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内见到两种新出的
杜诗全注本，一部是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简称谢注），另一部是日本下定雅弘、松原朗教授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2016年6月，全四册，已出二册，简称《译注》），加上两年前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简称萧注）的问世，说最近两年是杜甫研究的丰硕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
那么，这三种杜集学术定位和编纂特点如何，各具怎样的体例和成就，这是读者希望了解的。以下试述所知。
请让我从相对独立而自具特色的《译注》说起。该书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创刊四十周年重点书，执笔者多达37位，是继铃木虎雄《杜少陵诗集》（《续国译汉文大成》，国民文库刊行会1928-1931年）后的第二部杜诗日文全译本。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注》是一项计划二十二卷的弘大工程，到他去世仅出版五卷，2012年兴膳宏教授据遗稿整理开始在岩波书店出版新补，远难很快完成。《译注》是一部吸取中日学界研究成绩，以一般读者为阅读对象的普及性大型读本，读本选用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依据，将萧注列为重要参考书。其内容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原诗附训读，二是诗型和押韵的简单说明，三是题意，讲述主旨，写作时间、地点等，四是现代日语翻译，五是语释，择要解释杜诗中的语辞和用典，六是补说，对历代异说，择其重要者作出交代。可以说，其编纂目标是为普通日本民众提供全面阅读杜诗的读本，不在学术原创，但在简明定位下，也包含许多刻意的追求。如为说明杜甫的任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条，用王勋成《杜甫初命授官说》（《唐代文学研究》11辑，2006）、《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韩成武、韩梦泽《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三家之说；“检校工部员外郎”条，用拙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刊《复旦学报》1984年1期，日译本见《生诞千三百年记念 杜甫研究论集》，研文出版2013）。对杜诗的解读，因为要逐句日译，体会也特别深切。如《兵车行》，认为第9句“行人但云”的讫止范围，异说纷呈，有谓直至诗末皆行人语的，有谓当句而止，有谓到第29句“反是生女好”为止，有谓到第31句“生男埋没随百草”为止，中国注家常会忽略。日本学者的独到见解，也多有揭示，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草堂诗笺》认为杜甫之意不在水，每句触及时局。吉川认为是避难山中作，不能及时获得朝廷消息，无必要附会时事。《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左将吕虔刀”所指，仇注认为指仆固怀恩，吉川以为指王思礼。《三吏》《三别》，中国学者都认为作于归华州途中，铃木虎雄以为写于秦州。一些细节的解读，有许多特别的发明，如《别赞上人》“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两句，引铃木虎雄说，谓“杨枝”是僧侣剔牙之具，“豆子”是僧侣洗澡洗衣服的豆粉（不是吃的），就很特别。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在追溯语源、考究真相、解释制度、体会诗意方面，用力很深，发明亦多，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即为典范著作。加上现代语译更要求对诗中的任何细节都要作出处置，无法回避，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体会。顺便说到，美国宇文所安教授（哈佛大学）、车淑珊教授（科罗拉多大学）正分别做杜诗全英译的工作，同样值得期待。
主要还是谈萧、谢二书。两年前，我曾在《文汇报》2014年4月14日撰文《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祝贺〈杜甫全集校注〉出版》介绍萧注。萧注启动于1978年，主体完成于其后几年，中间停顿约二十年，方由张忠纲教授终审通稿完成。谢氏则在他完成白居易诗文集校注后展开，估计最初也有感于萧注似无缘问世，到2012年杜甫逝世1300周年之际初步完成，其后定稿、出版则绵历三年有奇。两部书是在不同时期独立完成的，萧注出版后，谢氏有机缘参考，但因大端已经底定，估计只能是一些细节的修订。
萧注的学术目标是对唐宋至清末的历代杜注作彻底的清理，其工作具有集大成的意义。但因历代注杜的成就实在太过丰富，宋即有千家之称，明清两代更是十数倍于宋元，诸家所见，何为发明，何为偏见，要遴选就有眼光的不同。就我之认识，萧注有几点特别值得称道。一是汇校，对十四种宋元旧本作了极其精致准确的校勘，这一工作以60年代王利器、舒芜等所作十一种宋元旧本校记为基础，复补校三种，可说杜集文本之具第一手价值者大多已网罗无遗。二是备考，对各诗附录有关资料，特别是各诗涉及语意之解读、事实之追究、异文之斟酌、真伪之讨论等等，皆备录前此各家重要见解，向后人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可能。三是解题，对各诗所涉人事、事件、作年、寄意等予以介绍和分析，征引丰备，足资参考。四是注释，几乎对杜诗逐句作充分的解读，说明用典和语源，梳理诗意。以往读萧先生《杜甫诗选注》，很佩服他解诗之绵密与精准，以为足可为初学者指示读诗门径。全集继承了这种注诗的精神，自然精彩。如果借用况蕙风论词的见解，足当重、拙、大之评。这里的拙只是借用，在世风学风浇漓的时代，三代学人坚持数十年，完成如此厚重的工作，没有这种拙的坚持，是很难完成的。
