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十五心尚孩，
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
一日上树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
坐卧只多少行立。
强将笑语供主人，
悲见生涯百忧集。
入门依旧四壁空，
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未知父子礼，
叫怒索饭啼门东。
（杜甫《百忧集行》）
在“十五”与“五十”的颠倒之际，诗不由自主提供了一块空地：两个时刻的肖像对比，可以凑足从这里到那里的一段今非昔比的行程。一旦回到那个确切的早期时刻，他就陷入无限的风景之中：可供选择的素材太多，务实的话，则抓住当年的真人真事，稍加排列即可唤起泪腺的配合，而务虚的办法也包括以如今儿女的举措为例，娓娓道来，反正无人在这方面进行详细的考据。这方面的训练已非难事，连读者也觉得在回忆的辘轳上，他并不费太大力气，就能打出往昔光阴的余波，“健如黄犊”或“八月梨枣”，都是触手可及的年轮，并不见得他当年在一棵梨树上留下了两千个脚印。在这两个典型形象的作用下，一种对照所要求的效果随之而来；读者并不感到突然，当他谈起现今的脚劲乏力与强颜欢笑时。
在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些年轮并不曾注脚，但它们加起来证明了如今走到这一步已无力回天：他错失了在更年富力强的一刻扭转人生轨道的机会。读者对“五十”的感慨，并不需要亲身经历，也能感同身受，我们基本上拥有了“十五”的记忆，凭此可以想像一种身体上的衰败给一个人带来的苦痛。他没有在此强调这个年纪应有的优势，他在为百感交集腾出逻辑空地；我们虽然隐约觉得他有点隐瞒，但也不嫌他自降身价。他确实涉足了这个年纪的一片荒野，并引导我们去同情一个不再有力挽狂澜的机遇的人。他丧失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人生际遇，这一隐忧却让我们设想他纵情于诗国的宏愿一边立下又一边实现，也许，这是他仅有的机会：成为一个超乎寻常的诗人。
他在这时对仕途的理解，出现了微澜，随着蹉跎岁月的叠加，他渐渐意识到写作才是当务之急。或可说，排除宦海忧虑的途径还在，那就是写、写、写。而且，值得后人注意的是，在对这些忧虑进行表述时，他的诗句中寡有另一层不可排遣的忧虑：当他在诗中安身立命之时，世俗生活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变成一种可以由文辞反复撕咬的可见之物，同时，他又借助严谨、妥帖的律法，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隔离开来，使之不伤害到诗的筋骨。于是，我们不妨说，他的诗是最佳的消毒剂，因从不失手于恶劣情况的描述而生机勃勃。
他同样面临一个当今诗人也得面对的问题：如何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果说作为一个个体，他对失意的社会现况可以产生一种无关痛痒的免疫力、一种诗对现实处境的率先麻醉，那么，濡染在最亲的家人身上的不如意，就会催生种种压力，使他转而再设想政治上的牟利有多么必要。由于他所展示的家庭关系相对比较单一，夫妇关系、父子关系，而没有涉及其他的家庭纽带，比如岳婿关系、舅甥关系等等，他完全可以凭借户主的中枢作用使得现有的人际关系不致恶化。所以，当他在诗中写道妻子的脸色，今天与昨天相同，就动用了他作为顶梁柱的家属身份，遮蔽了二人世界粘合时可能存在的裂缝；这种相同性，既有生活的温情源头，也保留了诗在艰难生活中的立足之地。
而诗的结尾处所交代的父子关系，可谓他的不少诗篇为我们共同造就的结晶：在呈现真情实感的同时，彰显一个诗人应有的真诚品质。夫妇间的默契却在父子之间打破了，痴儿的未知世界正好包括他在诗国中睥睨群雄的位置：他们只要求吃饱这一顿，才不管在一首诗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今的读者无需苦恼，那哭闹的孩子总有办法度过一宿的。也许，就在终归安静之时，他在灯盏旁，抚摸儿子的额头之后，开始写下这首诗，而父子关系中存在的刚性需求在句式安排下，变成了诗的小小胜利：刚刚发生在这个空间的闹剧，恰巧为寻思如何收场的诗解了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