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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历程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12-30  

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历程

张晓辉


  经常有人问及我非暴力的思想历程。为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忆我十几岁时在亚特兰大的生活。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令我满心憎恶的不仅是种族隔离,还包括由此产生的压迫与野蛮行为。我曾经经过黑人横遭私刑处死的现场,我曾经目睹三K党夜间的游行。我亲眼见到警察的野蛮行径,我也曾见到黑人在法庭受到的悲剧性不公正待遇。所有这一切,都在塑造着我的性格。我几乎近于对一切白人,都充满了怨恨。
  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到,种族方面的不公正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不公正。虽然我生自一个不虞贫困且相对舒适的家庭,却从未忘却同伴们经济上的缺乏保障,邻居们悲剧性的贫困潦倒。因其充满压迫的条件,父亲从不许我和哥哥到白人中间去工作;十几岁时,我却不听父亲的愿望,到一个兼雇黑人和白人的工厂做了两个夏天的工。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经济上的不公正,也认识到贫穷的白人所受的剥削绝不逊于黑人。由早年的这些经历,我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公正有了深刻的意识。
  因此,在1944年进入亚特兰大莫尔豪斯学院时,我已经深切关注于种族及经济方面的公正问题。在莫尔豪斯的学生时代,我第一次读到了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他那拒绝同罪恶制度合作的观念颇具勉力,我大为倾倒,反复诵读。这便是我同非暴力反抗理论的第一次思想接触。
  直到1948年进入克罗泽神学院,我才开始对于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虽则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神学及哲学领域,我还是用了大量时间,阅读伟大社会哲学家的著作。我先读了沃尔特·劳兴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的《基督教与社会危机》;该书为我因早年经验已然萌生的社会关注提供了神学基础,故而给我的思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诚然,在一些方面,我并不能赞同劳兴布施。我觉得,他乃是19世纪“必然进步崇拜”的牺牲品,这导致他对于人类的本性,怀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同时,他还有着一种危险,便是要将神的国等同于某一种社会及经济体制——这样的倾向,乃是教会的大忌。然而纵然具有这些缺点,劳兴布施却坚称,福音所及在于全体人类,不仅在于其灵魂,亦在于其身体;不仅在于其灵性福祉,亦在于其物质福祉——这便对基督教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阅读劳兴布施,我相信任何宗教,只要宣称关心人类的灵魂,却不关心塑造了灵魂的社会及经济条件,便不过是一种灵性上行将就木的宗教,只待埋葬而已。恰如人们所说:“俯仰随人,其教必亡。”
  读过劳兴布施之后,我便转而开始认真研究诸伟大哲学家的社会及伦理理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迄卢梭、霍布斯、边沁、穆勒和洛克。所有这些巨匠无不激励着我的思想;而且,尽管在每人的思想当中都找得到疑问,我却依然从对他们的研究当中受益非浅。
  1949年的圣诞节假期里,我决意抽时间来读马克思,好理解共产主义对于人民大众的诉求。起初,我谨慎地研读《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我也读了一些阐释马克思及列宁思想的著作。通过阅读这些共产主义著述,我得出了一些迄今仍然坚定不移的结论。首先,我拒绝了他们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公然宣称自己的世俗性和唯物性,不容神的存在。这一点我绝不能接受,因作为基督徒,我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力量,他乃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根据和本质——这一种力量。靠唯物主义的术语并无法解释。终极而言,导引历史的乃是精神而非物质。其次,我绝不同意共产主义的伦理相对主义。对共产主义讲来,神的统治既不存在,绝对的道德秩序既不存在,也便不存在固定不易的原则;结果便是几乎万事万物——强力,暴力,谋杀,欺诈——都可以辩解为达到“千禧王国”目标的手段。我厌恶这一种相对主义。建设性的目的,也不能在道德上证明了破坏性手段的绝对正当,因在最终的分析当中,目的便预先存在于手段之中。第三,我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极权主义。在共产主义当中,个人到头来要从属于国家。诚然,马克思主义者会争辩说,国家乃是个“过渡的”实体,一旦实现了无阶级社会,国家便会废除;然而在国家存在的过程中,它却给当做目的,相对此一目的而言,个人不过是手段而已。如若任何人的所谓权利和自由妨碍了此一目的,这些权利和自由便要给扫除净尽。他的表达自由,投票自由,他听取喜欢的新闻、选择喜欢的书籍的自由,一例要遭到限制。在共产主义当中,个人不过成了国家巨大建筑的一块毫无人性的砖头。
