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
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
（杜甫《独酌成诗》）
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受惠于——一个里外有别的空间在附近：既可以把诗装进其中，又可以从这里借到智慧与惯例，将诗的叙述进程也空间化。灯花在里，兵戈在外，或者说，灯花在眼前，位于此时此刻，而兵戈虽言之“犹在眼”，却已遥隔千里，乃过去发生的国情，是一种与灯花的近观遥相呼应的远景。很明显这种遐迩之间的呼应为这首诗的结构不明显地奉献了余热。也可说，对于苛刻的读者而言，读出这番远近对比只能算是深入阅读的预热阶段。
灯花意味着诗的端倪，离“诗成”——这一首诗的真正完成、墨痕已干——还有一套工艺流程所需的时间与心理距离。选用灯花来开启一次自我形象的塑造流程，就好像黑暗中突现一个亮光，似乎已经表明他心中有数，对诗的进度有一个大致的预判，至少他已肯定这一次在灯花的牵动之下能促成一首诗的兑现。这里有一个决心层面的考虑。总得写首诗交代一下独酌如何从连续的生活场景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例外——仿佛这是对付独酌局面应有的办法。
但独酌并不是对友谊的迟至有所抱怨。他有能力从独酌中找到欢乐。但又了解这种个人的欢乐局面放在读者可以窥探到的——进而是分享到的——境地是略微不妥当的，这也就是这首诗末尾为何言及一丝愧疚的缘由。在对独酌可以成就一首诗的预判之中，他还谈到了在早先一些“诗成”状况中的心得：“觉有神”（既是对写作过程中如有神助的交代，也是对神奇的写作效果的坐实）。也就是说，在诗的第四行提到的那个关于诗写完之后的感受，其实并不是这首诗带给他的惟一性体会，而是在谈论一种既有经验，在上一次或上上次饮酒后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不错，犹如巧妙接住了诗神抛出的诱饵。但这种觉得神灵附体的感受，除了也可能是在对这首诗写成后收成方面的预测之外，还有另一个可能是：饮酒之后，若是能写出一首像样子的诗，那就成了——那就得到了安慰，因而会觉得自己好歹有那么一个机会能成为诗神眷顾的赤子。
凭他的经验，喝点小酒后写一首诗，这并非难事；写一首好诗，也不是不可能。但问题是，这种神灵活现的诗、这种独酌的产物能否对本人所处的糟糕现实起到一些化解作用？神仙也救不了深陷兵燹之灾的百姓，后代读者于此隐约见到诗不可能阻止一辆坦克的早期预言。这种对诗的作用的两分法——忽高忽低，忽强忽弱——确实在独酌的进程中各自承包了诗人的用心。实际上，他并不担心秀才遇到兵时的束手无策，而是考虑自己的舞台太小，眼看着只能依靠诗来做无望的自赎，难免一下子就碰见了不知好歹的酒神，卸不了内心的负担。儒术既包括诗艺，但也可以作为诗的对立面，或者说，诗是儒术无能时的最后补救措施。
诗中有“有”，却不见儒术奏效。浊酒之外的水深火热是对复数形式的“我”的裹挟，形势逼人，乃至于独酌的情境已显得不伦不类，变成了“我”的现实的反面情况，一种不适与不实的自我形象在酒面上荡漾。酒，曾是那中介，割断了奉承与承担，但它终将与灯花一样，不会成为诗之主题：他决不在诗中谈论借酒浇愁的诸多益处，或者认为饮酒作乐已是衰败人生的不二选择。他抑制了酒分子的骚扰，没有把自己当做酒徒，与酒的关系若即若离，并最终自称酒的客人，避免了与酒神的拜把子交易。于是，诗，才是惟一的中介：事情的端绪与收场的中介、自我与外我的中介、神力与庸常乏力的中介、有与无的中介。
在自责儒术的无能之际，还包括对救国纲领的认真探索，谋身的题外话很容易隐射到谋国，这也才有微官缚人的微观感受与宏观概述。自身也成了无能分子，成为无力的一份子，还在这边喝酒，还在酒后作诗，只怕会被农夫村姑看到，被一种正当的误解与谴责而陷酒、诗、儒这三样事物于万劫不复、名誉统统扫地。好不容易有一些醉意，却又理智地控制住，神力无边但不致无度，最终在低头的自我形象中质疑了“啸傲东轩下”的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