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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卜键:模棱首——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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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2-05  

卜键:模棱首——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嘉庆元年十月初六,是颙琰登基后的第一个万寿节。次日午后,刚满三十六岁的嘉庆帝颙琰发布谕旨,一改通常的谦慎温煦,矛头直指吏部尚书刘墉。旨意峻厉,切责刘墉“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刘墉在史上享有清誉,他调侃戏弄权臣和珅的轶事亦传播甚广,竟被皇帝如此责斥,其间有冤枉乎?
  模棱,又作摸棱、模稜、模棱两可、模稜两端,做人圆滑,遇事不置可否之谓也。尚未在先秦经典中检索到该词,当是随着官场运作的繁复细密、居官智慧的日增月长,始应需而生。模棱,之意明显背离儒家倡导的担当精神,《明史·余珊传》曰:“坚白异同,模棱两可,是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但在中国官场,模棱却长期为官员所信奉,历朝历代屡禁不止。

一、选择性发飙

  事情起因于当日的召见。
  清代任命官员,知府以上者一般要由皇帝亲自召见。新选浙江处州知府戴世仪,不知是紧张还是心虚,表现得手足无措,应对皇上垂询,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其时仍是太上皇帝弘历主政,但典仪祭祀、御门听政、中下级官员的任免等项已交给颙琰(时称“嗣皇帝”或“子皇帝”)。召见引见官员乃常朝之大项,经过十个月的历练,颙琰阅人甚多,已练就一双锐眼。在皇上跟前适度紧张,本不是什么大事,有时还显得忠厚老实,可这位戴兄在紧张中透着庸劣。再看其履历单,系捐纳出身,更让子皇帝心中厌嫌,认为不可担当一府之职责。戴世仪下去后,颙琰询问吏部尚书刘墉印象如何,刘墉答以“尚可”。子皇帝通常以谦谨宽缓示人,连老师朱珪进京受阻都忍了下来,这次听后却勃然而怒,实录里留下这样一段谕旨:

  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着加恩补授大学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止有董诰一人,着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嘉庆元年十月己卯)

  这番话信息量极大,涉及官员层级亦高:由一个从四品知府的选任,引出内阁大学士的补选;由对刘墉的不满,牵连到当朝好几位大臣;再由内阁补选扩展到军机处的人事变更,扩展到对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杰的安排。太上皇在禅让前明确说过“大事还是我办”,这样的顶级人事调整当然是大事,不属于子皇帝决断的范围。
  笔者两年前阅读及此,颇觉不太像颙琰的口气,也不太符合子皇帝的作风。再看《清史稿校注·董诰传》所记“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倒也有几分信真。今人著作如《清史编年》等,皆将这些话列为上皇所说。可此处评说朝中大员,明确说出于谕旨,而非太上皇的敕旨;录入《清仁宗实录》和《嘉庆帝起居注》,而非《清高宗实录》和《乾隆帝起居注》。若指为上皇所说,也难以解释得通。
  依照禅让前关于最高权力的运行原则,召见中层官员,应由子皇帝承担。《嘉庆帝起居注》收录有当日谕旨,记叙略详:

  初七日己卯,内阁奉谕旨:本日召见新选处州知府戴世仪,本出捐纳,人甚庸劣,应对全不明晰,岂可胜方面之任?戴世仪着留部在员外上学习行走,以资造就(若好着该部奏请外用)。所有浙江处州府知府员缺,着王绩著补授。

  此为稿本,括弧内文字为御笔所加,复行抹去,亦留下皇帝阅批时的思绪之痕。荣晋新职,赴京接受皇上召见,是一种荣耀、一个机遇,也会是一道致命关卡。如这位戴世仪,先是拿钱买官,再一步步巴结到这一层,白花花银子不知送出多少,眼见到手的一个肥肥的知府,说没就没了。颙琰还算宽厚,心知人家的官是用银子买的,另给了一个员外郎的差事。若换了乃父乃祖,没准还要严旨追查,讯问抄家,搞得戴兄鸡飞蛋打。
  接下来的另外一道谕旨,才说到刘墉等三人,指斥刘墉一向不能实心任事,并以召见戴世仪为例:

  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也(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人所不数上列者,尚觉不及刘墉),俱不胜大学士之任。……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莫谓朕不知人也)!