  我无法赞同这种对个人自由的蔑视。那时我便确信,人便是目的,因他是神的孩子。现在,我也依然确信这一点。人绝非为国家而造;倒是国家为了人而造。剥夺了人的自由,便是将他贬黜到物的状态,而非将他提升到人的状态。人绝不得被当做国家目的的手段来对待,而必须永远作为其自身的目的。
  然而,尽管当初和如今,我对共产主义的反应都未免消极,且认为它根本上乃是错误的理论,其中的一些方面还是对我构成了挑战。坎特伯雷前大主教威廉•坦普尔,便曾将共产主义称做基督教的异端。他的意思是讲,共产主义所据有的一些真理,恰构成了基督教对事物观点的本质部分,然而这些真理却联系着若干任何基督徒均无法接受和承认的概念与实践。共产主义曾经以其对社会正义不断增进的关注,向前大主教提出挑战,它也将向每一个基督徒提出挑战——正如曾向我提出了挑战一样。尽管具有如此的错误假定及罪恶方法,共产主义却因对底层群众的苦难提出抗议,而得以成长壮大。在理论上共产主义强调无阶级社会,关注社会正义,虽然整个世界都由那可悲的经验而了解到,在实践上,它创造的乃是新的阶级和新的不正义术语。基督徒必得不断受到抗议穷人不公正待遇的挑战,因基督教自身便正是这样的抗议。这一点,没有任何言语比之耶稣的言语更其雄辩:“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我也曾探求系统回答马克思对于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他认为,根本讲来,资本主义乃是生产资源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在他看来,惟有工人才是真正的生产者。马克思将经济力量解释为辩证的过程,依靠这一过程,社会由封建主义经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而此一历史运动的原初动力便在于其利益不可调和的话经济阶级之间的斗争。显然,这一理论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复杂要素——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和心理等等要素,它们在塑造如今表现为西方文明的制度及观念方面,无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今天在美国所了解的资本主义,仅仅具有部分的相似性,因之,马克思的理论便难免落后于时代。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纵有这些缺点,他却提出了若干基本的问题。从童年开始,我便深切关注着财富过剩与赤贫条件之间的鸿沟,而对于马克思的阅读使我更加意识到这一鸿沟。尽管现代美国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改革大大缩短了这一差距,财富依然需要更加公正地进行分配。而马克思揭示了利润动机之作为经济体系推一基础所具有的危险,那便是资本主义永远具有的危险,即刺激人们更加关注维持生计(making a living)而非创造生命(making a life)。我们更愿意靠薪水多少、汽车大小来判断成功,而非靠我们服务的结果以及人际关系的情形——因之,资本主义便能够导致一种实际上的物质主义,这一点恰便与共产主义所教导的唯物主义同样有害。
  简言之,我之对马克思的阅读,正如我阅读所有具有历史性影响的思想家一样——以辩证观点而言,便是部分接受,部分反对。就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及伦理相对主义和束缚人性的极权主义等方面的断言而言,我的回答是一个明确的“不”字;然而就其指出的传统资本主义的弱点,就其对于人民大众明确自我意识增长的贡献,以及就其对于基督教会社会良知的挑战,我的回答则是确定的“是”字。
  我对马克思的阅读也令我确信,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都未曾发现真理。它们所代表的,不过是真理之部分而已。以历史言之,资本主义未曾发现集体行动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则疏于注意个人行动的真理。19世纪的资本主义看不见,人的生活乃是社会生活;而马克思主义则未曾看到,人的生活又是个人的,具有人格的——它至今也未曾看到这一点。神的国既非在于个人行动这一正题,亦非在于集体行动这一反题,而恰在于协调此二种真理的合题。
  在克罗泽期间,我还在A.J.穆斯特博士的讲座当中,第一次接触了和平主义的立场。穆斯特博士的话令我大受震动,然而尚不至于实际相信他的观点。同克罗泽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我觉得战争纵然算不得积极或者绝对的善,然而以阻止罪恶势力滋生蔓延的意义言之,它却不失为一种消极的善。战争固然可怕,却强于向极权主义体制屈膝投降——诸如纳粹、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那样的极权体制。
  在此一时期当中,我对于用爱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甚感绝望。或许我对于爱的信念,曾一度因尼采哲学而动摇。我读过《论道德的话系》的一部分,和整本的《权力意志》。尼采对权力的赞美——按他的理论,所有生命都不外表现为追求权力的意志——乃是他蔑视普通道德的自然结果。他攻击整个的希伯来-基督教道德,也攻击其虔敬谦卑的美德,其对于来世的关注,其对于痛苦的态度,宣称这不过是对弱小的赞美,不过是因需要和软弱而造出的美德。他憧憬的是超人的成长,这样的超人之超越人类,一如人类超越了猿猴。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到费城去听哈佛大学校长末底改•约翰逊博士的布道,他乃是应费城分院的邀请而做此次布道。约翰逊博士刚由印度旅行回来,便大谈圣雄甘地的生平和学说,令我深感兴趣。他的宣讲深刻异常,激动人心,竟至于我离开会场,便去买了六七本有关甘地生平及著作的书籍。
