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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安东尼奥·奈格里:致吉奥乔·阿甘本,论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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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2-29  

安东尼奥·奈格里:致吉奥乔·阿甘本,论崇高

尉光吉 译



亲爱的吉奥乔,

  所以,后现代就是市场。就我们而言,我们把现代当作它之所是——当作一个排泄物的命运——把后现代视为其抽象而强大的界限——今天唯一可能的世界。我对你抱有无比的感激,因为你让我想到了:这空洞世界的坚固现实,这依旧真实的幻影形式的无尽连续。一个充满幻影,却真实的世界。反动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否认世界的厚重的本体论空虚,后者则加以肯定。所以,前者致力于修辞学,而后者致力于本体论。面对空虚,前者默不作声,而后者承受容忍。前者把世界舞台还原为一个审美小装饰品,后者则从实践上加以理解。所以,唯有革命者能够践行一种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同存在的真正关系。因为他们认识到,造就此非人世界的,恰恰是我们。因为世界意义的缺失,也是我们自身意义的缺失,因为世界的空虚也是我们的空虚。仅此而已吗?界限从不只是界限——它也是障碍。界限规定了一种可怕的苦恼,一种强烈的恐惧——但正是在那里,在苦恼的根本性质中,界限被体验为一种超越的可能性。它被体验为一个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次亟需停止的漂泊。辩证的超脱,理性的英雄主义颂歌?不;其实,我们怎能认为,抽象理性允许我们把苦恼、恐惧、梦魇统统留在身后,重新开始体验欢快和开放的感觉呢?不,祛除病痛的不是理性,而是想象:那是一种精妙具体的理性,它穿越了空虚和恐惧,市场运行的无限数学系列,以实现一个打断的事件。我们所建构的这一现代性,用它空洞的巨大数目,用它自身呈现于其中的一系列令人恐惧的毫无意义却持续不断的日常事件,消抹了我们。但与此同时,这艰难的意识在我们身上释放了一种想象的力量。何处去?无人知。
  当伯克(Burke)第一个,然后是康德——这正是你教我的——重新发现了崇高(sublime)的范畴,把它从语文学的蛛网中扯出的时候,他们定义了两种崇高:自然的崇高,它由宏伟的自然景观所揭示,并激起了感性灵魂的恐惧;数学的崇高,换言之,数学的不定和无限的景观,一种智性的震惊,它激起了理性灵魂的恐惧。然而,他们向我们解释,灵魂的这些伟大情感让我们为一种想象力的解放做好了准备——但什么样的解放?正是在这里,故事变得充满激情,因为想象力只有认识到了崇高感的实践本质,才能解放自身。崇高感,如同想象力,是理性和感性,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十字路口。这里发生了一场感性的哥白尼革命——(在康德那里)这场革命缝合了先验伦理学和辩证法,换言之,缝合了感性经验的界限和实践理性的界限。现在,让我们把伯克和康德置于市场及其后现代变形的景观面前:再一次,感到恶心和空虚,再一次,颤栗并恐惧——阴郁的赞颂,一种盲目的超越之意志。在这里,绝对的界限感,再一次,成为了想象力的急迫。就这样,我们的恶魔把我们越逐越远,那恶魔让我们摆脱了商品崇高的负面情感。所以,崇高感不能是无力的。相反,它让我们脱离了无力。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身陷其中的这个实则非人的现实是人性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想象力的协助下,过滤存在物(l’existant)的绝对不确定性了。这是崇高的特别之处:它通过想象力,为我们敞开了一种超越的实践经验,从而给我们强加了一种绝对否定的理论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崇高既和辩证法无关,也和思想史上产生的各种相似的形而上学的同等经验无关。崇高的经验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它是否定的真理。在这里,苦恼被碾碎了,好让想象力的建构得以展开。