  以上两处引文皆见稿本,括弧内为御笔改动文字,应当属实,出于子皇帝之口应无可怀疑。问题在于,这是颙琰的真实想法吗?
  后来的史料证明,这只是子皇帝的一次选择性发飙。

二、苏模棱

  遇事模棱的滑头官员,历史上岂可枚数,唯唐朝的宰相苏味道最称擅名,得号“苏模棱”,载入史册。《旧唐书》卷九四载:“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摸棱’。”
  前人著史,用笔煞是传神,简简数语,勾画出一个圆熟大吏形象。脂韦,本作如脂如韦,语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比喻阿谀或圆滑。厕身初唐文章四友之列的苏味道,一代才子,弱冠举进士,以一手漂亮文章洊升高位,也栽过几个不大不小的跟头,此一番为政妙语,应属数十年混官场的心得。味道被称为宰相,缘此被嘲戏为“模棱首”,即模棱官员的总舵把子也。实际上,那时所谓“居相位”,原也有种种差别。首相是相位,辅相也称相位,同列辅相的分量轻重又大不同。苏味道主要仕宦于武则天时代,年号变幻,台阁名称纷更,相权不稳且分散,“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云云,离决策核心远着呢。
  当日武则天时代大兴告讦之风,来俊臣等酷吏当红,皇家枝叶尚且多被剪剔,狄仁杰尚且不得已诬服,宰相、大将军也逃不脱杀头命运,血雨腥风,官员终朝惴惴,苏模棱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产物。他的那段名言应是很私密的,或对子女,或对好友,却被公之于众,大险!所幸苏味道与则天大帝的面首走得较近,话语中找不出叛逆诅咒的意味,以故保位无恙。曾有人为老苏辩解,如明顾大韶《秉烛斋随笔》:“世传苏味道模稜之说,盖古人处衰世,是非从违不敢太分明,所以避谤远害耳......”解释为谨慎远祸,自也不无道理。
  可话又说回来,与苏味道同时在朝的魏元忠、娄师德、狄仁杰等,仍是持正直谏,身处危境而不改。比较之下,便见出品格德行的差异。“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摸稜之病,尤足可讥。”处于政治压力之下的含混模棱,反映的仍是节操和忠贞的缺失,可以理解,难以原谅。
  “模棱”一词涵盖甚宽,虽贤达明练、奋发勇为之士,亦不免受讥。如明中期兵部尚书刘大夏,“弘治三君子”之一,公忠体国,一代名臣,因极谏裁抑监军宦官,深为尔辈嫉恨,正德初竟以七旬高龄被流放烟瘴之地。刘统勋对之仍多批评,《评鉴阐要》卷十一:

  刘大夏不肯进揭帖,且言用人行政与大臣面议,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赐,属勿廷谢。

  弘治帝将刘大夏视为“特达之知”,悉心采纳,并嘱其有事可进呈揭帖(颇类后来雍正朝的密折)。而刘大夏建议皇上与大臣面议国事,堂堂正正,故弘治帝深以为然,袖金与之。此事通常被作为一段君臣佳话,该书却大加指责:“孝宗之于刘大夏倾心倚任,延纳方殷,正宜剀切敷陈,以副咨访;即令具揭帖以进,如果灼见事要,有益国家,又何嫌之可避?”说理也很透彻。统勋认为刘大夏回避现实弊政,推脱应尽之责,转而去说一些无谓的漂亮话,“复以天下自治为言,尤为模棱无实”。细味刘大夏之言,还真的有些回避矛盾和含糊其辞,统勋虽求之过苛,但也是一语中的。
  刘统勋为乾隆中期的内阁大学士,“罢而复入”,“决疑定计”,弘历“许为有古大臣之风”。他办事结实,作风明快,厌恶含混模棱,怎知卒后二十余年,被皇上责以模棱的,正是他的长子刘墉。

三、盛世的众官相

  乾隆帝登基之初,降诏求言,左都御史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先盛赞新帝“仁孝诚敬,明恕精一”,接下来对君臣关系,以及帝王的积渐成习、由明入蔽,做了极为深透的论述。所言“三习”,皆从皇帝的耳目所见、内心感受谈起,节录如下:

  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注意,这里所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明君令主。在一片颂扬敬畏中,皇帝由英明聪察、爱惜人才,到喜欢阿谀柔顺,厌恶刚直与违拗,皆于耳濡目染间渐渐生成,鲜有例外。嘉淦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此一弊,即用才而不用德,喜小人而厌君子。
  德与才,向来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进君子而退小人,亦为多数主政者的意愿。为何常会出现小人横滋的局面?嘉淦认为在于用才不用德: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

  这是一道名疏,青年皇帝弘历当时倾心接纳,后来的几朝皇帝也曾奉之为座右铭,至于真正产生了多大作用,则难以检验。中年之后,乾隆帝已是“三习”俱全,其快速提拔和倚重和珅,更是“一弊”的显证。他多次在朝堂夸赞和珅之才,也为“用才不用德”做了注脚。
  文中的君子、小人之辨,追求极致,不免有些绝对化。弘历暮年的内阁和军机处,和珅诚一机巧小人,其他如阿桂、嵇璜、王杰、董诰等都堪称正人君子。从数量上仍是众正盈朝,小人进用,而君子未退,上皇对阿桂等人的信重也未有大的改变。仕宦之途的每一个层级,都意味着严酷淘汰。能成为枢阁重臣,阿桂诸人自有过人之才具,有守有为,能写能讲,皆非木讷笨拙之辈。阅读史料,可知和珅在很长时间内备受冷落,处处受制,过得并不舒服。
  君子、小人之分,边界常也不是那么清晰。皇权之下,所有的臣子都是奴才,卑躬屈膝所必然也。晚年的弘历,自矜为十全老人,的确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明知已然盛世不在,秕政丛杂,颂圣的人群中,不光有和珅之流,阿桂、王杰等始终在前列。
  这就是刘墉受责的大背景,就是弘历禅让时期的众官相。不管是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在看上皇脸色行事;不管是将军督抚、翰林科道,都深忌违拗之言。满朝望去,说话办事模棱的,自然不止一个刘墉;且模棱也能传递出不太赞同之意,似比应声附和略胜一筹。