  同大多数人一样,对甘地我有所耳闻,却从未认真对他进行些研究。捧读甘地,我被他那非暴力反抗的运动深深吸引。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造盐远征以及数次绝食。整个非暴力(Satyagraha)的概念(Satya指等同于爱的真理,agraha意指力量,故Satyagraha即指真理的力量或爱的力量),在我看来实在是意味深远。在逐渐深入研读甘地哲学的时候,我对于爱的力量所持的怀疑慢慢消失,我也第一次看到它在社会改革领域的能力。读甘地以前,我曾经断言,耶稣的伦理现只在人际关系方面才具有效力。我觉得,“转过右脸”和“爱你的仇敌”之类哲学,惟有当人与其他个人冲突时方才有效;而若种族集团及民族发生冲突的时候,便需要更其现实的方法。然而读过甘地之后,我看出从前的想法乃是大谬不然。
  或许在历史上,甘地乃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他将耶稣爱的伦理,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至强大而有效的大规模社会力量。在甘地看来,爱是社会与集体转变的有力工具。在甘地强调的爱与非暴力当中,我发现了已为我经年累月苦苦求索的社会改革方法。我曾研究过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与列宁的革命方法,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卢梭“复归自然”的乐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然而它们都不曾使我获得知识及道德方面的满足。而在甘地的非暴力反抗哲学当中,我寻到了这种满足。我觉到,对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受压迫人民,这乃是在道德及实践上惟一正确的方法。
  然而,我朝向非暴力的知识之旅,并没有就此中止。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开始阅读莱因哈德•尼布尔的著作。尼布尔激越风格与深邃思想的那现实与预言成分感召着我,竟使我对他的社会伦理观大为倾心,以至于要对他所写的一切全盘接受。
  那时,我读的是尼布尔对于和平主义立场的批判。尼布尔本人一度也曾属于和平主义阵营,并曾长年出任“和解之友”的全国主席。30年代之初,他与和平主义分裂,并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当中首次充分阐明了对于和平主义的批判。在该书里他指出,在暴力与非暴力反抗之间,并没有道德上本质的差异。他认为,此两种方法社会后果固然不同,然而这种差异乃在于程度而非本质。接下来,尼布尔便开始强调,若是没有理由相信,非暴力反抗能够成功阻止极权主义暴政的蔓延,则对于非暴力反抗的依赖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宣称,惟有受到反抗的集团某种程度上还具有着道德良知,一如甘地与英国进行斗争的情形,非暴力反抗才能够成功。尼布尔对和平主义的彻底否定,首先植根于他的人性观之上。他认为,和平主义未曾正确对待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信“神恩实能救人于历史的罪恶矛盾,使之超越世间罪恶”的宗派至善主义。
  起初,尼布尔对和平主义的批判令我满心混乱。然而我继续研读,却逐渐看出了他观点的缺陷所在。举例来说,他的许多观点表明,他是将和平主义解释为对于罪恶的消极不反抗,表现其对于爱的力量的幼稚笃信。然而这当中却有着严重的歪曲。通过对甘地的研究,我相信真正的和平主义并非不反抗罪恶,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罪恶。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异存在的。甘地之反抗罪恶,其所具有的热情和力量与暴力的反抗者绝无二致,然而他反抗罪恶,靠的是爱而非仇恨。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绝不会像尼布尔所称,不现实地向罪恶势力屈膝投降。毋宁说,他们坚信应当承受暴力而非动用暴力,因使用暴力不过给宇宙间存在的暴力和苦难增加几分,而承受暴力却会发展对手的羞耻意识,并因之带来心灵的转化和改变。他们便以这样的信念,以爱的力量勇敢地面对罪恶。
  尽管在尼布尔的哲学当中,我觉得有许多方面差强人意,却依然有若干方面,他对我的思想有着建设性的影响。尼布尔对于现代神学的杰出贡献,在于他反对新教自由主义伟大流派典型的虚假乐观主义,未曾沦于大陆神学家卡尔•巴尔特的反理性主义以及其他辩证神学家的半截原教旨主义。而且,尼布尔对于人性特别是民族及社会集团的行为极具洞见。他意识到人类动机的纷纭杂多,也意识到道德与权力关系的五花八门。他的神学,不断提醒着人类存在每一领域上罪恶的现实。尼布尔思想当中的这些因素,帮助我认识到对于人性肤浅的乐观主义幻想,认识到虚伪理想主义的危险。我依然相信人类向善的潜在能力,然而尼布尔却令我意识到,他同样具有向恶的潜在能力。而且,尼布尔也帮我认识到人类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认识到集体性罪恶昭彰的现实。
