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内心自我与他能够自觉到的自我的表象之间有着一种可以游戏的距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意识到这一差异。这一差异或距离，要么是他“游于艺”的空间，一个游戏的自由空间，要么是一种被轻微意识到的分裂感。
注释传统保持着知识的绝对主体性：只有被注释的经具有真理或知识主体的位置，注释者并不僭越这一位置；阐释活动尽管表面上也是面对着先前的经典，然而阐释活动允许阐释主体参与经典的意义的制作，即允许阐释者成为意义的生产者，成为意义的阐发者，尽管阐释者也将经典作为前提，但在阐释活动中有一种知识主体的转移：阐释允许并必须把认知主体从经的制作者转移到阐释者身上。阐释通过赋予原文以不同的理解而将自身的阐释话语融入原文、原意，而注释者不会僭越原文或原意。在某种意义上，阐释者就是离经叛道者，而注释者在知识动机上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者。
写作中的两个向度、两个主题的交织，构成了“理性”与“感知”的“复调”，这是写作的两个最终或许交织在一起或许最终背离得越来越远的线索：
隐喻——叙事虚构——失去象征的世界——这一主题回应着历史与理性层面的问题，回应着历史主义、现代性、理性化和生活世界的抽象化；这些著述的主题亦在一个较为抽象的层面展开，即在语言、修辞、思维及其自身的隐喻与象征表达中的展开形式。这些主题回应着一种历史性的、然而却较为抽象的理性认知；
痛苦——话语与回忆——禁忌下的叙事——尤其是札记系列——回应着个人的、境遇性的、偶然的命运中伦理学的主题。这一系列持续地回应着一个人的“地方情境”、主体持续的在场及其伦理的观察。这是一个感性的、感知的和感受性的领域。一个受难的领域。感知即受难。感知的一次次遇难。比起在语言、符号、象征领域所展现的较为抽象的观察，经验领域的叙事具有更重要的认识论意义。这一线索一直潜在于学术话语之内、之间、之下还是之上？但无疑，如果不把隐喻——叙事——象征——置于这一经验语境则会失去其理论相关性及其应有的洞察力。
写作的两个主题另有一种表达方式：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在道德与美学之间；还有另一个90年代出现过的表述：“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世界和语言，道德和美学，诗学和社会学，换言之，理性的抽象和地方情境的感知，是两条不同的轨迹有时构成了交叉、并列、相互交换或重叠呢还是同一条轨迹的分岔，同一轨迹的弥散？
隐喻——叙事——象征——设置和想象了一种“历史哲学”，即对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念的认知，即使它旨在批评与质疑这一历史哲学；痛苦——话语与回忆——卜辞——则描述了一种“瞬间哲学”，它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生成的时间。就感受、感知、感性经验而言，后者无法把“历史哲学”作为一种经历或真实经验，人们只能抽象的和想象性的观察它，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虚构，即思想的虚构。
诗学思想，诗意话语，诗性思维，这些并不罕见；社会学的思想与批评亦非罕见，但诗意话语并不丧失其社会批评的尖锐性，诗化语言或诗意的思想并非不能面对严酷的现实，面对非诗意的现实而以诗性思想去陈述它并产生对内心的震撼力才是值得一试的方式。
思想、尤其是感受力会陷入地方情境或当下环境，似乎不再能够穿越它，不再看见历史的视域。当感受力陷入当下的地方情境时，似乎没有走出的路径，没有地图，不知道障碍物、陷阱、迂回的路线，只有一个情绪化的感知者。或许，抽象的认知、理性的认知力在介入感知与表达的时刻，提供了空间的感知与穿越的路线。
抑郁或许就是感受力陷入了地方情境，抑郁就是在当下情境中感知的遇难，他看不见“历史哲学”的维度。
知识小贩或“谋生的学者”害怕越界思维，害怕地盘被他人侵占，它像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维护其知识的“客观性”，而思考的头脑，要寻找的是精神生活的共同点。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中所获得的东西也是为其他人所获得的。只有谋生的学者和知识小贩才是为自己劳作。
一个人需要实现更有预见性的内在转变，才能成为历史过程的见证人。他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人，即他必须具备运用自身理性的能力，意志坚定，能够将内在的意义投射于“宏大的”客体，投射于对实践理性的阐释，又能够收回这一投射，在纯粹理性的意义上保持与客体世界的批判性距离。