谢注为个人著作，学术定位与前书有很大不同。《前言》说：“本书没有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汇评形式，是因为杜诗的有关资料太多，如果全书篇幅过大，头绪过繁，势必给阅读带来某种干扰。”这样的考虑是恰当的。因此，有几方面内容没有涉及。一是“旧注有关诗歌作法、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如金圣叹、浦起龙讲诗都是这一套路；二是诗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三是不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评点不仅太多，且或浮泛，或繁碎，徒增篇幅，价值不大。此外，在版本对校、编年考证、注释解读、语源典故揭示等方面，也都作了简明处理。尽管如此，全书篇幅仍多达210万字，虽仅萧注的不足三分之一，仍超过仇注近一半篇幅。
以下从校勘、编年、注释、考证，以及今人研究和新见文献采据等方面，比较两种全注本的同异。
杜诗底本，二家均采取《古逸丛书》影印滂喜斋旧藏《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此本主体源出二王本，配本是吴若本或源出吴若本，其地位确实无法动摇。萧注参校以宋元本为主，校记极其详密，同一字而字形有异者皆出校，虽非全有必要，但也符合清人校勘原则。蔡梦弼《草堂诗笺》用了三种宋本，将三本之细微差异均揭出。没有用钱笺，但用了很难得见到的钱遵王述古堂影宋抄本。谢注定位不作全面繁校，我是赞同的，但认为九家本、《草堂》本及其他宋本的大量宋本，多出自宋人手笔，我则有所保留。尽管宋人确有主观改诗的个案，但无论李、杜、韩、柳诸集，还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宋人校记的分寸把握是很严格的，很少如明人那样为射利而随意改变窜乱。但谢注选取三种参校本，即九家本、《草堂诗笺》本和钱笺本，我则基本赞同。两年前曾请教张忠纲先生宋本杜集最具代表性之文本，大约也近似。钱笺据吴若本为底本，校记还保留大量樊晃《杜工部小集》和晋开运二年官本的异文，确实很重要，前引述古堂影宋抄本并非钱笺底本，不能取代。
杜诗编年，也是注杜的大问题。一般说始于黄长睿、鲁訔，但追索到二王本，依循北宋通行的分古今体编次中，大约有作诗先后的痕迹，可以确认始于唐代，且源于作者存稿的大致次第。萧注采取打破各集原有顺序，按照今人考订重新编次，当然是一种处理方式。谢氏认为杜诗仅有半数可以准确编年，其他可大致确定作于某一时期者则占十之三四，无法编年者仍占一定数量，因此采取保存《宋本杜工部集》原来次第，在注释之前就作年及本事有一大体说明，其例甚善。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现。如《塞芦子》，旧说都认为在至德初叛军陷两京时，谢氏则据诗中“思明割怀卫”句，认为指干元二年九节度兵溃邺下，史思明杀安庆绪后，遣安太清取怀州事，系年作了较大改动。类似的发明还有很多。
谢氏注释能整合前代诸家成绩，删繁就简，片言得要，值得肯定。就宋、清学者解读所见的采据来说，于赵次公、蔡梦弼、黄希黄鹤父子，以及明清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等家引用较多。旧注忽略的官制、科举、军事等专门知识，有较多的补充。对近代以来在唐史研究领域和唐代语言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有所参考。对于前人过分发挥杜诗中的微言大义和时事比附，则仅取有确凿证据者。其中对钱笺的解读有较多回应，则因钱说影响较大。就这些来说，谢注注意继承旧说，又不为古人所囿，充分吸取现代学术各方面的进益，使全书注释达到很高水平。
谢注所引文献，尽可能依据第一手文献，尽量不据他书转引。比如最早记载杜甫死于耒阳牛肉白酒的郑处晦《明皇杂录》，原书已不传，通行本为清人补录，此段记载讹脱很多。谢注所录为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三所引，可见讲究。
新见文献之利用，谢注较萧注有很大推进。韦济墓志，两家都已经引及，以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断作于天宝九载韦任左丞后，萧注更据“即将西去秦”以为作于十一载春，似更合理。郑虔墓志，萧注仅在张忠纲后记中述及，未能逐篇征引，谢注则利用较充分。《寄董卿嘉荣十韵》，前人对董为何人没有解释，谢注引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知董姓为西山羌族部落首领，又引敦煌所出《历代法宝记》，知道杜鸿渐入蜀时，有“归诚王董嘉会”，疑嘉会、嘉荣为一人，是悉州归诚郡首领，从而对该诗所述事实，以及杜甫与严武幕中羌人酋长的交往，提供确证。《历代法宝记》是记载禅宗保唐一系的重要典籍，其中提到永泰二年杜鸿渐蜀幕诸人对无住禅师的崇仰，提到与杜甫交涉人物有杜济、鲜于叔明、吴郁、李布、韦夏有、狄博济等，时虽在杜甫离成都以后，但对杜甫蜀中交往和诸诗的解读，实在是太重要了。如《寄狄明府博济》《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寄韦有夏（当乙作夏有）郎中》等诗，都可见到杜甫出峡前后与蜀幕诸人仍保持紧密联系，很可玩味。
可以认为，谢注是综括历代注杜精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且为读者考虑，注释力求体现当代学术水平，适合具备大专文化程度以上读者到专业学者阅读和研索杜诗的要求，是一部值得信赖的注本。