  我觉得,许多和平主义者疏于发现这些。许许多多的人对人类怀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宁愿无意间采取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之强烈倾向于和平主义,却从未加入和平主义组织,正是受了尼布尔的影响,而对这种态度进行反叛的结果。读过尼布尔之后,我试图树立一种现实的和平主义。换言之,我并不将和平主义立场视为完全清白圣洁,而视为一定环境当中较少罪恶的立场。那时我觉得,一个和平主义者,如若不宣布脱离基督教非和平主义者所面对的道德困境,他的诉求会更其有力。如今我依然这样认为。
  我对于非暴力的思想历程的下一个阶段,是在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波士顿,我有机会得以同学生、来宾当中的许多非暴力拥护者交谈。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受到瓦特·缪达尔院长以及艾伦•奈特•查默斯教授的影响,对和平主义深表同情。缪达尔院长和查默斯教授都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这样的热情绝非来自于肤浅的乐观主义,而基于这样一种深刻信念,即只要人类肯去为神助力,他也便能完成自身。也是在波士顿大学,我看出尼布尔对于人性的腐败未免强调过甚。他对人性的悲观主义,并未因对神性的乐观主义而得到中和。他急于诊断人类罪恶的病症,而无视神恩可以对这种病症进行疗治。
  在波士顿大学,我师从艾德加·S.布赖特曼( Edgar S.Brightman)以及L.哈罗德·德沃尔夫( L.Harold DeWolf)学习哲学和神学。这两位老师给了我巨大的影响。主要因他们,我学习了人格主义哲学——这理论乃是在人格当中发现现实终极意义的关键。这一种人格理想主义,至今依然构成我的基本哲学立场。人格主义坚持认为,惟有人格——有限同时而又无限的人格,方是终极的现实;这样的观点加强了我两方面的信念:它赋予我人格神观念的形而上学及哲学基础,它也给了我一切人类人格之尊严及价值的形而上学根基。
  就在布赖特曼博士去世之前,我开始师从他学习黑格尔的哲学。虽然该课程主要是学习黑格尔那部不朽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他的《历史哲学》及《法哲学》。黑格尔哲学当中有一些方面,我决然无法接受。比如我认为,他那绝对唯心主义以理性观之便绝无根据,因其倾向于将多缩减为一。然而他的思想当中的别一些方面,我却感到颇激动人心。他主张“真理是全体”,这带给我理性一致性的哲学方法。而他对辩证过程的分析,尽管具有诸多短处,却有助于我理解通过斗争实现的发展。
  在1954年,我结束了大学的正规课程,将所有这些相对歧异的学说,结合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哲学。此一哲学的主要原则之一,便是确信非暴力反抗乃是受压迫人民在寻求社会正义时合用的一种最有力武器。然而在此时,我还只是在理论上理解并正确评价了这一立场,而尚未决意将其组织于有效的社会状况之中。在前往蒙哥马利做牧师时,我丝毫未曾想过,日后我会卷入必得运用非暴力反抗的危机当中。我尚未开始进行抗议,也未曾倡导过任何抗议,而只是作为发言人,应答旁人的呼吁。在抗议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意无意地回想起登山宝训及其关于爱的崇高教训,回想起甘地的非暴力反抗策略。此后,我越发看清了非暴力的力量所在。它通过在抗议的实际经验当中生生不息,已经超越了我在学术上予以首肯的策略,而变成了对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信仰。许多有关非暴力单在学术方面无法弄清的问题,如今在实际行动领域得以迎刃而解。
  既然在蒙哥马利的运动当中,非暴力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最好将此一哲学的若干基本方面简要讨论如下。
  其一,要强调的是非暴力抵抗并非给怯懦者使用的策略,它实在是一种反抗。若有谁运用这一方法,只因他胆小怕事,或因他缺乏暴力手段,这便不是真正的非暴力。正是因此,甘地才经常讲,若取代暴力的惟有怯懦,则毋宁战斗下去。他这样讲,因他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即永远存在着第三种选择,便是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无需屈服于任一种错误,也无需动用暴力去矫治错误,此处正存在着非暴力抵抗的途径。终极言之,这乃是强者的途径,而非犹疑被动的策略。“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一词往往给人一种错误印象,认为这不过是种“无为方法”,仿佛反抗者会一声不响地消极接受罪恶。然而这与真理实在是谬以千里。因非暴力的反抗者之为消极,仅仅在于这样一种意义,即他不对对手的身体进行攻击,而他的精神和热情却永远活泼如生,不断想办法劝诫对手:他的举动乃是错误的。此一方法在肉体上固然消极,在精神上却极其活跃。这不是对罪恶消极不抵抗,而是对罪恶积极的非暴力抵抗。
  非暴力特有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它并不企图打败或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理解。非暴力的反抗者必得屡屡通过不合作及抵制行动表达自己的抗议,然而他要认识到,这些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唤醒对手道德耻辱情感的手段。这里的目的在于补救,在于和解。非暴力的结果,是创造充满爱心的社会;而暴力的后果,则只是悲剧性的痛苦。
