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木朵
主题 : 朵渔:诗人的阅读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4-29  

朵渔:诗人的阅读




  我今天谈的话题是“诗人的阅读”。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我在各位面前谈读书,真是有点不知好歹的味道。好在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在“阅读”前面加了个限定词“诗人”,诗人是我的本分,而“阅读”对诗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我现在在家里呆着,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比工作时要忙。朋友们问我在忙什么,我往往答不上来。天天忙着写诗,这不太正常,诗也不是件闭门造车的事情;我就说我在读书,读书是件可以关上门来一个人做的事情。但读了些什么?我还是答不上来。我读了很多,但一点也不系统,往往是由一本书读开去,越读越不着边际,能从《诗经》读到王阳明,又从海德格尔读回柏拉图。有些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些纯粹是误读。我把自己的读书经历讲给一些学者朋友听,他们往往哈哈大笑,说我不愧是野路子出身。我也不脸红。
  我为什么热爱读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知,贫乏。小时候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根本就没书可读。八十年代在山东乡下,我能够看到的书籍基本就是毛选、鲁迅杂文、赤脚医生手册等等。我曾经跟一位乡村秀才借过一本《红楼梦》,准确说不能算是一本,应该说是一堆,因为那套书全部散页了,没头没尾,我蹲在树底下读,绝对是风吹哪页读哪页;我在一个姑姑家的谷仓里发现过一本《西沙儿女》,在生产队长的家里看到过一本《白发魔女传》。这基本上是我中学之前的阅读史。读了中学之后,阅读行为被称为“读课外书”,这在学校教育的规定里被明令禁止,老师看到要没收。我读了很多应付考试的东西。这段时间的阅读压抑史说起来令人发指,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中学教育类似于科举。
  拉康说欲望出自匮乏,因为有这样一段压抑史,等到读大学时,阅读的饥饿感就会非常强烈。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作者是周国平。这并不是个好开头,它鼓荡起了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变得浮躁不堪。然后便是一些台湾现代诗选之类的东西。我每次从老辅仁大学那阴暗的小图书馆里借来的总是一大摞哲学、文学理论、艺术批评的书。借来的书,往往翻一翻的多,真正读的少,做秀的成分很大,这为我日后的读书生活培养下了一个坏习惯。
  记得1991年春天,我在教室里读一本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书,王向远博士(我们的年级主任)突然走了进去,他拿起我的书,说,噢,比较文学,大一就读这个,不得了。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外国文学课,我觉得王老师的语气像讽刺。后来,我的兴趣开始转向写作,各类文学杂志成为我的必读书目,逃课似乎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大二开了一门《马列文论》课,李春青老师给我们讲。他讲得很投入,什么《致敏•考茨基》,什么《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我看来,它们是那么老迈,那么可笑,李老师那时候胖胖的,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就把他假想成老迈的费尔巴哈。谁知道呢,反正那时候读书,一定要最新的,最前沿的,而所谓的基础课、作品选读,都被我无知地排斥了。大四时,任洪渊教授开了诗学讲座,这是我最爱听的课,虽然有些未必真的听懂了。有一次在主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激动地对我说,后现代后现代,德里达,福柯,你读过他们几本书?读书一定要系统、全面,不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说得我脸一阵子发红。
  大学毕业时,我作了一篇当代文学的论文(当然这也是最容易投机的),在那篇文章里,我几乎将四年来所学到的所有新名词都用上了,我自鸣得意,交给了指导教师刘锡庆先生。过了几日,刘先生只字未提论文的事,只是说:你可以毕业了。顿时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向我袭来,因为我想得到的是表扬。现在想来,这想法是多么可笑,刘先生没有批评我,可能是看我还算聪明,而我身上的浮躁气,在他看来也许已是不可救药了。几年后我因公干去采访刘先生,又重提了毕业论文的事,我对他说:您还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呢。刘先生一愣,说,是吗?看来,他对此早已了无印象了。
