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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刘庆邦: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6-10-20  

刘庆邦: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至少在两个笔记本的第一页,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忆的同一段话,作为对自己写作生活的鞭策和激励。这段话并不长,却有着丰富的内容,且坦诚得让人心悦诚服。我看过王安忆许多创作谈,单单把这段话挑了出来。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真有什么秘诀的话,我愿把这段话视为王安忆写作的秘诀。王安忆是这么说的:“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
  这段话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以为这也是她对自己所有写作生活的一种概括性自我描述。通过她的描述,我们知道了她是怎样抓住时间的,看到了她意志的力量,坚忍不拔的持续性,对想象和创造坚定的自信,以及使创造物实现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看到王安忆的描述,我不由想起自己在老家农村锄地和在煤矿井下开掘巷道的情景,觉得王安忆的写作和我们干活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一种劳动。只不过,王安忆进行的是脑力劳动,我们则是体力劳动。哪一种劳动都不是玩儿的,做起来都不轻松。还有,哪一种劳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我们的强制来自外部,是别人强制我们。王安忆的强制来自内部,是自觉的自己强制自己。我把王安忆的这段话说成是她写作的秘诀,后来我在她和张新颖的谈话中得到证实。王安忆说:“我写作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勤奋的劳动。”她所说的秘诀并不是我所抄录的一段话,但我固执地认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前者是详细版,后者是简化版而已。很多作家否认自己有什么写作的秘诀,好像一提秘诀就有些可笑似的。王安忆不但承认自己有写作的秘诀,还把秘诀公开说了出来。在她看来,这没什么好保密的,谁愿意要,只管拿去就是了。的确,这样的秘诀够人实践一辈子的。
  200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七次作代会期间,我和王安忆住在同一个饭店,她住楼下,我住楼上。我到她住的房间找她说话,告辞时,她问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话,给她捎点稿纸来。她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写东西了,找点稿纸挺难的。我说会上人来人往的这么乱,你难道还要写东西吗?她说给报纸写一点短稿。又说晚上没什么事,电视又没什么可看的,不写点东西干什么呢!我说正好我带来的有稿纸。我当即跑到楼上,把一本稿纸拿下来,分给她一多半。一本稿纸是一百页,一页有三百个方格,我分给她六七十页,足够她在会议期间写东西了。有人说写作所需要的条件最简单,有笔有纸就行了。笔和纸当然需要,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这个条件就是时间。据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时间的价值,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时间是写作生活的最大依赖,写作的过程就是时间不断积累的过程,时间的成本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贵的成本。每个人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活的容器,这个容器里盛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一定的时间量。一个人如果任凭时间跑冒滴漏,不能有效的抓住时间,就等于抓不住自己的生命,将一事无成。王安忆深知时间的宝贵,她就是这样抓住时间的。王安忆认为写作是诉诸内心的,她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她看待内心的生活胜于外部的生活。王安忆几乎每天都在写作,一天都不停止。她写了长的写短的,写了小说写散文、杂文随笔。她不让自己的手空下来,把每天写东西当成一种训练,不写,她会觉得手硬。她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说她在乘坐飞机时照样写东西。对一般旅客来说,在飞机上那么一个悬空的地方,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能看看报看看书就算不错了,可王安忆在天上飞时竟然也能写东西,足见她对时间的缰绳抓得有多么紧,足见她对写作有多么的痴迷。