如此矛盾的感受，人的内在性、主观性、他的意愿与意志是如此支配着世间的万物，所谓心外无物；而人的内心又是如此脆弱，始终处在失去其自身的危险情境之中。
真实的思想如同坏境遇中的道德实践一样，总是瓦解和危及思想者自身的生存根基，虽然他的思想或许在奠基共同体的根基。思想史与行刑史、囚禁史、流放史常常重叠在一起。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思想、普遍价值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架构时才结束了这一不幸的历史。因此，这个时代性的转变由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开始，他们直接从囚犯生涯结束的时刻直接民主政治领袖。民主社会的第一代领导人比民主已成制度传统的社会需要更强烈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象征。尽管他们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主要的不再是道德实践。
思想就像激情其本性理是挥霍的，流溢的，丰沛的，无法被精打细算无法被簿记式的处。
重视生命可能进行的写作上的转换和它们的节奏。在间歇和非连续性中，以快捷的断片话语穿越未明朗的现实地带，频繁的和反复地穿越它，像席勒说的“以小额现款”较快地兑换出现在这个视域里的经验。亦可借助诗歌的形式，创造内容所缺少的一种丰富性。如果说著作寻找对一个历史性的世界进行观念性的简化，寻找一个简化的观念王国的图景，断片写作则能够“为微小的产业寻找多变性”。
注目于一个宽广的经验领域，从经验世界中提升一大批概念的能力，借助经验性的观念进行细节表述而又不失其经验全景概览的手段，最重要的：让他的情感、感受力为知识话语和知识活动进行立法的独立性。这就是说，他一直致力于对自身的一种训练：让感受力如此地切近知识，让情感如此地靠近思想。他的激情，并非仅仅来自一般的情感领域，而是来自思想。激情在他那里已经是某种思想性的东西。对一个思想者来说，如果对思想没有激情的话，那么他的思想就只能永远是二手货。这里意味着他对知识进行“主观化”，但其前提一定是他的激情预先预示着关于现实的认知。
诗歌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事件，一种不断发生和连续发生的事件。借助感知和想象，借助语言和表现，通过表象世界，使生活的意义得以发生。
一首诗的细节与形象清晰地呈现，而诗的语境和整体却渐渐隐匿于无边无际的世界。事实上，日常事物的存在背景正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清晰的个人形象消隐于不为人知的内心和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
在思想话语中如何使用经验与记忆始终是一个问题：过分迷恋已形成的文本、已有的叙事，而不能充分考虑到已有文本与其语境之间的各种错位关系、谎言性关联；意识形态对当时文本或叙事之间的支配性作用；或对没有直接经验的人的客观研究的隔膜的认知而产生的海外学术膜拜；这些都造成了对最具当事人叙事能力的遮蔽。一个人对自己社会与时代的感知，除了数不清的细节、经历与记忆，除了数不清的人物、事态与事件，除了应对社会的各种心理的和实践的技能，还有长期身处其间的人对这个社会与时代的“模糊的整体”的感知，这二者都是局外人难以获得的经验，是形成判断的无法一一印证的依据。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关注个人化或个人被主体化的过程，或者相反，关注非个人化或非主体化的过程。一种社会伦理尤其是现代的政治伦理建立在个体被主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一种宗教道德植根于非个人化的方式中。后面一种思想倾向具有自身古老和多元的传统，道家、佛学和前苏格拉底哲学都属于这一带有秘传性质的思想传统，用阿纳克西曼德的神秘箴言来说就是，个体通过返回他从中产生的整体，赎完他是一名个体的罪。不言而喻，死就是这一最终的完善的赎罪形式。
