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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艾芙琳娜·格罗斯曼:雅克·德里达访谈:真理伤人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12-21  

艾芙琳娜·格罗斯曼:雅克·德里达访谈:真理伤人

王立秋


  艾芙琳娜·格罗斯曼(以下简称“格”):现在,我想谈谈“秘密(the secret)”和“不可决定之物(the undecidable)”的问题,我们知道,你经常,尤其实在近期的文本中,提到这两个问题:其一,是《撞击:不间断的对话——两种无限之间,诗》(“Ram: Uninterrupted Dialogue—Between Two Infinities, the Poem”),另一篇,则是我刚才提到的,关于海莲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的《基因,系谱,类型和天赋》(“Genese, Genealogies, Genres and Genius”)。在《撞击》中,关于伽达默尔(Gadamer)对保罗·策兰(Paul Celan)诗歌的阐释,你写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句子:“没有这种威胁和风险,没有这种非概率性(improbability),没有这种证明(proving)的不可能性——必须无限地维持这种不可能性,必须防止任何确定性使之饱和、封闭——就不会有阅读,不会有赠予,更不会有祝福存在”,接着,你补充道,“未来的阐释[必是]一种充满沉思,悬而未决的阐释。”这,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发生共鸣:我们不为我们阐释的事物提供证据,但同时,(我们的阐释)却有着巨大的确定性力量。
  雅克·德里达(以下简称“德”):我是在关于策兰的文本中这么说的,但我相信,近似地,其适用范围可扩至任何阅读,对任何诗歌的阅读,对任何诗歌书写(poetic writing)的阅读。在一切诗歌文本中,就像在一切言辞(utterance)中、在一切文学外的表现(manifestation)之中那样,都存在着一个不可及的秘密,它永远缺乏充分的证据。举例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知道,当我对我的学生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某人说谎”时,我常常让他们感到震惊。没有人能证明(撒谎)这件事,不管实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法庭之上。证词(Testimony)可以作伪(false),但没人能证明,这些作出的证词就是伪证(false testimony)。为什么?因为,在另一边,在证人那边,正如在诗人那边,总有依据(resource)来支持这种说法:可能说的不对,我弄错了,但我是真心诚意(in good faith)。若事实如此,那么,这世上就不会有伪誓(perjury),不会有伪证,也不会有谎言。如果我说假话,却没有骗人的意思,那么,我就不是在说谎。没有人,能以可客观化(objectivable)[1]的方式,来证明某人说谎。这个某人总是可以说:我当时真心诚意。没有人能够证明(prove)——我们所谓的“证明”——某人意图不轨(in bad faith)。这一切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者是隐秘的。我不能在他者的处所(place),在他者的那头(the head of the other)。我永远不可能等同于他物(otherness)。这个秘密,正是他者本质之所在。
  回到诗歌的阐释学(poeticp-hemeneutic)问题上,我要说,在一切文本,尤其是策兰的文本——在这点上,策兰的文本是个典范——中,都存在着秘密,即,过多的意义(overabundance),对于后者,我不能够声称已把它穷尽。在策兰那里,也许会有对某种指示物的暗指,后者来自他隐秘的、或经过隐藏的引文层层加密的他本人的生活。几天前,我收到一封关于《撞击》的信件,寄信人是奈利·萨克丝(Nelly Sachs)的译者。关于《撞击》以及我分析的一切元素,在奈利·萨克丝诗中都有回音、共鸣、回响这一事实,她泛泛地说了许多。萨克丝是策兰的密友,也是最亲近策兰的诗人之一。因此,在这个或那个词语背后,也许,对奈利·萨克丝的致意,或是对策兰没有告诉其他人的私人经验、某次旅程或某个专名(proper name)的征引真的存在。当然,这不会妨碍或组织(对策兰诗歌的)阐释。相反,它使阐释得以进行。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可以回溯到《双重法庭》(“The Double Session”)一文——试图在撒播(dissemination)和主题多义性(the thematic plurivocity)之间作出的区分[2]。总之,在一个文本、一首诗、一个词语中,人们可以析出(inventory)多种意义;但其中总有某种过度(excess),某种不属于意义次序,不可以用另一个意义来形容的过度。于是,立刻就有了间隔(spacing)——既然我们一直在谈论空间——不属于意义的间隔。策兰分隔(space)诗歌的方式——策兰的诗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韵律(Rhythm)、停顿(caesura)、脱漏(hiatus)、中断(interrupt):人们如何把它们阅读?因此,存在一种不可还原为伽达默尔意义上来说的阐释学的撒播。在这点上,在《撞击》中,我和伽达默尔玩了个批准(approbation)的游戏(我“同意”他是“对的”),与此同时,存在向中断开放的种种视角(perspectives)。这些(视角),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不但不妨碍阅读,而且,对我来说,正是阅读的条件。如果我能证明与策兰诗歌相关的某物,那么,像很多人那样,我也可以说,“瞧,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它说的是奥斯维辛,或者说,策兰写的是一场浩劫(显然,这全都是真的!)——如果我能证明它就是这个样子并且只是这样,那么,我也就把策兰的诗给毁了。如果诗歌不过是诗意(meaning),不过是人们相信的某个意义,那么,我相信,诗绝对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因此,我试着让自己聆听那不可聆听并不可理解之物,在阅读时留心阅读的边界。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我相信,在对无以言表之物不闻不问(leaving the unsaid intact, inaudible)的同时,人们能够重新建构(reconstitute)其可能的意义,重新建构其强壮、美丽,动人心魄的原因。而且,这(信念),将授予别样的阅读以权力。我的阅读是适度的(modest),并不排除对这首诗其他的多种阅读。这也是一种阅读的伦理学或者说,阅读的政治学。