  有人把作家的创作看得很神秘,王安忆说不,她说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创作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劳动,日复一日的劳动,大量的劳动。她认为不必过多的强调才能、灵感和别的什么,那些都是前提,即使具备了那些前提,也不一定能成为好的作家,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在我看来,安忆铺展在面前的稿纸就是一块土地,她手中的笔就是劳动的工具,每一个字都是一棵秧苗,她弯着腰,低着头,一棵接一棵把秧苗安插下去。待插到地边,她才直起腰来,整理一下头发。望着大片的秧苗,她才面露微笑,说嗬,插了这么多!或者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粒种子,她把挑选出来的合适的种子一粒接一粒种到土里去,从春种到夏,从夏种到秋。种子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回过头一看,她不禁有些惊喜。惊喜之余,她有时也有些怀疑,这么多果实都是她种出来的吗?当仔细检阅之后,证实确实是她的劳动成果,于是她开始收获。安忆不知疲倦地注视着那些汉字,久而久之,那些汉字似乎也注视着她,与她相熟相知,并形成了交流。好比一个人长久地注视着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好像也会注视她。仅有劳动还不够,王安忆对劳动的态度也十分在意。她说有些作家,虽然也在劳动,但劳动的态度不太端正,不是好好地劳动。王安忆不能容忍马马虎虎、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得过且过。她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如果写了一个不太好的句子,她会很懊恼,一定要把句子理顺了,写好了,才罢休。
  王安忆自称是一个文学劳动者,同时,她又说她是一个写作的匠人,她的劳动是匠人式的劳动。因为对作品的评论有雕琢和匠气的说法,作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匠人,但王安忆勇于承认。她认为艺术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千万不要觉得工匠有贬低的意思。类似的说法我听刘恒也说到过。刘恒说得更具体,他说他像一个木匠一样,他的写作也像木匠在干活。从劳动到匠人的劳动,这就使问题进了一步,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在我们老家,种地的人不能称之为匠人,只有木匠、石匠、锔匠、画匠等有手艺的才有资格称匠。一旦称匠,我们那里的人就把匠人称为“老师儿”。“老师儿”都是“一招鲜,吃遍天”的人,他们的劳动是技术性的劳动。让一个只会种地的农民在板箱上作画,他无论如何都画不成景。请来一个画匠呢,他可以把喜鹊噪梅画得栩栩如生。王安忆也掌握了一门技术,她的技术是写作的技术,她的劳动同样是技术性的劳动。从技术层面上讲,王安忆的劳动和所有匠人的劳动是对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石匠要把一块石头变成一盘磨,不可能靠突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他要一手持锤,一手持凿子,一凿子接一凿子往石头上凿。凿得有些累了,他停下来吸颗烟,或喝口水,再接着凿。他凿出来的节奏是匀速,丁丁丁丁,像音乐一样动听。我读王安忆的小说就是这样的感觉,她的叙述如同引领我们往一座风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缓,不慌不忙,不跳跃,不疲倦,不气喘,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上攀。我们偶尔会停一下,绝不是不想攀了,而是舍不得眼前的秀美风光,要把风光仔细领略一下。随着各种不同的景观不断展开,我们攀登的兴趣越来越高。当我们登上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终于登上她所建造的诗一样的小说山峰,我们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第三点,匠人的劳动是有构思的劳动,在动手之前就有了规划。比如一个木匠要把一块木头做成一架纺车,他看木头就不再是木头,而是看成了纺车,哪儿适合做翅子,哪儿适合做车轴,哪儿适合做摇把,他心中已经有了安排。他的一斧子一锯,都是奔心中的纺车而去。王安忆写每篇小说,事先也有规划。除了小说的结构,甚至连一篇小说要写多长,大致写多少个字,她几乎都心中有数。第四点,匠人的劳动是缜密的、讲究逻辑的劳动,也是理性的劳动。一把椅子或一口箱子的约定俗成,对一个木匠来说有一定的规定性,他不能胡乱来,不可违背逻辑,更不可能把椅子做成箱子,或把箱子做成椅子。在王安忆对我的一篇小说的分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逻辑的动力的说法,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还要讲究逻辑。此后,我又多次在她的文章里看到她对逻辑重要性的强调。在和张新颖的谈话里,她肯定地说:“生活的逻辑是很强大严密的,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逻辑是很重要的,做起来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你要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这是很严格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它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按着纪律推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
