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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敬文东:说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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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1-09  

敬文东:说我-你

  
         

送别
 
  日本学者松原朗在考论中国离别诗时深有所悟:“诗歌本身就是从唯恐与他人断绝关系的情感中生发出来。”[1]清人王士祯推《诗经·燕燕》为“万古送别诗之祖”,并称赞有加:“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2]离别既是与他人暂时性或永久性地“断绝关系”,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有时却又能惹人遐思、生发诗情,最终以诗的形式铭记离别,反倒更有能力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并被永久性地记住。离别者有可能是至亲、友朋、同学,也有可能是战友或至交。总之,他们也许不是知音,却都是值得真心相送之人;而离别后旋即到来的“伤逝怀旧之情”因光阴和空间的双重阻隔,常常令送别者情不能自,诚所谓“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李陵:《与苏武》之三)世事沧桑,就如此这般尽在其间:既寄居于情不能自,也盘旋于离别之诗。李零的解说很具体:“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旅行,除了双脚,只有舟车,太不容易。你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能理解古人出远门是什么心情,你就读不懂古诗,没法明白生离和死别怎么差不多,亲人为你送行,为什么依依难舍,长亭更短亭,一程又一程。”[3]在古代,送别总是一桩令人唏嘘感伤之事;而送别知音者,却另有一番景致:既有无尽的伤悲,又有少许乐观的期许,诚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之心泯灭了空间区隔,心脏在同一个振幅跳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伐木》的深沉叹息,或许从源头上早已预示:知音乃中国古典诗歌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它有可能存乎于离别诗之中;或者:它就是离别诗推举出来的精华部分。松原朗质朴、平易的汉学研究工作,算得上一个外人在异质的时空中,对这声叹息的遥远回应;而“安得促席,说彼平生”(陶潜:《停云》),则是自己人对《诗经·伐木》的嘉许,是对那声叹息的点头称是,或鞠躬致敬;“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呢(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好是在知音主题方面承上启下的佳作,它显示的,则是一种来自于知音的力量,一种可以让人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宛如瓦雷里(Paul Valéry)在《海滨墓园》中的轻声咏诵:“起风了,唯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Le vent selève,il faut tenter de vivre.)汉语新诗几乎打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触碰了这一主题:康白情的《送客黄浦》、朱自清的《赠A.S.》等作品,在类似于婴儿的咿呀学语声中,将知音主题不由分说地引入了新诗,拥有一副《诗经·伐木》万难想象其颜值的怪异长相;而青年废名的《寄之琳》、青年戴望舒的《赠克木》、晚年冯至的《赠之琳》等诗作,则是新诗在知音主题方面当之无愧的佳品。新诗前辈拓荒在先,新诗晚辈们则紧随其后,并且当仁不让,将知音主题推向了高峰(但不能说顶峰),虽比不上盛唐气象,却在新诗中自有其地位、份额和比重[4]。 
  
知音
 
  知音主题主要出源于人类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在古典中国,每个人都被整体性地编织进儒家津津乐道的纲常之网,在他(或她)的前后、左右和上下,无不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农耕中国按亲疏、远近调配而成的‘关系网’,外加小康理想中健康、亲切的人伦,大体上能保证每个人都处于关系之中。”[5]但现代性鼓舞下诞生的单子式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更多的时候,倾向于以熟悉的陌生人身份彼此相见。因此,单子式个人间结成的关系具有极强的临时性,维系彼此间关系的纽带十分脆弱,完败于时间、空间和情感的可能性无处不在。和存乎于农耕中国的孤独相比,单子式个人的孤独在程度上,就更显得更加难以被估量。赵汀阳说得很沉重:“现代人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孤独不是因为双方有着根本差异而无法理解,而是因为各自的自我都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才形成了彻底的形而上的孤独。”[6]这种形而上性质的孤独导致的难堪局面终于露出了原形:“个人看似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于现代社会,却随时可能梗阻于被现代社会首肯的关系网,或外‘在’于这张无所不‘在’之网……(这)必将导致个人与个人间的相互抛弃。”[7]个人间的相互抛弃带来的孤独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至于让单子式个人直接与他(或她)的窒息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深入呼吸——而非仅仅深入骨髓——的消极情绪。佛说,生命只在“呼吸间”[8]。不用说,深入呼吸的消极情绪给单子之人带来的伤害,必将远甚于深入骨髓带来的创痛——
 
我曾经焦灼万分,要寻找兄弟和同道,
却看到跛羊在山路上急行军……
  (钟鸣:《变形记:纪念曼德尔斯塔姆》)
 