  此一方法的第三个特征,是其进攻直接针对罪恶势力,而非行使这罪恶的人。非暴力反抗所欲战胜的是罪恶,不是受到罪恶欺骗的人。若非暴力的反抗者反对的是种族方面的不正义,他便必得有这样的洞见,即基本的紧张状态不应出现在种族之间。在蒙哥马利我便经常对人说:“这城市的紧张状态不应出现于白人和黑人之间。根本言之,紧张状态应存在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存在于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之间。如若有胜利存在,这胜利不应单单是五万名黑人的胜利,而应是正义的胜利,光明的力量的胜利。我们要战胜的是不正义,而不是行不正义之事的白人。”
  非暴力抵抗的第四点特征,是甘心受苦而不求报复,甘心挨打而不求还击。甘地便向他的同胞说:“或许在我们自由之前会血流成河,而这必是我们的血。”如若必要,非暴力的反抗者必得甘心接受暴力,而绝不给对手以暴力。他绝不会逃避监狱。如若必要,他会从容赴狱,“一如新郎走进新妇的闺房”。
  人或许会问:“非暴力的反抗者如何能辩解他请求人们经受的这般严峻考验——将‘转过右脸’的古训运用于这种大规模政治运动?”答案就在于这样的认识:不应得的痛苦便是救赎。非暴力的反抗者晓得,痛苦具有着教育和转化的巨大可能。甘地就讲:“对人而言有个基本事实非常重要,便是不能单靠理性而成功,还要靠他们的痛苦来赢得。”他接下去又说:“欲使对手改变信仰,痛苦比之丛林法则还要有力得多,可以开启他们拒绝了理性之声的双耳。”
  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第五方面,是它要避免的不仅是肉体的外在暴力,还包括精神的内在暴力。非暴力的反抗者不单拒绝击倒对手,甚至拒绝仇恨对手。爱的原则,正居于非暴力的中心。非暴力的反抗者主张,在为人类尊严进行的斗争当中,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必须不屈服于心怀仇怨的诱惑。以牙还牙能够做到的惟有一点,便是在宇宙当中增添几分仇恨的存在。在生命的历程里,人必以充分的理性与道德,斩断仇恨的锁链。只有使得爱的伦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样的目的才能够达到。
  在这里论及爱时,我们并不是诉诸某种感伤或仁慈的情感。劝人以仁慈之心去爱压迫他们的人,这简直荒谬透顶。我所说及的爱意味着理解,意味着救赎的善意。在此,希腊语可以帮我们说明问题。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里,爱共有三个词语。其一叫做厄洛斯(eros)。在柏拉图哲学里面,厄洛斯意指灵魂对神的国度的渴望。如今,它意指某种美学意义上的爱,或某种浪漫的爱。其二叫做菲利亚(philia),它指的是朋友间亲密的友爱。菲利亚指的是一种相互间的爱;人因其被爱而去爱人。而若我们讲爱那些敌对我们的人,我们不称为厄洛斯,也不称为菲利亚;希腊文将这样的爱叫做阿迦披(agape)。所谓阿迦披,指的是理解,指的是对一切人所具有的救赎的善意。这一种满溢的爱纯然出于自发,充满创造性,没有动机,也没有理由。它并非由对象的性质或机能而推动,它是运行于人心当中的上帝之爱。
  阿迦披乃是公平无私的爱。在这一种爱里,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0:24)。阿迦披绝非始于区分人之有无价值,或人具有的其它品质。它始于因他人的缘故而爱他人。这是彻底的“视他人如邻舍”,这是将每个遇见的人视为邻舍。因之,阿迪披并不区分友人与敌人,而对双方同等看待。若有谁单因旁人的友情而爱他,则他对那人的爱便是因了获取友情的利益,而非因朋友自身的缘故。因之,确保爱能够做到公平无私,其最好的方式便是不向旁人期待酬报,而只是期待敌意与迫害,这便是将敌人视为邻舍。
  阿迦披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是它产生于他人的需求——产生于他要属于人类大家庭最好部分的需求。耶利哥路上帮助犹太人的撒玛利亚人是“好的”,因他回应的是那人作为人的需求。神的爱永恒不息,乃因为人需要他的爱。圣保罗教我们,救赎的爱行乃是“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便是说,乃是我们最最需要爱的时候。既然白人的人格因种族隔离而遭到扭曲,他的灵魂受到巨大的创伤,他也便需要黑人的爱。黑人必得去爱白人,因白人需要黑人的爱,好去除自己的紧张、不安和恐惧。
  阿迦披绝非虚弱被动的爱,而是行动当中的爱。阿迦披乃是寻求维持及创造社会的爱。即便有人企图破坏了社会,阿迦披依然坚决维护之。阿迦披是自愿为相互利益而牺牲自身。它绝不止于走一里,为恢复社会它情愿走二里。它绝非自愿饶恕七次,为恢复社会它情愿饶恕七十个七次。十字架便永远表示着神能够为恢复横遭破坏的社会而走多远。复活便象征了神战胜一切企图阻止社会发展的势力。圣灵便是创造了运行于整个历史当中的现实之连续共同体。谁若逆此一共同体而动,他便是逆整个的创造事业而动。因之,如若我以恨来回应恨,这所做的不过是为横遭破坏的社会增加了几道裂痕。惟有以爱去对待恨,我们方能为遭到破坏的社会弥合缺口。若是以恨去对待恨,我们便丧失了人格,因创造便是如此设定,我的人格惟有在共同体的组织当中才能得到充实。布克.T.华盛顿讲得好:“令汝不堪,惟此为大——使汝痛恨之。”当他使你如此不堪,他便是引你逆共同体而动;他引你至于与创造对抗,因之便使你丧失了人格。
  说到底,阿迦披意味着承认,一切生命都存在着相互联系。一切人类,都包括于同一个过程当中,一切人皆为兄弟。我将自己的兄弟伤害到几分,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我便对自己伤害到几分。比方说,白人常拒绝对教育予以联邦援助,好免于给黑人其应得的权利;然而因为一切人皆为兄弟,他们就不能在拒绝黑人子弟的同时不伤害了自己。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到头来依然只会害了自己。何以至此?就是因为人人皆为兄弟。若你伤害了我,你也便伤害了自己。
  爱,阿迦披,乃是将这横遭破坏的共同体合而为一之独一无二的粘合剂。若我做到了爱,我也便恢复了共同体,也使反抗了不正义,也便满足了我的兄弟们的需求。
