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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杰拉尔德·斯特恩:卡瓦菲斯的诗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1-12-19  

杰拉尔德·斯特恩:卡瓦菲斯的诗

王立秋  译


  奥登在他给瑞伊·达尔文(Rae Dalven)的卡瓦菲斯英译写的导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即有一些诗,如果他没有事先读过卡瓦菲斯的话,写出来就不是那个样,或者说,有一些诗他根本就不会写,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真的,对其他人来说,我认为也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这种影响是什么,是对历史的态度,是某种讽刺,还是对人格面具(personae,人物/角色伪装)的使用,抑或某种充满激情的客观性或别的什么东西专门辨识出来的话,我就要迟疑了。而有趣的是,我可能提到的那些诗人并不必然以相似的方式写作甚或彼此有联系。我相信,这反映了一个大诗人的力量,他或她的影响为不同的人所共享,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史蒂文斯还是叶芝还是里尔克。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能够特别地辨识为(专属于)卡瓦菲斯的东西,是一种温和的人文主义,一种至高的人性(humanitas)。
  在翻译中在一切别的什么东西之前首先出现的,正是这种人性,而我甚至要冒险说,人们可以通过保留着这种原初的人性感觉的敏锐度,来衡量译文的成功程度,那就是逼真之所在,或者说,逼真就理应存在于这种人性之中。我说的是卡瓦菲斯的敏感。奥登,出于对一个更好的术语的想念——而在这里他也证明了自己的不足——而把这种敏感称作一种语调和一种个人的话语。正如奥登所说的那样,一切对卡瓦菲斯的翻译,无论是由谁来完成的,“都直接地可变认为一首为卡瓦菲斯所作的诗;没有别人能够有可能写出的诗”。可译的,首先是那种“自我的表露(self-disclosure)”,自我的坦白。在原文中诗歌可能——也通常——押韵,包含某种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完全出自于原创的“纯粹”希腊语和通俗希腊语的结合,但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译文中出现。事实上,我们可以假设一种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损失,这个损失出自上述事物的缺席,出自于如果译文不如原文那么具有流动性,不如原文那么精确的话这些因素就是不可译的这样一个事实。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也在担忧,如果没有我称之为他的诗学(poetics)和他的语言的那种东西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接触到真实的卡瓦菲斯,但感谢上帝,一切大翻译家都足够明智地选择不去刻意翻译这些东西。他们怎么可能翻译这些东西呢?
  我拿不同的翻译来和我最好的能力作比较。人们会注意到差异——通常只是细微的差异——并渴望原创。我当然,也在一首诗接一首诗中,从文字的翻译到诗学的翻译,苦苦思索着翻译的困难和“版本”之间的差异。有多个译本的好处显然是,一种翻译,或阐释,或结构,会比另一个译本更精确,或更可爱——越多的心智参与工作,结果也就越好。以不同的方式,我喜欢我拥有的三个主要的译本,达尔文的,绮莉的,和忒奥加里斯的,以及他们的笔记和评注,但我最推崇的却是阿丽琦·巴恩斯通的译本,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个译本更不僵硬也更可爱一些——同时也很巧妙——更接近于我所谓的原创,同时我也喜欢它延伸性的笔记和详尽的注解。巴恩斯通是一名诗人,她有能力建构,创造——或者说重新创造——诗歌。此外,在她的译本中,还存在那种总是存在(于诗人和译者之间的)魔法的关联。我要把这种关联称之为同情(sympathy),一种伙伴般的情感,她分享,或者说,她分有卡瓦菲斯。她本人以英语写作,但她的父亲,学者,翻译家和诗人威利斯·巴恩斯通是一名犹太人,而她的母亲,画家艾丽·查罗普鲁-巴恩斯通则是希腊人,所以她生活在一种对一切土地的双重的离散之中——她现在生活在内华达州——而这,甚至使她更加地亲近卡瓦菲斯。
  在说完这些之后,我必须补充这点,即在一切翻译中,我们经历的,是一种离群,甚至是一种冷漠,我们可以称之为远离,无论翻译的主题是关乎于希腊-历史还是关乎于个人的抒情。但我还要指出,冷漠的并不是词,诗在燃烧,而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他的讽刺,他温和的讽刺,才把他从被迷乱中拯救出来。确实它们是令人心碎的诗。写得很仔细,花了很大功夫,但令人心碎。有时他忘了讽刺,即它看起来置于一切事物之上的薄幕或光线,他“直接发自内心地”说话,仿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傻子或迷失的怀旧之人。且看这首早期诗作:

声音

理想的和受珍爱的声音
来自死者,或那些
对我们来说像死者一样的人。

有时他们在梦里对我们说话;
有时大脑在思想中听到他们。

而且,片刻之间,和他们的声音一起;
声音从我们生命的最初的诗中归来——
像夜晚的音乐,遥远,而逐渐消失。

[1904]

或这首更晚的作品,让我们把无经验和脆弱,假定为成熟问题:

在绝望中

他彻底失去了他。 而现在他寻找
他的唇,在每个
新恋人的唇上;在与每个新恋人
的结合中,他试图欺骗自己:
那是同一个年轻人, 他为之而献出自己的那同一个人。

他彻底失去了他,仿佛他未曾存在。
因为他要——他说——他要把自己
从那病态的愉悦 的耻辱中,
从那可耻的愉悦 的耻辱中拯救出来。
还有时间—— 他说——来拯救自己。