  市场,肮脏的眩晕,被认为是崇高的。让我们,通过一条绝对界限之模糊性的经验,来进行超越。这条界限迫使我们跳出理论的视域,以开动实践。当我说实践时,我的意思明显是这样的实践:它基于存在,改造存在,生产存在,并再生产存在。当我谈论想象力和实践时,我就在直接地应对存在了。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义的,它们用不同的功能,涵盖了相同的空间——行动的空间,首先是诗性行动的空间。我再次回想起莱奥帕尔迪,回想起他对感觉主义,对其存在之建构的唯物主义的坚持——对他而言,这样的创造就是唯一的拯救时刻。但接着,思想首先走向了这一经验的庞大的神学寓言:走向了约伯,走向了他同世界之不公的遭遇,走向了他的苦恼,走向了他凭弥赛亚的想象而获得的解放。在这里,后现代之悲惨和肮脏的日常现实被卷入了宇宙谱系的漩涡。无意义和重复被抛入那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液态深处。巨大的怪物遍及市场的冷漠:利维坦(Léviathan)和比希摩斯(Béhémoth)。如何躲避它们?如何摆脱它们?要把市场的现实及其疯狂的内在趋势推向其后果的极致。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本体论的崇高:不再只是宏伟的自然或无限的数字,而是一个怪物般的存在、状态和流动,创造之爆炸的形象。一次宇宙的心悸。在《约伯记》里,正是上帝自己提出了这可怕的梦魇。于是,我们的苦恼不再只是智性的,它是一种存在的撕裂。我们从这样的经验里挣脱出来,因我们的身体所忍受的创伤而嚎叫。但我们真的挣脱了吗?疑虑与苦恼相当。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凝视着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液体状态。但我们也必须视之为一个固体状态,巨大而坚实,如一块大理石——透过它的纹理,我们将试着读懂一个雕塑的形象如何从中诞生——或如一片干旱的荒漠,那里唯一的差异就是石丘的漫长山脊。我们穿越这些平原,寻找不可能的断裂。那会是语言,这大理石山,这沙土平原:那语言只允许我们不时地抓住一道意义的闪光。不可预见、不可抵达的变奏。这最不寻常的本体论干旱的视域,我们称之为维特根斯坦,正如那片卑污却不禁止崇高的存在之海,我称之为海德格尔。但为什么,我们要在各个地方,在零碎的物件里,寻找或假意寻找呢,即便我们对此一清二楚?即便我们的整个生命,一直以来,不过是等候它,见证它?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是后现代性,他们没有奠定我们的思想,而是奠定了我们的感性,没有奠定哲学,而是奠定了生存——奠定了我们的诗艺(faire-poésie)。
  吉奥乔,我很清楚,你赞成这个——并且你把它变成了你的执迷:对苦恼和想象之关联的这不可能的体验。正因如此,我愿推进讨论,以便抓住一个时机,让解放的火光,相对于不可能的综合,给出自身——不是辩证地,而是神秘地给出。事件的这一规定。我们继续追寻。轻信于美好事物的美学显现,受惑于共产主义的反叛爆发——他们已对我们否认了这一切——如今要到哪里追寻事件?它的潜能(potenza)何在?此时此刻,唯有我们痛苦的后撤能够让我们构想它。一种潜能的新经验,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种坚固、强大的潜能,如一个粉碎了我们的存在。不,解放不再是一个闪电的时间(Blitzzeit),一次意义的反叛。但它也不因此而被废止。相反,它会拥有本体论从深渊中生产出来的这一潜能。一个事件。这里,我们再一次,处在了这强大的边缘。