四、刘墉的入阁

  责斥刘墉模棱的关键,在于内阁大学士的补选。非补选,便不会逐个议及几位大臣;亦可知被依次点名批评的刘墉、纪昀、彭元瑞,都在上皇考虑斟量之列。
  这是弘历禅让后的一件痛事,一件难事。该年五月,他的第一爱将福康安卒于苗疆军中,年仅四十二岁;一个半月后的六月下旬,备受信重的老臣孙士毅卒于四川军中。两人皆以内阁大学士兼任总督,接连故去,令太上皇帝极为震悼。内阁连出两缺,将身边大臣扒拉来扒拉去,也觉难有合适人选。颙琰谕旨中说到三人的各自缺陷,应也不无依据,又有一些过分:刘墉经历宦途沉浮,清操挺然,遇事有些滑头,也是格于时势,一生大节无亏;纪昀和彭元瑞都是文学巨匠,才华过人,做事也严谨认真。所有这些品题评价,必出自上皇之口。三人都是弘历多年选用和器重的人才,纪、彭以文笔才思深得眷注,其性格和为人做事方面的缺陷,也难逃圣主法眼。在议论阁僚人选时,静听父皇纵论朝中精英,颙琰自是频频点头,谨记在心。此时见刘墉的确是模棱推搪,不觉怒从心头起,一通训斥便尔涌出,由刘而纪而彭,虽以自己的话语道出,大体仍是父皇的原版。实录将二事捏合为一,起居注则甚明了,这是两道谕旨,第一道将处州知府改换他人,第二道才是内阁的补选。当日颙琰与父皇同在圆明园,颁发谕旨前必先得到俞允,是为禅让时期的一项政治规矩。
  上皇对刘墉三人的看法,背后隐约可见和珅的影子,几句评语也有点儿和珅特色。内阁和军机处虽然以阿桂为首,和珅则是双料老二:次辅与次枢。阿桂老矣,两耳重听,时常不能到值,主事者实际为和珅。在朝中布局是上皇的事,子皇帝一切遵奉,和珅却总是想方设法夹带点私货。福康安和孙士毅与他走得较近,尤其是孙,关系更不一般,已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奉命入阁办事,因苗变暂留四川,未想到染病而逝。刘、纪、彭三人习性风格不同,却都不买和珅的账,加上还有一个公开与之叫板的王杰,所以不能不予以阻击,又不便表现得太明显。在上皇(也包括皇上)那里传递些闲话,上点儿眼药,和珅最是擅长,效果绝佳。
  同日发出的另一份谕旨,即关乎王杰的使用。“直道一身立廊庙”的王杰律己极严,无可指责之处,但年过七十,“自六月内染患腿疾,即赐医予假,令其加意调摄,乃至今将及四月,步履尚艰,骤难望其平复”(《嘉庆帝起居注》)。王杰奏请解去军机大臣等职,谕旨予以照准,将其在军机处、南书房及管理礼部事务的职务一并解除。
  “治乱之机,千古一辙。”这个事件很有点代表性,深与“三习一弊”契合。太上皇帝以睿智英察自视,大权独揽,却已患上严重的和珅依赖症,“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和珅“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深谙高层运作之道,处心积虑地打击异己,安插亲信。虽有一个已正大位的嘉庆帝,则仍属于“学习行走”,每日听上皇训政,亦步亦趋,在观点、语言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对和珅也是处处推崇谦让,温煦亲切。
  子皇帝的位置,决定了颙琰沉稳持重的风格。这次直斥朝中大员,既是为召见现场情形所激发,又是深思熟虑后的精准表述,也包含着很深的机心。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不需要有什么机心,喜怒皆可形于色,但子皇帝不同,不管上皇在不在跟前都不行。嘉庆帝的恼怒看似偶然,看似缘事所激,实则是一种选择性发飙,借发怒发飙以做政治表态,贯彻父皇有关人事安排的最高指示。上皇决定入阁的为户部尚书董诰,久为文学侍从,充任军机大臣已十七年,清正渊雅,虽亦为和珅不喜,却也不便再加阻挠。
  朝廷的人事运作历来是微妙的。嘉庆帝对刘墉的指斥,本是父皇评价的翻版,可一经言出,上皇翻觉不算什么大事。模棱,也可以解释为缺少野心、不争权夺利。模棱两可的态度,常虽会激怒帝王,却并非最不能容忍的罪过。以乾隆皇帝为例,对刘墉的模棱圆滑知之已久,斥责应有多次,但均很快原谅,念及其种种优长,仍是一路带病提拔。至于和珅,由此察知新帝对刘墉的厌弃,警觉之心大为减弱,无意多加阻击;且刘墉如果入阁,吏部尚书的位子必须让出,于管理吏部的和珅也有许多便利。
  嘉庆二年二月,董诰丁母忧回乡,内阁中再次空出位置。上皇决定补选刘墉为大学士,子皇帝即发布谕旨:

  大学士缺出已届匝月,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着补授大学士。但伊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二,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补选内阁大员的谕旨,照例要夸奖几句,似这样严加指责、列出一大堆不是者,应属甚少。行走颇懒,指的是刘墉作为上书房总师傅,经常不到场履职,被处罚后也无大的改变。整出这么多缺点,仍能升任阁老,一则上皇念乃父刘统勋之品性劳绩,二则对刘墉见其廉正大节,三则朝中没有看到更合适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刘墉并未进入军机处,也未宣布其管理哪个部,倒是他的吏部尚书一职,立马就有人接替了。
  谕旨中虽已厉责,官场上无处不在的“模棱”,岂能一朝消除。作为从政技巧的模棱,早已跨越君子、小人之界,与“智慧”“练达”携手登场,呈现出巨大潜能和实惠。和珅此人,嚣张贪纵有余,而心机不深,全不知子皇帝对刘墉实是深有好感。升至相位的刘墉,似乎未改模棱作风,备位伴食,对朝纲吏治皆未见有何建言,奉钦差到地方也是含糊无为。然嘉庆帝亲政后,刘墉即一反常态:皇上拟将和珅凌迟处死,刘墉是谏阻者之一。其行为可解释为以德报怨,说到底还是为了皇帝的名声。这是刘墉的一次清晰表态,也是对嘉庆帝忠诚的体现。再后来刘墉做了内阁首辅,很快认清颙琰刚愎拒谏的本性,重又捡起模棱的法宝。先前的“模棱手”,也就成为真正的“模棱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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