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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阿九:《搬家后,将书放回书架上》创作谈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12-28  

阿九:《搬家后,将书放回书架上》创作谈




搬家后,将书放回书架上

我用一把钥匙打开地上的
纸箱,把从旧居带来的书重新摆在书架上。
刚一转身,我就听见背后
咣当一声。那是刚刚放上去的马丁·布伯,
《你与我》一起倒下了,
在一个夏日的海滩上,我们一起倒在了
被晚潮洗净的水线上。

但此后发生的事情
远远超出了我最猖狂的想象。

斯坦贝克一头栽倒在木板上,
没有一丝的呼吸或挣扎。
六位加拿大剧作家也跟着倒下,
重重地压在他硕大的身躯上。
萨丕尔和他的语言学倒下了。
正在面向思的事情的海德格尔
倒下了,顺便也放倒了克尔凯郭尔,
尽管他们倒下的方向
与剧作家们恰好相反。
在这场群殴中,不知谁先戏剧化地
挪动了自己的立场。

他们的邻居,二十世纪稍有名气的哲学家
在同一本书里集体倒下了。
它们也许宁愿这样躺着,也决不站起来
对这个悖谬的世界说不。
他们的背影虽然离我更近,
却像一个纪年错误,比他们十九世纪的前人
更早地停止了思想。

林语堂摇了两下,他那美国版的生活艺术
也倒下了。而印度先知马哈尔什身子一软,
一个侧歪落到了地板上。

整整一层书架,
只有一本软塑封面的《新华字典》
还站着。这本被我翻烂了的
让人轻蔑的小书:土气,矮小,憨厚,敦实,
像一个枯了几百年的树桩,
野蛮的根须死死地扣在地上。 


  没有什么比搬家更能代表人生的不确定性了。我们很难预测自己一生会搬多少次家。但只要我们不再是孩子,每次搬家,即便是搬入更大更好的房子,都是一次对旧日伤感的永别。即便人不动,心也会搬家,因此搬家本是一个隐喻。当我们改变信仰,改变身份,或者文化认同,这些何尝不是一次搬家,甚至是比乔迁更大的转移。
  稍晚于这首《搬家后》写作的,是另一首诗《身份》,二者在时间上相去不远。到加拿大13年来,有过7个不同的住址、换过十几个电话号码,我总算深刻领会了居无定所的意思。而受洗成为基督徒,工作换了好几个,离婚,在我看来则是更大的迁徙。
  而迁徙之后必有归位。问题是归到什么位置。我是谁?我试图在《身份》一诗中回答这个问题,但只给了自己一半答案。诗中,我尝试了简单的狼族和鹿族的二元划分,并假设我曾经有一颗做狼的心。然而当我目击狼群撕咬白尾鹿时,这匹“见习的狼”所感到的却不是从利爪和牙齿上传来的快感,而是从自己的颈上涌出的一道无法制止的液流:它粘稠,带着铁锈一样的腥味和身体的余温。然后,这只假狼带着受伤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小窝里,并在那里找回了自己曾经迷失在狼群里的心。我不想隐喻什么,但我必须认清和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文化的,以及其他。
  《搬家后,将书放回书架上》来自一个触发点,一个真实的事件。因为离婚与财产分割,2009年8月1日我卖掉房子,从温哥华搬进烈治文的一套公寓里。当我将我的书从纸箱中拿出来,归位于某一层书架时,在一大摞书里,薄薄的平装本I and Thou,英文版的《你与我》先倒了。这是一本1970年版的旧书,是我2001年从地摊上几乎以白送的价钱淘到的。一个诗人起码的敏感告诉我,这就是一首诗的第一推动。书名立刻就转化成第一节的浪漫而有动感的意象。
  但真正将这首诗打开的则是接下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本本看起来坚实的书,不管平装还是精装的,开始你推我搡地都倒在木板上。将这些书置换为作者名无需任何智力,因此书的倒下被阐释为作者的倒下,以及他们的思想的倒下。这固然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命题,但在诗歌的语法里却绝对是合法的。这些书向着不同的方向倒下,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场群殴。在这一幕书架上的闹剧里,戏剧家的插入带有文本逻辑的必然性。然而,他们的出现更是为了给另一群人的登场做铺垫:他们就是20世纪的哲学家,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思想。
  按理说,20世纪的哲学思潮造就了众多的哲学家,从罗森茨威格、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到德里达、塞尔托,虽不能说群星灿烂,至少也是人影憧憧。然而在人类20世纪所遭受的空前灾难面前,哲学显得如此渺小。目击着这个世界被强权绑架,战乱四起,生灵涂炭,真是一派“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末日景象。值得审视的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家到底站在了什么立场:是反对者、批评者至少是怀疑者,抑或是默许者、共谋者和帮凶?面对非法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我们听到了哲学界反战的声音了吗?我只知道诺安·乔姆斯基、苏珊·桑塔格、尤尔根·哈贝马斯发出了良知的声音,而其他的哲学家与强权妥协甚至共谋的暧昧立场令人失望。这些形形色色的20世纪哲学家站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前任面前,多像一群侏儒。
  至于林语堂和马哈尔什,我并不想在诗中嘲弄他们,相反我曾试图接近和了解他们。然而,他们在我的书架上也并不会是多么重要的角色。在我看来,他们二人中一个人太世俗,一个人太神秘,所以我不是他们的粉丝。但在诗中,我需要他们作为一个过渡,一个冲刺前的小憩。
  真正给我触动的,是那本软塑封面的32开本的《新华字典》真的没有倒下。我当时一直在盯着书架上的这场雪崩,根本没想过要去扶它们一把。相反,我是带着一脸坏笑看着它如何收场。但我相信,这本《新华字典》不会倒,因为它的高宽比很小,天然地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位于这摞书的边缘,你不可能把一本小字典摆在一排书的中心位置;更因为我心里不希望它倒,因为我将这本矮小、土气而有点丑陋的书等同于我的文化身份。写完这首诗,我确信这是一次归位,一次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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