  以上四点,我试图用王安忆的劳动和作品阐释一下她的观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问题在于,工匠的劳动是不是保守的?机械的?死板的?墨守成规的?会不会影响感性的鲜活,情感的参与,灵感的暴发,无意识的发挥?一句话,工匠式的劳动是不是会拒绝神来之笔?我的看法是,一切创造都是从劳动中得来的,不劳动什么都没有。换句话说,写就是一切,只有在写的过程中,我们才会激活记忆,调动感情,启发灵感。只有在有意识的追求中,无意识的东西才会乘风而来。所谓神来之笔,都是艰苦劳动的结果,积之在平日,得之在俄顷。工匠式的劳动无非是把劳动提高了一个等级,它强调了劳动的技术性,操作性,审美性,严肃性,专业性和持恒性。这种劳动方式不但不保守,不机械,不死板,不墨守成规,恰恰是为了打破这些东西。王安忆的大量情感饱满、飞扬灵动的作品,证明着我的看法不是瞎说。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忆她凭什么那么能吃苦?如果说我能吃点苦,这比较容易理解。我生在贫苦家庭,从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难时期饿成了大头细脖子。长大成人后又种过地,打过石头,挖过煤,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我打下了受苦的底子,写作之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苦。如果我为写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细的人一定会骂我烧包。而安忆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家里连保姆都有。应该说安忆从小的生活是优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书看。就算她到安徽农村插过一段时间队,她母亲给她带的还有钱,那也算不上吃苦吧。可安忆后来表现出来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让我佩服。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写作,让我帮她租一间房子。那房子不算旧,居住所需的东西却缺东少西。没有椅子,我从我的办公室给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没有窗帘,我把办公室的窗帘取下来,给她的窗子挂上。房间里有一只暖瓶,却没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问了好几个营业员,都没有买到瓶塞。她只好另买了一只暖瓶。我和妻子给她送去了锅碗瓢盆勺,还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买了一些方便面,她的写作生活就开始了。屋里没有电视机,写作之余,她只能看看书,或到街上买一张隔天的《新民晚报》看看。屋里没有电话,那时移动电话尚未普及,她几乎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安忆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为了减少聚会,专心写作,她没有主动和朋友联系。她像是在“自讨苦吃”,或者说有意考验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她说她就是想尝试一下独处的写作方式,看看这种写作方式的效果如何。她写啊写啊,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中午,我偶尔给她送去一盒盒饭,她很快就把饭吃完了,吃完饭再接着写。她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我觉得她有些对不住自己。就这样,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写完了两部中篇小说。她之所以如此能吃苦,我还是从她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安忆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有评论家把她与别的作家比,她说她没有什么,她就是比别人对写作更喜欢一些。有人不是真正喜欢,也有人一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了,而她,始终如一地喜欢。她说:“我感到我喜欢写,别的我就没觉得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就这点不同:写作是一种乐趣,我是从小就觉得写作是种乐趣,没有改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写作是安忆的主要生活方式,她对写作的热爱和热情,是她的主要感情,同时,写作也是她获得幸福和快乐的主要源泉。安忆得到的快乐是想象和创造的快乐。一个世界本来不存在,经过她的想象和创造,平地起楼似的,就存在了,而且又是那么具体,那么真实,那么美好,由此她得到莫大的快乐和享受。与得到的快乐和享受相比,她受点儿苦就不算什么了。相反,受点儿苦仿佛增加了快乐的分量,使快乐有了更多的附加值。
  王安忆这样热爱写作,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她不写会怎样?或者说不让她写了会怎样?1997年夏天,我和王安忆、刘恒我们三家一块去了一趟五台山,后来我一直想约他们两个到河南看看。王安忆没去过中岳嵩山的少林寺,也没看过洛阳的龙门石窟,她很想去看看。2008年9月中旬,我终于跟河南有关方面说好了,由他们负责接待我们。我给王安忆打电话时,她没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电话。我说了请他们一块儿去河南,李章说:“安忆刚从外地回来,她该写东西了。”李章又说:“安忆跟你一样,不写东西不行。”我?我不写东西不行吗?我可比不上王安忆,我玩心大,人家一叫我外出采风,那个地方我又没去过,我就跟人家走了。我对李章说,我跟刘恒已经约好了,让李章好好跟安忆说说,还是一块儿去吧。我说我对安忆有承诺,如果她去不成河南,我的承诺就不能实现。李章说,等安忆一回来,他就跟她说。