  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认为,要想解决深入呼吸导致的气体性——而非固体性——的“焦灼万分”,唯一的办法,也许是“朝向朋友、朝向天然地与他亲近的人们”[9]。对于曼氏不无幼稚、天真而善良的主张,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更愿意借用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妙论,予以不带笑意的嘲笑:“哦,我的朋友,朋友并不存在。”[10]德里达的观点在事实的层面上也许为真(想想单子式个人间相互抛弃的关系),但曼德尔施塔姆的看法在愿望的角度上肯定为真,因为砒霜的毒性,总是更愿意借重和依赖砒霜自身的良性部分(再次想想单子式个人间相互抛弃的关系)。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新诗写作者中,或许钟鸣才是曼氏的真正同情者,但那仅仅是因为:他也许比更多的诗人懂得孤独与知音间生死与共的关系。十多年前,他对诗歌写作中的对话关系的倡导,对对话关系的意义的深刻阐发,早已表明了这一点[11]。而早在1987年,他就颇有预见性地写有短诗《画片上的怪鸟》;2014年,他对此诗有过并非画蛇添足般的精彩注释:“已故诗人张枣君当时从德国寄有明信片一张,图案是一只鸟撑着雨伞在雨中飞行,样子怪怪的,口呼‘help’,有‘救命’‘帮助’两义。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围绕着文学转,茫然,清贫,內心仿佛也时时呼喊着‘救命’,但也时时苦中作乐,萦绕诗艺和炼句,谈吐也荒诞不羁,像‘运送器官’,‘形象漂移’一类。”[12] “荒诞不羁”的谈吐,还有被“萦绕”的“诗艺”,呼应于怪鸟嘴角发出的“help”:
 
它达到最高最富丽的一个音符后         
再用低音袭击我们,急速而优雅
它的扮相非常吓人,眼球雪白
牙齿漂移,这就是它被刺激后          
孤零零地去救命或被救的模样
  (钟鸣:《画片上的怪鸟》)

 
  钟鸣倾向于在知音和现代性定义下的孤独之间,建立起无不牢固并且坚定的联系:怪鸟惊呼着“救命”(或“帮助”),祈求着“被救”(或“被助”)。在此,“《画片上的怪鸟》给出的诗歌‘结论’十分重大:‘我’在急需被人‘救命’时,一定有等待着‘我’去‘救命’的另一个同类。”[13]这是对德里达的坚决否定;也是从愿望的角度,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强力声援:正因为不存在,所以必须存在;正因为孤独不可解决,才急需要孤独的被解决。在此,所谓知音,就是暗含在诗作间的对话关系,所谓对话关系,就是心与心的交叉地带,是心跳的密集地带与集散地。 
 
我和你
 
  相较于离别诗的哀戚、感伤,知音主题则更愿意以乐观见长:只要相知相惜,就无所谓天涯海角,也不在乎无边无际的孤独,或孤独的无边无际。这种乐观态度支持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公式:功率强劲的孤独经不起仅仅一个知音者的打击;或者:只要有区区一个知音者存在,孤独就将无所遁形,输得精光。钱钟书所见十分精辟:“奏乐以悲为善声,听乐者以能悲为知音。”[14]知音是一种表情和质地都十分特殊的情感辩证法:它以理解对方的孤独之悲为路径,以期解除对方的孤独之悲;或者:以对方之悲为悲,方能不悲。这个在现代社会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仅仅建基于看似简单的我-你关系。无论是从纯粹修辞的角度,还是心理-本体论的角度,我-你关系都称得上知音主题的实质。所谓我-你关系,就是我与你在心理的角度、情感的角度、经验的角度相互投射,相互交换,我的生活加入到你的生活中去;就是在我和你之间构成一种本质上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绝对的俗人俗世,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心目中有神论的“我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知音主题的迷人之处,正来源于绝对的俗人俗世。它在荒寒中透露的温暖,一种被冰块包裹着的透明之暖,也得之于绝对的俗人俗世:只有通过你,才能成为我;我与你之间,拥有一种理解性的互相搀扶。当代诗人李海洲给同为当代诗人的宋炜写有一首诗,正淋漓尽致地将我-你关系呈现了出来:
 
你是一个天上的人,偶然落在重庆。
你是半部古书中的夫子
隔三差五地盗版前程。
……
纵酒狂欢多少年?
天才的寂寞相互无法读懂。
从飘逸到飘萍,世俗拒绝你
或者你用世俗诟病清澈的内心
武装莫名其妙的诗意和戎马。
……
唉,什么时间我们关门喝一台
只两人,取大酒。
谈谈往事,论论彀中的天下英雄。
什么时间我操刀在手,割牛睾丸两只
为你换下病根。
  (李海洲:《山中晨起寄宋炜》)
 