在经验、感受与表达之间一直存在着分裂，这种分裂是如此“先验”，准确地说，这种分裂在我们自身具有反思与纠正能力之前就被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复制到我们身上，因此几乎成为一种先验真实，成为我们终身的认知盲点而不进入自我的反省，不会被反省真正照亮。我指的是，我们这样一代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是负面的，而我们获得的语言表达是正面的；我们的经验是极其负面的，我们从小的经验就是贫困、贫乏，是物质世界和文化生活的双重贫乏，我们的经验是没有尊严，是极度的屈辱，然而我们的语言是正面的，关于现实的语言是“进步”、“富强”、“自豪感”，如果你没有这样表达你就是不爱国，你就是背叛；教科书的语言、官方语言、传达到每一个革命群众的语言、新闻广播语言、红头文件语言，和一切能够让我们阅读和说话的语言……都是正面的；我们的经验是负面的，我们的语言是正面的，我们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我们的真实经验。再说一遍，我们承受的是贫困，表达它的语言是富强；我们承受的是屈辱，表达它的是自豪；我们感知的是病态，表达它的语言是健康。而且一切必须是健康的、向上的、积极的、强大的和令人豪迈的。难道这一分裂状况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彻底终结了？见鬼去吧。文革宣布结束之后，当时的受害者正是用这样一种“正面语言”来描述和“反思”那些“负面经验”、“负面记忆”的。因此大多数的反思依然隶属于它们所反思的观念体系。
在正面语言的先验性中，没有什么经验能够得到恰当地表达；一切经验、事实与记忆都会被扭曲。直至正面语言就像一种机械装置，过滤到一切非正面的经验与感受。惨绝人寰的迫害在正面语言中会变成光荣与正确的证据，走向毁灭的道路被描述为从胜利走向胜利，对毛的某种程度的否定、对文革的否定也会成为毛思想的又一伟大成果，天灾人祸也会被正面语言表述为伟大的胜利。还有什么经验能够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正面语言中幸存？
我们没有痛苦的语言，没有阴郁的语言，没有真实愤怒之情的语言，也没有真实的分析语言，没有中性的描述语言；然而我们有自身的痛苦，有长期淤积于内心和社会心态之中的阴郁、愤怒、苦恼，有分崩离析的处境。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们从小完成了这一教育，我们的社会是最进步的，我们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公，还将是世界的未来，我们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与之抵触的情绪（不要说思想意识）都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不要说去表达那些负面经验，不要说去发明一种痛苦的、阴郁的语言，不要说去创造出一种分析的、描述的语言。“无视无听”的、拒绝经验的语言在政治宣传中、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在苦难、贫困、践踏、监控之中，彻底拒绝经验、即拒绝负面经验的正面语言树立起它的句法，它的法律和法则，树立起它巨大的权威性，和意识的合法性。正面语言继续深入迫害负面经验、埋没负面记忆，继续羞辱负面经验，直至其进入系统的遗忘世界。
负面经验与正面语言之间的分裂没有直接延伸到我们的所谓学术语言？这是一个明显的难以回避的事态。文革结束，一种反思方式就是继续以“正面语言”表达“负面经验”与“负面记忆”；另一种方式就是借用学习他人的语言极其间接地表达难以处理的负面经验。在八十年代的浪漫主义与主体性的语言中，这也是一种“正面语言”，因为浪漫主义的语言难以表达我们自身的经验，浪漫主义的语言和主体性话语之所以得以在我们内心流布，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主观性，是我们的渴望和自由意志的某种间接体现。但依然是间接的语言，依然是正面语言。其实连启蒙话语对当时的经验世界也是一种过于正面的语言符号。因为过于浪漫，过于主观，而很少能够携带我们自身的经验与感受，我们的负面记忆和负面经验依然被迫沉默着。我们的负面记忆被封存了。这次是在我们自身制作的浪漫主义话语、主体性思想的话语、内在性话语之下。在诗意语言和诗性话语之下。
就我自身而言，随着80年代诗性话语悲剧性地终结，对新的负面经验又陷入了一场沉默，不仅是恐惧与胁迫产生的沉默，还有失去了话语自身的沉默：浪漫主义的话语、诗性语言并不能表达发生的一切。又是正面语言，又是极其沉痛的负面经验，又是二者的遭遇。我说：语言再次被清空了。正面语言终于被清除一空。这次，负面经验赤裸裸的暴露在每个人面前。官方语言继续宣传惯技，继续用它的信义扫地的“正面语言”表达它的胜利。对它来说，连危机也似乎没有发生。
这次人们无法以正面语言陈述过于负面的经验。但是能够对之遗忘，对之封存，将之冷冻。在一个愈来愈腐败的、高温、狂热而冷漠的社会环境中。
负面语言开始生效的时刻，负面语言开始在内心扎根的时刻，意味着对长时期个人与社会负面经验的表述能力的增长，驱逐出正面语言对真实经验与记忆的操纵。
最主要的是，负面语言是否能够承担起对意义的表述；它是否能够将之转换为诗学的和思想的资源。
