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杜甫《成都府》）
这又是一个类似羌村却显得更为陌生的落脚点，是一组纪行诗的压轴戏，是喜剧的海报。这首诗引导读者去设想初抵成都的头一天诗人都做了些什么，而这些碎影花絮又如何在一首诗所限定的时间之轴上汇集，却不显得杂乱、拥挤。这首诗的第一读者不必像《羌村三首》那样假定为妻子，他应是早先一首诗或撰写、整理一组近作的另一个自我，写给这个自我看。从他那儿听到反馈，再次讨取消除惆怅的良策。
喜悦之余，他也意识到这一首诗面临的任务：一方面，它是一个小结，是一系列劳作的最后一铲，是一个尾声与了断，他应考察这首诗能装得下多少绕梁的炊烟；另一方面，他必须工整有力地给出有关成都的第一印象，刻画出城郭的形状，把这座城池的地理属性，以及它所对应特殊个体经历上的季候特征一概反映出来，使之变成人生的新篇章，向一个令人兴奋的未知领域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落笔之际，虽见言辞的些许欢愉，他仍然看不到更为具体的生存之道。多个自我济济一堂，也摆不出像样的脸谱去迎接明日第一抹朝霞。这首诗始于“日”（即便是落日），而止于“月”，也显露出它不是一蹴而就，不是只攻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对这象征性的最后一天的重述，或可谓之，为了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重述效果，他竭力去搜索哪些对象能够加盟这幕喜剧的演员阵容。他的眼前滑过一溜画面，一个我接一个我，然后，纷纷坠入理想的深渊，向最后一个挥毫的自我索要立足之所。
然而，他并不允诺给他的多个自我一个统一的、真实的故乡。故乡，犹如一颗高悬的孤星，离当事人的处境越来越远，可离砚台越来越近，随时就位于墨香的飘散。应当说，“故乡”的运用时常增加了诗句的可信度——一个可信的原点导致了可信的半径，最终导致可信的人生周长、圆满、边界。回不到故乡的双脚最终依赖双手来得到慰藉。带着那么一丝犹疑，他力图一口气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所有答复：这儿可否成为第二故乡？这里的新貌容得下一家老小漫长的日月吗？前途虽然未卜，但这最后一站所要求的放手一搏，又让他带着憧憬来看待这个即将成为居处的新环境。
他的确是带着故乡的放大镜来观察这里的新人民，哪怕有那么一点相似性，也足以安慰风尘仆仆的心。也许，当晚就出席了一场宴会，也有可能是出于这首诗的外在动静的需要，他虚构了一场聚餐。那时，他携家眷缓缓经过陌生人群，从周边情况摘取修辞的明珠。那些出现在诗句中的事物，比如大江、华屋、树木、笙簧，乃至一只鸟，既是现实的产物，又是诗情推展的伴奏者，亦真亦幻，给这首诗的瓶身细细打磨、上釉。那个沐浴在落日斜晖中的旅人正闯过城市的喧哗，一种取代水波的新的声音，一种时间的新载体扑面而来。但它们几乎没有个性，仅仅是一种普遍性展示在眼前，既不提供一个缓步而行的怀揣竖琴之徒，也不刻画一群逍遥自得的听众，他的目光轻松而明快地扫视着这渐次显露的线路，可余光还在身后的码头与桥梁上。
这也许是一个异乡人最真切的感受吧，还来不及讴歌新生事物。但这确属一个凝视旧我的良机，那个还不太适应的我、还在思前顾后的我、还在辨声听鸟的我……纷纷取下脸谱，穿进当前挥毫的我的肉身。这些我的身姿借着时光的阶梯爬上了最高一级，离新生的我最近的一步，似乎就可以摘取天上的初月了。无需在此刻费劲地总揽过去旅途上的坎坷，它们已化作更早的诗句——它们正是一群不同时候放飞的鸟雀，现在各自归入相应的时刻，只剩下他，它们的缔造者，孤零零地变成了一个中原。
在这首诗即将收尾之际，初月与众星的逻辑关系几乎属于不假思索的供应，二者不正高悬天宇吗？只需如实记下即可，哪顾得上其中还有象征主义对审美观的修正。空虚的中原——乡愁的标桩——几乎添加不了什么意象进去，唯有靠一个大于它的对象来扭转鸟兽散尽的尴尬地步，而弯月的帮衬既有照耀这首诗循序渐进的作用，又见它对空虚的无可寄托的救赎。几乎不留痕迹地挽救了他陷入孤立中原不可自拔的困境，再一次抬升人与物的比例关系，从星月争辉的现实中很如愿地找到了“自古”这一注脚。仿佛在箱底总能找到一副屡试不爽的良药，治愈游子的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