  大学毕业后,有时闲下来,回忆自己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心情总是不轻松的。四年,我真正读过几本好书呢?老师们的话,我总认为是保守,是守旧,是不可信任的,而自己无疑并没有自得门径而入。四年的读书生活,就像在自家门前的沙滩上建造了一所漂亮的房子,海水一冲,它们也就倒了,倒得让人无比沮丧。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告诫自己,要认真读几本书。我真正的读书生活也的确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的,此时,书籍才真正对我的自我意识、对我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三年前,我退回家里,决心以四年为期,再读一个大学,今年刚刚读到大三,就被拉到这里来卖弄,实在是羞愧。
  现在转入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诗人要不要读书?诗歌界有一种反智的倾向,现在诗人流行“不读书”,讲究“天然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文盲出诗人”,能读书的,不少已背上“知识分子写作”的恶名,“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觉得这是误解。现在诗人不是读书太多,而是太少了。表现是:普遍的经验的贫乏、意识的前启蒙状态和知识视野的陈旧与狭隘。本雅明有感于经历过1914-1918的一代人,提出了“经验与贫乏”这一概念,我觉得对我们出身于70年代的一代人是有所启迪的。我们也是经验贫乏的一代人,无论从我们的出身史、教育史还是阅读史来看,我们的贫乏历历在目。出身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尤其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出身农村,很多机会、资源、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我们出身是如此的贫困,我觉得我并非特例,我的一个搞理论批评的朋友谢有顺,他的贫困经验比我更丰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他的自我教育很好。其实城里的孩子也面临同样的贫乏,因为教育制度背景基本相似,面临同样的社会转型,他们也许只是比我们多读了点漫画书,多看了几场电影而已。
  说起意识与视野,可以说今天中国诗人的识见很成问题,这一方面因为知识的匮乏,从而导致视野的狭窄和心智的不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对人类文明知识的偏执的排斥、不屑一顾,致使诗人学行没有强有力的思想背景的支撑,堕落成一群狭隘、无义、不善的群体,其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逐渐退化,失去了正常的是非之心和对善恶的感受与认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我看到很多同行,的确是浅薄无聊、视野狭隘,有违诗人之盛名。八十年代某一个时期,诗人们流行“反文化”,其实自己很没文化,他又如何来反文化呢?就像朱学勤先生所批判的“反崇高”,本来就没什么崇高,反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在八年前,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叫“下半身写作”的概念,针对的是整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化、学院化写作趣味对身体的束缚与漠视,诗人们普遍没有了身体,或身体已经僵死了,灵魂也成了知识化的灵魂,死灵魂。当时有朋友提出,说下半身的问题还需要上半身来解决,我觉得恰恰说反了,应该是上半身的问题需要下半身来解决。如果上半身没问题,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上半身,那么对下半身的强调就很盲目,是一种自我疯狂,一种更大的遮蔽了。很可惜,后来的发展说明,很多蜂拥而上的年轻朋友的确没有上半身。
  是不是有些绕口?我说的是诗人到底需不需要阅读的问题。我看到汪辟疆有一个说法,大多数人认为“诗关性情,无资于学”,就是跟学习无关,但是“杜陵一老,卓然为百代所宗”,尚且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熟精文选理”;韩昌黎也说“余事作诗人”(不是说做个业余诗人,而是“功夫在诗外”的意思),因此得出结论说“是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昨天还在电话里和老于坚说起“读书破万卷”的事,老于认为读书破万卷也不见得下笔有神,很多读破万卷之人笔下连个鬼都没有。另一位诗词大家顾随老先生,他认为读书与创作是两回事,有些人读书很多,但创作未必好。他举例说,屈原读过几本书?屈原读书肯定不多,因为那时候书本来就少。虽然读书与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顾老先生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人之聪明在写作时不可用尽,陶渊明是十二分力只写十分;老杜是十分力量使十二分,也就是拿出了吃奶的力气;《论语》是十二分力量只使了六七分,有多少话没有说出。那么陶渊明的十二分聪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与阅读有关的。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自己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意思是说:自己喜爱读书,不死啃书本字句钻牛角尖,而是着重领悟文中之意。