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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耿占春:过时的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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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0-19  

耿占春:过时的人文学科?




  虽然写作已经商业化了,可是一个写作者仍然可以对写作充满兴致:假如你并不过分幻想思想的无限能量,就不会感到特别的失望,有时还可以体会到充分的乐趣。再说,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总能遇见几个喜欢它的人。而那些不喜欢它的人就在双方的浑然不觉中各走各的了。你可以在书房里继续保持写作所需要的信心。但做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情况就不那么幸运了。你必须面对那些压根儿就对文学不屑一顾的年轻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当过“文学青年”。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要上中文系。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每班四十个人中报考中文系的不过五六人。学生对文科的选择大多是经济和法律,只不过现行的招生制度把他们调剂到中文系。为了拿一个本科文凭他们还是来了。在失望之际,他们中超过一半的学生不愿意办学校图书馆的借书证。他们进入学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转系,家境好一些的学生愿意拿出两万或更多的钱转入经济、法律专业。我也认为他们这样做从个人来说甚至是对的。
  第一节课,一个新生提出的问题是:“老师,上中文系我们将来能赚到大钱吗?”我知道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事实上,在市场竞争和商业化的时代,一个读了中文系的学生无疑是等于承认:“我失败了。”因为读文学等于失去了进行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格。
  在市场经济时代,做一个文学教师常常使我深感内疚,因为我不仅没有给予人以生存技能,反而使人更加无能化:至少在经济世界里显得如此。还因为就这些大多是底层出身的青年人而言,他们个人生活所需要的是如何具有一种技能去适应未来的经济社会,而不是形成他们的不适应性,并把这种不适应发展成人文学科的批判意识。就理想的情况而言,能否使他们有能力立足于社会,而又保持人文学科教育所特有的批评意识?
  想起“文革”结束后我们考学那会儿,中文系是那么令人羡慕。连想都没想就报了中文系。那时人们有压抑过久的心事要抒发,感情的宣泄与表达的冲动唤醒了社会与个人的活力。对一个长期遭受深刻创伤的社会来说,文学是康复的良药。文学在文科学生甚至全社会的心目中都意味着对痛苦的抚慰、复苏的良知,象征着自由与希望。除了这种社会精神氛围,那时的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无论什么人读了什么专业,社会(政府)都会照单全收。尤其读中文系的,大部分进入了政府机构,即使那些愿意进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机构的,也一律是“国家干部”。直到不久前,大学生在政府机构内的充分就业也还不是问题,很少会流入社会(在市场化之前,这是一个没有充分发育的社会)。大学的招考与分配,基本上是科举制度的现代形式。
  除此而外,人文学科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政府的性质是意识形态的,即使是一个革命政权在这一点上也和传统社会中的政府性质有近似之处:他们都密切关心着社会主要价值秩序,他们关切社会道德价值和社会伦理规范胜过对稻粮谋的关心。至少在理论上,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的道德修行关系着权力、王朝和社稷的安危。他们都认为自己在进行着的是道德统治。因而,他们与文史哲学科与学者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共同语言。即使他们之间产生重大分歧与冲突,也还是人文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他们即使把对方视为敌人时也高估与看重对方。美国作家菲力普·罗斯曾经对一个东欧作家说他因此非常羡慕革命政权下不自由的作家。在历史上,无论传统的统治者还是当了权的革命家都不怎么愿意去关心商人的问题,不愿意去讨论利益问题。然而现代经济社会的政府从人文的或意识形态性质变成了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具有公司的性质。而政府人员越来越多地要求经营管理身份。那些惯于写作道德文章的文人、那些主要关心社会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从权力场中逐步淡出或退出舞台,让位于著名的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出身的经济技术人员。
  与现代社会、与政府性质的变化相关的是教育的功能与制度性的变化。与传统社会及政府形式相一致,传统教育的性质主要是人文教育或文科。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史子集,特别是四书五经,是一个学生的主要功课。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君子乃至圣贤,它既为统治集团提供官吏,也为社会创造一种文化价值、价值等级及其秩序。在欧洲传统的大学主修的是古典学(希腊文与拉丁文)、神学与法学(这也是与宗教有关的学问)。在美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大学还主要被神学家、法学家和古典学者所占据。大学是培养学者和绅士的地方。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有了许多发明创造,但大多是个人行为,他们靠自己的遗产和个人才智在简陋的条件下从事各种各样的技术发明。但这些知识、发明和创造还没有被大学所接纳并且使这些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形式充分制度化。也没有被这些技术发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所吸引。大学仍然保持着对超越物质的社会主要文化价值和对真理的诉求。这种情况在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以来,被迅速地改变着。在今天的世界上,虽然综合性大学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学科,比如文史哲这些科目或院系,但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大学内它们已经是极为边缘化的学科了:无论教育资金的投入,教师的科研经费、奖金还是学生的就业范围都是极为有限的。