日常语言的逻辑尽可能将错误、不准确、迟疑和噪声排除在外（新闻联播是它的典型）；诗歌话语则相反，它力图恢复语话语的背景噪声，一种语境、生命、事件，以及伴随的迟疑、含糊、间断、歧义，以及灵感，偶发的意义等等。诗歌话语秘密地建构真实的话语形式，将之还原到交流的节庆景观之中去。
新闻联播的语言是典型的不在场，是陈腐说教的自我复制，是欺骗性观念的自我重复。它坚持独白，不对话，坚持掩耳盗铃，以至彻底堕落为白痴话语，变成自我讽刺性的语言漫画。
最重要的是懂得怎样使用你的负面经验，把疏离感、沉默、悖谬的不利感觉转换为你特有的语言资质，变成一种能够描述负面经验并解释你身边世界的更加尖锐的方式。
对一个被正面语言所教育的孩子来说，自童年时代起他自身和家人所遭遇的痛苦最早“扰乱”了这套正面话语，他熟悉的几乎所有农民所遭遇的贫困、疾病与种种不幸早已不动声色地扰乱了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要能够对这一分裂做出回应还要许多年痛苦的思想训练。
曲调比词句保持得更久远，意味着曲调的创造比词句更缓慢，像结晶物一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当词句中蕴含着自身的曲调时，就是话语为自身赢得了一种时间。
文化中有一些易逝的东西类似于词句，也有一些凝结为更深刻的形式的东西，是文化和思想中的曲调。
地球上最具普遍性的语言是音乐。不同民族之间的音乐语言是最具沟通能力的。音乐据说对动物和植物都具有效的信息。如果有跟外星人沟通的时刻，打破恐惧和隔膜的一定也是人类的音乐语言。在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刻，在一个的恍惚状态，在疲惫和无意识浮上意识的表层的时刻，在厌倦了一切语言、观念和词句的时候，音乐也是唯一能够被我们听进内心的语言。你只能以大脑去理解语词，但你能够用全部身体去聆听音乐。
什么是语言中的音乐？诗歌当然就是语言的音乐形式。但这句话没有说出答案，只是一个问题。
现实具有可怕的非现实性的一面，构成现实中不变幻象的物质，以及构成了现实性的流动过程的一面。
记下内心感到震颤的思想与情绪，并让意识氛围的、社会语境的基础和幽暗的背景变得生动。
通过修辞，通过特殊的思考方式，是否能够使禁忌变得无效？并继续谈论被禁止表述的思想？修辞越界的能力应该远远超越话语的禁忌。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思想层面上。有如巴赫金之于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尼古拉一世。思考和写作，就像没有任何规范，没有任何先例，但却一直在暗中寻求自身的法则，并最终使权力的控制无效，把禁忌顶在头上并僭越了它的每一项条款。
早期的写作中你企图寻求时间上一动不动的东西；而今，那些标志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地方的经验表述更值得寻求。这是一种回归，但是回归到从未抵达的地方。抽象的哲理远没有思想的细节更迷人。
古典的写作观直至近代都是悲剧的，严肃的，目的论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比如王阳明对写作中辞章的轻贱，对文辞的菲薄，对载道之外的文字不惜付诸火刑的激烈态度；黄宗羲对小说、个人诗文也持有这一赞成付诸一炬的严肃立场，连章学诚对以诗歌为主的私言也持极深的反感。直至晚近的古典思想史所体现的写作观没有对文本自身的充分认知，没有对文本自身的喜悦之情的肯定，没有对文字和文体的意义的肯定，尽管古典诗歌与诗学传统早就在反抗着这一对文体、形式和文字韵味的道德判决。甚至就在他们或许暗自享受着义理之外运用辞章的快感的时候。但就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而言，恰恰是这些对唯美的文体与诗学进行宣判的人，参与了近代审美传统的建构，直至将这些违规的话语确立起一个新的美学准则。以诗学之名，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话语形式得以敢于抛弃通常是道德教化的功能及其“内容”，仅仅以形式的伦理即美学的伦理而肯定自身。
对修辞的敏感性，对文本、文体及其形式的敏感性极度地提高了文学和诗歌自身的价值。后者则在看似彻底抛弃了伦理意义的地方，从培育人的敏感性这一角度再次拥有了文学所放弃了的属性，并将之与其相反的属性协调起来。
以典章制度的制作为目标的“写作”，以“文以载道”和道德教化为目标的写作，提供的是权威文本，是特权化的写作；美学化即感性化的写作解放了身心。美学的文本——注重文体、修辞与辞章的写作——是民主的文本。