而“会意”与“不求甚解”,在我看来,也正是诗人阅读的一个特点。用一个现代一点的名词,诗人的阅读是一种“误读”。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结果。特别是当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诗的影响,总是以对前者的误读进行的,“这种误读乃是一种带有原创性质的校正,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误释。一部‘诗的影响’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乎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一般的历史,一部歪曲和误解的历史,一部反常和胡乱涂改的历史。没有这一切,现代诗歌几乎无法存在。而这也正是西方诗歌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主要传统。”
  他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基于“影响的焦虑”所作出的一种接受、阐释和改写行为,正如布莱克在《耶路撒冷》里所说的:“我必须创造一个系统,否则便成为他人的奴隶。”布鲁姆说“如果那些迟来的诗人们不想被误导,他们就得知道这一点:死去的诗人是不会自动为他们让路的。”那怎么办?误读他们。“前驱者如洪水。我们的想像力可以被淹没,但是如果我们逃避淹没的试炼,我们新诗人就无法获得自己想像力的生命。”他说得很好。但在这里我是对他“误读”的一种误读,我是在诗人阅读的实践层面上所谈的一种阅读经验。我说的“误读”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六经注我”,是跳进去再爬出来。这种“误读”实践,既是对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的对抗,也是对一种疯狂的求知欲的警惕。你看诗人们的阅读书目,很多奇怪的书籍,对学者们来说不值一提,但诗人们读起来津津有味。这种现象内外皆然,你看那个寒山和尚,就被西方一些诗人奉为来自东方的大师。诗人们的阅读最终是为了养诗,就像蜜蜂采蜜,他博采众花,只为营造诗歌这个精致的蜂巢。我跟朋友们说,我读了很多书,其实往往抵不上一行诗。
  拉康说欲望是“需要得到满足后仍旧缺乏的东西”,求知是人的一种基本欲望,如果无法遏止,很容易造成对创作的阻塞。阅读者被各种知识、观念、形态填充了,没有留下必要的空间,没有随时对一些观念垃圾进行清空处理,诗人就会被知识所捆缚。这就是读书读呆了,成了书呆子。尼采对书呆子多有嘲弄,他认为这些人也许不无知识,但却是一些“精神贫乏者”。他在自传里说,学者乃是颓废者,他们汲取了“过量的知识”,结果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在他们的体内嘎吱作响,无法消化,结果成为一种对生命力的摧残,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意志、决断和冒险精神。尤其是在知识日益专业化、繁复化和碎片化的当下,知识套着知识,理论套着理论,生活处于一种悬置状态,一个阅读者如果不能及时自省,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用顾随老先生的说法,这就是读书读“瘟”了。他讲到才与学,说“一个人有才而无学,只是先天性灵,而无后天修养,往往成为贫;瘟是被古人压倒了。不用功不成,用功太过也不成。”对诗人来说,恢复生命感觉,不要让读书榨取生活的内容,不要让知识形成一种压抑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哪一个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这是个尼采式的命题,他给出的判断很明确:“毋庸置疑,生活更高,生活才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问题是,一个阅读者如何才能避免不让知识统治了生活,才能不让“死者埋葬生者”?至为重要的,是要恢复一个枝繁叶茂的、葱郁的、富有个性和意志力的生活世界。尼采说要“反思”,就是要处理好孔夫子所言思与学的关系,要及时清理那些装饰性的二手知识、二手思想和二手行动,并将所汲取的知识整合为个人的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统一体,将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有效融合起来。一个能反思的阅读者,才能恢复他被过量的知识所破坏的健康,才能恢复他自然而富有人性的本能。
  尼采讲到他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了婴儿。这种精神三变也可误读为求知的三重境界,最初的骆驼阶段是求知最漫长最辛苦的阶段,需要一种骆驼般的坚忍负重的精神;随后是变成了充满力量感和统治欲的狮子,把一切陈旧之物抛入历史的垃圾箱里;第三重境界则是由狮子变回了新鲜、无欲、原初的婴儿状态。婴儿是一张白纸,预示着健康本能的恢复。我们常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不是自己来画,而是被画。如何才能摆脱“被画”的命运?那就要从作一头骆驼开始,最后变成一张觉悟过的白纸。尼采的精神三变,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觉悟与蜕变过程,是需要经历多么艰巨的过程!
