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值多少钱？如果我刚刚写完它，还在余兴之中，你这般问我，我首先会警惕你说话的口吻。这种问题的提出因提问人的身份不同而显示出差异性，如果你是一位普通读者，我们正好搭乘同列火车并面对面坐着，你斜睨我刚刚合上的《杜甫全集》，并试探性问我。我也许不当这是一次挑衅，而是真诚地算一算账。比如这本简装本的巨人全集标价二十一元，其中载有近一千五百首诗，要是做一个除法运算，就能得到一个极小的平均数；但是，我要提醒你别误解了这个小数。还要分几个角度来看它，拿出版社来说，它可能得到的远远多于这个金额，如果发行了一千五百册，那么，每一首诗进账二十一元（暂不考虑各种发行费用以及各种让利），是刚刚那个小数的一千五百倍。我建议你这样看这个小数：它是你愿意付出的买价，通常你希望它低得可以轻松接受，然而，这种低廉并非你心目中给每首诗的定价，诗的价值应体现在这种可以接受的低廉与你所认定的超值之间的落差，简言之，二者的差距愈大，你愈划算。
当然，我知道你一般是问作者可以通过一首诗得到多少。杜甫写完《秋兴八首》，一开始得到了多少报酬？你不由得说“没有买方出价”，“不好说价值几何”。是不是就可以说“一文不值”呢？也许，赞叹之余，你会改变措辞，说那是“无价之宝”。似乎都说得过去。按照劳动的经济学意义来看，一首诗的价值是不是首先在于作者为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消耗了哪些可计量的资源？譬如《春日忆李白》这首诗的开销：灯油六十克、灯盏的折旧费、白纸三张、墨汁半两、桌子与砚台的租赁费、为之购买的庾信与鲍照诗集开支、三茎断须，以及本可以务实却虚度时光的机会成本。将这些杂项汇总，也称得上一首诗的成本，外加一点毛利，就是它的价值了。但你不会同意这种算法，因为最终的受益人，比如李白，可能不会支付一个子儿。这样一衡量，你又发现诗人做的仅是赔本赚吆喝。你拿陈子昂摔坏的鸣琴来倒挤他的诗集的价码，也不是一个好法子。
一首诗所需要的空间并不大，甚至可以说，任何一首诗都可以不寄存在某个空间，它只是布罗茨基所谓的“白色纸张上垂直的黑色单词淤块”，可以被反复印刷在别的载体与媒介上，也许这种无限复制的特性削弱了它的价值：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想得到它，并不需要到惟一的地址上去取，只要抄下来或默记在心，就算得上得到它了。转而，这个人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感觉，因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首诗，就觉得诗是便宜的。在以后的取予上，他再也不会提高心理价位，而是先入为主地想像每首诗都是便宜的、立等可取的。
这种便宜的感觉还有其他的渊源。要么人们普遍认为诗既不是日用品又非奢侈品，最佳的办法就是看别人怎么讲价，要么一位诗人一天可以写上几十首诗而不觉疲劳，严重到损害了供求关系，诗于是就真的便宜起来了。尽管我们明白这一首诗可能比那一首诗更宝贵一些，但我们都缺乏定价的经验与机制。我们干等着。如果杜甫某首诗的原稿还保存着，我们又该如何定价呢？书法与修辞怎么分成？如果这首诗我们觉得比未见原稿的另一首诗更逊色，可为何我们愿意立即出更高的价钱去得到它？尽管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得到过一次，为何还渴望再一次接洽？
如果我对面的这位乘客叹服诗中的造化，而我连连推辞，说这些小玩意“一文不值”，你猜猜看，我可能是一种怎样的心思呢？除了以退为进的应酬之术，还可能是我感觉到了什么不祥之兆吗？历史上或许有这样一个时期，诗人相会很少自贬身价，甚至广泛的读者也从不拿载有诗句的宣纸过磅；但也有类似今日的遭遇，诗需要经过市场的检疫，我们的脑海里时常冒出一种形象：一位谦卑的诗人环顾市场没找到一个买家，干脆放下盼头，撕心裂肺，躲进小我世界去，懒得跟人计较，又或放下尊严，挤眉弄眼，多少引得沉默人群的些许骚动。当你一个人呆着时，再度自问“一首诗值多少钱”，实际上是在翻人生的底牌，是在考察生存的艺术。“值多少？”这个问题沾染着令人不安的气息，但如果举着这个牌子四处询问，只会加剧这种不安感，也会削弱你的智慧，不过，碰到一位“一字师”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个问题修改得耐人寻味：“一首诗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