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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魏天无:被沉默勾引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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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4-14  

魏天无:被沉默勾引的诗歌




  尽管可能没有读过阿多诺的书《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人们大都知道他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通常,它被那些不怎么读诗,偶尔兴之所至翻一翻诗歌又兴味索然的评论者,用来指责现在的诗歌与现实、与公众没有太大关系。印象中,很少有写诗的人对这样的引用和理解作出反思(木朵例外。早在2005年前后,他就提醒引文爱好者,抽离言说的前提而使之“名言化”的行为,“本身也是野蛮的”),至多是在有人抛出这句话后,委婉提醒对方(而不是阿多诺)注意诗歌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歌用语言反映/再现/表现现实的特殊方式,巧妙地将话题引到语言问题,好像他们对此拥有更“专业”的发言权。我猜测这不是因为阿多诺的名声,是因为这句话指涉的那段人类历史过于沉重和黑暗,因为这句话里的悲伤和忧愤是真诚的,也有着诗人所喜欢的某种极端状态——情感的极端,以及情感走向极端时言说的戛然而止。
  是不是阿多诺不知道,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语言,诗歌文体是一种特殊文体,所以诗歌对现实并不是直接的反映/反应?是不是阿多诺不知道,已经或正在有诗人拒绝诗歌所谓“审美升华”,要把大屠杀这一被遗忘的“非现实”,拉回到众生眼前:“四十棵被剥皮的/生命之树扎成木筏”(策兰),“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像呼吸空气一样吃人”(普拉斯)……?
  是我们的诗歌语言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语言出了问题,因而我们的诗歌语言在劫难逃?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是“后来者”。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研究大屠杀的比较文学教授乔治·斯坦纳,在其《语言与沉默》序言中,轻描淡写说到的一个现象,足以让人震惊和警醒,也几乎摧毁了我多年来从事文学教学的信念:“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斯集中营上班。”这并不是诸多大屠杀文学或二战影片中,为了先扬后抑,而对纳粹军官形象的虚构,当然也不是斯坦纳教授的臆想。
  为什么会是这样?
  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疑惑和反省,指引斯坦纳进入对“语言与沉默”,即“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之间关系的探究,并最终去实现他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的目标。斯坦纳是犹太人,父亲据说是奥地利籍。他1929年出生在巴黎,1940年初跟随全家移居美国——感谢父亲的预见,他说——幸运地躲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劫难。这种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得德语、法语、英语都可以视为他的母语(他曾经尝试过心理测验、催眠术等,但仍无从确认他的“基本语言”是什么),也使得他的上述研究,包括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具有不同寻常的视角和洞见,也引发巨大争议。这一研究远未结束,甚至未有结束,但并不妨碍我们借此反思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
  首先,斯坦纳认为,纳粹使用的德语严重污染乃至摧残了德语;更要命的是,人们在纳粹倒台后“杂技般的遗忘过程中”,并未对这一状况进行紧要、迫切的省察,反而听凭德语在惯性滑行中、在日常交流中,成为“噪音”。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力,有自己特殊的吸收、成长的力量,但也会衰败和死亡。这在德语中的征兆是:“原本灵活的精神行动变成机械僵化的习惯(如死隐喻、陈腐比喻、口号)。词汇变得更长,语义变得更加含混。修辞代替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外来词或借用词汇……被生吞活剥,依然保持其外来入侵者的身份。”其结果自然是:“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空洞的奇迹》)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自然会追问,我们对我们屈辱的历史是否也有“杂技般的遗忘过程”?它们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仅就语言领域来说,做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我们在“文革”之后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有多少可以逃脱“文革”语言模式的暗中控制?我们对“文革”御用文学批评家的大批判,是否延续着那些实为政治投机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在今天的文学和批评领域,那些见人就贴“小标签”的行为,那些唯我正确、不许讨论的“一言堂”的霸气,仿佛让人看到这些人趁着夜色在办公楼或职工食堂或大礼堂的墙上,迅疾扯下别人的,贴上自己的大字报。人们在观看今日锒铛入狱的那些贪官,穿着囚服做深刻忏悔状的影像时,会不会为他们的言语行为依然保持着在位时的那一套,而感到滑稽?
