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书写（writing） 当我开始写作一个句子的时候，我并不能完全确定它将怎样结束。要确切地知道这个句子（或任一个句子）的走向，唯一的方法将是去假设我有一个水晶球，而且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可以预见未来。由于我不相信预见未来的能力，我也不相信任何人能够看到尚未发生的东西。每当某人坐下写作句子（或只在脑子里想）的时候，句子的结尾总是即将到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事后的事，即便开始与结尾之间的间隔只有半秒。
当然，句子受语法规则的支配。在一切句子中，开头与结尾之间都有某种联系——你不能以任何胡诌（goobledegook）的方法结束一个句子。但是这些规则的限制绝不会大到足以让开头决定（determines）结尾的程度。人们总要正视（reckoned with）句子中的惊奇成分——当你开始写作或阅读一个句子时，它都有可能以你无法预见的方式结束的可能性。
因此，无论我们从作者还是读者的视角来看待写作，写作的定义特征之一看起来，就是其结果永远不会完全可控。写作或阅读，就是处在这样的位置：向不可预见、可能的（chance）效果之可能性保持开放。这种可能性在文学中得到开发（exploit），但它同时也制约（conditions）普遍的书写。以书写作结的一切事物（诗、新闻故事、政府报告，等等），都与其指示物、所谓的（以感觉、真实历史事件event、社会学-政治学情景等形式出现的）事物自身（thing itself）有所间隔（at some remove from），可以说，正是后者，导致（occasioned）书写的出现。书写与现实（reality）（让我们姑且这么说）之间这种间隙（gap）的必要性，既值得称赞（celebration），又引起惊恐（consternation）：就文学发展而言，它是个好东西，引起一切修辞和风格的可能方式，而后者将敞开以不同方式思考现实的想象大道（imaginative avenue）；但从其他各方面来说，它也有可能是个坏东西，因为它可能导致对现实之“真实本性（true nature）”的错误再现或误解。因此，书写与现实之间的间隙就想象的目的而言，是有待开发之物；但就其“抑制（contain）”先在真理的意图来说，则是各种书写（比如哲学书写）有待克服的问题或危险。那么，约翰•多恩（在《离别辞：节哀》）把恋人之间的关系与圆规的两只脚相比，是有道理的，即使恋人分别，他们的爱也能使他们在圆圈中相遇，但其他这样的语境是极少见的：其中高傲绝不会显得过于炫耀（inappropriately florid）、有误导的危险（potentially misleading），或者“不合语法”。
在所谓的文学中，我们可以说，书写在能指层面上关注自身。接着我们可以说作为文学的书写占用（has appropriated）或者可以拥有这种对作为其特有财产或固（本）有（proper）对象的能指的关注，其他形式的书写可以根据这种关注更好地界定自身。当然，在哲学书写那里，对能指的关注并非重点（priority）。相反，哲学书写的基本法则，是使能指尽可能地透明，它（哲学书写）唯一的功能将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指身上（尽管尼采Nietzsche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但德里达坚决地指出，文学和其他书写之间的区别，为某种梦想服务——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对那种在“零度（degree zero）”再现层面上运作的书写形式之可能性的梦想。换言之，文学越是能够拥有能指，看起来，哲学（比如说）也就越知道（know）一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关闭书写与现实（或在场/存在presence）之间间隙的方式。由于事实上不可能关闭这种间隙，哲学也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书写，即使自身远离书写。简言之，哲学压制书写中的一切，而这些东西，正是文学所要开发利用的。
这似乎是要在文学和文字（the literal）之间建立某种区别，但是，注意到建立这种区别的，是哲学对与那种书写形式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压制（suppress）：它看起来在对能指——对作为书写的自身的关注——的关注中特殊化了。尽管传统上我们是从缺席（指示物的缺席，以及书写者的缺席）方面来理解书写的，但是，定义书写的缺席并没有延伸至能指的缺席。书写中（同时也作为书写的）能指的持存，哲学或其他一切书写都不能奢望“克服”。因此，书写中（作为书写的）能指的持存对哲学而言，并不是外在；相反，它总是内在与哲学本身，把哲学与（from）作为书写的绝对他者的“本身（itself）”分开。这不是说，哲学没有同一性（identity）；而是说，哲学确实没有那种从某种绝对的内在-外在（inside-outside）分离方面来定义的同一性。确实，正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差异——非-对立（non-oppositional）和非-绝对（non-absolute）的本性，使哲学从根本上可能具有某种同一性。哲学的同一性依赖于它对它书写形式的他者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或差异。它的同一性随差异而定。
据此，我们可以说，某种普遍差异先行于一切特定差异的形成，德里达给这种普遍差异取的名字，就是书写（尽管他也用过其他像延异differance、撒播dissemination、增补性supplementarity和踪迹trace那样的名字）。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这种区别来自什么地方？它来自（或者说，内在于is held within）某种对立的结构（structure）：哲学的同一性或自足（self-sufficiency）依赖于它与文学的差异，反之亦然。这种差异——这种对他者的依赖——的必要性与哲学或文学“自足”的观念，或二者之一基于在场的主张相抵触。哲学和文学中在场的缺乏，使它们对彼此开放。因此，这种缺乏起交换通道（passage）或街道（avenue）的作用，这种交换同时指向两个方向：由外向内以及由内向外。这就是开放性，流动性（fluidity），无根基性（ungroundedness），总是与作为再现系统的书写相关联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正如德里达在他对言说-书写对立（speech-writing opposition）讨论中谈到的那样，书写总是被理解某种复制言说的技术（technology）。作者和所指物一直都不在书写之“中”，而二者的缺席，正是书写标记（mark）或符号的特征。然而，德里达的观点是，非-在场（non-presence）与书写的关联，限定了一切符号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其技术形式。不存在非-技术的（non-technological）或非-文字学的（non-grammatological）符号。