  大学在当今社会,不再是培养君子、绅士或教士、官吏和人文学者的地方;对社会来说,教育被具体地看作培养有某种技能、受过职业规范训练的人力资源的地方。对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来说,受教育也不是为了培养个人的修养而是为了掌握谋生的技能。受教育的根本含义在于就业之前的必要的职业与技能培训。在个人和社会的心目中,某种教育资历与未来的某种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了一种规范。至少,专业资格是具体的职业资格的一个前提条件。
  教育体系已设置了某种内部机制,保证把某种专业学习与某个具体的职业目标联系起来,以便学而致用。教育体系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实用知识分支,就文科而言,市场所需要的经济、法律和管理院系开始取得对传统的文科的绝对优势。1990年代以来,除了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校及院系设置,从传统的文科或从文史哲学院分化出更加实用的一些院系:传播学院、商学院、旅游学院等,它们已经替代了文史哲院系。在许多综合性大学历史与哲学院系已不存在,而文学院或中文系,在社会与教育之间没有成文的契约中则似乎倾向于成为培养文秘的专业。现代大学教育正在从对知识与真理的非功利性的探索、从纯学术的和非功利性的学科,转向有直接经济效益的、接近于职业培训的学科。教育成为经济社会的一环,或者成为市场的一个环节。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调整自己的模式、设定目标以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通过研究那些可以出售的技术专利,和造就一支能够适应经济技术迅速变化的人力资源或劳动大军,教育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教育成了资本投入与利润产出的一环。这种教育体系难以顾及到对处于接受教育的一方所产生的人文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缺少人文价值关怀、人文思想与历史意识所造成的困境,以及人文思想从国家的权力场以及从那些决定人类事务的决策者视野中的消失所带来的隐患与深远的影响。
  大学教育的早期传统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修养与才智,今天对于接受教育的个人而言,受教育再也不是接受什么知识修养和素质培养,而是为了掌握各种各样的谋生技能。受教育是个人和家庭所做的个人投资。教育成本的私有化使他们更加迫切地考虑到未来的获益。如果接受某种专业技能的培训是获得特定职业的资本,花钱受教育就只不过是花钱买到进入人力市场的资历凭证。不仅仅是普通本科教育,即使最高的教育资历或博士学位,也并不意味着一种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广泛的知识熏陶,而是拥有某种专门技能的人,是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与技师。就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素质而言,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并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为增强,但在面临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重大问题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则显然有些低能。因为,他们“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刘易斯·科塞)。
  虽然我所面对的文科学生并没有对文明的性质或现代教育的变迁做过理论思考,但无疑他们的直觉是对的。对文科特别是对文史哲的轻视,这是青年人面对社会经济剧烈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个孩子可以暂时不计功利地读几首唐诗宋词和安徒生童话,或学几天钢琴,以提高个人的素质。即使如此,他们也还面临着升学考试的极大压力。而上大学,几乎就成了一种就业培训。对经济社会来说,与传统文明相反,它需要一个人的技能而不是良好的修养。“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近现代社会里因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而陷入贫困的文学经验,对他们来说需要从实际的处境而不是从文学浪漫主义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估。文科毕业生在经济社会的边缘化而处于不利地位的谋生之道使他们印象深刻。进入大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投资已经做出,这是为追求就业与获利的投资。这一事实不能不让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是否能够零售出去或一揽子卖出去提出疑问,进入中文系这一现实与他们原先对自己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之间的极大差异,使他们需要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做出重新评估,或者至少,做出情绪上不适的反应。事实上,青年人无法仅仅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对知识做出选择,他们必须依据被社会选择时的价值尺度来积累知识。当然,名牌大学的文学院仍然可能把为数不多的、在学习与就业之间有一个缓冲阶段或不那么急切地进入劳动市场的文学爱好者(除了少数之外,他们的家庭背景应属于有钱或有闲阶层)吸纳进来。对普通大学的文学院来说,它所接受的更多的是急于学习就业技能、而又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的人。