  “我”在真实地对“你”说话,“我”也在想象中和“你”面对面。“我”能真实地感受到“你”有多冷,“你”也能体会到“我”究竟有多热。无限的深情、惆怅、感伤和痛,但尤其是难得一见的理解和激赏,尽在其间。这是一种不打折扣的假独白,因为真正的独白就像自恋的那喀索斯(Narcissus),“在水中的延伸使他麻木,直到他成了自己的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servo-mechanism)……他全然麻木了。他适应了自己延伸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15]《山中晨起寄宋炜》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封闭性的假独白,那是因为表面上的独白实际上被期待中来自对方的回话所支撑。回话以其期待特性,但更以其处于期待状态之中而虚拟,却又因其虚拟而真实:这种情感辩证法层面上的递进关系与转换关系属于诗,属于诗中的知音主题。它因单子之人相互间不可更改的临时关系,得到了强化,并且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将不可能的化为可能,既是单子之人念兹在兹的大念想,甚至唯一的念想,也是诗对现代社会必尽的义务。在此,知音主题或我-你关系不仅具有情感或诗学色彩,更具有社会学和伦理学内涵,并且是一种加重了语气、喘着粗气的内涵,几乎达致不容商量的境地,暗示了“天涯若比邻”随身携带的那种乐观感。 
 
我们
 
  我-你关系是知音主题的支撑物,但它在修辞上有时并不出现标志性的“我”和“你”,而是“我们”——
 
它(即怪鸟—引者注)的饱食使我们觉得这世界空虚……
当雨点敲打它的头皮时,我们清醒而忧伤   
但我们内心的骚动却得到一致的宽恕
  (钟鸣:《画片上的怪鸟》)

 
仔细品味,便不难发现:“我们”是“我”与“你”的高度性集结。这是对我-你关系的强化:“我”不仅跟你“你”面对面,“我”还要与“你”彼此间相互进入,并达致一体之“我们”的境地,就像连体人;“我”不仅在对“你”说话,“我”不仅在等待“你”的回复,“我”还要进入“你”的心间,让“我”的话成为“你”的独白,让“你”的回复成为“我”的话。由此,“我们”将知音主题推到了更为深情的境地;而因“我们”的存在,“我”与“你”都将无惧于现代社会,无惧于无边无际的孤独,因为“我们内心的骚动却得到一致的宽恕”,终于达致“天涯若比邻”的境界。但这已经不仅仅是“天涯若比邻”的问题,而是天涯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相知相惜。
  与“我们”代替“我”与“你”或包纳“我”与“你”相比,另一种表述就显得更为极端,因为它将看起来必不可少的“我们”都隐去了:
 
我说给江南诗人写一封信去,
乃窥见院子里一株树叶的疏影,
他们写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写一首诗,
犹如日,犹如月,
犹如午阴,
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废名:《寄之琳》)

 
  在此,没有必要考虑废名的佛学背景,也没有必要将诗意往禅意的方向扯,尽管这首诗看上去似乎还真有几分枯寂的禅意。题目在此是关键性的,它明示(而不仅仅是暗示或提示)读者:这是一首跟知音有关的诗。和表达知音主题的大多数诗作相比,《寄之琳》显得不热烈,不深情,寡淡到了有盐无味的程度。废名只想向他意想中的友人(即卞之琳),呈现自己某个时刻的生存状态,或某个时刻微不足道的愿望。这首知音诗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我”(比如废名)与“你”(比如卞之琳)彼此间足够相知,以至于无比默契;“我”发出的所有信号,“你”都能领会其间的深意,并且准确无误。和“我们”想比,隐藏了“我”、“你”甚至“我们”的诗篇反倒更有能力强化我-你关系:“我们”强调“你”“我”彼此间的相互进入,而丧失“我们”后仅仅意味着“我们”的相知不需要任何解释,对话关系处于无言状态,“我”无需“你”回话就知道你理解我对“你”呈现出来的一切。
  孤独培植了知音主题,知音主题建基于我-你关系;我-你关系的众多修辞变体却不仅仅是修辞,个中缘由,恰如麦克卢汉所说:“存在主义提出了一种结构的哲学,而不是范畴的哲学;它提出了一种全盘的社会卷入的哲学,而不是个体分离或个体观点的资产阶级精神。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16]这种空前乐观的口气既暗示了知音主题的重要性,又明示了它的紧迫性。


注释: 
[1]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李寅生译,中华书局,2014年,第4页。
[2]王士祯:《分甘余话》卷四。
[3]李零:《周行天下·自序》,三联书店,2016年,第1页。
[4]据工匠型学者松原朗统计,孟浩然、王昌龄、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的离别诗约占他们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参阅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前揭,第3页)。
[5]敬文东:《艺术与垃圾》,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6]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年,第133页。
[7]敬文东:《艺术与垃圾》,前揭,第18页。
[8]参阅《四十二章经》第三十八章。
[9]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黄灿然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0]德里达:《幻影朋友之回归》,胡继华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1]参阅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0-60页。
[12]钟鸣:《垓下诵史:钟鸣诗选》,台湾秀威书局,2015年,第22页。 
[13] 敬文东:《艺术与垃圾》,前揭,第233页。
[1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946页。
[15]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1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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