  非暴力抵抗的第六个基本事实,是它基于这样的确信,即宇宙乃处于正义一方。于是,信仰非暴力的人,总是深切瞩目于未来。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非暴力的反抗者可以忍受痛苦,而不加报复。因他晓得,在他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他乃是站在宇宙一方。诚然,献身于信仰非暴力的人,也会觉得难以相信人格神的存在。然而即便他们,也会相信有一种创造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的活动乃为着整个宇宙。我们自能将其名之为无意识的过程,或者非人格的婆罗门,或者具有无匹权能与无限的爱的人格存在,在这宇宙当中毕竟有着这样一种创造性力量,它会将现实中互不相关的断片联结成和谐的整体。
* * *
  最后,若要使得取消种族隔离成为现实,黑人自己必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黑人若要真正成为第一等公民,他就必须为此负担第一等的责任。取消种族隔离,并不是一道好菜,仿佛只要黑人有胃口,联邦政府或者白人自由主义者便会放到银盘里端将上来。从前的种族隔离给黑人人性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便是黑人们成了这样一种欺骗的牺牲品,认为对于黑人的公民权利,旁人该当比黑人更加关注才行。
  在如今这种社会变革的时期,黑人必得认识到,为助他脱离苦境,他自己才真是大有可为。他或许目不识丁、饥寒交迫,但这一些羁绊却不能阻止他在自己心中,看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黑人可以向非正义采取直接行动,而无需等待政府的法令,多数的赞同,以及法院做出于他有利的判决。
  受压迫的人民对待他们所受的压迫,有三种办法可行。其一便是默许:被压迫者顺从于自己的命运。他们默然适应所遭受的压迫,因之变得顺应于这样的压迫。每一次争取自由的运动当中,总会有一些受压迫的人宁愿继续受压迫的状态。几乎是两千八百年前,摩西要率领以色列的子孙,脱离在埃及的奴役状态,前往自由的应许之地,他很快便发现奴隶们并不总是欢迎别人来解救他们。他们惯于做奴隶;一如莎士比亚所说,他们宁愿忍受目前的不幸,而强似逃往未知者的身边。他们更喜欢“埃及的肉锅”,而不是解放的考验。
  有这样一种现象,便叫做疲惫的自由(freedom of exhaustion)。一些人因压迫的枷锁,竟至于疲惫不堪,灰心丧气。几年前在亚特兰大的贫民区,一个黑人吉他手天天唱道:“整日价把头低,低一次又何妨?”这便是一种消极自由、缴械投降,它往往将受压迫者的生活拖进深渊。
  然而,这却并非逃避之路。消极地接受一种不公正的体制,便是与这体制合作;因之,被压迫者也就变得与压迫者同样的罪恶。不与罪恶合作,恰正同与善合作是同样的道德责任。受压迫者绝不应听凭压迫者的良知沉睡不醒。宗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兄弟的守卫。消极接受不公正以及种族隔离,便等于说给压迫者,他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正当无比。这样的做法,会令到他的良知继续安睡。于是,受压迫者便未曾为自己的兄弟做守卫。因之默许便绝非道德之途——虽然它往往做起来更加容易。这毋宁是一种懦弱之途。黑人靠默许,并不能赢得压迫者的尊敬,而只能徒增压迫者的傲慢和蔑视。默许往往给人解释成黑人低劣的证据。若黑人甘愿为自己眼前的舒适和安全出卖子孙的未来,他便无法赢得南方白人的尊敬,也无法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有时受压迫的人还有第二种方式对待压迫,便是诉诸身体的暴力和腐蚀人心的仇恨。暴力往往只能带来一时的结果。各民族往往靠战斗赢得了独立。然而尽管它们暂时得胜,暴力却绝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暴力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而只能制造出更加复杂的新问题。
  暴力之作为获得种族正义的手段,既不实际也不道德。它太不实际,因它乃是一条下行螺线,必至于破坏一切而后止。以眼还眼的古训,会害得每个人都瞎了眼睛。它又太不道德,因它不求赢得对手的理解,而只欲羞辱了对手;它求的是消灭而非转变。暴力太不道德,因它激发了很而不是爱;它破坏了社会,瓦解了友谊。它为社会带来了自语而非对话。暴力惟有以自身的失败而结束。它对幸存者造成了痛苦,给破坏者带来了残酷。有一个声音,向着每个潜在的彼得不断叫道:“收刀入鞘吧!”历史堆满了那般不遵从此一诫命的民族的残骸。
  如若美国的黑人以及其他压迫的牺牲者,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当中屈服于使用暴力的诱惑,他们的后代便不能不面对孤寂痛苦的黑夜,而我们留给他们的遗产也只好是荒谬混乱的无尽统治。暴力绝非应走的道路。
  受压迫的人民在追求自由当中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便是非暴力抵抗的道路。正像黑格尔哲学里的合题一样,非暴力抵抗的原则求的是两种敌对真理——默许与暴力——的调和,而避免了双方的极端和不道德。主张非暴力的人同意那般宣扬默许的人,认为不可对对手进行肉体的侵害;然而作为均衡,他也同意那般倡导暴力的人,认为罪恶不能不予以反抗。他免除了前者的不抵抗,摆脱了后者的暴力反抗。有了非暴力反抗,任何个人与集团都无需服从任一种罪恶,也无需以暴易暴。
  在我看来,这一种方法必能引导黑人面对目前种族关系方面的危机。借助非暴力抵抗,黑人将能够达到一种高贵的立场,既反对非暴力的体制,又可以去爱此一体制当中的作恶者。为获得充分的公民资格,黑人必须坚定而热情地工作,然而却不得以低劣的手段取得之。他不可虚伪,不可怀怨,不可仇恨,也不可破坏。