  在讲台上面对他们,说实话,我不知如何是好。对他人滔滔不绝地谈论别人不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于做人的一般道德、还是我的个人习惯都不相符合。但在五十分钟之内,我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就是这样,我在个人书房与中文系讲台之间的错位中生活。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失败感或受挫感的原因。他们还应该放弃哪些幻想。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学已经不是知识,凡与经济无关的知识已经不能算是知识。在信息化的时代,文学也不是信息。传统的文科,文史哲所传授的知识都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它们很难转换为商品。文学也不是一种技能。讲授计算机或土木工程的教师,四年下来会把一种技能、一种谋生的工具放在学生的手中。讲授经济、贸易和法律知识的,会向学生传授未来生活或进入社会后的一些职业规范。这些工艺技能与职业规范都是有用的东西,它们会受到经济社会的雇佣。它们是可以商品化的东西,可以出售、交换。四年下来,学生就成为一个准专家,就获得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入场券。学习经济与法律专业,意味着你有资格进入国家或大企业的管理层或有能力自己办公司。那么,在这个经济社会里,我能够给予学生的不是这些,我没有什么技能放进学生手中。通过文学,我只能把一些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见解放进你心里,把一些更加复杂的观念、情感,更为敏锐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同情的能力放进你的心里。文学最终是让人学着“做一个敏感的人”(希尼),让你更“哈姆雷特化”。由于敏锐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你成了人类观念与情感领域内的敏感的触觉,并具有对这些感触加以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甚至是不计功利或不顾后果的。我们都知道一些伟大作家的名字,他们是为文学而生,而不是靠文学生活的人。相反,你们知道没有人愿意为经济、贸易或法学而生,他们是靠他们的专业而生活的。
  当然,如果你生逢其时,你的这些观念与情感,也许会通过一些渠道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就是文学或学习文学的人所能做的。但在今天,使自己成为一个敏感的人,首先影响的是你自己的生活。一个有着复杂的感念的人,一个内心世界更加丰富的人,一个充满同情心与敏感性的人,对残酷的生存竞争尤其不利。他会更难适应世界。他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充满痛苦与游移不决。他会避开行动、权利与利益的急迫性,转而去思考人性的善恶或一些哲学问题。他会避开如何使行动成功这样的技术问题,而去思考行动的道德前提。这无疑等于在现实世界自甘失败。但这些人无疑又是人类社会的敏锐的触觉,是它的感知与思想系统。
  “那么,学文学最大的出息是什么?”面对学生如此坦率的问题,我必须说:学习文学,你与心目中最大的出息或最大的权力可能无缘了。做一个文人的其他可能性,那要看你生活在什么时代。在大唐一首诗歌写得漂亮就能中进士,科举考试一篇文章写得好就成为天子门生,加官进爵。从另一种相反的文人类型来说——说这些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幻想,而是知道什么是世事变迁——美国的开国元勋也同样是文科出身。近现代中国历史性的人物,几乎都是学文科出身。晚清以来的革命家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人、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那一代人不用说了。建立新政权的一代人几乎差不多都是文人或诗人。这些革命家之所以改造世界,是因为他们不适应不满意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同情心和想象力,以及他们对历史哲学与社会伦理问题的理念与现行制度不同。他们是把历史想象力与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的一代人。不同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他们彼此完全不同的理念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按照他们的社会理念来改造社会。赋予文化人的理念以能动性与革命性。有一个事实是,除了怀有社会历史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之外,无论俄国或中国的革命,都吸引了一大批没有接到案子的律师、没有学生的师范毕业生、没有患者就医的医生、没有权力的政治家等等这类人,换句话说,他们拥有了教育资历与职业资格,但在买卖场上无人雇佣,他们手中的凭证是无法兑换的空头支票。即使在今天或以后的市场上,教育资历与职业之间的供求关系也不会总是令人满意。社会也不会凡具有教育资历的都有能力照单全收。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手中的教育资历凭证变成空头支票,他们也还会变成新的反市场化因素或“革命”因素。
  但在今天,随着革命的理念及其制度化现实在东半球的破产,随着合理化或全球化进程,一个人文学者或文学家不可能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变成革命家了。一个文人也不能把他的理念与想象力赋予革命的特点,赋予想象力与理念道德含义或社会革命内涵无疑都已经失效了。文学想象力与文学理念所包含的拯救世界的真理已经过了历史有效期。举个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大学生拉斯克尔尼可夫,他砸了一个放高利贷者的脑袋,企图用这些钱救济那些善良的穷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是世俗的正义与宗教的罪恶之间的冲突;他的行为与理念如果在稍后的1918年之后,在列宁领导的队伍中就会成为一个革命者。而今,这个行为与理念就是刑事犯罪,而不具有任何革命的意义。