他彻底失去了他,仿佛他未曾存在。
在他的幻想中,在他的错觉中,
他寻找他的唇在其他年轻人的唇上;
他要再次感觉他的激情。

[1923]

  卡瓦菲斯不是兰波。他不会通过隐喻来实现自己的激烈(intensity),和他思想的纯粹。事实上他彻底避开了隐喻,除非我们把整首诗看作一种隐喻的奇迹——在这里一种状态魔法般地变成了另一种——(我们才能说卡瓦菲斯的诗中有隐喻的存在)。他的风格是散漫而符合于习惯的,以他天生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受教育的言语为基础并阐明着这一基础。这种风格是“博学的”但只是依着那座城市博览群书、多才多艺的公民的方式才是博学的,这也包括了那个公民的自满和自以为是,尽管在这个公民身后有一只狡猾灵巧野性时而残忍的眼睛——和舌头。
  和其他伟大的现代人一样,卡瓦菲斯把某种特定的保守主义与诗的激进主义结合到一起。但前者与其说基于疯狂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理念,毋宁说是一种以辛苦得到的知识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他或多或少地拒斥着进步主义,但和在叶芝、艾略特和庞德那里不一样,他的诗中并不存在丝毫法西斯主义或对法西斯主义的亲近。在1928年出版的一首诗中,当然,这是在墨索里尼上台以及对伦敦和爱达荷的衰落的无情指责数年之后,他以一种理智而温和的方式反对政治改革者(这个词在诗中为大写),他指出,就像他看到的那样,一种永恒的真理,就诗人而言,无论他是希腊人,埃及人,甚或有可能是巴比伦人,是“不会改变”的,变化之处就在于改革者捞够了油水,但他——卡瓦菲斯——在反对改革的同时却没有怀着敌意也没有诉诸于残暴。以下是那首诗的全文:

公元前200年,在一块巨大的希腊殖民地

对此人们没有一丝怀疑:
殖民地的事情将有悖人们的希望,
而尽管我们在进步,但无论如何,
也许,就像不止少数人认为的那样,时代
需要我们引入一名政治改革者

然而障碍和困难
在于他们对一切
小题大做,这些改革者。
(如果人们不曾需要他们
那可真是好运当道。)一切,
一切微不足道的事物,他们都要询问检查,
接着激进的改革立刻闯进了他们的脑海
他们要求不加延迟地贯彻这些改革。

他们倾向于奉献。
放弃你们的财产,
你们对它的所有就是危险:
这样的占有对殖民地来说是有害的。
放弃(来自财产的)收入
和来自收入的收入,
自然,还要放弃这第三种的收入。
它们必不可少,但也不能改变什么;
它们给你创造了一种反向的债务。

而在他们继续审查的同时
他们发现(继而又再次发现)不需要的事物,
他们要求必须驱逐的事物——
尽管如此却难以遣散。

而当他们交了好运,在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详尽地发出命令并削减一切不必要的事物之后,
他们离开,且带走他们合法的薪酬。
我们会看到剩下来的是什么,在
这么多专业的手术之后。

也许时候还没有到。
不要急;匆忙是件危险的事物。
不成熟的举措只会带来悔恨。
肯定且不幸地,殖民地会更加失序。
但属人之物,岂会没有缺陷?
而且,无论如何,瞧,我们在进步。

[1928]

  最后两个诗节很是美妙,倒数第二句诗则是(卡瓦菲斯)最重要的签名。也许卡瓦菲斯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但属人之物,岂会没有缺陷?”也许,是他的同性恋取向——以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如此全方位存在的主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把他放到了激进的边缘,甚至在他心中创造了一种广大的宽容,一种对孤独、孤立以及苦难的理解,一种对被侮辱者,对被抛弃着的怜悯,以及一种对外人,对犹太人,异教徒,基督教徒的同情,这一切,使他能够赋予他者以魔力,那种我们时代政治上愚蠢的,没有思想的或狭隘的人要求,而艺术家们内含的那种东西。而且他显然是一个好人,理智,整全,最首要的是,善良。
  每个艺术家都会利用自己的缺陷——卡瓦菲斯则以某种方式使缺陷成为了他的主题。卡瓦菲斯,压倒性地属于希腊,却生活在离散中,生活在城市中,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城,那个压倒性地混杂的城市——仿若某个雅典的,某个马其顿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就像一个希腊国王,超然于信仰之外,一度统治着那里,而今他已被遗忘,即便他的名字,也被发错了读音。他有意识地,审慎地,活在一个被称作当下的未来中的一个时间里,在那里,过去一片朦胧,如果重要的话。事实上他并没有国度,他只有一门语言。他以某种方式生活在历史的终结之处,在那里,一切,说实话,几乎一切,都得到了辩护。所以他能够轻易地,个人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世纪走到另一个世纪,他不能彻底地放开一切,而这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所应该做的。

译自C.P.卡瓦菲斯:《卡瓦菲斯诗选》,trans. Aliki Barnstone, W.W. Norton & Company, “Foreword”, xvii-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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