  我们很多同行认为只要有生活就够了,不需要读太多的书。我不信这一套,理由也基于这个精神三变。我们很多写作者,其实连一头骆驼都懒得做,更遑论狮子和婴儿。大家普遍的是一种前启蒙状态,余世存所说的“类人孩”状态,处于蒙昧状态而不自知,这样的写作必然是黑暗的、狭隘的。小技得逞,大道废弛,浅尝薄植,最易效颦。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小巧小思,小慧自喜,很难看到激动人心的大作品、大作家。怎么办?那就从一头骆驼开始吧,先不要自称为狮子。
  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诗人之阅读,求知并非第一位的,自我的修炼与觉醒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诗人“误读”的必要性之所在。竹内好评鲁迅时,他认为鲁迅一生有过几次突出的变化,而这些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用了“回心”这个词,就是通过对其我的不断否定,从而达到觉悟或自省的意思。他认为鲁迅的变化必是经过某些契机、外在的刺激与内在的反省,那么这一系列契机组成一个“回心之轴”,使人发生明显的转变。下面结合我个人的道德感的形成过程,谈一点我的“回心”之路。
  我说我是一个隐秘的道德主义者,我的道德感大概有三个来源:儒家经典《论语》、别林斯基的背影和雅斯贝尔斯的实存观念。这其中还要辅之以哈耶克的关于自由的言论、萨特的介入理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精神、哈韦尔的对日常的恶质素的揭露,以及尼采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尼采,他始终举着个大棒,让我警惕道德的懦弱无力,警惕自我感动、自我弱化。
  我觉得《论语》很亲切,子曰子曰的,非常有趣,我有时间就翻一翻。其实子曰何其大,两千年前,孔先生便已经着手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立法。“子曰”类似于“上帝说”,口气之大,无可辩驳。他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在两千年前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圣经。仅就个人信仰而言,儒学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而非宗教,它使人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而不具有超拔与拯救的因素,不具有终极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那就是儒学对个人道德理想的规劝功用。孔子讲“公道”,讲“仁德”,“刚毅木讷,近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之类的道德主义说教,在整个“子曰”中比比皆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的担当与在虚无面前勇于自承风险的进取精神,也许正可以弥合我们生活的离散性,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的实存。
  我道德感形成的另一个源头,是别林斯基,或者说是他的一个背影。我对别林斯基的认识最初来自以赛亚•柏林的一本书《俄国思想家》。伯林文笔极好,他对别林斯基的思想画像让我着迷不已。他说别林斯基既非柏拉图那样的纯粹行家,也非圣伯夫那样的天才观察家,而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是一个内心痛苦而温和且深刻的人,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对于别林斯基,一切严肃的问题终归都是道德问题,“我是人”,他说,“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差不多160年前的今天,三十七八岁的别林斯基因肺病而死亡,差不多也就是我这个年龄。对于别林斯基的死,警察头子大表遗憾,他们说:“我们本来想让他在牢里腐烂。”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个人,他所激励我的,不仅仅是他那些激情洋溢、充满道德感的作品,还有他那一直往前行的背影。
  我对雅斯贝斯的阅读,主要是他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我阅读多遍,他告诉我,“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他告诉我什么是人的实存,人只有逐渐意识到它自身所处的境况的界限,他的状况才真正是一种精神状况。他告诉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如何与周围的世界相处,如何辨别时代的精神状况,以获得一种生命感和现实性。在无由也无能判别的时代精神状况中,在虚无感、破灭感日益严重的今天,人若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存,不能作为一个实存的个体自我与他人发生联系,不仅虚无感和无信仰状态会无限蔓延,像一团雾一样蔓延,而且精神依附性也会加剧。面对危机,个人如何自处?雅斯贝尔斯说,“人,如果要继续是人,就必须沿着意识的道路前进,后退的路是没有的。”后退,就会自我幻灭,就会被物的世界所包围。
  在我道德观形成的过程中,尼采一直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跟随着我。尼采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他说道德就是吸血鬼,他对道德感柔弱的人尤其感到愤怒,“什么时候的自由的标志?——不再自我羞愧!”这一点我就做不到,但我时时记在心中。还有,是什么造就英雄?尼采的答案是“倘若能够同时面对至深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才能造就英雄。英雄不仅能够给自己增添痛苦,同时又不会被巨痛所毁,这样的人才堪称伟大。尼采的超人哲学,让我对道德主义充满警惕,警醒自己不要过于柔弱,不要过于自我感动,过于自恋。
  我觉得我的道德观矛盾而又复杂,这的确与我的阅读经验有关。惠特曼曾经说,“我自相矛盾,因为我包容一切。”诗人应该有一个好胃口,将这些知识的碎片、复杂的心灵、自相矛盾的观念、幽暗的欲望等等一切消化掉,变作自己的营养。
  有时想想,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读书?因为我觉得我很无知啊。读了那么多书,我得到了什么没有?我要说,读了这么多,其实不够用来写作一首诗。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用来回答朋友对我的关心。我回家之后,总有朋友担心我的状态,一打电话,就问我在忙什么。去年,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最近在忙什么》,读给大家听,算是一个结尾:

最近在思考。有时候也思考
这思考本身。这正是
悲哀的源头
也就是说,我常常迷失于
自设的棋局

有时想停下来,将这纷杂的思绪
灌注进一行诗,只需一行
轻轻道出——正是这最终之物
诱惑我为之奔赴。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