  在更深入、也更抽象的思辨层次上,斯坦纳指出,文学的丰富、陶冶、净化、提升、滋养人心和人性的功能,与一个热爱文学、阅读文学的人的极端非人性,可以在一个共同体内并存,也可以在个体感受力中共存。“一个简单但惊人的事实是,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够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的使人更加仁慈。……有许多非常令人不安的例子表明,文学想象在政治暴行面前,不是逆来顺受,就是热烈欢迎。”(《教化我们的绅士》)当然不要忘记斯坦纳这番话的语境——纳粹对犹太人成规模、有建制的种族灭绝。不过,可以延伸思考的是,我们接受的有关文学和文学阅读的训练,特别是学院式的训练,使我们对小说、戏剧中的虚构抱有极大热情:必须相信和信任虚构,我们才可以进入文学世界。我们投入到诗歌语词中的情感,以及遥远时代和国度那些诗人的奇异生活的情感,削弱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敏感度——虚构成就了另一个辉煌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深陷生活牢笼的我们日益重要;但也让我们对每日置身其中的物质世界的直观性,越来越不习惯。就像我们在汉剧《王昭君》中,聆听王昭君临出关前的那一句幽幽咽咽吟唱了数分钟的唱词,而潸然泪下,却可能对韩国沉船事件中听令等候在休息室里而溺死的学生们,只有一声叹息。“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人文素养》)那么,这是不是在暗示,一个深爱文学的、有教养的人,与他现实中残暴的非人性的形象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甚至,对文学虚构的坚信不疑,可能导致对现实中残暴的容忍,以至成为其共谋?这种推论过于大胆,不招致猛烈的呵斥与鞭挞倒是奇怪的。但是,斯坦纳的这个疑问确是值得深思:“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力量吗?如果具有,为什么它们在黑暗到来之前失败了呢?”进一步地,学院的文学教育,真的能够使人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一点点,还是为学生在离开校园后,尽快融入异化自我——投机、逢迎、双面或多面人格、目的决定一切等等——的社会大熔炉,提供了些许便利?
  诗歌语言是自足的,诗歌写作有自己的美学伦理,诗是对现实的审美感受,要回到“文本本身”来谈论诗歌,比如海子……这些老生常谈屡屡打扮成新见,不过显示了斯坦纳所指出的,我们的语言不再冒险,不再是人脑能够经历的最大冒险。这是语言濒临死亡的糟糕征象。诗歌变得越来越虚妄,也越来越忘形;不是因为诗歌语言,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也可能存在斯坦纳指出的那些问题。不错,诗有自己的语言,但它无法把自己从汉语中剔除出去。诗人对语言所拥有的那份自信和骄傲——像布罗茨基所说,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是他们应得的,但这显然不是诗歌语言把自己摆出人类语言圈外的理由。相反,这种乐观主义者——相对于斯坦纳——对诗歌语言的远大理想,只能在与人类语言的死缠烂打中实现。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语言也在历史与现实的夹击下身负沉疴,奄奄一息,那种抱定诗歌语言只在“诗歌内部”运转的信念的诗人,胜算的几率实在太小。他们可不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大喊大叫的冲动,让那些值得一说的话语也有申辩机会。
  对语言与沉默的关系,我们都略知一二,或者从道家那里,从禅宗那里,或者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或者从一位又一位自杀的天才诗人那里。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第二辑《走出黑暗的语言》后记中,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维度:
 
  在华沙的犹太聚居区,一个孩子曾经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现在,我想重复写这句话:“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然后,我要反复默念,为那个孩子祈祷,也为我自己祈祷。因为在那个孩子写下这句话之时,我吃得饱(甚至超过了我的需要),睡得暖,沉默不言。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斯坦纳问:“在纳粹大屠杀之后,还有其他可能吗?”(《斯坦纳回忆录》,1997)他以此回应了阿多诺《美学理论》(1970)中的开篇:“自不待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晓的。所有关涉艺术的东西,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均已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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