第二天我给安忆打电话,她到底还是放弃了河南之行。安忆是有主意的人,她一旦打定了主意,任何劝说都是无用的。为了写作,王安忆放弃了很多活动。不但在众多采风活动中看不到她的身影,就连她得了一些文学奖,她都不去参加颁奖会。2001年12月,王安忆刚当选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时,她一时有些惶恐,甚至觉得当作协主席是一步险棋。她担心这一职务会占用她的时间,分散她的精力,影响她的写作。她确实看到了,一些同辈的作家当上这主席那主席后,作品数量大大减少,她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她说她还要坚持写作,因为写作是她的第一生活,也是她比较能胜任的工作,假若没有写作,她这个人便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当上作协主席的第一年,她抓时间抓得特别紧,写东西也比往年多,几乎有些拼命的意思。当成果证明当主席并没有耽误写作时,她似乎才松了一口气。我估计,王安忆每天给自己规定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完成了任务,她就心情愉悦,看天天高,看云云淡,吃饭饭香,睡觉觉美。就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自己对自己有了交代,看电视就能够定下心来,看得进去。要是完不成任务呢,她会觉得很难受,诸事无心,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作为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义务的作家,王安忆有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本打算坐下来写作,却被别的事情干扰了,这时她的心情会很糟糕,好像整个人生都虚度了一样。人说发展是硬道理,对王安忆来说,写作才是硬道理,不写作就没有道理。在我所看到的有限的对古今中外的作家介绍里,就对写作的热爱程度而言,王安忆有点像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把写作看成正常的状态,不写作就是非正常状态,就是平庸的状态。托尔斯泰在一则日记里提到,因为生病,他一星期没能写作。他骂自己无聊,懒惰,说一个精神高贵的人不容许自己这么长时间处于平庸状态。和我们中国的作家相比,就思想劳作的勤奋和强度而言,王安忆有点像鲁迅。鲁迅先生长期在上海写作,王安忆在上海写作的时间比鲁迅还要长,而且王安忆的写作还将继续下去。王安忆跟我说过,中国的作家,鲁迅的作品是最好的,她最爱读鲁迅。王安忆继承了鲁迅的刻苦,耐劳,也继承了鲁迅的思想精神。王安忆通过自己的思想劳作,不断发出与众不同的清醒的声音。写作是王安忆的第一需要,也是她生命的根基,如果不让她写作,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做这样的假设为好。
  写作是王安忆的精神运动,也是身体运动;是心理需要,也是生理需要。她说写作对人的身体有好处,经常写作就身体健康,血流通畅,神清气爽,连气色都好了。她说你看,经常写作的人很少患老年痴呆症的,而且多数比较长寿。否则的话,就心情焦躁,精神委顿,对身体不利。我不止一次听她说过,写作这个东西对体力也有要求,体力不好写作很难持久。她以苏童和迟子建为例,说他们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身体比较壮实,好像食量也比较大,精力旺盛,元气充沛。我很赞同安忆的说法,并且与她有着相同的体会。我想不论是精神运动,还是身体运动,其实都是血液的运动。写作时大脑需要氧气,而源源不断供给大脑氧气的就是血液。大脑需要的氧气多,运载氧气的血液就得多拉快跑,保证供应。血流加快了,等于促进了人体内的血液循环,对人的健康当然有好处。
  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我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安忆的写作,写作,没有涉及到她的作品,没有具体评论她的任何一篇小说。我的理论水平比较低,没有评论她作品的能力,这点儿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一个高人评论一个低人的小说,一不小心就把低人的小说评高了。而一个低人评论一个高人的小说呢,哪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评仍然达不到高人的小说水平应有的高度。王安忆的小说都是心灵化的,她的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心理的时间内,似乎已经脱离了尘世的时间。她在心灵深处走得又那么远,很少有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别说是我了,连一些评论家都很少评论她的小说。在文坛,大家公认王安忆的小说越写越好,王安忆现在是真正的孤独,真正的曲高和寡。有一次朋友们聚会喝酒,莫言、刘震云、王朔纷纷跟王安忆开玩笑。王朔说:“安忆,我们就不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一直写得那么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远了,连个比翼齐飞的都没有,你不觉得孤单吗!”王安忆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不不不。不知怎么又说到冰心,说冰心在文坛有不少干儿子。震云对王安忆说:“安忆,等你成了安忆老人的时候,你的干儿子比冰心还要多。”我看王安忆更不好意思了,她笑着说:“你们不要乱说,不要跟我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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