  :我的问题仍然与策兰和《撞击》相关,你曾经提到出于这种阐释性阅读的“我称之为撒播的经验”,人们通过阅读强加给诗歌的伤(wound),它被变形为诗歌“说话的嘴(speaking mouth)”:“这缝隙(gaping)既不属于意义,也不属于现象,更不属于真理;但是,通过使这些东西在持存(remaining)中成为可能,它在是各种标记出创伤的裂隙,其开口永不封闭,永不愈合。这些开口,在说话的嘴附近成形,即使后者保持沉默,在不再屈从于决定(decision)的好客的语言中,无条件地呼吁他者。”这个伤-口(mouth-wound)对你来说,是一个简单的隐喻么,还是说,你真的是在暗示,诗歌,就通过我们在它内部的开口向我们说话?
  :诗的签名,如一切文本之签名,乃一创伤。那开口,不愈合之物,那裂隙,实际上就是在伤口(where it is wounded)处说话的嘴。在损伤(the lesion)处。在策兰的每首诗中,至少,有一个创伤,他的,或他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在《Shibboleth:为保罗·策兰而作》中我谨慎地沿着割礼、标记、切口的主题而前进)。一个人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当他试图对这首诗进行解释、讨论、阐释的时候,他是自己在说话,他锻造别的语句,无论是诗句与否。即使是当这个人辨认出——这就是我的情况——在诗的隐秘处(on the side)有一道伤口,有一道说话的伤口的时候,他仍然在冒险使之缝合,使之闭合。因此,读者-阐释者的职责,就在于在写作的同时也让他者说话,或者说,为了让他者说话而写作。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反-签名(counter-signing)。篷热(Ponge)把这个词用的很是精彩,关于这点,我相信,在《篷热符号/签名篷热》(Signsponge)中,我已经有所说明。人们书写他物,为的却是让他者来签名:是他者在书写,他者在签名。

  :但是关于那个人首先必须造成创伤……
  :造成创伤的,正是宣称发现、掌握意义,宣称缝合、充实(saturate)、填满空虚、使开口闭合的行为。想象一下,如果某人宣称已经说出关于这首诗、关于策兰的这行诗所能说的一切;如果某人宣称,已穷尽这个话题……这是很恐怖的;它(宣称这个行为)会毁了这首诗。为了防止诗受到损毁,我们必须——这也就是我想做的——试着以这样的方式来说它,就像策兰自己说的那样,(在我们说完一切之后)诗歌仍在说话。它还在说话。我们必须这样说,好让它有机会开口说话。这里我们只是在诗的阐释性阅读和诗的阐释学上这么说,但在一般意义上的生活那里,我们也能这么说。人说话的同时,也要试着聆听他者。人应该在说话的同时,给他者以说话的机会,给他者以发言权。这是一个韵律、时间问题:不要说得太多,由此而强迫他者沉默;同时,也不要过于沉默,一言不发。所有这些,都需要谈判协定(negotiated)。