  但要留心:崇高的经验虽已向我们指明道路,但决定性的元素仍在于那向实践的转变,在于那一事实,即我们想把我们的情感化为行动——决断的唯物伦理学。行动所是的潜能规定了世界。它不仅命名存在;它还划分存在。从理论到伦理的转变就在于存在之命名和存在之划分的这一差异;这是对后现代的超越。当后现代没有勇气把自身维持为景观时(就崇高的经验所强加的倾注已然实现了而言),它事实上已被超越。一个充满无意义图像和声音的世界消失了——我们已把它推至崇高,我们已用我们的想象打破了它,现在,我们发现了真实,真实已经重现。一个迹象,一个不寻常的感觉,告诉我们,边缘已被抵达,界限已变为阻碍——如今,我被置于一个有待超越的处境——某种全新而强有力的东西在我的意识里得到铭写。转向伦理,并由此转向一个有意义世界之建构的真正潜能——这是后现代的出路。所以,超越崇高,就意味着,摆脱市场机器,打破其无意义的循环,让双脚再次踏入真正的物质性。一个新的真理,当然,还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会在解放了的抽象中得以发现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在这儿,亲爱的吉奥乔,在你也一直试图抵达的这个地方。但你没法抵达:因为,就像海德格尔,你也认为,存在的意义转向了空虚。但其实,我们无法从我们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存在的概念是空虚,这不准确。它的概念不如说是潜能。它的想象,也是如此——因为存在想象并创造。当然有一条界限,但正是在那条界限上,存在在潜能中拓展自身。它所忍受的,不是一种空虚的眩晕,而是到来之物(l’en-avant)的眩晕,未来的眩晕,尚未存在者(ce qui n’est pasencore)的眩晕。如果我们考虑伟大的抽象画家的经验,那么,跟随这些无限的线条,把本质的形式和想象力的创新设计联系起来,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我们就在这里,面对着一台机器,它通过张力、坠落和超越(仿佛一幅素描可以在一个形而上的空间里获得身体),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崭新世界。抽象画是一则寓言,寓意着存在、空虚和潜能的永恒更新的追求。我们不能半途而废。空虚不是一条界限,它是一条通道。海德格尔不是本体论——他仍是现象学。
  潜能克服了市场;伦理学克服了后现代——而艺术既是潜能,也是伦理。所以,在这里,我们最终抵达了一个肯定的点。截至目前,我们已承认,抽象是第二自然,崇高是极限点,而伦理则是本体论重新建基的一个要素。所有这些功能如今在一个建构的进程中联系起来,而维持那一进程的,就是潜能。艺术是潜能的象形文字。这象形文字一般的存在绝没有让艺术枯竭:相反,它增强了其本体论的独一性,以至于,如果艺术,就它直接参与存在而言,的确是一种更高级的想象行为,那么,这是凭借一种集中的、强大的、独一的方式,也就是,一种柏拉图的理念:通过它在物质中的延展,它为自身建构并展示了一个范本。
  范本不可还原为理念,因为它发展出独一之物。艺术不可还原为中介(médiation)。其独一的可再生产性是典范的。艺术既是绝对独一物的创造,也是其再生产。恰如伦理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终将看到,艺术行为,以一种和伦理行为完全一样的方式,可被定义为诸众(multitude)。
  艺术作品的独一性既不是中介,也不是可交换性,而不如说是绝对者的可再生产性。绘画,如同音乐和诗歌,把它的普遍性揭示为个体和独一经验之诸众的享乐(jouissance)。市场和私有财产颠覆了艺术的这一本质。以私人的方式重新占有艺术,把作品还原为一个价格,就是摧毁艺术。如此的封闭不可接受:艺术在形式上和一种真正的、激进的民主一样地敞开。艺术作品的可再生产性并不流俗,而是建构了一种伦理的经验——同市场的存在无效性的密集整体的一次决裂。艺术是反市场,因为它把这独一性(singularité)的诸众和那被还原为价格的唯一性(unicité)对立起来。对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批判,为独一性的诸众,建构了一块艺术享乐的领地。
  我不知道,亲爱的吉奥乔,你是否会同意我这极为具体的乌托邦。我坚信,把艺术行为(不论是创造的行为,还是享乐的行为)还原为市场,这一日常的羞辱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接受存在的形式可以跑向空虚。更直白地说,那意味着宣布市场的永恒。不。我们必须超越空虚,穿过它,把它带回潜能之建构的机制。一种来自虚无的潜在性(dunamis)。

(198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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