  非暴力抵抗使黑人得以留在南方,为权利而斗争。逃离南方,并不能解决黑人的问题。他不能听从那般劝他们全员迁至其它地区的人的滔滔雄辩。通过抓住南方的巨大机会,他会为国家的道德力量做出长久的贡献,也会给未来的世代提供勇敢的卓越榜样。
  通过非暴力抵抗,黑人也可以将一切满怀善意的人,吸引到他们争取平等的斗争中来。问题绝不单是种族方面,仿佛不过是黑人在反对白人。说到底,这绝非人民中间的斗争,而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紧张。非暴力抵抗的目标,是反对压迫,而非反对压迫者。吸引到它的麾下的不是种族集团,而是良知。
  老黑人要达到取消种族隔离的目标,他必得将自己组织到战斗性的非暴力群众运动中来。这三个要素紧密结合,不可分开。争取平等与正义的运动,惟有同时具备了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征,方能取得成功;要克服障碍,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为达成最终的社会,非暴力乃是绝对必需的要求。
  采取战斗性质的群众运动,若不同时采取非暴力方式,势必引发冲突,而这往往是无政府状态的根苗。如若威胁要将社会沦于血泊之中,则支持参加运动的人也罢,同情不投身此一运动的人也罢,都将无法做到。其结果,只能迫使对手威胁并重新使用暴力。然而,一旦群众运动弃绝了暴力,而坚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则若是暴力发生,便暴露出其对手自己才煽动并实施了暴力。这样,公众会磁石般被吸引到非暴力的支持者身边,而那些行使暴力的人,则会因对其立场压倒性的反对情感,而被真正剥夺了武装。
  惟有通过非暴力的道路,方能减轻白人社会的恐惧。少数充满负罪感的白人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怕黑人掌了权,会肆无忌惮,对多年来身受的不公正与残酷对待无情复仇。这活像一对父母,经常苦待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他抬手要打,却发现儿子而今居然长得和他一样高。父母猛可里怕了起来——生怕儿子会以其新增的体力,报复双亲从前加给他的每次拳脚。
  黑人便是那曾经走投无路的孩子,如今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成长壮大。有不少白人会害怕报复。而黑人的工作已经向他们证明,他们实在没什么可怕,黑人理解、原谅并且准备忘却过去的一切。他必得让白人相信,他所求的惟有正义而已——且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白人求正义。实行非暴力的群众运动,乃是受约制的权力的一个客观教训,它会向白人社会表明,如若这样的运动获得了一些力量,它也不会将此力量用于报复,而只会用于创造。
  非暴力能及于法律无法企及的人们。在法律对行为进行规制时,它对于塑造公众情感只具有间接的作用。法律的实施,固然是一种和平劝说的形式;然而法律也需要帮助。法院自能下令,在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然而,这又何能减轻恐惧,何能驱除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当中的仇恨、暴力和不理性现象,何能自种族问题的政客手里夺回主动权,又何能解救对法律的尊敬?到头来,要使法律得以借守,人必得相信法律的正当。
  正是在此,非暴力表现为劝说的终极形式。绝大多数公平的人们,因他们的盲目、恐惧、骄傲与不理性,早听凭自己的良知蛰伏沉睡;而这一种方法,正要通过诉诸他们的良知,寻求正义法律的施行。
  非暴力的反抗者,可以以下面简要的措辞,将他们的意旨总括如下:我们会开展对于不公正的直接行动,而不等待其它机构的行动。我们不会遵守不公正的法律,也不会服从不公正的实践。我们这样做,会和平、公开和喜乐,因我们的目标便是劝说。我们会用言语来劝说,然而如若言语无效,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行动来劝说。我们会永远乐于商讨并谋求公正的妥协,但如果必需,我们也准备着受苦,甚至甘冒生命的危险,为我们见到的真理做见证。
  非暴力的道路,意味着甘愿受苦与牺牲。它也会意味着走向牢狱。这样,非暴力的反抗者们必将自愿挤满南方的监狱。它甚至会意味着肉体的死亡。然而,如若肉体的死亡,乃是将其儿女及白人兄弟从永恒的精神死亡拯救出来必得付出的代价,这便将会是至高的救赎。
  对加给黑人的那些暴力行为,他最好何以御之?一如肯尼思•克拉克博士意味深长的话所说:“对于加给一个黑人的一切野蛮、非法、残酷和不正义,他惟有一举可以御之,便是会有一百个黑人,投身到他的位置上去牺牲。”每时每刻,只要有一个黑人教师,因自己废除种族隔离的信念被枪杀,便该有一千人准备投身于他的立场。若是压迫者们为了一个黑人的抗议行动而炸了他的家,他们必得晓得,要压制住黑人勇气的汹涌浪潮,他们还得再去炸几千个人才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成功。
  面对这种有力的团结,面对这种可惊的自尊,这种自愿受苦,这种绝不还击,压迫者将发现,他会厌倦了自己的野蛮——那般压迫者们一直便在发现这一点。浴着兄弟的鲜血,被迫站在世界与上帝的面前,他会宣告结束了他自我拆台式的屠杀。
  美国的黑人必得达到这样的境界——能够用甘地的话,说给他们的白人兄弟:“我们会用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来对抗你们施加痛苦的能力。我们会以灵魂的力量,来对抗你们肉体的力量。我们不会恨你们,但我们从良知出发,却绝不会服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尽可以对我们随心所欲,我们却依然会爱你们。尽可以炸我们的家,威胁我们的孩子;尽可以派些蒙面强贼到我们的社区施暴,拽我们到小路上打个半死,我们却依然会爱你们。然而不需多久,我们便会以受苦的能力,令你们筋疲力尽。在我们赢得自由时,我们会如此向你们的心灵与良知呼吁,以在此一过程当中将你们争取过来。”
