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
谁言解缩项，贪饵每遭烹。
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
吾今又悲子，辍箸涕纵横。
（苏轼《鳊鱼》）
饭罢，鳊鱼的命运摆上桌面，如精致瓷器里的小甜点。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条鱼从头到尾，他都了解，每一道工序都可以随机应变。他可以在诗中谈及鱼的一个细节，哪怕是共餐时邻座的一个论断，也可以触摸生死大计，把鱼当成一个案例，徐徐铺开人生沉浮的温床。
在这里，他并不打算刻画一条具体的鱼，那是另一首诗要露一手的涟漪。而是凭着对这一类鱼的文学记忆，再次涉足鱼的命运。关于命运的描写，稍不注意，就是一次对灾难的夸大，好像是为一把莫名的老泪觅得一个由头。弄不好，这首诗也就变成次生灾难：并不因他潸然泪下而平添些许诗意。所以说，这首诗因为重提杜甫的记忆，而变得合情合理：在先例的引导下，他为鳊鱼而生发的悲鸣，才是可理解的——不失为矫情，也保证了诗的圆通，并最终被读者认同为一次献礼。
于是，这首诗也成为一个示范：典故何等的运用，才足以成为诗的助兴，进而成为诗的主心骨？对于当代诗人，不少情况下，诗中出现“杜甫”这个耀眼的符号，总是把握不当，好像谣言四起，总找不到辟谣的方法，从而坠入迷雾中，感觉上，这个符号没能尽力辅佐，要么又趺坐一旁，形象夺目，让读者忘却了附近还有别的风光。
是哪一个因素催促他以“鳊鱼”为题，写一首似是而非的咏物诗？拿走诗中出现的杜、孟逸闻，有什么替代措施弥补这个漏洞，使得这首诗看不出破绽？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前，还要反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这个决定是：这首诗正是聚焦在杜、孟的共同点上。鱼的“遭烹”，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它们的日常命运，为某一次烹饪而愧疚，很可能显得过于敏感，他感觉到这种自作多情的危险，似乎一动笔，就触犯了诗的宪法；于是，搬来两位护法大师，泪眼朦胧就不难为情了。诗的品味也随之提升，它提醒读者：这条鳊鱼经历了三道梯田。
我们不经意就代入其中，拿自己吃鱼的体会，来衡量那停下筷子的一刹那是怎样一种生命意识。很可能，我们会怀疑他的举止：即便是有两位先知的浅尝辄止，他落泪的根由也不仅仅是鱼的丧命；这条鳊鱼已是一种象征。如此看来，以鳊鱼的下场类比人生，也算是题中之义，为了防止这一主旨的缥缈、散漫、大惊小怪，利用杜、孟压惊、陪衬，也就达成了初衷。
根据我们的写作经验，“涕纵横”这一现象可以是一次行文过程中必要的虚构，也就是说，诗从头而来的气势迫使他虚拟出一个自我形象，因为读者看到“辍箸”这个情节时，几乎就看到了情不自禁的泪如雨下：这两个动作是连贯的，容不得他另谋出路。我们退几步来看，诗中早就隐伏着汩汩动静，与水有关的场景，最终都从睫毛上坠落成滚珠。
我们当然还要问：他明知如此作法难以取悦于己，成不了气候，离佳作还差几级台阶，可为什么还要写下它？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多留一个心眼，不必双目浑浊于他对鱼的剖析；我们在评价一首诗的高低等级时，要注意这方面的可能性：这首诗很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惯用写法的偏离，他需要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内得到它；当然，你也可以说，他通过这首诗强化了最近的惯例。尽管他未曾发现鱼鳞的其他妙用，也没有造成鳊鱼的新认识，但是，诗的数目上的边际效应依然存在：至少让他看清了自己可以在一流诗人与二流诗人之间找到一个隐秘的渡口。那个渡口上放着一支撑杆与一只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