让我们来考虑到所谓书写符号的结构。它由某种普遍间隔（a general spacing）构成：字母与字母之间的空间（space）单词的构成成为可能，词与词之间的空间使句子的构成成为可能，以此类推。因此这些空间事实上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或者生成性（generative）——他们建构出间隔工作（work of spacing）。这种工作是空间-时间的（spatio-temporal）：书写标记的分布（distribution），不仅穿越（across）页面或者屏幕而发生，也贯穿了时间。比如说，一个句子，（总是）空间-时间地展开（unfolds）。其结尾异于（differs）开头，而句子的完成，也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句子的结尾必须保留（held back）或延迟（deferred）一段时间，不能来得太早。没有这种分异（differing）和延迟（deferring），句子就不能意指。对任何书写符号来说也如此。要使书写单词“at”被辨识为符号，“t”就必须在空间上排“a”后，在时间上也要跟在“a”后边。但字母“a”和“t”也必须相互分异，同时“at”这个词延迟它作为词或符号的到来，直到“t”出现在“a”后。当然，情况不仅仅如此。要使“at”作为一个英语词去意指，它就得与其他词相异，且它绝不能自己作为一个词而抵达——它的“完成”或“自我-构建（self-constitution）”将无限地延迟。
我们可以说，德里达对此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书写符号有什么特别？分异与延迟，间隔的工作，在场的缺席——这些都属于普遍意义上而言符号的结构。它们并不限于书写符号。因此，所谓的符号特征（special features）就包含了一切符号（口语、书写、视觉符号等）得以建构的普遍条件集（a set of general conditions）。更确切地说，某种意义上，由于这些普遍条件引起非永恒事物（nothing permanent）的生产，侵蚀了符号建构的观念，以及这样的主张：“词条”或“单位”构建于能指对所指的关系之中。因为所指永远不在符号之“外”，所以，一切所谓的所指，在事实上永远是另一个能指。这样一来，能指-所指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结合或建构关系；在一切能指通往所指的运动中，总有脱节或中断的效果在发生作用。又一次，这并不专专与书写符号发生关系，对所有普遍意义上的符号来说，它都是正确的。每个“符号”都是不在场的指示物的踪迹，隶属狭义书写观的踪迹之差异化游戏（play）或运动，将永无技术、时间或空间上的“终结”；但这种书写，（在德里达那里）必须先于作为再现的书写与作为在场的言说二者间的分离。
因此，德里达的“书写”指的是标记（一般间隔spacing in general）普遍的空间-时间分布（distribution），这种分布是把非-口语符号理解为“再现”的准-先验条件。思考普遍书写或间隔的目标之一，是使我们远离再现的种种观念，后者总在追究（infer）被再-现之物在场和优先性。与此类似，意指观念则把某种在场和优先性归给所指和指示物，尽管索绪尔（Saussure）作出相反的断言。因为铭写标记（inscriptive）或“写（gram, 原意为“写出来的重量”——译注）”的结构是普遍符号的典型，据此，德里达认为，所有意义-效果（meaning-effects）都是某种普遍差异系统的产物，而这个差异系统，本质上与其说是“符号学的”或“再现的”，不如说是文字学的（grammatological）。这样，一切符号都属于文字学的某种普遍次序，以致没有符号可以是纯粹非-文字学或非-铭写的。因此，举个例子，即使是视觉符号，也属于“书写（writerly）”。如德里达不久前在悉尼一场研讨会上提到的，“人们称作视觉艺术的东西，也是一种书写的形式，它既不以一种等级化的方式服从于语词话语（verbal discourses），也不服从于那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哲学想要在视觉艺术上确认的权威声称”（《解构的介入》，22-3）。就是说，视觉之所以属于书写，是因为，它“绝非全然‘纯粹’，更不可能摆脱踪迹”（《解构的介入》，23）。所有朝向纯粹性的驱力（drives），都职能产生于在供认何物驱动它们上的无力。
驱动它们（这些朝向纯粹性的驱力）的，是阻止它们抵达纯粹性的某种间隔、khora。这种阻碍（obstacle），这种对纯粹及完全充分、以及满足这种驱力（它可能是视觉的、触觉的或音乐的）的限制，既不是消极的挫败，也不会成为威胁。它也是某种机遇，此驱力之欲望的开放（opening）。这种阻碍就是驱力本身的可能性条件。
可既提供“机遇”又带来“开放”的阻碍是什么？可以说，这样的问题不定义地定义（define without defining）了德里达所谓“书写”的意义。根据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理解，书写阻碍纯粹性和在场（作为在场的思想、作为在场的存在being等等）的实现；然而，在德里达那里，书写正是纯粹性和在场能够施行权力或权威的根本条件。纯粹性和在场都是文字学的效果，亦即普遍书写的效果。普遍书写之外无物存在，书写的内部，则无纯粹之物、充满在场之物。（参见以下词条：人造现实性ARTIFACTUALITY，可重复性ITERABILITY，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邮件隐喻POSTAL METAPHOR，远程技术TELE- TECHNOLOGY，文本TEXT。）
译自路西：《德里达词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