  现实令我不得不承认,许多黑人会觉得走非暴力之路未免太嫌困难。有些人会感到这没有意义;有些人则宣称,他们既无力量,也无勇气参加非暴力的群众抗议行动。诚如E.富兰克林·弗雷泽在《黑人资产阶级》一书中所说,许多黑人成了中产阶级,也有了相应的地位和特权。他们更关心“挥霍性消费”,而非正义事业,或许也不准备经受非暴力行动必然带来的考验与牺牲。然而,可幸的是这一方式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全体一致的赞同。任一社区当中少数黑人坚定走上非暴力之路,便能够劝说其他哪怕是几百个人,将非暴力当做战术,当做道德的力量,唤醒沉睡的民族良知。梭罗讲下面的话时,想到的便是这种创造性的少数:“我非常清楚,若是在马萨诸塞州里,只有一千个人,若是只有一百个人,甚或我说若是只有十个人——若是只有十个正直的人——不,若是只有一个正直的人,能停止蓄奴,真正脱离奴隶主同伙,并因之被关入县立监狱,这便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因开始时微乎其微并不打紧,只要一次做得到,便总会有人做下去。”
  圣雄甘地的哲学,绝对信奉的人从未超出过一百。然而,就靠这一小群献身的信徒,他却激励起整个印度,并以非暴力的巨大功绩挑战大英帝国的强权,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自由。
  这种非暴力的方法,绝非一蹴而就的奇迹。人们要摆脱其内心的常规,摆脱其偏见和不合理的情感,这殊非易事。当被剥夺了特权的人要求自由,享有特权的人第一个反应必定是强烈而抵触。甚至当这要求用的是非暴力语言,最初的反应依然是绝无二致。尼赫鲁有一次便讲,在印度人以非暴力进行反抗时,英国人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怒不可遏,而在他们批他的左脸,而他转过右脸时,他见那些英国大兵也是前所未见的暴跳如雷。然而非暴力抵抗毕竟改变了印度人的精神与心灵,即便英国人对此显得无动于衷。尼赫鲁说,“我们再也不害怕啦。”而到头来,美国人不仅给了印度自由,更给了印度人新的尊敬。如今,在英联邦内部这两大民族之间,存在着基于彻底平等的相互友谊。
  同样在南方,白人对黑人抵抗最初的反应颇为暴烈。我并不预言,不出几月,蒙哥马利便会出现同样幸福的结局,因废除种族隔离毕竟比独立更其复杂。然而我晓得,蒙哥马利的黑人已经因其抗议运动而更加挺直腰板向前走。我也预期,整个美国的这一代黑人孩童,因小石城九个孩子的勇气。尊严和痛苦,因纳什维尔、克林顿和斯特奇斯同侪的勇气、尊严和痛苦,他们的成长会更加茁壮。我还要相信,此一国家的白人会受到影响,而在表层之下,民族的良知也会受到震撼。
  非暴力的方式,并不能骤然改变压迫者的心灵。首先,它会对实行此一方式的人的心灵和灵魂有所触动。它带给他们新的自尊;它唤醒他们从未觉察到的力量和勇气。到最后,它才会及于对手身上,震撼他们的良知,并达成和解的实现。
  我倡导这样的方法,因我认为它乃是重建被破坏的社会惟一的途径。法院的裁决,联邦的执行机构,对于废除种族隔离自会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然而,对我们所欲实现的终极目标而言,废除种族隔离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步骤——虽然这一步骤实属不可或缺。废除种族隔离,会打破法律的屏障,带给人身体上的一致。然而要触及人们的心灵与灵魂,令他们在此一领域协同一致,不因法律有如此的规定,而因这出于自然和正当,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行。换言之,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真正种族之间、生活之间的大融合。惟有通过非暴力,方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因非暴力的结果便是和解,便是建立可爱的社会。
  显然,黑人目前正处于受苦的时期。在联邦法院,公民权利固然赢得了一些胜利,而愤怒情绪与深刻偏见反会进一步增长。各州各县的种族隔离法依然屹立如山,黑人领袖不断因城市的法规而遭到逮捕骚扰,他们的家也不断遭到炸弹攻击。各州依然在制订法律,阻止废除种族隔离。然而我祈求,即或承认这些痛苦实属不可避免,而黑人会将此变为德性。为正当的事业受苦,会使得我们人类的形象成为完善。若要从苦难当中救出自己,黑人需要这样的洞见,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的磨难,乃是为他自己和美国社会改变形象提供了机会。若他为自由的事业而入狱,便让他像甘地敦促其同胞时所说的样子,“一如新郎走进新妇的闺房”——以些许的慌张加上巨大的期望,走进监狱的大门。
  非暴力的方式,讲求谦卑与自制。我们黑人就我们的权利已经讲了许多,这一切均属正当。我们自豪地宣布,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皆为有色人种。我们有特权注目我们一代人上演的自由与独立之伟大戏剧,一如在亚洲和非洲上演的同样戏剧。所有这些,无不符合于神的工作。然而,我们必得确知,我们领受这一切,当出于正当的精神。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在实现自由的努力当中,我们不可企图从不利地位一跃至于有利地位,而却破坏了正义。我们必得追求民主,而绝非以暴易暴。我们的目标,绝不应在于击败或凌辱了白人。我们绝不应变成黑人至上哲学的牺牲品。神所关心的,绝不会只是黑人的自由,或者棕色、黄色人种的自由;神所关心的,乃是一切人类种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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