,成了艺术表现的主要模式”。对此他还补充说,像汤姆·克兰西和史蒂芬·金这样的通俗小说家,“每本书顶多也就卖100万册左右,”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看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连续剧《欢乐酒店》结局部分的人有4200万之众。”
  就数量多寡而论,影视片赢了。蒂奇奥先生宣称“小说形成全民对话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可我根本不相信《白鲸》或《红字》刚出版时曾对“全民对话”产生过任何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给大众留下印象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而《白鲸》则是一部少有人问津的小说。
  20世纪的文学杰作多半都出自没有大众意识的小说家之手,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小说写于文学的低潮期,并不指望读者趋之若鹜。
  沿用那些旨在发现新趋势的观察家们通常采用的路数,蒂奇奥先生在《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中说:“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55%的美国人花在阅读上的时间不足30分钟……甚至可以说,电影取代小说并非因为美国人的理解力有所降低,而是因为小说是一种过时的艺术性技术。”
  他说:“人们不习惯把艺术形式视为技术,但艺术就是技术,这意味着新的技术发展已经令小说面临消亡。”
  除了强调对崇尚科技的年轻人有吸引力的技术之外,那篇文章中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取向:比如你最好做你同时代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最好是某部电影数百万观众中的一个,而不是某一本书数千读者中的一员。另外,书通常是一人独自阅览,电影则往往是许多人一起观看,所以电影观众不仅人多势众,而且具有程序化的力量。除此之外,文章还提到了避免技术过时的重要性,提到了一种很吸引人的感觉,即在为世人解决问题方面,技术将比任何人的思考都更可靠,不管这个人是多么与众不同。
  契弗⒀很久以前曾告诉过我,让他不停写作的是他的读者,是那些从全国各地给他写信的人。他写作时心中就想着那些读者,想着草坪尽头树林中的那些写信人。他说:“要是我不想着他们,那我就会完蛋。”为了怂恿我也买台电子打字机,小说家莫里斯说他很少把他的打字机关掉。他说:“我不写作时就听它发出的电流声。那声音总陪伴着我,我们可以交谈。”
  我真想知道蒂奇奥先生如何让这类特殊习性与他“作为技术的艺术形式”合拍。他也许认为这两位作家莫名其妙地使自己孤立于“广泛的文化影响”。蒂奇奥先生至少有个值得称道的目的,他以为他会找到一条使芸芸影视客和寥寥读书人相融合的道路。不过他在乎的是数百万这个数字:数百万美元、数百万读者、数百万观众。
  他说“人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看电影。他说得真对。
  回想20年代,那时8至12岁的孩子每逢星期六都会去排队买5美分一张的电影票,然后进场看上个星期六银幕上的危机如何化解,看女主人公如何在火车就要压过她之前几秒钟才被松绑。接着是一集新片,然后是新闻片和《小顽童》。最后还有一部汤姆·米克斯主演的西部片,或是一部由珍妮·盖诺饰演的一个新娘和她丈夫在小阁楼幸福生活的影片,或是由格洛丽亚·斯旺森、蒂达·巴拉、华莱士·比里、阿道夫·门吉欧,或玛丽·杜丝勒等男女影星主演的某部影片。当然,还会有《淘金记》里的卓别林,而卓别林的《淘金记》离杰克·伦敦那些小说⒁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观众和读者并不对立。没有人来指导我们读书。我们自行其是,自我教化。我们发现或虚构了一种精神生活。因为我们能读书,我们也学会了写作。先看电影《金银岛》,然后再读那本书,这并没使我感到困惑。那时候电影和小说并不为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竞争。
  在美国,一个更有魅力的奇特之处就是我们的少数者也如此众多,如此庞大。数百万之众的少数派绝非不同寻常。而事实上这里有数百万有文化的美国人,只不过这些人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可以说他们就是契弗的读者,一群因数量巨大而无法隐于树林的读者。遍及美国的大学文学系都未能使他们离弃书本,无论是旧作还是新书。我朋友博茨福德⒂和我都深深感到,如果树林中到处都是步入歧途的读者,那么他们中间或许也会有作家。