  :不管怎么说,阐释活动中仍然存在某种暴力之物。现在你告诉我:事关把话留给(他者去说)。但是,在我看来,你在《撞击》中描述的创伤,也预先假定了某种穿孔(perforation)、开口的姿态:你提到,正是伤口,给诗歌以说话的嘴。
  :这是暴力的另一个层面,与我刚才说的不一样:(后者指的是)充实、缝合的危险性。人们也能承担这种风险,有时,这也是个有趣的风险:书写那些签名没有意识到的、不打算(mean)说也没有掌握(master)的东西——无论是谁,听到自己的诗被如此谈论,想必都会大吃一惊。我不知道对我的解读,策兰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但用我解读的姿态来使策兰大吃一惊,这个欲望对我来说并非毫不相干(foreign)。如果我做了什么,那么,我所做的,就是通知读者,也通知我,为文本签名的作者,让他们惊奇并教给他们一些东西。你知道,在这首诗中,你(the You)我(the I)的立场非常复杂。我是谁?谁为这首诗签名?这首诗的文学签名和非-文学签名又是什么?这很难说。甚至不可能。因此,令人惊奇的阐释预先假定了与诗有意(conscious)的签名有关的暴力:你意指的,是你不知道你想说的东西;你说的比你想的要多,或者说,你要说的,跟你想的不同。这就是分析,不管它是不是解构。你说了你不认为你说过的话,或者,你说了你本不想说的话。确实,这就是暴力。

  :那暴力是不是也是指,我想,诗句中词语的某种物理性创伤呢?创伤的引入,为的是不是对组成诗歌的书写(writing)的身体产生影响呢?
  :“物理性”创伤已经存在,比如说,它存在于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事实当中。就好比我用法语来写一首难译的德语诗。在这个意义上,策兰的词语身体(the body of Celan’s words),就受到了粗暴的指责(violently taken to task),并且,被流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他熟知的,但终究还是除原诗语言外的另一种语言。对,它(诗)是身体,因此(在诗歌)那里也就存在爱与暴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理解的“书写的身体”,但正是这个身体,使诗首先就是独一无二的。与每个人的身体一样,它独一无二。已经出版,诗就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它只发生一次。即使人们可以把其中的某些元素与策兰的其他文本(corpus),荷尔德林的文本,奈利·萨克丝的文本,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文本联系起来,诗本身仍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我所谓“诗的身体”,即并入(incorporated)、化身为(incarnated)人们常说的“能指”的,在字形(grapheme)中的,本质上不可翻译的那种独特性。翻译就是丢弃身体。最忠实的翻译是粗暴的:人们失去了诗的身体,它只存在于德语之中,只存在一次,仅此而已。这是一场身体的白刃战。这是一场袭击。诗人欲望翻译——他希望被阅读,被翻译——然而,我注意到,这里存在侵犯和白刃战。在不想过度发挥的同时,我也在试写这样一个文本,它应当某种特定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它是某种阅读,它对我只发生一次,我曾把它写就,它是我的一个文本。我想补充一点,当我说到“策兰的诗属于德语”时,这是一个身体问题,当然,这已经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述。策兰的语言本身就是一场与德语的身体斗争,他使德语变形、改观,他对其发动猛袭,他对其进行雕刻。他,与德语的身体搏斗。我,也以自己谦卑的方式,与法语进行着类似的搏斗。这场斗争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毋宁说,它发生在两种各自为自身内战所侵扰的语言之间。在一切民族语言“内部”,都有一场身体的白刃战。每次(战争)都有书写(发生)。倘若没有这种身体上的暴力,书写,就无法开启文章的通道。不然,人们如何解释各人带进其文本的性欲、自恋指责(charge)——其他人会说,投资——,如何对这些指控作出辩解呢?它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身体。每首诗都会说,“这是我的身体”,以及其他:喝掉它,吃掉它,在对我的记忆中保留它。每首诗中都有最后的晚餐,它说:此时此地,这是我的身体。你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受难(passions),被钉上十字架(crucifixions),处决(executions)。其他人也会说,接下来,是复活(resurrections)……

2003年12月12日

译自德里达:《争论中的主权——保罗·策兰的诗学》(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s: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托马斯·杜图阿特(Thomas Dutoit),欧蒂·帕萨宁(Outi Pasanen)编,纽约:福坦莫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9页。《真理伤人(The Truth That Wounds)》由杜图阿特英译,摘录自《欧洲》第901期(2004年5月号)德里达专号同名访谈,第22页至第27页。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


注释:
[1] 雅克·德里达的新造词,意思是“可展示为客体(object)”——英译者注。
[2] 《双重法庭》载德里达:《撒播》,芭芭拉·约翰逊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尤见德里达对让-皮埃尔·希沙尔(Jean-Pierre Richard)《马拉美的想象世界》(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一书的评论(第246页至262页)以及他自己的结论:“因此,如果没有在文本情景(textual instances)之外重新分配比例(repropriate)的主题单元(thematic unity)或大意(total meaning),没有寓于想象次序(imaginary order)、意向性(intention)或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之中的主题思想(total message),那么,文本也就再不可能是任何真理——任何在文学的虚涵数意 (polysemy)中衍射(diffract)或集合(assemble)自身的真理——的(确切或相反的)表达或再现了。虚涵数意这个阐释学概念,就必须为撒播所取代”(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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