美和艺术的感性经验被视为对“礼乐”的威胁，“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国语·周语》），夫子则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管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基尔凯格尔的引语表达了文化之间相似的疑虑：“那么，理性本身被施过洗礼，激情都是异教徒吗？”
一个朋友把这些札记称之为“抒情的社会学批判”，我觉得欣然认同这种赞誉。抒情的，或诗意的，和社会批评似乎是一个悖谬的说法。为什么只能是投枪匕首的批评呢？况且，知道你自己的批评不是导致行动的那种理论，它将自身保持为一种“写作”，一种“文本”或“话语”属性。“文”不仅是载“道”的一个工具，文亦有道。这是文自身的道。就像修辞自身的真实性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思想诚实的品质。
修辞学是你的护身符。自然，一个人面临厄运的可能、驱逐和回避邪恶的东西时才需要护身符。
是愤怒将不纯粹的东西抒情化了吗？是受伤的道德愤怒将混杂的东西纯洁化了吗？在思想观念被权力立场所扭曲的时候，思想的激情就是救赎思想自身的力量。
修辞构成了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另一种话语逻辑，不是非矛盾、辩证和统一性的逻辑，修辞对应的是歧义、多义、转义，是转折、断裂、沉默，是非连续性和非统一性，然而又通过“相似性”使不同领域的事物发生了拓扑式的关联。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
曰：「古学者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
——问题过时了吗？或许依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回应的批评。
阅读孟子、朱熹、王阳明……，似乎是寻求某种中断了的连续性，在某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所发生的“圣职”的中断之后，从你自己的写作位置与圣贤的祖述以及更原始时代之间寻求愈来愈模糊的相似性，寻求“是”的延续与变形。而这些连续性，相似，变形的延续自身都又布满了难以抹平的“裂隙”……或许能够从“裂隙”或“中断”里涌出你的叙述。
同样的语言。异样的语言。升起一种归属感。升起一种放逐感。归属感仅仅是意识到离开归属之地的无限遥远；放逐感则是尚且知道你是从哪里出发或早已离开的地方。
古典，这是一笔财富。也是一笔债务。不可能只拥有一样，事实上只能同时背负着它们。一种身份的赋予，一种身份的剥夺。
隐喻话语是语义的层叠，是词语之间的相互投射，是词与物的多重投射。一个范畴（领域）内的话语在另一个经验领域里说话。隐喻话语在一种属于其他疆域内不可捉摸地运行。隐喻话语摘下了客观知识面具，或模糊了自身的知识疆域。以知识面目出现的学科不仅要限制对隐喻话语的使用，而且希望封锁这一知识领域的边界，防止那些以隐喻话语进行修辞越界者的僭越。
并不是全部思想都要付诸行动；并不是思想的全部价值在于付诸行动；思想必须保持为思想。思想，就像感知、感受、情感、意识等等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意义上的价值。思想，就像情感与感受力一样，表明这一生物的属性。而行动或事功，则是很有局限的且陷阱密布。没有行动脱离行动的思想固然可疑，然而脱离了思想的行动没有思想的行为则更为可怖。
提升你的语言，在一个纯粹世俗的世界里致使其产生神圣化，提升你的文，致使其自身生发出前所未有的道。不指望不断深化你的思想，但要深化你的感受力，深化表述它的语言，致使其溶解、结晶，获致异质的含义。舍此你的写作将会终结于软弱无力。
晚期是一条走向无限的路。死亡通往的是无限的方向。晚期因为自为规范而成为一种无限，成就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晚期因为没有已界定的目标，没有规定的道路，没有功利目的而成为一种渐渐绝对的自由时间。晚期是可能性的彰显。
“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即包含这一洞察，随心所欲意味着对规范的超越，不逾矩则意味着他已经抵达了自为法则的境地，意味着他的随心所欲业已成为天性般的为自身立法。
神秘性总是意味着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越渺茫也就越是表现得神秘。神秘也就沦为一种虚假现象。
神秘的事物不是指奇迹，不是指纯然的不可思议之物，神秘的事物是将理解力带往自身边界的力量。没有心智的极致也就不会抵达神秘之处。这是一种高处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