我在两年前评介萧注时曾说：“因为本书的出版，将千年以来杜甫研究的主要见解陈列出来，今后的研究应以本书为起点，将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读到谢注，仍有此感。就杜诗来说，今后若有人愿意仿《经籍纂诂》或《说文诂林》的做法，下大力气总结古今解杜的见解，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外各家治杜的专著、论文、选本、传记的丰沛见解，确有汇聚总结的必要。此外，我还想指出两家注本最大的优点是严格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细节处理都可圈可点，但也与大多唐集注本一样，似乎对唐集文本屡经聚散、别集未必具有绝对权威的特殊性估计不足，留下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校勘方面，我觉得两家注都重视本集校，对他校重视不够，特别是早期引用文本据校不够。如《文苑英华》《唐文粹》所据皆宋初前古本，其可信程度绝不逊色于本集。如宋本《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有自注：“严武、贾至。”《文苑英华》题作《留别严贾二阁老两院遗补诸公》，有三处应据改。一是自注既列严、贾二人名，诗题也当作“严贾”；二是“遗补”包括拾遗、补阙，与两院提法合。三是前既称“阁老”，用敬称，后必有“诸公”二字，诗题方完整，可惜两家均未据以改补诗题。再如《行次昭陵》，《英华》题作《行次昭陵十二韵》；《八哀诗》中《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张公前当据《英华》补“曲江”二字，方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之类诗题一致，都应出校。《狄明府》，应据赵次公本、百家本、分门本、千家本题前补“寄”字，方完整。再如宋本诗题《路逢襄阳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注：甫赴华州日许员外茯苓）》，《英华》题作《路逢襄阳杨少府入京城戏题四韵附呈杨四员外绾（甫赴华州日许员外为求茯苓）》，两相比较，《英华》诗题有六处不同，似乎更接近作者最初写作的原题。谢注于“阳”下据钱笺补“杨”字，不及萧注据宋本目录补字之得更早书证。“入城”之意显然不如“入京城”所指更明确；“戏呈”与“戏题四韵附呈”，后者更庄重，符合人际酬唱时诗题面貌，但“戏呈”也可能自定文集时改定。注文中的“许员外茯苓”，意思不够完整，我总怀疑九家本在“许”下补“寄”字，未必有文本依据，《英华》作“许员外为求茯苓”应该是写诗时候的意思。萧注之校未征及《英华》，谢注以《英华》出校而未据改补。
涉及系年，还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如旧说郑虔卒于广德二年，主要依据是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一诗中有“谷贵没潜夫”句，与《旧唐书·代宗纪》云广德二年自七月至九月 “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推定，其实大乱期间，哪年米价不贵呢？证据显然是很单弱的。现在因《郑虔墓志》发现，知道郑虔卒于干元二年九月，即杜甫自华州西行首途之时，则问题来了，他一直在担忧郑虔的安危，虽然一处浙东，一西行入蜀，但会相隔五年方知道吗？而且根据此诗，杜甫是同时得到两位的凶问的，即两位去世差不多同时。谢氏似乎觉得苏卒广德二年当别有依据，仍断此诗作于该年，旁证是苏在代宗即位后改以字行。其实新帝即位，已亡者通行名也要改，如《顺宗实录》记陆淳卒于宪宗即位前，日本藏其给最澄过所仍署陆淳，但宪宗即位后，所有公私记载都改称陆质，即一例。我从杜甫此诗述及“绵谷”、“雪山”，怀疑得二人消息为到成都初期。
辨伪、辑佚方面，我认为两家注都还较多依违，判断都不够果决。大约就前人之研究，可以做结论的伪诗为四首，即《虢国夫人》（张祜诗）、《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畅当诗）、《杜鹃行》（司空曙诗）、《哭长孙侍御》（杜诵诗），怀疑有伪诗还有近十首，多数确难做结论。但如《狂歌行赠四兄》“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绕楼”，“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与杜甫行迹家事确难兼容，谢注没有说明，似可再酌。杜甫佚诗，可靠者不多，我觉得可以认可者仅有一首又一句。一首是《寒食夜苏二宅》：“寒食明堪坐，春参夕已垂。好风经柳叶，清月照花枝。客泪闻歌掩，归心畏酒知。佳辰邀赏遍，忽忽更何为？”出《古今岁时杂咏》卷一一。该书今本出南宋蒲积中手，其中古诗部分全据宋绶《岁时杂咏》，后者成书应在王洙集杜诗以前。明至清初，此书流传不广，《全唐诗》编录时方从该书辑若干佚诗。一句是“狨掷寒条马见惊”，见黄鉴《杨文公谈苑》，是宋初引录，与后人出自传闻和摘自类书者不同。两家注对此皆不认可，有些遗憾。
最近三四十年，国内外唐代文学研究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一段时期杜甫研究则相对寂寞，大约因为积累太厚，突破为难。我特别希望几部杜集新注的出版，能带动杜诗研究的新潮——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太重要了，是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的。
本文所涉日译工作由朱刚教授承担，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