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兄：
你好！来信收到。关于诗与神秘的关系，我的理解是，“神秘”意味着未解之谜，也即在底蕴和可能性方面总有未知的气息，而从追求者（诗人）的角度看，说自己所热衷和痴迷的对象是神秘的，往往意味着自己无能的处境，要么在心智上没能理解对象的全貌，要么在具体实践中还只能完成一部分探索工作。如此说来，我承认诗有那么一点神秘感。但神秘还有另外的所在，比如一位诗人与诗的友谊，这个关系就是神秘的，或可说二者之间存在神秘的友谊。应当说，“神秘”只是诗的一个修饰，而不是唯一的特征，所以，也犯不着去争一个高低。有的诗人觉得神秘，有的则觉得是一杯白开水，有的诗人这个时候觉得如有神助，在那个时候却责怪神秘的诗神从不两肋插刀。想想看，有时我们会突然觉得母亲的忧伤是神秘的，那不就是一首诗的面貌吗？从诗学观念上看，“是”这个词的考察也是值得深入的，我们不应只停留在一个观点的坚守和表达上，还要反思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断言算不算给诗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不应被“是”或“不是”这一类的句法结构迷惑才好。
你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位诗人的面貌呈现给不懂诗的同事，并“引来一阵窃笑”，这就是诗所面临的现实境况之一。“窃笑”是容易的，谁都可对某人不屑一顾，但关于“窃笑”的自我反思是困难的，很明显，这种“窃笑”的展露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环境来看，是毫无力量的，也有些轻浮，并不能构成对诗或诗人沉重的一击。可见，你是勇敢而坦率的，能够对外人直言自我与诗的相互钟情，由于诗所具备的能力犹在，一个人说自己钟情于剪纸艺术所诱发的令人不解的程度显然弱于诗，诗在众人的窃笑或作者的讪笑中，其实已显露出其神秘莫测的属性，简言之，芸芸众生中总有一些人一辈子都与文学滋味无关。这是怪可惜的。但我们爱莫能助。我们在看待自己当下处境时最好有一种历史意识，譬如，回顾我们的文明进程，富人和诗人的价值明显是不同的，我们确实有必要有一种对财富的正当的态度，以免反复被某种外在的、野蛮的尺度所干扰。既然选择了诗或被诗神选中，我们就只能干好这一件事，能力有限，韶华有限，没什么坐立不安的，甚至我们因肩负的独特使命而应感到自豪。一个人因为写作顿然跟古往今来的先贤有所联系，这件事实在太神秘太美妙了，我们应懂得珍惜这份良缘。关于这一点，或关于文学的使命，我曾在莫里斯·布朗肖《卡夫卡与文学》一文中找到教诲。
来信中提到的“介于两者的失败中”，令我动容。但我不觉得一位健在的诗人是“失败”的，衡量一位作者价值的标准往往来自身后，有生之年的失败感是正常的，卡夫卡也觉得自己某些方面挺失败的，杜甫也会觉得自己在仕途上没取得成功，我的建议是，“失败”造成的影响，我们作为当事人要取其积极方面，而尽可能不被其副作用所伤及。当然，除了某种谦逊的涵义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就新诗创作而言，我们作为一个作者是否全力以赴，是否方法得当，是否接续了早期文明烟火，也即观察我们何以失败的成因。牵绊何其多也，若我辈再不集中注意力，做好天赋所在之事，只怕真的彻底地输掉了人生这盘棋。所以，就我而言，摒弃外在噪音，专攻诗学，多读多看多写，给旁人一种纯粹为诗的印象也罢，牺牲了其他方面的出路也好，我都觉得很值。从人的本质需求出发，我庆幸自己是一位诗人。这种并不值得炫耀的、平静的身份确认，使我视杜甫为自己人，视莎士比亚为同路人，能跟早期杰出诗人在精神上联系起来，这就是值得度过的生涯。虽不能预估自己最后进化为一个怎样的作者，但不勤勉为之，则机会更少，所以，四十岁之后，已无其他退路，就选中诗学这条路走到底。想想看，这种决定不也有神秘的气息吗？另外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写作与交流的方式中多出互联网这个无边平台了，无论是查阅资料、求助于同仁，还是用指关节写作与用电邮及时交流，都极为便利。写一首诗的成本较低（只需六分之一度电），但养护诗之元气则需我辈倾注所有。诗歌王国人杰地灵，我辈切莫犹豫，尽可纵横四海，大干一番。但如果只是利用诗来作为一个出气筒，宣泄一下而已，发一顿文雅的牢骚，那么，诗就很容易枯竭，作为一个作者的人和诗的关系渐渐会变得乏味，我不建议你停留在对诗的这个用处的迷恋中。我们看似乏味的生活场景，我们看似不成功的人生遭遇，熟人们的窃笑、无人主动来谈论自己的作品……凡此种种都可转化为诗的素材，而尽可能减少某种幽怨带给我们心智上的蒙蔽。我现在依然觉得艺无止境，只有通过完善自己，才能过得更踏实。所以说，当听到一位诗人以诗为志业，我并不会窃笑，而是关切其作品，看他是否是行动的矮子；在一切关于诗的想象中，我们这个民族幸好有杜甫的存在，他已经为我们演绎了剪断愁丝的种种方法。诗人的头顶上是否有金色的光环，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十年后做一个更出色的、更通情达理的诗人；光环是一种内在荣誉感，其实无需外人加冕，我们每个人心知肚明：我们干得出色，我们就配得上那光环。
木朵
201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