  说白了,今天一个文人只能赋予他的想象力与理念、情感与敏感性以商业价值或商品含义。说文学不是商品,只是相对而言。这样说并不是说文学写作完全不能商品化,或完全不能进入市场。事实上,商业化的写作早已存在了。用文学来卖钱的人也成了一个行业,随着出版业和大众传媒的出现,写作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环节。可是正因为文学写作成了文化产业的一个环节,文学写作日益失去其自主性和独立的文学品格。在文学作品变成商品的市场逻辑中,存在着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布尔迪厄),或一种颠倒的经济规律。在经济世界,商品越好越卖钱,而文学作品变成商品时恰恰相反。十九世纪,福楼拜就认识了这种新经济的原则:“当你不迎合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就不给你钱是很正当的。这就是政治经济。”福楼拜说,一部名副其实的、认认真真完成的艺术品是不可估价的,但又没有商业价值,不能卖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诗人不能用他们呕心沥血之作卖钱,但可以替人写悼文、碑铭或帮人写状纸换些银子。福楼拜替文学家说出了肺腑之言:“人越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得到的收益就越小。我即使在断头台上也坚持这条公理。我们是奢侈的做工者;但没有人富到能付得起我们钱。当人们想用笔来赚钱的时候,就该从事新闻这一行,写连载小说或写剧本。”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对福楼拜的忠告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补充,他只是更加真确了。
  无论是获取金钱还是攫取某种权力,学文科的人最大的出息是在媒体领域。新闻传播媒介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第四权力”。在合理化、科层化的现代社会,一个文人与立法者无缘了,进入司法与行政行业的希望也很渺茫。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操纵的是舆论。他可以在舆论界传播自己的理念。用自己的理念、观念或信仰直接应用于社会或改造世界的时刻消失了。在某些公共认同(或只被权力者认同)的理念已经制度化并且被合法化了的社会中,除了个人生活领域之外,制度化的理念之外的个人理念,文人阶层的理念的作用已经十分微弱。在文人的社会历史理念与立法权之间,产生了遥远的距离,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或在革命的历史时期,文人的社会理念可以直接操纵行政权力,或通过暴力争夺立法权。在现代社会,在非制度化的理念与立法权之间,隔着重重官僚制度及其程序。而这个迷宫般的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合理化与科层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用理念影响官僚制度的空间并没有多大的余地。这是美国当代作家菲力普·罗斯所感叹的:在一个民主的又是官僚化的社会里,你可以表达任何言论与理念,但就是没有用处,甚至也没有人愿意听。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媒体的严肃面孔和社会批判的面具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如同整个人文学科的性质在产生变化一样,传播媒介现在开始扮演喜剧化角色,它已经不是一个远离权力 的批判的先知,而是一个远离权力的宫廷弄臣,是一个开心逗乐的角色。现代社会把这种娱乐功能变成了文化产业。不管怎么样,现在毕竟是一个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文科出身仍然是传播媒介所需要的进身之阶。现代传播媒介的存在会产生大批的“准知识分子” 或“媒介人”。他们与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严肃的批判身份相反,准知识分子与媒介人与变成娱乐行业的演艺圈的功能相似,他们为人们(消费者)提供心理慰藉、休闲的方式和开心的时光。帮助人们打发工作之外的生活。从高深或肤浅的智慧的快乐、情感游戏、幻想的激情宣泄到越来越多的“多重感官崇拜”活动(波德莱尔)。准知识分子就像娱乐圈的氛围一样,是制造快乐梦幻的工厂,是心理或精神鸦片的制造者与批发零售商。事实上,戏谑、快感与娱乐的提供与严肃的精神追求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事实的两面。就像宗教具有苦行与乐修两种方式一样,人文主义本来就有两副面孔。至于是帮助制造青年反抗性的文化还是帮助制造青年享乐性的文化,要看目前的市场行情而定了。这也许就是学文科的行为空间或可能获得最大出息的领域了。如果“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使他们的情感游戏、激情幻想与多重感官崇拜,适应于消费社会与享乐性文化,那还是有大赚头的。文科知识好像过时了,但文学的想象力找到了新的用途。一个文科学生就像现在的写作那样,失去的是严肃的批评意识,甚至失去教养,变得轻松有趣。帮助制造一种快乐而幼稚的社会心理,这是不是文科的一条出路?
  但如果一个人具有历史意识,或意识到文明变迁并且懂得社会历史总是处于变迁之中,从而不把目前的现实看作最后状况或永恒的常态,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形成具有批评性的理念,文科就仍然是“有用”的。文科学生仍然可以继续做一个“理念人”或价值观念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可以继续做一个为理念贫困的时代提供各种各样的理念的人。它意味着为总是面临问题与困境的人类社会提供新的可能性。它还意味着对生活与历史的敏感、记忆、思索,以及对这一切的理解、表达与沟通。就今天的人类状况而言,在暴力与技术以及信息合作上演的一幕幕悲剧之中,人文思想充当了沉默而悲伤的观众。对现代大众传媒来说,似乎无论人文学者说了什么都是一种沉默。似乎人文学科的用途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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