  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你只消办一份像《文坛》这样的杂志。如果加以鼓励,一些先前不抱希望的无名作者也会成为真正的作家。一位早期的读者曾来信说我们的期刊⒃“内容新颖,直面读者,名副其实,毫不虚伪,专心致志”。注意到我们不刊登广告,她问:“这样行吗?能维持下去吗?”她把这份期刊称为“医治我们每个人都患有的人类萎缩症的一剂良药”。在来信末尾,这位读者还补充说:“上一代人应该时时提醒后辈,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博茨福德和我曾一直希望我们这份“为文化人办的小报”应发挥的作用。而两年来的《文坛》一直如我俩所愿。我俩是一对满怀理想主义的怪人,觉得我们对文学负有使命。我希望我俩不会像那些仁慈而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在代步之马正逐渐绝迹的时代,还捐款在市政厅广场为干渴的老马修筑水槽⒄。
  我们无法推测有多少独立自主、自我修炼的艺术鉴赏家和文学爱好者幸存于这个国家偏僻的角落。但我们持有的少许证据表明,他们乐意感到我们的存在,并为此心存感激。他们所需要的比他们眼下得到的更多。精巧的技术并未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


注释:
⑴  本文作者为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原文发表在1999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作家谈写作”专栏。
⑵  T. E.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及作家,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称于世,他以其在阿拉伯的经历著有《七根智慧之柱》。
⑶  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苏联俄罗斯作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日瓦戈医生》等。
⑷  林肯从8岁至15岁(1817-1824)曾在印第安纳州帮助父亲在80英亩土地上拓荒。
⑸  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著有《一生》、《暮年》和《泽诺的意识》等。
⑹  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俄国作家,著有《银鸽》、《彼得堡》和《莫斯科》等。
⑺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著有《儿子与情人》和《恰特莱夫人的情人》等。
⑻  据《旧约·创世纪》第18章—20章记载,所多玛是位于死海之滨的一座古城,后因淫乱而被上帝同邪恶之城蛾摩拉一并毁灭。
⑼  在《追忆似水年华》第4部《所多玛和蛾摩拉》第1卷中,普鲁斯特对夏吕斯男爵与裁缝絮比安的同性恋行为进行了大段的描写和评述。
⑽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rgosy_(magazine) 和http://en.wikipedia.org/wiki/Doc_Savage
⑾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著有两卷本《西方的没落》(1918-1922)。
⑿  特里·蒂奇奥(1956- ),美国批评家、传记作家,为《华尔街日报》“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专栏撰稿。
⒀  约翰·契弗(1912-1982),美国小说家,著有《猎鹰者监狱》等。
⒁  杰克·伦敦的许多小说(包括《热爱生命》和《野性的呼唤》等)都以“淘金热”为背景。
⒂  基思·博茨福德(1928- ), 美国作家,波士顿大学退休教授,曾长期与索尔•贝娄合办期刊杂志,包括1997年创刊的《文坛消息》(New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简称《文坛》The Republic of Letters,缩写为TRoL)。
⒃ 《文坛》创刊后的前几年以大幅单页的报纸版式印行(故原文中用了paper和tabloid为其指称),2003年至2007年改为杂志装订版式,其后又恢复成创刊时的版式。
⒄  讽刺美国百万富翁科格斯韦尔(Henry Daniel Cogswell, 1820-1900)。凭当牙医和投资房地产起家的科格斯韦尔坚信,人们饮用清凉泉水即可戒掉饮酒的恶习,于是捐款在美国许多城市修建以他的名字命名并由他自己设计的饮水喷泉,俗称“戒酒泉”(Temperance Fountain),口渴的行人可用泉边一长柄铜杯饮水,喷泉溢出的水积于泉下一水槽,供马引用(A horse trough caught the overflow for thirsty nags)。

原文参见:
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0-01/26/content_33590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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